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应该回到世界中来
——参加国际笔会散记
陈荒煤
一
近年来，南斯拉夫的笔会中心和作家协会的朋友们——特别是多次承担国际笔会年会的东道国斯洛文尼亚的笔会中心的朋友们，一再向中国作家表示了他们热情友好的期望，希望我们早日参加国际笔会。英国、法国等国一些朋友也表达了这种心情。
这一次，中国作家代表团终于来到布莱德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正式申请加入国际笔会了。
许多外国朋友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的翻译同志来不及把他们的语言逐句翻译过来，但是，我们从这些朋友炽热的眼光里，从欢欣的脸色上，从紧握的热手中，我深深感到了这种真挚的友情。
我忽然听到这样一句话：“你们，应该回到世界中来！”这句话激起了我许多的回忆，不禁心情激动起来。回到房间里，当地时间已经是深夜了，按照时差计算，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已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了，我经过了整整24小时繁忙的活动，一面感到疲乏，一面又有些兴奋。我打开门，走上凉台，向外眺望。眼前就是布莱德湖。布莱德是南斯拉夫的一颗明珠。然而，现在正是细雨蒙蒙的深夜，湖面上一片沉寂和幽黯，只在远处有几点零星的灯火，若隐若现地闪耀着。
我不禁想起多年来到国外访问和在国内接待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情景。尽管各国语言不同，但是各国的朋友们终于懂得用几个最简单的中国字：“干杯”、“友谊”、“和平”来表达相互之间真挚的情感！也正是这种真挚的情感，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不仅是因为各国作家、艺术家能够通过作品、电影看到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者挑起战争所造成的各国人民的灾难，也确实因为相互访问能亲眼看到战争的遗迹：斯大林格勒的战场，波兰华沙犹太区的废墟，柏林国会大厦的残址，原子弹爆炸在日本广岛人民身上留下不可泯灭的痕迹，以及日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屠杀留下来的万人坑等等……。
我也想起了在十年大动乱初期的一幕悲剧。
那是1966年夏天，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北京数百名作家、艺术家集中起来办个什么“集训班”，宣布要对整个文艺界进行“犁庭扫穴”的清除工作，实际上是要进行批斗和清查。这时，亚非作家会议正在北京开会。我在集训班里看到报上刊登会议结束的消息时，还登了一张照片：参加会议的刘白羽和杨朔等同志正和亚非作家手拉着手欢呼会议的胜利。我私心还感到有些安慰，我的同志终究还不都是“黑线人物”。却不料第二天，集训班负责人就宣布，刘白羽这些人很快也就要集中到此地来了……后来还听到这样的消息，要组织国际朋友去参观对刘白羽等同志的“批斗会”。
中国作家协会被解散了，亚非作家协会书记处刚刚成立实际也就停止了活动……。在国际文化友好活动中作出贡献的优秀作家杨朔同志还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从此，中国作家们经受了一场十年灾难，根本谈不到同世界各国作家有什么交往了。中国作家确确实实退出了世界！在这十年浩劫中，我们自己失去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也由于十年的隔绝，我们在世界上又失去了多少朋友啊！我们对世界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新作家、新作品产生都不了解，也不了解当前世界文学事业究竟对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要作出并且能够作出什么贡献。
二
这一次国际笔会的会议，原来确定的会期，正好遇到南斯拉夫人民伟大领袖铁托总统的逝世并举行国葬的时间，因此把会议延至5月8日国葬完毕之后。
实际上，会议是在进行着一个悼念铁托总统的活动。8日中午，各国笔会中心的代表都聚集在一起，观看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铁托总统追悼会和国葬电视。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电视广播中，大家都非常安静、严肃，好象和南斯拉夫人民一起参加了这次葬礼。之后，我们多次向南斯拉夫朋友们表示，我们能够深深理解南斯拉夫人民的悲痛，因为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短短一个时间内，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伟大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但是，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和人民表现得这样镇静、坚定、团结和自信，我们就更加坚信他们一定不会偏离铁托总统的路线，有力量击退一切侵略者，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富强。
南斯拉夫的朋友则都表示，华国锋同志是第一个来到南斯拉夫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这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最大的支持，证明中国人民是他们真正的可靠的朋友。会后，我们到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几个大城市访问时，我们到处也听到这种祝贺和感谢，感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得更加真挚了。
三
国际笔会年会于5月9日正式举行。因为铁托总统去世，有些国家估计会议可能延期，因而没有到会。这次到会的近30个国家，共70多名代表。
9日上午年会一开始，就讨论中国笔会中心加入国际笔会问题，国际笔会的秘书艾尔斯托布先生介绍中国笔会的成立和申请入会的手续都已完备，请代表表决，全体代表一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笔会为国际笔会会员。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我们代表团全体起立，也以热烈的掌声向全场朋友们表示感谢！
当我被邀请到主席台致辞时，我代表中国笔会表达了我们欢欣的心情。我向南斯拉夫东道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笔会中心的负责人波加齐尼克同志和米拉夫人同志，以及国际笔会主席魏斯特堡先生、秘书艾尔斯托布先生对中国笔会中心的成立和加入国际笔会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称赞了国际笔会为了沟通、增强各国作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创造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曾经和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印度等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同许多国家作家有过很多的交往；我们现在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而努力，不仅要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也一定要和世界各国的作家通力合作，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定、世界文学的共同繁荣，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这一天，我们亲身感受到，我们中国作家确实回到世界中来了。当全体代表通过我们加入国际笔会后，南斯拉夫、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东德、西德、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许多代表，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认为中国这样文化悠久的大国参加了国际笔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有几位东欧的作家在和我交谈中，知道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到过他们的国家，表示希望在他们的国家里很快地能够重新接待中国的作家；一位到过中国的作家则表示，他希望再次访问中国，他怀念中国，二十多年前访问中国时写了多少难忘的诗歌；有一个作家用手指指自己的心窝对我说：“你当然了解，你不能再访问我的国家，责任不在我！”……
这天下午，我们就以国际笔会的成员之一同各国朋友一起开始共同的工作了。下午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讨论国际笔会支援在狱作家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谴责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台湾等地区迫害一些作家，要求释放或宽大处理。然后通过一项决议，国际笔会决定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四这一天为支援在狱作家日，各国笔会都应进行相应的活动。中国代表团投票赞成通过这个决议。流亡在巴黎的一位越南女作家表示，她回到巴黎后愿意提供被越南当局逮捕的几名著名作家的材料。一位欧洲代表向我愤怒地表示，苏联侵略阿富汗，一定杀害和逮捕了许多作家，可惜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查……在国际紧张局势下，各国作家都认识到自己有保护作家的义务和责任，这当然也就成为国际笔会的一项重要活动。
会议还宣布1981年9月将在法国里昂举行大会，将举行各种讨论会、展览会，1982年还将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大会，号召各国作家更加踊跃地参加这些大会。
一年一度的会议结束了。我们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重新来到国际作家的行列里来了，回到世界中来了。我们受到了各国作家的热情欢迎和鼓励，我们深深感到了各国朋友给予我们深厚的友情和希望，也深深感到中国作家参加国际笔会后，应该尽可能作出贡献，来促进各国作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友谊，来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四
5月10日，这天下午我们就将离开布莱德。这是一个星期六，又正好是几个阴雨天之后的一个晴朗的日子。
布莱德这个明珠终于闪现出一种明媚、安详、美丽的光辉来了。刚出山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湖面，偶尔只有几只白天鹅悠然地掠过湖上，才打破了反映着蓝天白云飘浮的镜子般的幽静的湖面。远处重叠的山峦上的积雪闪闪发亮。对面山上灰白色古堡的红屋顶上和教堂的钟楼上依然下着半旗；街面每一个店铺的橱窗里，也依然摆着各式各样的铁托总统的照片，相框的一角依然有一条黑纱裹着，在照片前面却依然放着一扎各种鲜丽的花束，尤其是那花瓣透明似的显得特别鲜艳的红色的郁金香……使我们觉得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铁托总统永远是那么健康地安详地活着。
布莱德似乎突然苏醒过来了，一群青少年穿着鲜艳的红色绿色的运动服在举行自行车赛，大声欢笑着，这是我到南斯拉夫来后第一次听到的明朗的笑声。游览的旅客也多了起来。在湖边绿荫下摆开了洁白的桌面的小圆桌，嫩黄色的椅子，不时有三五成群穿着鲜艳单薄衣裙的少女围桌而坐，传来了轻盈的欢乐的歌声……这一切都显得生活是这样的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好象世界本身就应该每天都是这样春光明媚，无忧无虑，让诗人们纵情歌唱的友谊和爱情，幸福与和平的日子……
可是，就在昨天，就在这离布莱德湖不远的山下，我们和各国作家去参观了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设置的集中营和大批屠杀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和家属人质的坟地，许许多多的墓碑上刻着死者的年龄，大多数是20岁左右，最小的一个青年才16岁。
我也想起我每天早晨到湖边散步时，总会看到越南流亡到巴黎的一位女作家，长久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湖边，向远处眺望。她是在怀念她的灾难的故乡，还是怀念被监禁在狱中的同伴？她对我们说过，她从越南北方跑到南方，又从南方跑到巴黎，但是有几个作家跑到南方就逮捕了，至今生死不明……。
作家和诗人是属于人民的，优秀的诗人总是人民的歌手，当然愿意歌唱人民的幸福与美好的生活；但在有些地方，诗人也不得不为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而悲歌，发出愤怒的控诉，甚至一手拿笔、一手拿起枪来进行战斗，用墨和血写下壮丽的诗篇！
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就是这样的复杂和矛盾；我们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如此矛盾和复杂。那么，我们中国作家在如此美丽的布莱德回到世界中来，也不仅是为享受友情，而是既要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而歌唱，也要为各国人民的友谊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各国民族自由、解放，为世界的和平而歌唱！正因为如此，中国作家应该回到世界中来，和各国作家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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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笔会简介
国际笔会是当前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作家组织，是由各国的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小说家、文学编辑等组成的国际性团体。它的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Poets，Playwrights，Essayist，Editors and Novelists，简写成International PEN，或迳称为PEN。这三个英文字母分别由Poets（诗人），Essayist（散文家、评论家）和Novelists（小说家）开头的第一个字组成。而又巧合得一“笔”字。也有称之为世界作家协会的（World Associationof Writers）。
国际笔会成立于1921年，由英国作家道生·斯各特女士主持创立，总部设在伦敦。国际笔会第一任主席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随后任主席的有威尔斯、麦特林克、克罗采、莫拉微亚和米勒等。
国际笔会的宗旨是：“文学虽来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但没有国界，应不顾政治或国际间的动荡，而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手段”，“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的艺术作品，不应受到民族或政治情绪的影响”，“笔会会员应随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增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为人类在同一世界和平共处的理想而奋斗”；主张“本国及各国间不受限制的思想传播”，“反对本国、本地区及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于表达自由的任何压制”；提倡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反对和平时期的专横的检查制度。
国际笔会的宪章载明，它是独立的世界作家组织，与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党派均无关系。国际笔会不为某个国家或政治党派的利益服务。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的主张和这种中立的态度，世界许多不同信仰和流派的作家都能接受。它早期的荣誉会员中包括英国的哈代、爱尔兰的夏芝、比利时的麦特林克、中国的梁启超、丹麦的涅克索、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泰戈尔、挪威的汉姆生、苏联的高尔基和瑞典的拉奇洛夫。
国际笔会每年举行年会一次。会上由国际秘书提出年度工作报告，由国际司库提出年度财政报告，讨论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有关议程，并确定下一届年会开会地点。
国际笔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不超过16人；设国际秘书、国际司库、行政秘书各一人。此外它有常设机构——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际笔会的日常工作。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除主席、副主席、国际秘书、国际司库外，由各国笔会中心正式任命的常任代表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国际笔会的现任主席是瑞典作家珀尔·魏斯特堡，副主席有15位，其中有西德作家赫·海因利希·保尔、法国作家皮埃尔·伊曼纽尔、东德作家斯蒂芬·赫尔姆林、南斯拉夫作家米拉·米赫利奇、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英国作家维克多·普里契特等人。现任国际秘书是英国作家彼得·艾尔斯托布，国际司库是西德人悉罗·柯克，行政秘书是英国人伊丽莎白·彼得森。
国际笔会过去若干年的主要活动有：各国笔会中心独立举行地区性会议，为流亡作家提供创作及出版基金，营救因发表作品而下狱的作家等。国际笔会自成立以来，每年举行年会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于1941年在伦敦集会一次，战后恢复活动，曾在法国尼斯，爱尔兰的都柏林、贝尔法斯特，日本东京等地方召开过年会。1975年在维也纳，1976年在伦敦，1977年在悉尼，1978年在斯德哥尔摩，1979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年会。
国际笔会的出版物有《国际笔会名著选》、《国际笔会会刊》、《新诗作》、年刊及《年会报告》等。各国的笔会中心应由至少20位有名望的作家组成，组成后可以向国际笔会申请加入，经国际笔会大会讨论通过后即成为会员。现在全世界有60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了国际笔会，约有83个笔会中心，遍及五大洲。
谢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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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笔会中心简介
中国笔会中心于1980年4月17日正式成立，设在北京。巴金当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冯牧为秘书，理事会由丁玲（女）、巴金、冯至、冯牧、艾青、叶君健、刘白羽、朱子奇、毕朔望、陈荒煤、茅盾、欧阳山、周而复、夏衍、黎辛等15人组成。中国笔会中心第一批会员是丁玲（女）、卞之琳、王蒙、王佐良、戈宝权、巴金、孔罗荪、冯至、冯牧、冯亦代、艾芜、艾青、叶水夫、叶圣陶、叶君健、刘心武、刘白羽、刘宾雁、白桦、阳翰笙、朱子奇、沙汀、玛拉沁夫、孙绳武、毕朔望、严辰、严文井、李芒、季羡林、沈从文、杜宣、杜埃、杨沫（女）、杨宪益、张光年、吴强、陈冰夷、陈荒煤、余冠英、茅盾、欧阳山、林林、周扬、周而复、赵朴初、草明（女）、柯岩（女）、贺敬之、姚雪垠、唐弢、袁鹰、夏衍、铁依甫江、茹志鹃（女）、曹禺、曹靖华、黄钢、萧乾、黎辛、谢冰心（女）、葛洛、臧克家、穆青、魏巍等64人。
过去由于我国作家的国际活动没有全面展开，我们和国际笔会无直接的工作关系。粉碎“四人帮”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文艺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外交活动的广泛展开，由于文化交流的需要，我国作家与国际文学界的交往也日趋频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在许多国际友人特别是南斯拉夫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中国作家终于同这个国际作家组织建立了联系，同时申请加入国际笔会。
今年5月9日至11日，中国笔会中心派出以陈荒煤为团长、叶君健、朱子奇等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会议顺利通过了中国笔会中心入会的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在致词中赞扬中国是文化悠久的大国，还宣布由于中国参加了国际笔会，这个世界作家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关系由“乙级”升为“甲级”。陈荒煤代表中国作家向大会致谢的答词中，宣布中国还将成立“中国上海笔会中心”和“中国广州笔会中心”，这也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欢迎。6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出席国际笔会大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报告会，夏衍、丁玲、刘白羽、艾青等100多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出席。
中国笔会中心将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一次的发展新会员的年会，组织国内外作家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及其相互间的往来等，在创作自由、出版自由和国际友好方面加强与世界各国作家之间的友好与合作，以促进世界文学的共同繁荣。
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每个笔会中心的会员应该是被公认的“有资格的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编辑”。申请入会者必须承认并以个人名义签署《国际笔会宪章》。中国笔会中心将根据这个精神逐步扩大组织，吸收新会员。
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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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
武治纯
今年8月4日，是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钟理和先生逝世2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台湾同胞、台湾作家们一起，纪念这一位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
钟理和先生1915年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世居台湾屏东，18岁时迁居高雄美浓，并曾在祖国大陆生活8年之久。1960年8月4日正在写作中，肺病复发，咯血而逝，年仅45岁。英年早谢，使人痛惜。
钟理和短促的一生，颠沛流离，常年处于贫病交迫之中。但他以特有的执着和坚韧的毅力，献身于祖国的新文学事业，默默地耕耘着台湾乡土文学的园地，为后人留下了可观可贵的文学遗产：一部长篇小说《笠山农场》，50多篇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日记和书简。文学界和读者推崇钟理和是“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湾文学的主流作家”，公认他的作品能“代表真正的台湾文学”。为了纪念钟理和先生，台湾文学界从去年就开始在他的美浓故居筹建“钟理和纪念馆”；台湾电影界最近已经为钟理和拍摄完成了题名《原乡人》的传记影片。
钟理和的文学遗产，是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百花园中芬芳的花朵。他的作品不仅在台湾公众中已经获得定评性的荣誉，而且也已经流传到了祖国大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小说选》，选载了他的代表作品《贫贱夫妻》，并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钟理和是较早溶入祖国文化及新文学血流的台湾作家，他的生平和创作都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他自幼受到父兄热爱祖国的教育和影响，倾慕祖国大陆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少年时期即开始采用汉语白话文习作。青年时期，他在沈阳和北京生活多年，受到祖国大陆30年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始终不愿为殖民统治者做事；他阅读大量日文书籍，却从不说日本话，并且始终坚持用中文写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中，殖民当局把台湾同胞视为日本“皇民”，而钟理和始终以中国人自居。在北京时，他拒绝以日本侨民身份领取物资配给，不为五斗米折腰，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钟理和1946年由北京返回台湾后，因患肺病，产业变卖一空，一家人只靠几分地为生。他在贫病潦倒中深居山村，自己耕田，维持生活，他同农民日夕相交，得以深刻地观察了解和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与思想情绪。同时，他坚持了扎根大地，面向劳苦大众，以现实主义反映人生的创作道路。50年代是他的创作成熟和丰收的时期。他的作品具有清新写实的艺术特色，特别是以描写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见长，常能在短短的篇幅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从而含蓄、深沉地呼喊出台湾同胞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台湾的乡土文学，正是以反映台湾人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为主要特点，这在钟理和及他以后的作家们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钟理和的一生，始终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为了“回归和亲近祖国文化”，并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在1938年经过日本，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在沈阳当汽车司机谋生。他曾在自传体小说《原乡人》中反映出对祖国大陆的无限向往之情。台湾同胞一向称呼祖国大陆为“原乡”，钟理和满腔热情地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他的日记体中篇小说《门》反映了作者夫妇在沈阳期间（1938—1941）的一段生活经历，当时他们住在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大院里，他的长子（台湾当代作家钟铁民）就在这里出生。作者记述了院中一个工人家庭斐老伯夫妇帮助他料理接生、哺育婴儿、照顾产妇等等无微不至的关切。作者深情地赞美斐老伯夫妇说：“老太太——老太太呀，祝你平安——那是我永世不忘的慈祥的第二母亲——老夫妻俩疼爱我们不亚于自己亲生的儿女……。”作者在这里抒发出台湾和祖国大陆同胞之间的骨肉亲情。
钟理和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创作经历却是坎坷的。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在生前未能发表和出版，生前唯一得到出版的小说集是作者1945年在北京出版的早期创作《夹竹桃》。作者临终前曾痛嘱长子铁民说：“吾死后，务将所存遗稿付之一炬，吾家后人不得再有从事文学者；《笠山农场》不见问世，死而有憾。”可见作者伤心至极的情景。1976年，台湾成功大学张良泽教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了《钟理和全集》（八卷），他的作品才得以全部问世，距他逝世已经16年了。
今天，在这位优秀的台湾作家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得以同全国九亿同胞见面。这也可告慰钟理和先生于九泉之下了！钟理和先生，您那“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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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文艺画廊添异彩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编后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女性作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广大读者早就期望看到当代女作家作品的多人合集。但是，由于“双百”方针长期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这样的选集始终没有出版过。解放前，是曾经有过这类选集的，但时代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大浪淘沙，旧选本里的许多作品已被历史湮没了。新的时代使女作家们的创作面目一新，人们希望看到贯注着时代精神的选本。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广东省人民出版社编成了这本远非完备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希图能部分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读物。共选了37位女作家的60多篇不同类型的作品。所选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特写、诗歌、杂文等，文体不拘一格；长篇小说因篇幅所限，未能在本书编选之列。入选的作家，以当今仍然活跃在文坛上者为限。考虑到全书的时代特色，本书侧重于选入建国三十年以后的作品，特别优先选入了相当数量的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同时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一部分老作家的旧作，也有所兼顾。我们主要依据作者本人的意见并参照社会上的评论，尽量顾及到作者的代表作或女性特色比较显著的作品。
一个作家的成长是困难的，一个女作家的成长就尤其艰难。在旧社会，许多年轻的女作家，在各种旧势力的包围与吞噬下，或昙花一现，或不久便销声匿迹，甚至饮恨以殁。许多老一辈的女作家，历经艰辛，冲破封建势力的牢笼才踏上文学道路的。本书中一些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生活的作品，就是她们这种斗争经历以及她们眼中的人生的纪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为女作家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少作家就是随着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一起成长起来的。但又不可否认，频繁的政治运动，曾经严重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特别是某些运动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部分女作家错打成阶级敌人，使她们不得不搁下笔来。更多的女作家，特别是中、青年女作家，由于家务和生活拖累，以及种种特殊困难，使她们的深入生活，观察社会，读书、写作诸方面，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因为女作家的成长之难，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和关心，希望本书能起到一点倡导、支持女同志写作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来，女作家们空前活跃起来，对于突破禁区，繁荣创作，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的。尤其是一批颇具才华的中、青年女作者崭露了头角，以她们爱憎激情的强烈，观察生活的深刻，描写手腕的细腻，获得读者的好评。当然，女作家的数量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比较起来，那实在是太少了。正是有感于此，我们特意把几位作品还不多的新作者的作品也选进了本书。不多的会多起来，不成熟的会日臻成熟，我们深信这一点。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的作品，无论取材、手法、风格都是多种的，各个时期的广阔生活都在女作家们的笔下展现出来。作为女作家，她们既有各自的风格特色，从整体上来说，她们又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对妇女、爱情、婚姻、家庭、儿童心理，似乎有着更细腻入微的观察与感受。她们在选材方面，也有某种相对的共同性，但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有各自的艺术个性。发扬文学创作上的题材、风格、流派的多样性，推动女作家创作的繁荣，也许正是我们编选本书的动因吧。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