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用固定的形式作检讨
许锦根
报纸上登过一幅漫画，画中一位厂长把“前年、去年、今年、明年、后年”生产搞不好的原因，一律归之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画家的构思颇具匠心，他希望人们从这位可笑的厂长身上引起一点警觉和注意：用固定的形式作检讨，怎么能改进工作呢？
可惜，许多人仅仅把它当作一幅画，一笑了之，“警觉”、“注意”并没有从中引起。这样的检讨，还在作下去。
其实，这幅画是有生活依据的。《人民日报》登载的不惜以年轻的生命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好党员范熊熊，在遗书中就有同漫画主题内容相同的一段话：
“我反复想，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难道五年、十年以后，生产、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仍然按现在这样用固定的形式、固定的词句检讨？”
这是遗书，我们显然不能象看漫画那样轻松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提出的问题，我们活着的人应该解答。
前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人又进一步证实，圣人也有三分错。可见，犯错误在所难免，改了就好。何谓“改正错误”？人们常说，不看宣言，要看行动。其实，依我看，犯错误者的“宣言”即作的检讨，也很值得看。有无严格的自我剖析，有无彻底的悔改行动，检讨中大致可以看出端倪。现在有些同志把检讨写成了“固定的形式，固定的词句”，出了错，甚至发生重大事故，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或者拿“交学费”之类对付几句，耸耸肩膀了事。看一眼这样的检讨，立即便能推出犯错误者的行动：依然故我，坚持错误。
这倒并非是说我们不承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生活中的影响了。他们的帮派势力的残余还未彻底清除，他们的余毒更未完全涤荡。问题在于，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你自己有什么错误？你本人应该负什么责任？这总得在检讨中写上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年轻的先驱者范熊熊是“反复想过”的。作检讨的同志，接受检讨的领导，听检讨的群众，是否也应反复想一想呢？——如果还没有想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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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小议儿童专栏
刘崇善
占我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少年儿童，他们每天都要看报，虽然有专门为他们编印的报纸，但任何一份“大”报，也都不乏有众多的小读者。除了新闻以外，报纸都设有副刊，栏目繁多，由于读者掌握知识的深浅程度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也各有偏爱，都可以从报上找到自己爱好的文章、作品。唯有对小读者很苛刻，仅“六一”前后发一点儿童文学作品，可谓应景之作，平时则在版面上难以寻觅得到了。至于在繁多的栏目中，考虑到少年儿童，辟有专栏“童心”者，至今只此《贵阳晚报》一家。
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解放前的许多报纸都设有儿童专栏，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北京《晨报》的“儿童世界”和上海《申报》的“儿童周刊”。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十分关心报纸上的儿童专刊，曾写过若干评论它的杂文。冰心的《寄小读者》则是她一九二三年去美国留学后，陆续寄稿到《晨报》在“儿童世界”上发表的，受到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的欢迎。
《贵阳晚报》的“童心”专栏的开辟，受到我国儿童文学界的重视，并得到广大作者的支持。陈伯吹、贺宜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为它撰文。从已出版的几期来看，有小说、散文、童话、寓言、儿童诗等各种样式的作品，图文并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它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块新的园地，愿它在文艺的春天里开放出奇花异葩，更加鲜艳夺目。同时，我们期待着全国有更多的报纸真正重视起来，不要忘记我国两亿五千万小读者，积极为他们开辟出必要的园地，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繁荣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培养儿童文学作者，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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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中国土地上的花”
——忆刘仁和绿川英子
郑林曦
6月15日晚上，从电视中看到了中日合拍的电视片《望乡之星》。艺术家们的生动的表演，儿女们在屏幕上的出现，（特别是女儿很象绿川）都仿佛当年的战友刘仁和绿川英子两位同志又站在我的眼前。
记得是1941年初，我回到重庆附近的赖家桥，参加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分配在对敌宣传的部门。直接领导我工作的，正是刘仁同志。
我所见到的刘仁同志，是昂藏七尺之躯的大丈夫，说普通话带有显著的东北口音。对人和气，可是办事相当刚强果断。由于抗战时期生活条件不好，听说又患有慢性肾脏病，所以脸上身上微微显着一丝浮肿。性格具有我国东北人特有的那种爽朗旷达，容易使人接近。虽然是初次合作共事，对我这个青年人却象熟朋友一样热情相待。作些什么工作，如何作，谈得都很具体；同时对于在那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干工作会碰到什么坑坑坎坎，也交代得很清楚。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进行对敌宣传，看来好象很简单，其实却很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于当时掌握国民党区军政大权的人，既然不得不让共产党领导下的精通日语、日文的人士以及来华的进步的日本人来作这件工作，却又时时处处很不放心，要派人监督或者伸手加以控制。在国共合作初期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原来设有第七处，主管这项工作。后来又有进步的日本人士鹿地亘等和一批经宣传教育后有了觉悟的被俘日本军人，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也参加对敌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原来由第三厅主管时，第二厅就派来一些类似监军的副职、特务、译员来监督和打搅。后来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来主管，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时伸过来阻拦的黑手，工作是很不好作的。可是刘仁同志在郭沫若主任委员和冯乃超同志的领导下，耐心谨慎地周旋于各方之间，作了不少工作。就他的本性说，是有脾气和易于激动的。可是我看他常是耐着性儿，协同各方，努力把工作作好。我是参加日文宣传书刊的编辑、发排、跑印刷所等工作的，有时连设计绘制日文的封面等都得自己动手干。刘仁同志对我这个年青人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帮助也很具体，态度也一直是亲切的。记得我有时从那时比较难得的日文书刊上翻译下一些资料，还常常得到他的亲自校正。
刘仁同志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有一年的夏季，他把赖家桥附近所有作对敌宣传工作的人士组织起来，到离赖家桥一二十里外一个长着高大的黄桷树的水潭旁去野游、聚餐和游泳。绿川和鹿地夫妇，还有别的一些日本友人也参加了。大家玩得十分高兴。唱了汉语、日语、世界语的歌曲。如果不是天空偶尔传来日军飞机的嗡嗡声，简直成了中日人民和平友好大聚会的一个缩影。刘仁同志的家在金刚坡下的一个小山坡上自己花钱盖起来的茅草屋里。那时原在第三厅工作的一些有家属的文化界人士，都在那个山坡上盖了些小屋，十几户人家合起来，居然也成了一个小村庄，而且很快定名为“金刚村”。绿川英子在《金刚村闲记之二》中对此村有一番描写：
“而且我们的金刚村，是那样的天赐多树，以至于它的住户们春天叫它作‘青叶村’，秋天叫它作‘红叶村’。从那些树木中间，我晓得了月亮在春天里是朦胧不明；从夏到秋皎皎洁洁没有纤毫阴翳地横过长空，而在冬夜，看的人也没有了，却就那么象冰凌一般的冷冷清清。”（《没有花的庄稼人》，载《新华日报》1943年6月25日）
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我取送日文稿子或校样的时候，时常看到绿川英子。她个子不高，人也不算瘦，时常穿着浅粉蓝色的上衣和棕黄色的裙子，有时罩一件白色或乳黄色的毛衣或毛背心。大家都知道她用声音在广播中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号召日军起来反战。其实她的笔锋更健。她亲笔写的，或者经她修改的日文宣传小册子，都是亲切感人的文学作品，在反对侵略战争，拨开受蒙蔽的日本军人的眼睛上，起了引路火炬一般的作用。除日文外，她又用世界语向全世界报道了抗战中的中国。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有一部分人是专门搞世界语对外宣传的。ＶerdoＭajo（含义是“绿五月”）的矫健而热情的文章，赢得了全世界不少人对中国正义的抗战事业的支持和同情。绿川又积极赞助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她是当时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热心的朋友。记得在一次语文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她说：象我的名字绿川英子，中国朋友老是根据汉字的读音来叫，其实是不正确的。如果中国实行拼音文字，按日语的发音来拼写和叫我，那我就高兴了。
绿川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她写的散文，意挚感人，饶有风趣，而且富于思想性。1943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新华副刊》的时候，先后收到绿川用日文写的稿子，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金刚村闲记》的之一和之二。第一篇是《树》，由我翻译出来，登在1943年6月8日的《新华副刊》上。在这篇短文里，她深情地赞颂了屋后那能为人造出绿荫的大树；厌恶地讽刺了那枝杈横生住着寄生虫的矮树和随人摆布的弯曲的树。不多几笔，她自己的高洁的人格和进步的思想就已经跃然纸上。三十多年前翻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这文章里的寓意是在歌颂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贬斥那不断压制、阻碍她的，的确“住着无数的寄生虫”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体会到她在“熏蒸得透骨的暑气”逼近，一天一天变得难以忍耐时的那一股爱憎分明的激情。据郭沫若同志的文章《在乡下》说，到1945年文化工作委员会已经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刘仁和绿川都已无法工作了。
大约就是在绿川的那两篇散文发表后不久，刘仁同志曾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里来过一趟。我们一些老朋友，象对自己的同志一样热情地招待了他。他谈了皖南事变后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迫害下已无法工作，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也没有失掉他经常保持的革命乐观。刘仁同志为了抗战和革命，也许曾在国民党机构里工作过，可是不论何时我没见过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曾存在过任何幻想。记得那次我还请他转告绿川：译文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同志帮助下译出来的。她是能看懂新华日报并通晓中文的，请她对译文多提意见。
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刘仁同志最后一次的见面。后来我去了延安。以后一直没有再见到，而且不知道这一对中日革命夫妇的下落。直到解放后，在北京碰到一位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事，问起他们，才知道刘仁和绿川带着他们的孩子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时到了东北解放区。他们身体本来不好，再加上战争条件下对他们关怀照顾得不够周到，不幸先后病逝。我们一同深为惋惜：本来是在胜利后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很多工作的一对好同志，竟然过早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实在悲痛得很，久久地悼念着他们。
绿川同志在《没有花的庄稼人》中说她多么爱中国土地上的花。正象当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一样，绿川英子怀着国际主义的激情，到中国来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中日人民的永远和平友好，贡献了青春。刘仁同志为着祖国也为着被蒙蔽的日军的觉醒，作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遥向他们的墓前，献上终于红遍中国大地的五月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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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洞庭掠影
崔合美月 下桥样如弓，月样如弓，船在粼粼波光中。钩在上升，网在上升，船上多少期待的眼睛！揉碎的月？沉湖的星？捞起一船闪光的喜讯！
渔 火东边一盏渔灯，西边一盏渔灯，象两点萤火，渐渐的飞拢。东边一个情人，西边一个情人，紧划着渔船，急急的亲近……
芦 笛竹竿，柳杆，稻秆，都是湖乡吹奏的笛竿。芦杆从水里站出，加入这支乐团，婉转、悠扬，歌儿腾上了云间！唱着辛酸，唱着喜欢，一支心灵喷出的小曲，串起湖乡的昨天、今天、明天！呵，只要有生命，歌就砍不断；即是切成一节节，节节会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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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束玫瑰（连载）
梅苑
初访海南岛
下午5时20分，飞机降落海南岛的海口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卷来一股炎夏的热浪。
海口的外办小黄走进停机坪相迎。她和小邱是同学，老友重逢，分外高兴。小邱已作介绍，小黄对我还是看了又看。她如同所有的南国女郎，热情、大方。她一开始和我讲英文，接着讲法语，但那浓重的海南口音，使我想起自己初讲法语的时候，难怪我的瑞士朋友老是皱眉头。
汽车离开机场在炎热的气温下行驶。沿途挺拔的椰子树，棵壮叶肥的芭蕉，展现了南国特有的风光。我不禁想起童年的生长地——西贡，对眼前的景色似熟识，又似陌生。那时候，越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香香的白米饭，鲜活的鱼虾，四季连绵不断的水果，惯坏了我的胃口。越南从法国手中取得独立，华侨的功劳不可湮没。但独立后的越南却不断地迫害华侨。接着，一连串的动乱，使一个鱼米之乡变成饥荒遍野，人民流离失所。好不容易统一政权，理应埋首于建设工作，让人民安居乐业。可叹一些愚蠢的执政者还要伸展霸权，推行扩张主义的侵略政策，把灾难重又强加到越南人民头上。
汽车驶进海南区党委招待所，再穿过几处椰林，停在一座白色小平房前面。这里虽没有宾馆的豪华，却有一份“家”的气氛，使人感到舒服、自在。这里不是招待外宾的地方，而是用来接待国内的贵客，我又一次激动在祖国深沉的爱情中。
海南岛是祖国第二大岛，地理环境与台湾相近，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加繁荣，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我在台湾生活过，我知道，台湾当局也曾大力看重建设和培养人才。但由于各种原因，台湾所培养的第一流人才，目前大部分散落在国外。他们大都心怀故国，希望有机会造福桑梓，并不想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祖国张开双臂，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是犹疑着，不敢贸然归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回来后遇不到识千里马的伯乐。还有国内某些人身上那种崇洋风气，使人受不了。如果祖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以真才实学为贵，那时候，何愁没有足够的人才！
（198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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