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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诈骗犯张良忠被判处无期徒刑
支持包庇罪犯的十六名干部受到严肃处理
本报讯 记者黄昌禄报道：行骗六个省的大诈骗犯张良忠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了无期徒刑。为了整顿党风党纪，中共青海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最近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对包庇、支持张良忠进行犯罪活动的十六名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分别给予了党纪、军纪和行政处分。
大诈骗犯张良忠，四川省安岳县人，趁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之机，长期流窜在青海、四川等地，先后冒充国营企业和军事机关七个单位的采购员，大肆进行诈骗活动，共套购和倒卖国家计划调拨物资和部队的各种物资，共价值62万多元，从中骗得公私财物总值25，000多元，汽车5辆（已追回），粮食2，900多斤。张犯在青海活动长达两年半之久，作案甚多，危害甚大。今年3月，已被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审理张良忠诈骗案的过程中，中共青海省委责成各有关单位，一定要查清与这一诈骗案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包庇、支持罪犯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罪犯张良忠于1972年8月孑然一身来到青海，结识了西宁驻军某部助理员刘云。张犯冒充国营企业采购员混进了这个部队，进而又骗取了该部队装备处副处长曹启昌、孙礼明的信任。由于刘云、曹启昌、孙礼明等人的支持，张犯先后从这个部队套购出各种物资价值28万多元，刘云还送给张犯军装和其它军用物品，使张犯得以冒充军队采购员继续到其它单位进行诈骗活动。刘云、曹启昌、孙礼明等人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有关部队给予刘云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一级的处分；给予曹启昌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一级的处分；给予孙礼明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
张犯在西宁进行诈骗活动期间，一直住在西宁市城东区公安分局东关派出所的辖区内。派出所所长冉元友贪图私利，接受了张犯的请吃送礼，还利用职权，让张犯逃过了公安机关的审查和清理。特别是冉元友已知张犯的真实身份后，仍有意包庇。西宁市公安机关的党政组织给予冉元友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原西宁市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朱七峰，把国家计划供应商品大批提供给张犯，受到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的处分。
某陆军医院副政委王志兴贪图小恩小惠，竟用医院的账户先后给张犯借支、垫付款三万多元，并给张犯开出介绍信九张，使张犯利用这些介绍信套购了国家计划供应物资价值三万多元。有关部队已给予王志兴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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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训在哪里？
本报评论员
张良忠诈骗案是一起发人深思的大案。我国五十年代曾破获过李万铭诈骗案，那时，我们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李万铭利用党的崇高信誉，冒充共产党员、残废军人、战斗英雄，伪造历史混进革命队伍。著名作家老舍曾以此事为素材，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这是许多人都熟知的。
青海省判处的张良忠一案，同李万铭一案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个诈骗犯先后作案十年，钻进了我们的部队和机关，拉拢腐蚀了一批干部，大肆诈骗盗窃，弄了价值62万元的国家计划调拨物资和部队物资，从中获取巨利。这个诈骗案涉及六个省、市、自治区的几十个党、政、军、警单位，其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远远超过了李万铭案。对于犯罪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必须狠狠给予打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良忠先后作案十年，长期逍遥法外，甚至在案情全部暴露以后，仍然被拖成了“胡子案件”，不能及时加以惩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相隔二十年的这两起诈骗案的对比中，看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当年李万铭作案，是钻了某些人事干部工作疏忽的空子，从未查出任何一个与李万铭案有关的干部曾接受他的贿赂和收买，他在进行破坏活动时是十分孤立的，一被人们识破就立即受到法律制裁。张良忠一案却涉及几十个干部，包括相当负责的干部，竟被诈骗犯用不同的狡猾手段所腐蚀。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公然不顾党纪国法，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为诈骗犯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在案破之后有的人还极力阻挠案件的处理，实际上成了诈骗犯的庇护人。张良忠案件对我们的严重教训就在这里。
这个案件说明，经过十年动乱，社会沉渣泛起，对我们干部队伍的损害是多么严重！在张良忠一案里犯有错误的干部中，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已查明，这些基层领导人中，有的是靠“造反”起家，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下，篡夺了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也有的是个人主义严重，为了谋取私利，大慷国家之慨；还有的是政治警惕性不高，思想麻痹，浑浑噩噩，饱食终日，对工作极不负责。中共青海省委责成有关单位，对这些人分别不同情况作出严肃处理，是完全必要的。希望各级领导机关能从张良忠一案中吸取教训，要建设健全的基层领导班子，做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工作。整顿基层领导班子，要学习“准则”，对干部职工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自觉地处理好家属子女、亲戚、同乡关系，反对“走后门”、搞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在整顿党风、整顿干部队伍中，要注意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的腐蚀，在干部中肃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革某些制度。身负教育别人重任的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带出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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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上信任 工作上支持 生活上关心
武汉电池厂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本报讯 湖北省武汉电池厂党委，对待原工商业者如同对待所有的干部、工人一样，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注意发挥他们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专长，调动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武汉电池厂党委在使用原工商业者时，不歧视他们。原工商业者王时惕，供销业务熟练。为了发挥他的作用，先调他到供销科做统计计划工作，后来又安排他当副科长。科内的业务会常让他主持，厂里的调度会吸收他参加，放手让他接洽商谈业务。王时惕精神振奋，干劲很足，打消了过去那种“混几年退休”的思想。去年9月，技术科经厂长批准发了个通知，要求将电池内衬绝缘纸由原来的220克灰版纸改用300克的白版纸。王时惕认为，这样改对提高电池质量没有丝毫作用，衬纸的成本却要增加两倍。虽然是厂长批准签发的，有问题也应提出来。他就同科里同志商量，写了一份报告，请厂长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经过厂领导分析研究，认为王时惕的意见正确，积极予以支持，收回了这个通知。这件事也使王时惕受到教育，他说：“象这种事，过去我根本不敢想，也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怕自找苦吃。现在党委高度信任我们，我们也是企业的主人，不能眼见国家的财产遭受损失不管。”1979年王时惕与科里同志一起，对供销工作的每个环节逐项研究分析，从原材料、包装、对外加工、废品处理、劳保用品、工模具、运输、工艺改革、修旧利废、回收等十个方面提出节约方案，实行结果，到年底为国家节约二十多万元。原工商业者胡振高开始在车间做技术工作，有些工人不听他的，说：“你这个资本家又来管我们了。”厂党委认真说服教育工人，支持胡振高的工作。去年厂里抓产品质量，党委书记到这个车间蹲点，凡是研究技术的会议，都请胡振高参加，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很快提高了电池质量。
对于原工商业者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也切实做到与所有职工一样，该关心的关心，该解决的及时解决。有个原工商业者的儿子下放农村多年，去年厂里办理退休顶替时，他爱人退休，组织上积极帮助他办理手续，让他儿子进厂顶替。原工商业者、技术员李诚生病在家休息，书记、厂长亲自登门看望。李诚感动地说：“党委把我当自己人，我虽然有病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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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良忠诈骗记
大诈骗犯张良忠，经青海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无期徒刑，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从张良忠案件中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我们社会主义的肌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医治好这些创伤又需要进行多么艰巨的斗争！
“机关枪”与“手榴弹”
张良忠的诈骗活动始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破案为止，历时十年，绝大部分犯罪活动都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进行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商品供应不足，有人就把市场上难以买到的高档烟比成“机关枪”，把名酒叫“手榴弹”。张良忠正是用这两件“武器”，征服了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
一九七二年八月，已在四川诈骗作案十七起，曾被公安机关收容过，屡教不改的张良忠，带着一张伪造的介绍信，从四川窜到青海，住在西宁北小街旅社。一天，西宁市城东区公安分局东关大街派出所所长冉元友查店至此，见张良忠一身农民打扮，而所持介绍信是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四十五队的采购员，曾经产生了怀疑，作过一些试探。狡诈的张良忠觉察后，故意把冉元友领到他已经拉上关系的几个单位去“见世面”。冉元友见这位“采购员”门路很广，能搞到高级烟酒，也就与之交往，托张犯买这买那，从买发展到白收、硬要。
两年中，冉元友先后从张犯那里买到各种名酒一百多瓶，中华牌、双喜牌等高档香烟几十条，以及大米、清油、木耳、手表等等。张犯还送给冉元友铁床、石磨、天麻和各种蔬菜。冉元友的小姨子结婚，张犯也趁机赠送了礼物。
在这以后，冉元友不仅被罪犯解除了武装，并且陷进了泥潭。一次，张犯与同伙因为分赃不均，发生矛盾。同伙向冉元友揭发了张犯伪造身份、进行诈骗的实情。冉元友不但不加追究，反而出面调解纠纷，以免张犯的罪行暴露。在冉元友的庇护下，张良忠得以在东关大街派出所的辖区内，安安稳稳地居住达两年半之久，多次逃脱了公安机关的清查。
这次审理张案过程中，发现张犯为了腐蚀拉拢干部，他陆续从河南新乡地区副食品公司、四川雅安糖业烟酒公司和西宁市食品公司套购到各种名酒九千四百多瓶，各种香烟七千七百多条。凡张犯活动之处，为他办事的一些干部，几乎无一不与烟酒吃喝有关。
解放军某陆军医院副政委王志兴，为了找张良忠做家具，搞烟酒，竟用医院的银行账户替张犯借支、垫付款三万多元，给诈骗犯套购国家物资提供了资金。经王志兴同意，这个医院还给张良忠开出介绍信九张。张犯凭这些介绍信，又冒充医院的采购员、职工，到其他单位去招摇撞骗。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
有人说：“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张良忠诈骗案所涉及的干部，有很多人就是他的老乡。
青海驻军某部装备处助理员刘云，一九七二年从重庆返西宁，在火车上与张良忠相遇，就因为两个都是四川人，便认了老乡。刘云把部队的代号、住址和电话号码统统告诉了张良忠，并邀请张犯去部队作客。
刘云回到西宁的第二天，张良忠果然如约登门拜访。原来，张犯到青海，只准备通过省运输公司汽车三场一个人的关系，搞几件汽车材料去四川倒卖，现在看见部队院内停放着这么多汽车，又打听到这个部队要处理积压物资，不禁喜出望外，决心要在这里钓“大鱼”。
钓大鱼就得投下诱饵。张良忠从刘云那里了解到，装备处长身体不好，就送给他天麻等贵重药品。对两位副处长和刘云，则分别赠以四川名酒和达县特产“灯影牛肉”，博得了装备处上下的欢心。为了对老乡表示关怀，刘云也送给张良忠军装、绒衣、军帽、皮鞋、挎包、军用棉被等。从此，张良忠摇身一变，全副军装，自由出入于部队。
在彼此交往中，张良忠发现装备处副处长曹启昌、孙礼明的家属急于在西宁找工作，他便认为有隙可钻。这个只身流窜到西宁的骗子，怎能为别人介绍工作呢？他四处钻营，打探到城东区委有一辆大汽车需要修理，便以部队的名义答应帮修，挂上了钩。以后，张良忠又帮区委一位副书记加工铁床和买大米，给区上有关干部送了人情，还在部队两次设宴招待副书记等人。常言道：“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当张良忠提出要给两位副处长的家属介绍工作时，区上自然不好推辞。于是，曹启昌和孙礼明的爱人，便分别被安排到城东区的两个厂里工作。
曹启昌等人为了感谢张良忠的“帮忙”，早把上级关于处理积压物资的规定丢在一边。张犯要套购多少汽车材料，就给他多少。
张良忠通过刘云这个老乡的关系，混进部队，从这里倒卖到外地的各种物资，价值二十八万多元，占他套购、倒卖国家物资总数的将近一半，确实钓到了“大鱼”。
拖成了“胡子案件”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在全国各条战线大抓整顿的时候，张良忠从青海潜回四川安岳县作案，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报公安机关捕获归案。因为张犯的主要犯罪活动在青海，同年九月，经公安部批准，将此案移交给青海省审理。
当时，“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还在青海省掌握着大权，使审理张良忠案件碰到了重重阻力。青海省委原政法小组负责人主张只查张良忠本人的问题，反对查清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和事。有同志提出某陆军医院副政委王志兴支持张良忠犯罪活动，问题严重，应予查处。这位负责人竟公然替他开脱责任说：“王志兴不过就是为了搞几瓶酒、几条烟嘛！”
西宁市食品公司原革委会副主任朱七峰，靠“造反”起家爬上领导岗位。他利用职权，先后把价值六千多元的烟酒和其他计划供应商品，提供给张犯腐蚀拉拢干部。张良忠被捕后，有关部门要求朱七峰交代和张犯的关系，朱七峰态度嚣张，扬言要写大字报上街。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和张案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档案材料，竟会不翼而飞，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从一个清查对象家的煤堆里找到。
有的单位还把和张案有牵连的人匆忙调走，甚至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反而予以表扬。问题如此严重的东关大街派出所所长冉元友，竟然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连续两年被树为全分局的“先进工作者”。还把他领导下的东关大街派出所，树为分局的“先进单位”。
青海省国防工办原任会计曹殿宣，托张良忠把外甥从农村弄到城市当工人，曾用国防工办及其所属单位的银行账户，为张犯代收代付赃款。可是，曹竟被提为副处长。而且正在审理这一案件时，一九七七年，他又被调到河南省新乡地区担任了社队企业管理局的副局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调整的青海省委，在一九七八年把张良忠案件作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要求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把所涉及到的单位和人，查个水落石出，进行严肃处理。至此，这个“胡子案件”才得以逐步清理，诈骗犯张良忠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我们在四化建设征途中仍然有斗争。在生活中也许还会碰到张良忠这样的人。
同志，你要警惕！
本报记者 黄昌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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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当领导
五十年代初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王振宇（左），去年被选拔担任宁夏盐池县革委会主任。他在这个县农牧部门工作了20多年，为发展农牧业生产作出了成绩。群众都夸他是个内行领导。
3年来，这个县已选拔了35名大、专毕业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新华社记者 陈思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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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私利的县委书记
四川省巴中县的党员和群众在学习贯彻《准则》中，对由公社党委书记提升到县委副书记、又担任了县委书记的赖明扬，职位高了，权力大了，仍然象过去在基层工作那样不搞特殊，不谋私利的风格表示十分称赞。
赖明扬家住离巴中县城一百五十多里的农村，他爱人长期患病。1978年底，县里有关部门准备将他爱人的户口迁到县城来，并再三向他说：“解决你爱人的户口问题，是符合政策规定的，你不用操心。”谁料得到，赖明扬却谢绝了。他说：“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先解决群众的困难。”去年春天，他爱人的病情加重了，不得不接到县城治疗。一名负责同志看到他熬红了双眼，累瘦了身体，关切地劝他说：“不要再推辞了，还是赶快把你爱人迁进城里来吧。”赖明扬为了不给国家添负担，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
赖明扬的爱人知道此事以后，埋怨丈夫说，“别人笑话我，说我跟你十几年，没有沾到光，也未享到福。别人都关心我，唯独你这个县委书记卡住我的户口，不同意我搬到县城来。”赖明扬心平气和地给爱人摆道理，他说：“城里待业人员还很多，家在农村的干部有我们这样困难的也不少，若是都跳出‘村门’进城门，伸手向国家要工作、要工资、要口粮，国家那里养得起。如果当领导的都不能带头，怎么能够去说服别人。人人都应该体谅国家的暂时困难，并为战胜困难去努力工作，将来四化实现了，还愁没有福享？”从此爱人再也不提进城落户的事了。
去年10月下旬的一天，有个和赖明扬非常熟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领着一个青年匆匆来找他，一见面，这人就介绍说：“这是我的妻弟，刚从外地回来，专门来看望你，没有啥子东西送你，带了点外地的水果糖。”边说边把纸包往赖明扬手里塞，赖明扬拒不接受。那个支部书记只好将纸包放在桌上，临行时对赖明扬悄悄地说：“赖书记，开纸包时要小心，里面有个东西。”赖明扬马上要他说清楚。原来糖果里面还裹着一只手表。赖明扬严厉责问：“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他们急忙解释道：“没有别的意思，你家经济困难，一只手表也值不了几个钱，本来想当面相送，怕你不收，才想出这个办法来，反正又没有外人知道，不必介意。”赖明扬猜出了他们送礼是想为那个青年在城里找个工作的意图后，就郑重地说：“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就办，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要我干不符合政策的事，送礼说情也不行。”两个人一看县委书记铁面无私，拿起纸包悻悻然而去了。
赖明扬不谋私利的好作风在巴中县产生了良好影响。最近，县里一名副书记和一名财贸部副部长主动将自己跳出“农门”的儿子和由集体转到国营单位的女儿，退回了农村或原单位。他们表示要向赖明扬同志学习。
新华社记者 贺灿永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