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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赵蓉霞、冉锡娥等建议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
赵蓉霞、冉锡娥等代表说，人民代表应该代表人民，成为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但我们现在起不到这个作用，除了每年来北京开一次代表大会和参加省里一次人代会以外，什么事也没有了。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一些意见和要求，也得不到答复。象这样，群众选我们当人民代表有什么用？我们建议，为了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应该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如就地组织代表视察工作和收集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与建议，省人大常委会要定期分片邀集代表，听取他们反映群众的呼声，有关部门要负责答复人民代表反映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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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代表王振文等
建议加强人大常委的工作
王振文、阿不都拉·吐逊、黄大文等代表提议：
一、在人大常委会中，吸收人大代表中的专门人才参加，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分门别类地进行审查。之后，再提交人大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二、决定人事任免时，不仅应向代表或委员介绍被决定人的履历、表现和专长，还应事先交给代表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才能使参加决定的人心中有数，真正对人民负责。
三、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监督哪些，如何监督，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和办法，否则，监督只是说说而已，或者流于形式。
四、提高人民代表的水平。规定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多发些文件和学习材料，交流代表活动情况，在人代会期间安排一定时间，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交流工作经验等，对提高代表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都是有益的。
代表们要求提高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对人大常委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并从组织和制度上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健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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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李梦华、路达
提出改进人大常委工作的建议
李梦华代表说：
一、建议人大常委会继续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这是关系到我国会不会再出现林彪、“四人帮”的大问题。每个法律制订得是否正确，固然取决于事前的调查研究，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能不能认真讨论，广泛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也是很关键的。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有许多问题，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人代会到底怎么开法好？“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人代会，那么多人在大会上念稿子，我也不赞成。但象现在这样，只作两三个报告，加上小组讨论，就完了，也感到有问题。一些重要问题，如物价、工资等，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部门应该在大会上发言，向代表们讲一讲，这样不仅可以使代表们了解情况，而且回去以后可以继续调查研究，也可以向群众解释。这有利于发扬民主，接受代表监督，集思广益，真正体现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二、建议人大常委会研究如何加强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重要法案的制定，通过党、政系统征求意见，当然很重要，而通过人民代表征求群众意见也是一条重要渠道，要充分运用这个渠道，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
三、建议尽可能把一年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固定下来，这样有利于代表们在会前作一些准备工作。
路达代表提出，地方人大常委会相继建立起来了，如何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联系，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作出一些具体规定，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使人民代表的意见不仅在开人代会期间，而且也能在平时随时转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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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涂光炽
就人材培养等问题提出三点意见
涂光炽代表说：
一、关于人材的培养和使用。我们不仅要为培养将来需要的人材花力气，更要重视如何调动和发挥现有人材的积极性。现在还有不少学非所用的情况。如有的学半导体的同志弄去当广播员，学核物理的闲着没事，这显然是浪费人材。光是领导上说说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从人材分配的制度上搞点办法才行。我国古代还用过各种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材。为了调动和发挥现有人材的积极性，搞好四化建设，我们也可以采取广泛考试的办法，来发现和选拔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尖子。这是解决当前四化建设缺乏专门人材的一项比较现实的办法。
二、农轻重要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农轻重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发表后，我们就批判过苏联重轻农的问题，但我们长期以来搞的却仍然是重轻农那一套。现在开始重视农业、轻工业了，这很好，但我担心几年之后，形势好转了，又会变。现在我们的钢材和机电产品大量积压，就是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恶果。这些沉痛的教训要认真吸取。
三、决定能源政策要慎重。国家现在建立了能源委员会，这是好事。可以说，过去我们没有什么能源政策，以为石油很多，要以油为主，现在又提要以煤为主。这都是没有把我国资源搞清楚，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慎重考虑的结果。能源利用也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现在工业发达的省没有煤，有煤的省工业又不发达，而且大量的煤运不出来，这样如何以煤为主？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可是《人民日报》一下子就发表文章，说我国的能源政策要以煤为主，这很不慎重。建议国家能源委员会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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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代表王秀兰说
尽快落实山西的问题
王秀兰代表说：中央应尽快落实山西的问题。昔阳、大寨这些年出了些问题，如西水东调、虚报产量、死人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应当尽快查清楚。现在山西传闻很多，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应当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搞清，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大家现在为这件事非常担心，这牵涉到山西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不应当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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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代表吴运昌提出建议
尽快发展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
吴运昌代表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解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8倍，平均每年递增3．5％。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递增3．9％，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30年来全州粮食购销顺差9．78亿斤，并为国家提供桐油2 ．5亿斤，食用植物油八千七百多万斤，木材373万立方米，松脂870吨，松香5，900吨，烤胶5，100吨，还有皮木梓油、生漆、药材、皮革以及其他一些土特产品，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目前自治州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许多经济指标，在全省居倒数第一位，社员分配收入人均只有76元，有915个生产队社员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为什么农业生产发展这样缓慢，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农民富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有几个实际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一）吃饭问题。解放前湘西主要用桐油、茶油和木材向外地换粮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要求粮食自给，而且还要为国家多作贡献。现在全州每年包括征购、三超要交粮2 ．3亿斤至2 ．4亿斤，有些本来就无固定耕地的社队也分配了征购和三超任务，这就逼着不少社队一年四季全力以赴抓粮食，不少社队毁林开荒，砍火畬种粮食，林业、牧业和多种经营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有些项目大幅度下降。自治州的桐油，解放前占全国五分之一，而且油质好，畅销国内外，最高年产达22万担。1958年曾达到16．8万担；现在下降到10万担左右。群众反映，吃饭的问题不解决，湘西的任何优势都发挥不出来。
（二）价格政策问题。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住在边远山区，木材、药材、植物油都是特产，但往往这些产品是价值很高而价格很低，不值钱。目前反映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价值和价格的矛盾，价值高，价格低。如木材的收购平均每立方米只有38元，而周期很长。生产木材30年，每个工才有两元钱的收入，而生产粮食最低一个工当年也可收一元二角，其他生产项目收入更高。二是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矛盾，边远山区因经济文化落后，工艺水平低，生产制成品很困难，往往是原材料外调，亏本的是山区，赚钱的是外地。如茶叶收购价每斤一元多，运到外地稍微加工就是七、八元，多的十几元。木材一立方米收购价只有38元，而运到外地加工后就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三是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利益的矛盾。据永顺县的调查，木材就地收购，就地销售，每立方米收购只有41．23元，而销售价是95．57元。群众说：经营者只开一张发票，转一道手续就得50多元，太不合理了。
（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自主权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主要的最迫切的是经济上的自主权。现在对山区的产品，一是价格低，二是统得死。如桐油价格，在1980年以前每担只有100元，而且只有一个价，有多少交多少，一点商量余地也没有。群众反映粮食是一类物资，还有收购价、三超价、议价等好几个价格。而二类物资的桐油只有一个价，就是卡了我们。现在每担提到130元，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0年代自治州兴办的两个桐油加工厂，省粮食部门也收上去了。群众说，我们只有生产桐油的义务，没有加工桐油的权利。
为了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内部的结构，真正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经济搞活，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要求帮助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粮食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全力以赴抓粮食，搞饭吃，扬短抑长的局面，必须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尽快转到以粮食为基础，以林为主，农林牧相结合，农工商综合发展的轨道上来，就急需解决粮食问题。粮食问题由国家包下来是不切合实际的，应当采取以自力更生为主，支援协作为辅的办法。全州到1985年按农村人口每人占有粮800斤（现在是740斤），城镇销粮2亿斤计算，共需粮食22亿斤。除自力更生解决19亿斤外，尚缺3亿斤，请求按以下办法解决：（一）核减一定五年的征购任务6，000万斤，增加定销粮9，000万斤；（二）实行以物换粮，粮物挂钩的特殊政策，收购一担苎麻给粮300斤，上交一担桐油给1，000斤，加上正常奖售，预计可达1 ．4亿斤；（三）允许用山货与省、州内外产粮区交换1，000万斤至2，000万斤，以弥补不足和调剂余缺。
第二，合理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产品价格。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地富起来，对山区的一些土特产的价格必须调整，恰当地处理好价值和价格，原材料和制成品，以及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利益的矛盾，以利于调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积极性，更好地开发山区。
第三，明确多余产品处理的自主权。如木材、桐油等在完成国家任务以后要允许自由处理，允许到省内外甚至国内外交换，把经济搞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法律上或政策上作明确的规定，否则，各方面关卡太多，即使有产品也得不到“通行证”，给了“通行证”也运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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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顾明说
加强经营管理经济的潜力很大
顾明代表说：我们的财力现在是有困难的，大家对财政赤字问题很关心，有赤字总不是好事。现在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存在的，79年底比78年底物价指数上涨5 ．8％，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底上涨1 ．9％，补贴5元是不够的。要解决赤字，办法主要还是发展生产。现在光压基建也不行，有些该压的压不下，该加的加不上，如科学、文教、能源。今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的情况是顾了还当前的欠帐，就顾不了长远，所以我们不能光顾眼前，还要看到长远，考虑以后的建设速度。
发展生产又在于挖潜。现在经营管理的潜力很大。我们的计划、财政、金融资金流通领域的管理很落后。日本工业流动资金1年周转几十次，商业周转更快。而我们的流动资金，工业每年周转3次，商业2次，周转很慢。为什么？我们是统购包销，生产出来的产品送进了仓库，许多产品产销不对路，也没有人去管。现在工交、商业等库存物资总计占用流动资金3，100亿，相当去年工农业产值的一半，差不多相当于去年的国民收入（3，770亿元）。现在仓库里机电产品六百多亿元，外贸一百六十多亿。外国人做生意是订了合同再生产，我们是先生产后再找买主，卖不掉进仓库，压几年，要坏了，再转内销。所以我们今后如果产销见面，按合同生产，那末我们的流动资金定额就会降下来，如果恢复到历史上较好的水平，就可以动员出四、五百亿元资金来，赤字也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要从减少仓库积压下功夫，改革经济管理。我们现在经营管理的好坏同干部和职工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霉烂变质多少，国家报销多少。今后，我们的企业扩大自主权，自负盈亏，外贸也要自负盈亏，不能再吃大锅饭。过去条条分管企业，统得太死，两个工厂一墙之隔，也不能联合，各搞一套，都是大而全，小而全。如每个机械厂都要搞铸造车间，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如自行车厂，现在很多，如果组织起来，搞专业化，协作生产，成本就能降低，产量、质量都可以提高。只要发挥优势，开展竞争，推动联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经营管理，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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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傅昌堂、张谦德建议
精简机构政社分开
傅昌堂、张谦德等代表说：年年讲精简机构，实际是机构越来越多，人员臃肿，影响工作效率。一个县现有四、五十个局，比文化革命前多得多，而且还在增加。县里有的公司，一个主任，八个副主任，工作互相推诿。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四化？
公社现在是政社合一，什么都管，主要精力用于抓行政事务，哪还有精力抓农业生产。建议政社分开，分别设立乡政府和公社管委会。
公社干部现在年龄偏高，青黄不接。无为县72个公社书记中，有20人已六十多岁，他们的体力和精力不适应了。上面讲今后公社干部要从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中解决，但未见具体措施。下面需要量很大，现在农业院校每年有多少人毕业？希望尽快研究解决。
要继续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解放初期，我们的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带头，与社员打成一片。后来，有些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强迫命令，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一定要认真整顿干部作风，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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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代表巴岱要求
恢复县以下的自治区自治乡
巴岱代表说：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除了维吾尔、汉两大民族外，尚有十多个少数民族，五十年代国家在自治县、县以下成立了16个民族自治区或自治乡，对发展、繁荣这些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取消了。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强烈要求恢复这些自治区（乡）。我认为，这是一项正当的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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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代表乌力更等谈
自治区域要有自主权等问题
乌力更代表说：元宝山发电厂建厂时，所需粮、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都是由内蒙古负担的，电厂建成后，烧的煤也是内蒙古的，但电厂的税金、利润却没有内蒙古的份。在五届人大二次会上，我们就在提案中要求中央从元宝山发电厂帮助内蒙古搞个20万伏的线路供电，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内蒙古是出产皮毛的地方，每年产毛七千多万斤，皮30多万张，可是当地的加工厂却“吃不饱”，因为有三分之二的皮毛被调走了，这实际上把自治区变成了原料输出基地。
宝日勒岱代表说：呼鲁斯太煤矿建在阿拉善盟，但煤矿管理权却不归内蒙古，造成这个地区严重缺煤。现在阿盟用煤需从乌海市调运，每吨煤五十元，群众买不起，就砍伐当地的梭梭树烧，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大片的草原严重退化了。特别是现在边境牧区的交通、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建国三十年了，在阿盟骆驼仍然是主要交通工具。边境牧区的群众一年看不到几场电影。建议中央应尽快帮助边境牧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银花代表说：现在牧区收购牛羊不是过秤，而是按群估量，低估压价，还名曰“蒙古买卖”，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是严重侵占牧民的利益。
占布拉扎布代表说：呼伦贝尔盟已划归内蒙古了，但牙克石林管局至今未归属内蒙古，结果盲流人员大批增加。现在这个局每年采伐300万立方米木材，林场的职工和盲流人员就额外烧掉200万立方米，造成了严重浪费。这些盲流不但乱伐林，乱开荒，破坏草场，还经常造成林区的火灾。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乌力更代表说：自治机关应该民族化，党中央对西藏干部民族化问题，有文件、有讲话，内蒙古怎么办？在内蒙古，主体民族是蒙古族，全区一千八百多万人，其中蒙古族202万，加上其它少数民族共240万人。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民族干部占37％，现在占15％，绝对数是蒙古族干部五万多，其它少数民族干部2万多一点。绝对数虽然增加了，但比例下降了。自治机关民族化，并不是不要汉族干部，而是体现少数民族要当家作主。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多年了，现在科技人员有11万人，高级知识分子七千多人，但其中少数民族讲师以上的只有七百多人，这怎能体现事实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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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代表陈希愈等说
为了消灭赤字可以少办一些事
陈希愈代表说：王丙乾部长在报告中说，逐步消灭赤字，以至最后消灭赤字的说法是些套话，应当明确讲清楚到什么时候消灭赤字。解决赤字，不能完全寄托于银行贷款上。这个先例不能轻易开，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此例一开，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陈希愈、刘纯郴等代表还建议，一定要树立真正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为了消灭赤字，有些事情可以少办一些，如基本建设就应该下决心坚决地压缩下去。
刘邦闻代表说，物价上涨是当前群众意见最大、最担心的问题。但是姚依林副总理的报告中没有讲这个问题，王丙乾部长的报告也只提了一句。他说，物价为什么上涨？现在物价指数是多少？如何控制物价上涨？在预算、决算报告中不把这些问题讲清，人民是不满意的。希望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就物价上涨的原因和今后制止上涨的措施，用简报形式向大会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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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代表李荣梦、吴征镒等
建议早日制定“水资源法”
李荣梦、吴征镒等代表说，加强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国家的一项重大问题，涉及到人畜饮水、工业用水、农田灌溉、水产繁殖、航道运输、港湾修建、水力发电，以及防止洪、涝、盐、碱灾害等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农业、工业、交通、能源以及亿万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和生命财产的安全。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问题就显得日益突出。当前，在水资源的保护方面，急待解决的是水土流失影响水源涵养、废水、废渣污染水质、阻塞航道的问题；在合理利用方面，急待解决的是新建大型工厂定点与原有农业、城镇用水和航道运输能力的矛盾，发电用水与灌溉用水在规划发展上的矛盾，工农业取水、排洪在河道上、下游之间和干、支流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听任国家有限的宝贵资源任意破坏，或者只顾一时一地之利互相争夺，甚至劳民伤财把水利办成水害，这些都是对四化建设极为不利的。因此，建议制定水资源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成立水资源管理机构监督执行。最近三、五年内，应集中力量，加强对水资源的调查及变化规律的研究，为全国农业区划及工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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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杨秀峰
谈加强法制工作的意见
杨秀峰代表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各地人民法院实施“两法”成绩很大，但还有不少问题急待解决。（一）要切实保证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有的干部对独立审判不理解，有抵触情绪；有的横加干涉，以言代法；有的坚持原则、依法办案的司法干部被撤换调离。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二）要进一步充实司法干部队伍。目前各级人民法院的干部状况，很难适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现在法院干部队伍中，政法学院毕业的平均一个法院还不到1 ．5人。没有足够的法律人才，加强法制就是一句空话。（三）要切实解决人民法院实行公开审判的实际困难。据反映，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法院没有可供公开审判使用的法庭。全国法院系统没有统一的业务费，财政部门对法院同行政机关一样，实行经费包干（其中包括案件调查费），拨款太少，严重影响公开审判活动。（四）要加强法制的宣传教育，有法必依。环境保护法有了，但有些工厂就是不执行。北京四季青公社在风景区要建棉纺厂，已经动工，不仅破坏风景，特别是会毒害这个厂子旁边的北京第三自来水厂的水源，在广大群众的反对下才停了下来。还有的是知法犯法，法院随便捕人的现象还存在，不少人民来信反映这个问题。依言不依法，刑讯逼供的行为也是有的，这些情况都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