第3版()
专栏：
刘导生委员说
要改变保护落后的政策
刘导生委员说，这次会议公布了财政上的赤字，公布了对政府的批评，这说明是对人民负责，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稳固的、有力量的，也说明了我们改正缺点错误的决心。过去，很多问题都包在那里，讲空话、大话，实际上也骗不了人。我们北京组，也要联系北京的问题。北京市有许多政策是在保护落后。如吃菜问题，冬天的大柿子椒，北京产的卖七角一斤，从南方买进来四角一斤，也要抬高价格卖七角；北京的梨收购价是每斤一角二分，河北的雪花梨买进来是每斤八分，市场上却一律拉平卖二角五分。这就是保护落后。北京牌手表北京人不喜欢，就拿到西北去卖，为什么不研究改进？这种做法还是在保护落后。就连吃点心，大家也愿吃上海的，不愿吃北京的。许多产品是生产与消费者不见面，只顾数量，不管质量，卖不出去，就积压在仓库里。这类问题再不调整、不改革，没法过下去。反官僚主义要从制度上改革，各级领导体制层次太多，工作效率远远不如过去，人越多效率越低。十三陵建一个厕所费很大劲，建成后又没人管。密云水库是四家领导，下边的同志反映，四个婆婆难办事。
第3版()
专栏：
喻缦云委员说
北京市的很多工作没人抓
喻缦云委员说，北京市很多工作落后于全国，不少工作没有人抓。一是交通问题。从丰台到市里过去行车二十多分钟，现在要走一个小时，红绿灯太多了。东单、西单太拥挤，建议搞个转盘道，也花不了多少钱。二是污染严重。每天早上城市上空四面八方都是黑烟，空气严重污染。万寿路旁边有条臭水沟，化工厂的有害污水排在里面，农民却用这水浇菜，并把污染的蔬菜卖给群众。三是蔬菜问题。北京市有不少郊区县种植蔬菜，按理说应该供应得很好。北京城里不过四、五百万人，为什么蔬菜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队越排越长？北京市的领导应该关心群众生活，为什么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希望北京市的领导多在市里转一转，认真作些调查研究，对上述问题尽快给予解决。
第3版()
专栏：
李运昌委员说
大寨的教训要吸取
李运昌委员说，我去过好几个县，有人对我说，大寨是用国家的钱培养起来的，我们学不了。大寨造小平原，化工部给炸药；昔阳县招待所是省里投资建的，但收入归大寨；大寨运输力缺乏，山西省军区派车无偿运输，这样还说不花国家一分钱，是弄虚作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昔阳、大寨一些人公开顶着干，流毒很深。山西人少，土地多，为什么粮食过不了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把大寨拔高，是他们自己给这面旗子上抹了黑。一个典型无止境地拔高，就脱离群众，就没有营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第3版()
专栏：
吴江、周扬、徐四民、林一心委员谈
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吴江委员说，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目标明确，意义重大，抓住了改革国家制度的关键性问题。封建遗毒是当前官僚主义和其它许多不良倾向的思想根源之一，当然要反对。但反对封建遗毒的口号现在首先要为反对官僚主义服务。改革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口号，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
周扬委员说，当前反对官僚主义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不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好象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反对他们。我们一些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手里有权，地位很高，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落后、充分的民主监督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很容易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要研究如何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实践证明，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立场出发，反对官僚主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是有害的。
周扬委员说，要真正反对官僚主义，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对干部的任免、监督权，对干部一定要赏罚分明。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不仅要稳重，而且要坚决。对于违法乱纪、不称职的干部，该换的一定要换，该降的一定要降，该撤的一定要撤，该办的一定要办。现在干部犯了错误，调换个地方了事，不仅不受处分，而且还要高升，对此群众是很有意见的。有的地方只换了第一把手和少数几个领导人，但下面还是盘根错节，动不了，问题很大，许多权力还掌握在“四人帮”那条路线的拥护者手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反不了，四化建设发展不了。
徐四民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反对官僚主义时只讲它是一种历史悠久、陈旧的社会现象，没有指出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一言堂、家长制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我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或叫官治，都是封建主义的表现。领袖的讲话如同圣旨，金科玉律，下面不能提意见。为了搞好国家，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必须也反对封建主义。
林一心委员说，克服官僚主义，一是端正思想作风，二是改革必要的制度。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生活在人民之中。战争年代，脱离了群众，就要脑袋搬家。现在当了官，有了权，就不要群众了。有些人对提意见的群众打击报复，揪人家辫子，没有辫子也要揪几根头发。反右斗争中就有这种情况。我看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少是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搞好党风，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归侨组的许多委员建议，要彻底改革警卫制度。他们说国务院各部、委警卫森严，群众无法进“衙门”，见不到“官”。有些企业单位（如民航）和群众团体也设门卫，这也没有必要，建议撤销不必要的门卫。领导人到基层单位去也不要前呼后拥，要从制度上改掉才行，否则同群众的关系会更疏远。
第3版()
专栏：
彭迪先委员说
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彭迪先委员说，早在1957年就提出反对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至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反而越来越严重。具体地讲，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一方面是中央集权过多由来已久，上面统得太多、卡得太死，下面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是下面掌权的人权力也太大，往往是党委书记忙得要死，工作抓不到点子上。实际上任何个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结果还是说了许多外行话。例如讲开卷考试，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那何必还要考试呢？中国是个大国，事情多得很，一个人怎能都了解？靠听汇报处理问题难免脱离实际。所以，一言堂，个人决定一切，既违反民主精神，本身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国封建主义源远流长，即使有人不愿坐轿子，往往偏有人喜欢抬轿子，这就是封建东西的反映，象这样怎能不产生官僚主义呢？
第3版()
专栏：
帅荣、赵熔、方之中等委员说
改革干部制度，克服官僚主义
帅荣、赵熔委员说，现在官僚主义到处都有，不仅政府里有，企业单位里有，军队里也有，官僚主义普遍存在。如不克服官僚主义，就搞不成四化。
方之中委员说，现在有少数干部不但有官僚主义，而且革命意志衰退，迷恋高官厚禄，整天想自己的私事，把房子搞好些，把子女工作安排好些，说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这种官僚加特权的人，要坚决地把他从领导干部层中清除掉。干部制度不改革，官僚主义克服不了。
杜文达委员说，官僚主义与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要克服官僚主义，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官僚主义就克服一大部分。
第3版()
专栏：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谈
防止“震派”等人物钻进领导班子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认为，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一项战略任务，它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要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第一，必须按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走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通过民意测验方法，把那些才德兼备，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企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行群众选举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揭批查，路线是非确实搞清楚了，根除了派性；二是领导班子确实整顿好了，党风搞正了。第二，克服论资排辈的阻力。肃清选拔使用干部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只从资历、级别上考虑，真正把那些年富力强有才干的中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第三，要防止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震派”、“风派”、“闹派”人物钻进各级领导班子。现在有的单位，尤其在基层还有派性，厂长、所长、书记被他们缠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们说了算，名无山头暗有礁，影响选拔干部。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放心。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使用，必须坚持党的政策，一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二要经过实践考察，真正改正错误，得到了群众谅解才行。
第3版()
专栏：
曹德连、曾雍雅委员说
培养选拔干部要两条腿走路
曹德连委员说，不要只宣传从知识分子中挑选干部，同时还要宣传从工农分子中挑选。只要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服从组织分配就可以。培养人才要多条渠道。大学要扩大，要办好；还要办职业学校，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在职干部，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曾雍雅委员提出，要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提拔干部；要反对派性，不能搞小圈子、搞宗派、拉山头。
第3版()
专栏：
孙乐宜委员建议
要认真处理打人整人而升官的人
孙乐宜委员说，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很好，但是贯彻执行可能会遇到不少阻力。阻力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靠打人整人升官的人还在台上。广州市就有这样的人。群众心里不服。因此，建议党中央要检查督促清查工作，各地要真正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把那些经过批评教育不愿检查改正错误的人拉下来。
第3版()
专栏：
李曙森、都本洁、陈茹玉委员认为
领导班子要精干
李曙森委员说，“文化大革命”前天津大学的领导班子只有四、五人。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大大膨胀了。我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应以精简提高效率为原则，是否可规定几条？一是一般5人，最多不超过7人；二是懂专业的人要占一半以上；三是党政分开，兼职不要多；四是必须能坚持8小时工作，不要挂名的。党委主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党员的工作；二是抓思想工作；三是抓贯彻落实政策及大政方针问题。
都本洁委员说，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从体制上改革是解决不了的。
陈茹玉委员说，建议实行群众普选的办法，选举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这样既可以打破某些人的“铁饭碗”思想，又可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选进领导班子。
第3版()
专栏：
曾昌明委员建议
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的人应予处理
曾昌明委员说，类似“渤海2号”这样的案件还不少。如“西水东调”问题。我曾到大寨参观过，根本接触不到群众，全是由干部介绍。有的工厂、矿山浪费惊人，也没有人去揭发、处理。我建议对铺张浪费、虚报成绩的人，应有一个条例来加以制裁，对弄虚作假、虚报成绩爬上去的，应把他拉下来。
第3版()
专栏：
张恺帆委员说
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
张恺帆委员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有人说：“政治舞台如演戏，你上我下各有时，得势莫欺失势人，十年以后见高低。”这充分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现在有的干部跟林彪、“四人帮”犯了错误，还没有搞清楚，就调到别的省里，官复原职，有的还提升了。这样不利于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于领导班子的建设。这种人应该把他的问题搞清楚，检查好的可以用，但不能放到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
第3版()
专栏：
张西洛委员说
不能对左倾思想流毒丧失警惕
张西洛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话中，有9处提到了左倾思想、左的倾向、左倾流毒等。我认为这是找到了当前障碍我们各项工作发展的要害。从1957年开始，二十多年来左倾思想越来越恶性发展，我们吃够了苦头。但是，对它的危害我以为并非所有同志都认识到了，它的流毒还在泛滥。比如，1 978年在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的流毒就有所表现；又如，去年报刊上断断续续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也不断受着这种流毒的干扰。我们不能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散布的左倾思想流毒丧失警惕。现在，在干部中还有不少人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各项政策当做正确的东西来执行，分不清是非界限。因此，继续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还是十分必要的。对林彪、“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也不能掉以轻心。希望中央下决心清除林彪、“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绝不允许打砸抢分子还呆在一些领导工作岗位上。
第3版()
专栏：
沈从龙、何本文委员说
要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
沈从龙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话中提到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我完全拥护。过去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死，事无巨细，都得上级领导部门说了算，影响工作效率。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仅是经济的，人权、财权也应由企业自主。体制、机构必须改革，企业自主权必须扩大，改变“铁饭碗”状况，按经济规律办经济事业，还要改变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四化的实现。
何本文委员说，企业管理有了总的方向，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只有把权力下放，才能使人才得到发挥。
第3版()
专栏：
黄克虎等委员说
权力过于集中害处很大
黄克虎等委员说，现在权力过于集中，忙的人忙得不得了，闲的闲得不得了。一个人精力有限，知识有限，怎么能事事都行呢？还有一种说法，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个人说了算，没有不出漏子的。湖南省交通系统有职工25万多人，统得很死。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都集中在交通厅里，二级机构权力太小，有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有一个厂子专造活塞环，比较有名，活塞环镀铬售价高，不镀铬不受人欢迎，要求拨款15万元解决镀铬问题。交通厅不点头，一直拖着解决不了。甚至盖个200平方米的食堂，打了多次报告，自己也无权决定。如果权力下放，许多事就比较好办了。
第3版()
专栏：
侯政委员说
一定要依法办事
侯政委员说，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人民检察院要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它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服从法律。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和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中，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薄弱，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往往受到干涉和阻挠，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办理涉及国家干部的案件，尤其是涉及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时，往往阻力大，有的到处说情，多方袒护，有的包庇，有的阻挠，甚至有的徇私枉法，不能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渤海2号”事件，开始层层阻挠，多方开脱罪责，隐瞒事实真相，迟迟得不到处理。还有的案件，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没有追究，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众反映说：现在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这就损坏了法律的尊严，失信于民。
第3版()
专栏：
周辉、赵善欢、林克明、肖焕辉委员说
立法而不执行，有法也无用
许多委员认为，现在各种法律已逐渐制定，关键是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然有了法也无用。周辉委员说，有的人对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法令、政策就不执行。如贯彻“八字方针”，该停的不停，该转的不转，基建项目总降不下来。
赵善欢、林克明委员都提出，环境保护法执行得不好，工业“三废”污染严重，城市噪音大大超过规定，建议给环保部门以应有的权力，便于推动这一工作。
肖焕辉委员说，森林法贯彻也很差，仍有乱砍乱伐、毁林开荒等现象。
第3版()
专栏：
江仲华、黄启汉委员希望
切实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
江仲华委员说，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过去认识上不大明确，这次彭真同志讲了4条，回去要宣传贯彻。但是有的人把人大当作“养老”的地方，安排性质，照顾对象，只是开会讨论讨论而已，平时很难起监督作用，仍有待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黄启汉委员说，现在全国人大代表3，000多，是否太多了？代表应有代表性，真正起作用。建议多设专职常委，吸收到各专设的委员会（如法制委员会、民族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中工作，便于作调查研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第3版()
专栏：
孟鞠如、李金德、谢邦选委员说
县级直接选举不能走过场
孟鞠如委员说，据了解，搞民主选举干扰很大，有些人操纵选举，选不出他们合意的人就不行。县级选举要搞一个选举委员会，但有些委员会本身就是派性分子构成，这怎么行？所以这些委员的产生，也要经过民主协商和群众选举。要选代表人民意志的、正派的、党性强的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
李金德委员说，全国正在普遍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和县领导人的直接选举，这是一件大事。只有把县一级直接选举搞好了，各省、中央的选举才能有坚实的基础。要搞好这次选举，就要和封建思想、派性等干扰作斗争。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到一些县去看一看，这对选举是一次检查和监督，不然仍会发生少数人在那里操纵。
谢邦选委员说，政协不能光是议论，应该多做些事，要有务可服。建议能下去的委员应该经常下去了解情况，要学习邓大姐下去坐面包车的精神。不要搞特殊化，游山玩水，要真正为人民办几件事情。
第3版()
专栏：
刘永源、杜文达委员说
制订长远规划要实事求是
刘永源委员说，制订长远规划，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太急，否则就会犯错误、出问题。历史的教训不少，如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到“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冲击，计划没有完成，使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人民吃了亏。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提出十年规划也太急，有些规划指标过高，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做到量力而行，使原规划有的指标落空了，这反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杜文达委员说，这次制订规划，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照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制订切实可行的规划。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瞻前顾后，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3版()
专栏：
张超伦委员说
民族教育差距又扩大了
张超伦委员说，1958年以前，民族教育发展得较快，同汉族地区比较，差距逐步缩小。那时，贵州省有一所民族学院，80所民族中学。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以后，民族学院被撤销，民族中学大部分被砍掉。所幸存的也有名无实。如威宁民族中学1，600名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只占6％。民族小学的状况是“两多”（民办学校多、民办教师多）、“三低”（适龄儿童入学率低、普及率低、教师水平低）。边远山区民办小学占90％以上。由于经济困难，教师待遇低，不少学校已停办。
第3版()
专栏：
朱逢博委员认为
对演员声誉要给予法律保护
朱逢博委员说，要讲艺术道德，要对演员的声誉给予法律保护。不久前我们去沈阳演出，当地演出公司要我们按惯例招待一场。我们单位考虑到这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加之我们的经费开支也不允许我们去请客做人情。所以在签订演出合同时没有同意把2，000张票子送给他们。结果演出公司预先造了许多舆论，挑动一些观众，在我们小乐队演奏时起哄喝倒彩，我们至今也想不通。我们没有慷公家之慨，没有拜佛烧香，就要遭到人身攻击，就要忍受种种不白之冤。据说他们先告状，不光给自己找理由，还到文化部反咬一口。我想，且不说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的法制，就连起码的艺术道德也没有了。更有甚者，去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造谣诬蔑我买卖录音机获利6，000元等。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沉重的演出担子和经济指标，已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上还要承受这么多的打击，常使我感到需要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否则谁还有勇气和力量坚持下去呢？公道和真理在文艺界还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