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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招工制度 鼓励学生学习
中学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主要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外，还必须改革现行的劳动招工制度。否则，很难充分调动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去年暑假，天津市市区共有初中毕业生九万三千多人，结业时进行了全市统考，考试题目比较容易，可是六门功课平均成绩在60分以上的只有31．7％。在不及格的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平均成绩不到30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最根本的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对教育事业和青少年思想的严重摧残，但是和招工制度的不合理也是有关系的。
粉碎“四人帮”以前，天津市实行过按属性招工的办法，如凡属“大马”（1954年是马年，大马指这一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都留城分配。后来改为按排行老几招工，只要是老大就可以留城分配。群众批评这种招工办法是“不看德智体，只看行老几”。粉碎“四人帮”后，招工办法有所改进，但是仍然没有按照德智体的状况择优录用，给学校的工作造成了困难。譬如，去年实行的职工退休子女顶替的办法，就使“读书无用”的思想在一部分学生中重新抬头。据天津市文教委员会教育处统计，去年，在市区中学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学参加工作的达22，505人。这一状况发生后，市有关部门虽然三令五申，只有待业青年才能顶替，任何部门不得招收在校学生；学校要对全体学生负责，不得随便给学生开退学证明。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一些学生为了取得顶替资格，不经学校同意，自动离校。由于没有退学证明，工厂拒绝接收，他们就长期“漂”在社会上，成了“流浪生”。仅市内6个区，这样的“流浪生”就有一万三千七百多人。学生中流行这么两句话：“过去只看行老几，现在只看父母五十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这种情况，不仅有害于教育工作，也不利于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现在，全市职工中有10万文盲、半文盲，其中不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刚进厂的青年人。
为了鼓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天津文教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建议，应严格规定任何部门都不得在在校学生中招工；鉴于天津市市区已经普及初中，20岁以下的社会青年必须达到初中毕业的实际文化程度才能当工人；把待业青年组织到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中去，帮助他们补习初中课程，达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者，方可列入劳动部门分配和职工退休顶替名册，经过考核，择优录用。天津市文教委员会的同志们认为，这样做对于促使青年好学上进，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将来，随着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进展，工厂的新工人应主要来自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
本报记者 李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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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函授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访上海宝钢工地副总指挥、函授大学毕业生吴祥明
记者去宝钢工地采访，了解到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十多位是同济大学函授部的毕业生。原来只有中专水平的吴祥明经过函授大学的培养，在实践中边干边学，现在已经挑起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重担。
“没有六年函授学到的知识，要我在宝钢工地担任这个职务是不可能的。”在工地上的一间接待室里，吴祥明同记者谈了他的切身体会，并且对巩固和发展函授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
吴祥明同志说：我1956年毕业于建工部苏州建筑工程学校，分配到华东第一建筑公司任技术员，在工作中深感中专时学到的知识不够，遇到工程质量事故、施工技术等方面问题常常无法解决。1958年秋天，在公司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考进了同济大学函授部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在坚持六年函授学习的时间里，我的职务和工作地点变动了好几次，由于函授教育学习的时间、地点不受限制，我才得以学完了课程。
吴祥明说：同济大学函授专业与全日制专业，都是按一个教学大纲进行教学的。函授学员通过五、六年有指导的自学，同样接受学校考试，达到大学毕业水平。函授教育虽然不能象全日制学校那样每天得到教师的当面指导，但是函授学员所学习的专业基本上就是学员工作的专业，边学边用，在应用中发现问题加深理解，工作与学习互相促进，知识掌握比较牢固，知识的应用比较及时。记得1959年秋天，上海焦化厂某车间有一次屋面大梁发生混凝土质量事故，当时如不及时处理，势必影响生产，厂内许多人都为之焦急。那时，我正巧学习《钢筋混凝土结构》，便对这一工程质量事故一步一步地进行了复核计算，提出了加固的具体方案，使原来快要报废的屋面大梁获得了新生，从而保证了厂里的正常生产，受到工人和干部的赞扬。
据吴祥明说，同济大学从1956年开始举办函授教育，共培养出了函授本科毕业生428人，函授单科结业生1，570人。不久前，学校对93名函授毕业生的情况作了调查，其中担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和公司经理、工程局局长、科室领导的就有65人。
吴祥明说，函授教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国家培养一个函授生的经费每年不到200元，比培养一个全日制大学生每年花费2，200元左右要省得多。从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看，要大量兴办全日制高等学校有很多困难。我认为利用全日制高校的师资、校舍、实验室等现成条件多办函授、夜大学，这是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谈话中，吴祥明强调说，国家对函授教育和其他业余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立法。要把函授以及其它业余教育纳入国家计划和各种专业人员培养计划之中，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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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济大学一位函授毕业生来信
究竟提倡不提倡业余教育
我是上海同济大学首届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函授本科五年半制的毕业生。最近，我建工局在进行技术干部的技术职称套改工作中，却不承认我们这些函授毕业生与大学本科四年制毕业生有“同等学历”，宣布函授大学生不能参加这次套改。我觉得这是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我们所学的课程和要求，基本上同全日制大学四年本科的相同，毕业时经过国家考试委员会的考试，经过脱产半年时间的毕业设计和答辩，学校领导同志曾多次说过，我们的毕业资格同全日制大学四年本科的一样。可是建工局领导就是不予承认。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提倡不提倡业余教育？你说提倡吧，象我们这样付出六年辛勤劳动的同济大学函授本科毕业生，仍旧不能取得大学本科毕业的同等学历；你说不提倡吧，我们国家又正在号召青年们刻苦自学。如果都象建工局这样做，无疑是对业余教育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希望有关部门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并相信党和政府部门说过的话是算数的。
上海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方长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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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逐步改变中等教育结构的单一性
北京市试办职业高中班
本报讯 新闻研究生张慕友报道：到7月中旬为止，北京市27个局所属52个单位，已分别与10个区县的45所中学挂钩，共合办职业高中班97个（包括两所职业高中），今年计划招生4，083名。
北京试办的这批职业高中班包括外贸、旅游、烹饪、电子技术、印刷出版、市政建设和服装缝纫等35个专业，为首都轻工业与市政、服务等部门培养急需人才。北京教育界的同志们认为，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对于加速培养新一代劳动者，改变我国厂矿企业的人员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改变中等教育结构的单一性，使其更加适应四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北京广大中学生对试办职业高中班很欢迎。据教育部门统计，报考职业高中班的学生多达36，000人，几乎是预计录取人数的九倍。
在筹办职业高中班的过程中，办学部门与产业部门积极性都比较高，双方坚持自愿的原则，签订了协议书。如126中学与外贸局工艺品进出口分公司合办的外贸英语高中班，公司方面主动投资，帮助学校建立了外语电化教室，解决专业课本问题；学校方面想方设法抽调师资，做好组织工作，双方对此都很满意。目前，各有关学校正在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师资、教材与实习基地，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预计8月上旬将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书，9月1日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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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辽宁省委和旅大市委的支持下
大连工学院坚持办好走读分院
本报讯 新闻研究生张岩报道：辽宁省委和旅大市委积极支持大连工学院办走读分院。去年，省里拨专款40万元，作为办学经费补贴。省高教局的领导也经常过问分院的工作。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亲自为分院选点、定校址。走读分院刚建校时，学生在吃饭和乘车上遇到了困难。学生吃午饭，不但要跑很远的路找饭店，而且还要花很长时间排队。上学和放学搭车的同学，一是挤车难，二是车票自理，负担较重。针对这些问题，市里专门为走读生盖了一个午餐小食堂，还给学生发放了乘车月票。最近，市里又拨给分院四辆汽车，为教学服务。
这所分院是1978年12月创办的，招收了566名走读生。上级党委的有力支持，坚定了大连工学院党委办好走读分院的信心。目前，分院设有电子技术、机械制造、化学工程、土木建筑四个专业，学制为四年。分院的教学计划，由大连工学院教务处统一安排，课程设置与本院相同专业完全一样；分院的授课教师，都是大连工学院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其中讲师占90％以上；期中、期末各科考试题，难易程度也与本院相当。分院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上学期期末三门主课考试，及格率达97％。大连工学院走读分院今年将招收第二届走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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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金县石拉子小学根据山区特点开展体育活动。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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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快改变“重点不重”的状况
黑龙江确定首批办好33所重点中学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报道：黑龙江省确定首批办好33所重点中学。
黑龙江省1979年选择了164所基础比较好、近年来办学条件变化比较大的学校，分别确定为省、地（市）、县属重点中学。
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校原来的基础不同，加上经费、设备、师资等方面的限制，在短期内办好这么多重点中学，是很困难的。
为了尽快改变“重点不重”的状况，今年三月，省教育局由局领导带队，分别到各地对条件好的重点中学，逐个进行了实地考察，列出首批办好的预选名单。六月份，在地（市）教育局长会议上，通过学习中央书记处两次讨论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经过认真讨论，反复比较，最后从预选名单中挑选条件最好的33所，确定为全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对于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该省明确规定：要采取有力措施选配好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并从今年暑期招收的高中一年级开始，改二年制为三年制。为了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办好重点中学的积极性，黑龙江省教育局认为，对重点中学还是由省、行署（市）和县共同领导管理，以市、县为主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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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要热切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
李春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许多知识分子为之十分感激，顿增了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不少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决心献身科学，献身四化。
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诸如对知识分子的培养、管理、使用和关心等方面，都还不能尽如人意。近日同几位知识分子朋友交谈，他们就讲了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说现在虽是“红老三”了，但还是个“穷老三”。这是否是冯驩弹铗，得寸进尺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说“穷”，主要就生活境遇而言。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境遇的确是相当“穷”的。一是工资低、收入少。他们中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比同年龄的工人往往要少三分之一左右。近年来的几次调整工资，也往往因为工龄短（对同年龄者来说，学龄长了，工龄必短）而轮不上，有的即使工龄比较长，但由于从事的不是直接物质生产，而被视为“贡献不明显”，不予升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所以经常入不敷出。二是生活条件差。他们的住房拥挤；不少人上班很远，中午不能回家，而工作单位没有午休的地方；他们常常因为自动加班而没有时间料理家务，没有时间买菜、做饭，饮食无宜，冷热饥饱不均。三是办事难。他们大多不懂、也无暇去研究这些年来颇为盛行的“关系学”，没有什么“关系户”，办起事来常常到处碰壁。
对于“穷”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能够正确对待的。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正视社会的现实，惕然自厉，但愿蜡烛成灰，不求安富尊荣。其中有许多人象陈景润那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象李四光那样，老当益壮，常怀骐骥之心；还有些人，为了中华崛起，情愿丢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克服困难，远涉重洋，返回祖国，献身四化。我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在穷境中茹苦含辛、忘我奋斗而毫无怨言的高贵品质，多么令人敬佩！
但是，作为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境遇问题，则应热切关心、认真对待。当前，一要做好宣传工作，以端正社会舆论，端正各方面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二要做好扎实具体的组织工作和后勤工作，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具体困难。要提倡各方面为科技和文化教育工作者服务，要充分利用条件和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改善境遇；三要研究改变某些现行的不合理的政策，代之以鼓励人们好学上进的科学政策。这样做，有助于让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专心致志搞好业务，也有助于造成“有知识光荣”的社会风气，吸引更多的人去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一句话，这有利于快出人才，快出成果。如果知识越多，境遇越“穷”；学历愈长，工资愈低，那就无异于提倡无知，鼓励愚昧。长此以往，势必人才难出，成果难见，四化无望。
地位和作用相连，权利与义务共存，历来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当如此。要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者和指挥者的作用（这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就必须给他们以应有的社会地位；要他们担当起带动和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义务，就必须给他们以相应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利。如果只讲作用和义务，不讲地位和权利，对知识分子的穷境熟视无睹，对他们的正当要求无动于衷，那是无异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借用唐人韩愈的话说，叫做“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四》）。如此，则虽有名马，而“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对他们的权利和地位问题，虽经党中央反复强调，但是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同志，仍没有从思想认识上真正解决。以工资待遇为例，有些同志经过分配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现在不怕工人富起来，也不怕农民富起来，但如果说给知识分子提高一些工资待遇，让他们也富起来，他就愕然了，不是不愿意，就是不敢。不愿意者，或曰知识分子工作“轻闲”，不比工农繁重，工资已经不少了；或曰，待遇高了，容易出“精神贵族”。这其实是不懂得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艰苦性和复杂性，甚至包含了鄙薄知识、藐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所谓“不敢”，是怕担待“培养精神贵族”，倚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恶名。这说明林彪、江青一伙摧残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流毒尚远未肃清，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影响知识分子作用充分发挥的一个关键所在，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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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曹恒自学成才
本报讯 记者古平报道：聋人曹恒通过自学，掌握了大地测量、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和电子计算技术四个专业的理论和应用知识，成为我国最早运用算法语言编制电子计算机程序，处理测量数据者之一。他的专著《算法语言及其在测量计算中的应用》出版发行后，全国测绘单位广泛运用。
现任南京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的曹恒，高中毕业后经过测绘训练班短期培训，参加了工作。他在20岁时，因用药中毒以致双耳失听。在党、团组织的鼓励下，他克服了自己一度产生的悲观情绪，走上了自学的艰苦道路。
经过刻苦自学，他基本上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能够顺利地阅读、翻译测绘书刊和资料。
1959年，曹恒参加了武汉测绘学院函授学习，7年内坚持不懈地学完了大地测量和工程测量全部课程。
1974年，曹恒又参加了本单位举办的《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和应用》的学习班。他边学习边思考如何将电算应用到测量工作中来，迅速改变手工计算的落后状况。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后，曹恒开始了算法语言程序的研究。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平差计算程序终于诞生了。当时，设计院正有一项任务，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用手摇计算机，两个人要连续算三个月。应用曹恒编的程序，只花20分钟就完成了，在全国测绘系统开创了先例。
接着，曹恒又陆续编出了15种程序，使测量工作中所需要的计算项目基本上配套了。1976年起，南京勘测设计院不再用人工计算。
随着测绘事业的发展，曹恒从1977年开始，又自学了航空摄影测量。他参照外单位早期的手编程序，新编成功了“单航线加密”的算法语言程序。最近，他又编好了“航带法区域网平差”的算法语言程序，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
这位自学成才的聋人曹恒，由于有突出贡献，被选为中国测绘学会理事，获得江苏省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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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制要有独立性 科研要有自主权
——烟台罐头总厂厂办研究所的调查
在厂办科研工作中，科研组织应当如何设置？山东省烟台罐头总厂的做法是，把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区别开来，研究所独立存在，享有开展科研活动的自主权。
烟台罐头厂是全国重点罐头企业之一，很重视科研工作。早在1956年，就建立了隶属于技术科的科研室。1976年成立总厂时，把科研室从技术科中分出来，扩建成直属总厂领导的研究所。研究所单独设立，在科研活动中大显身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轻工部、省、地、市和本厂的25项较大科研项目，还搜集整理了大量国内外罐头工业科技情报资料。但是，由于厂部组织协调不够，研究所与技术科出现了一些矛盾，影响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利用。当时厂里片面地认为这是研究所单独设立造成的矛盾，便在去年初又把研究所和技术科合并了起来。合并后，原来的科研人员被大量的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缠住了身，一些远期的研究课题被挤掉了，当前生产急需的科研项目也迟迟没有进展，科研成了“可研可不研”。
针对这种情况，总厂对研究所的设置重新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回顾了厂研究所一分两合的过程，认识到生产要发展，科研必须先行。要“行”得快，“行”得好，厂办研究所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研究工作就要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能把一般的技术管理工作和科研活动混淆起来。今年初，他们又把研究所从技术科中分了出来，单独设立，并采取了四条措施进行调整提高：一是充实了业务领导和技术骨干力量；二是配备了试验设备，辟给办公、科研、试验场地，为科研工作创造了条件；三是给研究所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四是为了协调研究所和各科室、分厂、车间的关系，总厂分工一名技术副厂长统管科技工作，并成立了科技党支部，统一加强对研究所和其它生产技术部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证明，烟台罐头总厂的这种做法好处是很多的。一、减少了层次，便于总厂对科研工作的直接领导，更好地协调研究所和各科室、车间之间的工作。二、便于明确责任，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科研工作。技术科也可以专心致志抓好技术管理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避免了顾此失彼，互相扯皮现象。三、便于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加快科研步伐。今年上半年，研究所共承担科研双革项目15项，已完成苹果切片机、午餐肉抹平定量机、鱼脱水箱、鱼精激素、原汁贻贝等项目。阳梨生产线、花生米合成密封胶、软包装罐头等项目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烟台罐头总厂注意办好厂办研究所，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现在，全厂罐头发展到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达18，000多吨，畅销国内市场和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两次质量月活动中，这个厂的糖水阳梨、糖水樱桃、茄汁鲭鱼、糖水桃子、草莓酱等5个品种被评为全国和省的优质产品、名牌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罐头产量达4，802吨，占总产量的76％，比去年同期提高21％，产品成本则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
李兆德 张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