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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仗父母权势结伙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和盗窃
三个高干子弟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王涌积极支持儿子的犯罪活动，四出奔走为儿子开脱罪责，所在单位令她停职检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三个高干子弟，因结伙进行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和盗窃等犯罪活动，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审理，被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这个案件，共有案犯4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6岁。主犯徐宇菀及其弟徐宇奇，捕前分别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的工人，其父原是某军副政委；同伙夏侯联明，捕前为北京手表原件二厂的工人，其父原是某大军区干部部部长；同伙宋海涛，原在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医院工作。
去年10月，徐家两兄弟经别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市朝阳区大山子副食商店职工章若文。当章得知徐家要购买彩色电视机后，主动向徐家兄弟表示，她有一个表姐，名叫陈子君，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翡翠商，愿意通过她表姐的关系，在香港为徐家购买彩色电视机。此后，章若文带着徐宇奇，从北京专程到了广州，见到了那个港商。从此，他们之间来往密切。徐家兄弟先是想通过港商陈子君的关系，购买港货，进而又想通过这个关系，达到经香港到国外去的目的。这个港商则想通过徐家和章若文套购翡翠、珠宝等物，进行走私活动。在他们接触期间，徐宇奇、章若文曾收到这个港商从香港汇来作为套购珠宝用的钱折人民币8，000元，还收到为徐家购买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等物；去年底，这个港商来京后，也从徐家取走了为她套购到的一批翡翠、钻石等贵重物品。
徐家兄弟与这个港商之间的接触，一直是由章若文在中间“搭桥”。因而，章若文与徐家兄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章若文曾向徐家兄弟吹嘘自己有许多银元、金戒指、金砖、金豆子、翡翠等一类的财宝。
今年4月14日，徐宇菀听到章若文要搬家的消息，怀疑章要携带财物外逃，便于次日夜间11时，勾结邻居一青年一起撬开章的门锁。当他们提着章的一只手提式旅行箱出门时，适遇章回家，被堵住，盗窃未遂。
但是，徐宇菀贼心不死。4月17日，徐宇菀称章若文曾先后向他借款1，000元，要章还清欠款。章若文当即提出她曾送给徐家一台珠江牌录音机、一台“9990”录音机和精工舍手表、计算机等物，价值远远超出1，000元。双方为此发生了争吵，在争吵时，徐宇菀揪住章的头发，拳打脚踢，并操起菜刀对章进行威胁。这时假装公正的夏侯联明以“中人”身份，出面“调解”。经过谈话，夏侯联明拿走了章的一块25钻梅花牌手表和现金95元；章还被逼表示同意还徐的欠款，并说出她存放财宝箱子的地方。徐宇奇、宋海涛立即到这个地点把箱子取回徐家，打开一看，箱子内并无珠宝钱财。于是，这伙罪犯竟把章非法拘禁在徐家三天三夜。在拘禁期间，他们听到章若文要跳楼自杀，便动手掐章的脖子，揪头发、打耳光、拳打脚踢，肆意恫吓和辱骂，并将章捆绑起来，逼迫章若文承认欠徐宇菀的现金1，000元，还要她赔偿徐宇菀等4人的所谓“精神消耗”等损失费，两项合计10，000元。徐宇奇还把章的这些话录了音，作为“证据”。当晚，夏侯联明、徐宇奇再次对章若文进行殴打，直到徐宇菀强迫章若文写下了曾欠他们的现金10，000元并保证3天内还清的
“欠条”后，章才被人“保”出。章被放出后，徐宇菀等人仍继续探听章若文存放贵重财物的下落，准备伺机盗窃。章若文在被非法拘禁期间，因遭受这伙暴徒多次毒打，造成了头颈部、面部、胸腰部、四肢等处“多发性软组织挫伤”。
徐宇菀、徐宇奇的母亲王涌，是北京内燃机配件总厂副厂长。她不但了解上述活动的全部过程，而且还积极支持这些犯罪活动。王涌曾亲自在家里“接见”过那个港商，受过港商的礼，并当面表示同意由港商帮助她的孩子出国；徐宇奇和章若文曾两次用徐家的电话，直接与在香港的那个港商陈子君通话，王涌也是知道的；徐宇菀等人当着王涌的面，对章若文拳打脚踢，逼令章还钱时，王涌非但不予制止，反而斥责章是骗子，声称章如果赖帐，她就要报告公安局，并一边说一边翻着笔记本，佯装查找公安局的电话号码；尤为严重的是，当徐宇菀等人的罪行败露后，王涌不但不检举揭发，反而还四处奔走，为自己的儿子开脱罪责，扬言要打“官司”，等等。王涌的这些行为，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不满。王涌所在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已决定让她停职检查，视其态度好坏，再作严肃处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公开审判这起案件时，按照审判程序，进行了法庭调查、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经过一天的审理，徐宇菀等四人所犯罪行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徐宇菀等所犯罪行，依据《刑法》有关条文的规定，法庭宣布：徐宇菀犯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和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夏侯联明犯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徐宇奇犯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和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宋海涛犯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另据悉，对章若文的问题，将另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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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练胡鸿飞选拔跳高运动员有方
上海南市区业余体校教练员胡鸿飞，对少年儿童跳高运动员的选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经他选拔培养的少年运动员何明新，1977年曾跳过2米04，打破了当时全国少年跳高纪录。他培养的另一名十七岁的运动员朱建华，不久前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国际田径比赛中，跳过2米25的高度。他培养的学生中，还有两人分别跳过1米95和2米。（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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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警告那些违法犯罪的干部子弟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警告那些违法犯罪的干部子弟。
文章指出，近两年来，首都社会治安的整顿，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特别是，有极少数干部子弟仗恃父母的权势，横行不法，使广大群众十分不满。要把首都的治安进一步搞好，必须根据“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对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干部子弟坚决予以打击。
文章说，我们的干部子弟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自幼受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熏陶，珍惜父辈的革命荣誉，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刻苦，工作努力，作风正派。但是，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干部子弟，不务正业，胡作非为。他们把父母的功劳和地位，作为自己干坏事的护身符和资本。这是一股破坏四化建设的邪气，必须坚决把它打下去。
文章强调说，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里，历来都有一批豪门子弟，为非作歹，成为社会治安的难题。林彪、“四人帮”鼓吹权欲，横行霸道，使封建特权思想泛起，也使极少数干部子弟变成了新的“衙内”，成为社会风气大倒退中的一个极其恶劣的因素。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文章希望，我们的干部子弟应该懂得，每个人的历史都要由自己来写。父母的地位和权力，是党和人民根据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所给予的信任和委托，是让他们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为人民做了好事，得到了荣誉，子女要珍惜；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子女要学习、继承，而绝不能把父母当靠山，攫取非分的享受，或进行种种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那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为了国家四化，为了你们的前途，你们还是把精力切实用到学习和工作上去。你对得起自己的历史，历史就会对得起你！
文章还指出，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把教育好子女的责任担负起来，这也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青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是就一些高干子女来说，父母对他们自幼的过分娇惯和放纵确有很大关系。甚至个别高级干部在犯罪子女已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还千方百计走门子，托人情，或滥用权势施加压力，妄图包庇子女免受国法的制裁。这些做法，同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光荣称号是极不相称的。有人强调，子女长大管不了，这是托词。大了管不了，他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管？自己管不了，为什么不支持社会、单位、教师、公安机关管？我们希望所有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严格遵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待自己和亲属都坚持党的原则，为整顿社会风气带一个好头，同时要注意总结经验，改善教育方法。
文章最后说，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对什么人，都要坚持违法必究，依法判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要支持司法部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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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依林会见莫桑比克计划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晚上会见以全国计划局局长马尔塞洛·安德拉德为团长的莫桑比克计划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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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毅会见旅美华侨赵鉴芳教授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旅美华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赵鉴芳教授。赵鉴芳教授于去年8月应邀到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任教，将于最近离华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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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克清会见墨西哥妇女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墨西哥众议员、总统经济顾问利迪亚·卡马雷纳率领的墨西哥妇女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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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记协恢复活动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于日前召开了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从今年八月八日起恢复活动。
中国记协今后的工作任务是积极组织我国新闻工作者学习、研究和交流工作经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并开展同国际新闻界同行的友好交往，增进我国新闻工作者和各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
中国记协执行主席：曾涛。主席（按姓氏笔划）：丁希凌、王维、华楠、杨西光、张香山、胡绩伟、曾涛。中国记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揖。书记（按姓氏笔划）：左漠野、安岗、安文一、邢方群、陈迹、吕梁、佘世光、张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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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京剧院赴美演出团离京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北京京剧院赴美演出团一行74人，应美国国际创作艺术经理公司邀请，在中国演出公司经理侯甸和团长张梦庚率领下，今天离开北京赴美国进行为期13周的访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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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努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
——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丹谈发展高等教育的两个问题
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丹最近就提高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对记者谈了他的意见和设想。刘丹说，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要承认不平衡，千万不要一刀切。用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们的高等教育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一种模式来办大学。这样，就很难满足四化建设对培养人才的紧迫需要。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在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上的不平衡，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明确分工，合理要求，以便更加经济有效地培养各种专门人才。
比如，我们既可以办一些培养第一流人才的重点大学，这种大学的要求可以高一些；同时，还应该办更多的适应当前急需的两年制或三年制的各种类型的大学。解放后，浙江大学曾办过若干期两年制的专修科，培养的人才质量也不低。这样，不同类型的学校各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国家据此合理调整和配备师资，拨付经费，保证重点，照顾一般，花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可以办更多的事，使高等教育能够有一个更快的发展。这对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要求，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合用的人才，都是有好处的。
刘丹认为，现有高等学校在广开学路，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方面，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浙江大学来说，师资的潜力不小。全校现有5，500名学生，教职员工有四千多人，其中教师有一千八百多人。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只有1∶3。教室和仪器设备也有潜力。我们办了业余大学，开办了多种多样的短训班，过去也办过函授教育。只要妥善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就可以在培养人才上做更多的工作。要知道，我们的师资水平也是不平衡的。有的水平高，可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实行多种形式办学，也可以使各种不同水平的教师都能各得其所。
在提高质量的问题上，刘丹提出，应当下决心适当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高水平的大学，也就是包括理、工、农、医、文、法等学院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刘丹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著名的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这种大学便于开展跨系、跨学科的研究，在发展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促进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上显示了重要作用。老浙江大学也是包括理、工、医、农、文、法、师范等七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才办成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但是，早在1957年我们就感到理、工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恢复理科各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在更深切体会到，如果让高等教育再按照五十年代的单一模式发展，是不能适应当前培养高水平人才的要求的。因此，我认为应该立即着手，在全国一些重点地区，至少在几个有条件的省、市，首先搞一些综合性大学的试点。这决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在八十年代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
刘丹说，在办综合性大学方面，浙江大学具备一些有利条件。现在的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过去都是在老浙大一个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四所大学已经达成协议，开展师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多方面的协作，并逐步开展跨系、跨学科和跨校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以便各自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比如，我们学校已经开展了生命科学的研究，筹备建立一个研究室，并逐步加以发展。如果得到杭州大学生物系、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的协作，就比浙大单枪匹马去干要好得多。我设想，几所大学的协作可以算作第一步，第二步是联合，第三步是统一，使几个学校在新的基础上统一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现在的协作是否可以发展到联合，以至统一，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本报记者 周祖佑
余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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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高等教育不宜包得太多
徐强
高等教育要广开学路，必须解决包得太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第一、不收学费、宿费；第二、饭费大都可申请人民助学金解决；第三、毕业后工作全部由国家包下来。解放初期，这样做是必要的。30年后的现在，情况变了，仍然这样做，弊病很大。学生一进大学门便由国家全部包下来，学习好坏无所谓，这不利于促使他们奋发学习，又占用相当数量的经费，限制了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现在，作为普及教育的小学、中学尚且要收学杂费和书籍费，吃饭由家庭负担，毕业后的升学和就业也要择优挑选。为什么上了大学就要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为什么大学毕业生不论好中差，国家都保证给分配工作？这种包到底的办法，使许多人一进大学，便端上铁饭碗，毕业后当国家干部，一切都有保证。这对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建议：
（一）高等学校一律收学杂费。住宿生收少量宿费。膳费、书籍费等一般自理。
（二）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助学金。但也只能部分贴补，不能全包。
（三）品学兼优，成绩特别突出者，发给奖学金。
（四）鼓励学生勤工俭学。在求学期间适当参加劳动，用其收入贴补学习费用。
（五）学生毕业时，不保证全部分配工作。或由需要单位择优录用，或由学校择优统一分配。
（六）高校除办好本科外，大办专科、函授大学、夜大学等。
（七）提高教学人员、教室、实验室的利用率。改变不管利用率高低，学校经费一概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例如，学生人数与教职员工人数的比例应规定最低限额，低于限额的减少教育经费，高于限额而质量又较好的学校，增加教育经费并给予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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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加快人才培养提几点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处 张炳钰
改革传统的办学方法
解放以来，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但独树一帜、有突出创造的科学家不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都是采用同一种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同一种模式培养学生，在客观上压抑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能力。我认为，这种办学方法必须加以改进。
一、逐步将大学助学金制度改为奖学金制度。奖学金是鼓励学生奋发学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应逐步将现行的助学金制度改为奖学金制度。同时，对优秀学生的选拔也要相应形成制度。例如，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每年应举行单学科的竞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外语等；各个学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开展比赛，进行选拔。对选拔出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除发给奖学金外，还必须采取“因才施教”的特殊培养方针，及早发现，多“施肥”，并允许跳级、提前毕业和免试升学。
二、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拔尖的优秀学生在毕业时，应给他们以选择职业和工作单位的自由。这样，有利于保护和发展他们特殊的创造能力，使他们的天才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真正为国家培养一些出类拔萃的科技人员。
三、允许优秀学生选学第二专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越来越趋向相互交叉和综合，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也发展很快，这种趋势要求科技人员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我国的大学生，一入学就定终身，既不能改专业，也不能再学第二专业，这对培养人才是不利的。因为许多学生在入学前选择专业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社会影响，所选专业不一定合乎自己的专长；也有的学生，对所学专业不甚了解，选择时带有很大盲目性。因此，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学好第一专业的基础上选学第二专业。我国高等学校单科性的学院多，综合性的大学少。最近，上海市五所高校（复旦、交大、同济、师大、一医）组织了教学、科研、实验室、图书情报等协作组，实行理、工、医结合，互通有无，打破了封建割据式的体系，为建立密切的横向联系创造了条件，也增加了学生选择第二专业的可能性。但需逐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大力培养研究生
大力培养研究生，是解决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战略措施之一。研究生应该成为我国今后高级科研人员的主要来源。
为了扩大招收研究生的数量，除增加招收脱产研究生外，还应多招收在职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每年用一半时间学习，学制也应适当延长。只要通过各门功课的考试，就可以取得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的资格，如通过答辩，同样能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
此外，要积极鼓励报考跨专业的研究生。如学电子技术、力学专业的，可投考生物工程专业；学数学专业的，可投考力学专业等。培养方式不必拘于一格，除在国内各高校中“广开师路”挖掘导师力量和选派研究生到国外学习外，还可以请一些国外著名学者，定期回国指导或函授，为我国培养研究生。
加强电视教育
欧美各国为了防止在职人员的知识水平落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十分重视用多种形式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其中电视教育发展更快。目前，我国虽然在电视节目中安排了科技教育时间，但因时间和频道的限制，远不能满足科技人员的需要。为了不影响电视新闻和文艺节目的播放，建议开辟“科学教育”电视专用频道，扩大电视大学，为在职科技人员的进修创造条件。同时，为鼓励在职青年和社会青年奋发学习，省、市高教局可以成立考试委员会，每年对自学青年进行大学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自修大学毕业证书，作为有关单位对其考核、提职、提薪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