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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的技术引进
白成琦
日本根据本国的实际“消化能力”引进技术，善于利用本国现有技术基础和经济条件作为引进技术的“土壤”，注意把引进的技术改良或创新成为具有本国特点的技术
日本是战后引进国外技术最多的国家。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九年中，日本共引进技术三万一千多项。
日本引进技术的形式，基本是购买国外技术专利和技术情报。此外，一旦看准了国外正在搞的有较大经济价值的实验室技术，就把它买进来迅速完成研制，力求抢先投产；此外还聘请国外技术专家、教授去日讲学与指导，或者派技术人员出国考察、接受培训，学习新技术；通过办合资企业、进口成套设备或关键性设备、对等技术交换等，取得国外新技术。
引进技术的经济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它使日本在赶超和掌握国外现有技术的过程中，大约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技术研究投资，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日本已逐步成为技术出口的国家。
日本在长期的引进技术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日本重视引进技术的准备工作。在引进技术之前，不但由政府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给引进技术以法律保障和扶持，对外也保卫了本国技术与工业不受侵犯。在引进时，注意搞好技术情报，把对自己最有用的技术及时、准确地“优选”出来。日本政府和大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技术情报机构，并在国外派有大批情报人员，收集各种技术情报。他们对国外技术动态了解比较清楚，这就为引进时抓得快、选得准，创造了可靠前提。为了解决用于购买技术的外汇，实行外汇管理，并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接受外国技术投资的方式解决。根据新技术的需要，培训自己的技术队伍，并根据实际“消化能力”引进。如果消化能力不足，宁可引进稍逊一筹的技术，也不采取“交钥匙”的办法（把整个工厂都交给外商承包和管理）引进技术。引进某项技术时，还注意准备好企业的生产条件（从原料供应直到生产过程的准备），考虑产品的实际销路。新技术一旦引进，企业马上就能组织研制并很快投入生产。
第二，善于利用它现有的工业技术基础和经济条件，为引进技术提供良好的“土壤”。战后日本的经济技术基础很有限，但它战前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技术、管理人材仍然存在。日本当时紧紧抓住了这两个虽属薄弱但不可多得的条件，经过四、五年的准备，开始吸收国外新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最初几年，不仅工业技术设备与美欧先进水平相差悬殊，而且资金匮乏、市场狭小。但日本充分利用当时的工业技术基础对新技术的消化、适应能力，重点引进了当时最急需的电力、钢铁、机械以及部分轻工业的基本工业技术，使日本上述工业部门在几年之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55年，与1949年相比，日本的发电量已增加了50％以上；钢产量增长了二倍以上，商船下水吨位增长了四点五倍以上。现在，日本又利用空前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积极从西方引进高精尖技术。
第三，日本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改良和创新，把它变成“日本化”的技术。如日本分别从美国、西德、奥地利、苏联、法国、瑞士等国引进的钢铁工业“六大技术”，经过自己的综合消化吸收，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开始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大型高炉——氧气顶吹转炉——连续轧钢”的现代化钢铁技术体系，使外国的技术在日本扎了根。在消化、改良和创新的过程中，日本各产业部门都投入了大批精干的技术力量和巨额资本。在大规模引进技术时期，日本企业一般都是把主要技术力量放在引进的国外技术上，并把一半左右的工科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放在生产第一线。
日本不惜重金和大批人力，积极消化、发展引进的新技术，产生了三个重要结果。一是在新技术日新月异、国外同类技术陆续被淘汰的情况下，日本仍可继续保持该项技术的先进性，并避免了引进技术可能造成的“恶性循环”（单纯靠“买”，越买越多）；二是培养出一大批专门技术、管理人材和熟练工人；三是经过创新之后转手出口的技术，又捞回一大笔外汇收入。真可谓“人财两得，一箭三雕”。
引进国外现成的技术成果，促进了日本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在某些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教训也是值得注意的。
由于对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长远科学技术项目不够关心，从根本上削弱了它对新技术的独创能力。长期以来，由于日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果和近期的商业性利益，往往只热衷于对外国现有新技术的吸收与改良，而对本国的基础科学和大的技术项目（特别是距离直接应用于生产尚远的技术），反而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而不重视，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它的工业技术进一步向前发展。看来要最后消除这一后果，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和相当长的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对国外技术（特别是美国技术）潜在的依赖性。战后以来日本引进的三万多项技术，大部分是国外已经投产的成熟技术，最先进的技术并不多。虽然经过日本的改良和创新，日本现有的工业技术已经很高，但它要想继续独立发展更高超的工业技术，还是很困难。例如日本电机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目前已与美国不相上下，但由于它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独创能力不够，只有继续不断地引进美国的大电机技术，才能保持日本电机工业的“世界先进水平”。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不再能得到国外某些新技术补充自己时，就会陷入困境。
同一项技术往往几个日本公司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大量外汇，而且引进的条件也常常因此更加苛刻，使外国资本乘机从中大获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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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人看中国
官僚主义是中国实现四化的障碍
《日本经济新闻》7月21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藤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官僚主义是阻碍实现现代化的“脚镣”》。文内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即便有所偏颇，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文章的摘要如下：
中国各级管理机构越来越庞大。而且，各自为政的意识强烈，实行条条领导的不利的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因此，不好处理。最近，正在向地方移交权限，不过，也可能是由于中央同地方分担的权限不清楚的缘故，这又形成了行政混乱的原因。从各国有关贸易人士之间甚至开始听到了表示难以理解的呼声：“简直不知道究竟同哪个单位打交道好……”
条条领导的弊病，多得不胜枚举。譬如，到中国国内旅行，不到当天，日程安排就不清楚，令人着急的事情很多。如果在北京预先买好全程往返的火车票或飞机票，那就可节省时间，但在中国，除非已到达访问地点，否则，就不卖给回国的车票或飞机票。
为了从中国开发、进口煤炭，首先要同外贸部进行谈判，此外，还需要同几个部门取得联系，譬如就生产问题同煤炭部谈判，就国内的运输问题同铁道部谈判，就装船问题同交通部谈判等。
但是，实际上这样一种情况很多：因为中国方面的有关各部联系不周，所以，理应转达的话却没有很好地转达。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部门答复说“可以”，但其它部门却答复说“不行”。北京的贸易负责人，即使是很小的问题也要同各部门取得联系，如果不弄清是否准确，就连动都不能动。
据说，新来北京的某报社特派记者，为了办理提取从日本寄来的小轿车的手续，不得不跑16个单位。货物停在天津港口，得从向外交部提出批准去天津旅行的申请开始，在天津花了一天时间，到处奔波之后回到北京，回北京后还要再跑三、四个单位才能坐到司机座位上去。
中国从去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调整三年计划，作为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要大幅度缩小基本建设（主要项目）。但是，虽然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缩小基本建设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这是因为，地方下属的各个机构都“赞成缩小基本建设的总方针，但是，不想削减同自己地区有关的项目。”
最近，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遣了很多考察团，正在努力吸收先进技术。现实情况是，同样的考察团多次去海外，而且，只打听同样的事情，因此，回来后也没有什么效果。
也听说有这样的事情：中国负责开发能源的部门决定就日中能源开发有关的问题向日本派出考察团。但是，与此同时，获悉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其它机构也希望就同一问题访日。因此，日本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因为调查的是同一问题，把访日代表团合并为一个怎么样？”但中国方面却无论如何都不接受，回答说：“因为是不同的组织。”结果，两个团体为着同一目的而访问了日本。
现在，中国正在向地方移交权限，这也成为产生新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在贸易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分别设立了贸易公司，各贸易公司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开展对外贸易。但是，据说在中央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不明确，发生争执的情况很多。
似乎可以说，缺乏时间观念和效率观念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虽然购买附近城市生产的原材料，但是非要花很多路费特意跑到北京谈判不可，这种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在各机构的窗口办理某种手续时，由于缺乏“事务交接”的习惯，如果本人不在，就毫无办法。如本人出差了，那么，即使谈判处于最后阶段，但在出差期间也得搁置下来。
据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一位日本有关人士说：中国人最常说的是这样三句话：“不在；不知道；没有。”除非中国摆脱“这三个不”，否则，现在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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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埃及通讯
发挥“人才优势”
本报记者 邢象超
夏天，是埃及航空运输的旺季。6月，阿拉伯国家的大、中、小学开始放暑假。大批在国外工作、主要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埃及教师回国探亲、休假。不少航空公司都为此加开班机。今年，科威特航空公司在一天之内竟加飞了3架波音707和1架747。开罗机场的行李间里，堆满了由国外运回的空调机、冰箱等大件物品，候机大楼挤满了人群。最近，埃及教育部发出通告，协助暑假去海湾勤工俭学的埃及大学生办理签证手续。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正陆续飞往海湾。这些学生在暑假三个月的劳动所得，足够支付自己一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开罗机场的繁忙景象，生动地反映了埃及同阿拉伯国家之间历史形成的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旅居国外的埃及人有200万。他们每年寄回的外汇达2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埃及人50多美元。这是埃及最大的外汇收入。埃及人出国的主要流向是海湾地区。这是因为，自从石油出口国在取得收回民族资源和民族权利的伟大胜利之后，积累了数以千亿计的石油美元，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大量人力和人才。仅沙特阿拉伯，新的五年计划投资额即达2，500亿美元。据估计，到1985年，海湾阿拉伯产油国需要再增加100万外籍工人，那时，外籍工人总数将比1975年增加一倍。这些外籍工人既包括技术工人，也包括粗工和壮工。
法鲁克是开罗以南约80公里的奎巴巴特村的农民，也是一个泥水匠。他在沙特阿拉伯做工已有两年，每次回国休息四个月。他没有文化，但是，在沙特阿拉伯，语言上没有任何困难。他没有固定工作，只是每日打短工，然而工资所得比在埃及高6倍。如果法鲁克是个熟练的技工，在海湾国家又有固定的工作，那工资收入还要高得多。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产油国，需要埃及支援的不仅限于一般工人。它们更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不少方面，埃及的人才是充足的。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它具有一定的人才优势。
埃及是个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的艾资哈尔大学，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在阿拉伯世界居于权威地位。近年来，埃及政府又花了较大的力量发展教育事业。1979年，埃及教育经费预算为1．4亿埃镑，比1965年增加了10倍，全国在校大学生45万人，等于1965年的3倍多。全国几所著名的大学，每年招生都在1万人上下。中、小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在100万以上。目前，平均每6个埃及人中就有1个是在校学生。学生多，对提高人民教育文化水平当然是好事，但是，就业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今年七月中旬，埃及“劳动力和职业训练部”才向尚未就业的1977年和1978年的大专毕业生和部分1976年中专毕业生8万多人发出就业通知。可见，国内就业不易。因此，有计划地支持出国就业，当然是减少国家压力同时也可为国家取得更多外汇的一个办法。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的教员、医生、护士是颇有声誉的。
埃及全国有教员26万人。仅阿拉伯国家正式通过埃及教育部聘请的教员即达1．7万多人。应聘教员由教育部统一安排，每4年轮换一次。通过别的途径前往阿拉伯国家任教的埃及教员，为数也很可观。埃及同多数阿拉伯国家中断外交关系，似乎并未影响埃及出国教师的地位。相反，沙特、阿尔及利亚、北也门等国去年都大幅度提高埃及教师的工资。
埃及有正式医生3万多人，其中一半在国外、主要是在阿拉伯国家工作。护士有40％旅居国外。多年来，埃及医疗队伍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财富。埃及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的工作，在去年阿拉伯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上，受到了普遍的赞扬。
埃及输出人力和人才，是阿拉伯国家之间互助合作、互通有无的一个具体表现。如果埃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能够得到恢复和加强，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无疑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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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西利用专利制度发展经济
张联
我们在巴西访问了它的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这里现代化的飞机场，蜿蜒如带的高速公路，高耸入云的豪华建筑，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令人感到巴西是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我们受到巴西工业产权局的热情接待，听取了他们对专利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参观了各个部门的设施，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员，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最近10年来，巴西政府利用专利制度这个工具，吸引外国投资，进口外国技术，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成效是显著的，发展是很快的。
6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64—1967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8％；1968—1973年的经济高速度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被称为巴西“奇迹”；1974—1978年的一般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从1964年的692美元提高到1978年的1，580美元，增长1．28倍。巴西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巴西已成为拉美经济技术实力最强的国家。
巴西也是世界上建立专利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1868年设立了专利机构，仅次于英、美、法，名列第四。1971年制定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时，提出了推行专利制度现代化的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利工作。
1970年12月成立了巴西的工业产权局。它的任务是：审查批准专利，登记注册商标，审批引进技术，提供情报服务。为了迅速实现专利制度现代化计划，巴西向联合国申请援助，得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共同制订了1973—1978年的五年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巴西工业产权局已略具规模，可以顺利地开展工作，接受专利申请了。巴西工业产权局每年接受专利申请一万件左右，拥有有效专利九千余件，财政上做到略有盈余。
巴西的朋友们认为，要尽快地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利用先进技术发展经济，必须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而专利制度可以帮助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有利于吸引外国把新发明送到巴西申请专利，并加以应用。现在巴西的专利申请中有80％来自外国。
第二，吸引外国公司到巴西合作搞科技研究，更有利于结合巴西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巴西工业现代化。现在，美国的道尔公司、西德的贝尔公司、法国的海尔波兰克公司、英国的孟三都公司等不少外国大公司都在巴西建立研究中心，参加巴西发展科技的计划。
第三，便于引进技术。外国厂商愿意向巴西出售技术，因为有法律保护，感到放心。
第四，可以向国内工业界、科技界提供技术情报，使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刺激并启发创造发明。
专利制度允许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垄断他的发明技术。为了避免这一不利因素，巴西工业产权法规定，进口专利产品不算实施，只有在巴西生产这种新产品才算实施。为了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外国专利技术，工业产权法中还规定，利用外国专利技术制造的产品，在外国人向巴西申请专利以前，不受影响。只有外国人向巴西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专利，才受巴西的法律保护。
巴西的专利制度，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巴西是国际工业产权条约巴黎公约的成员国。但它只承认巴黎公约1925年在海牙修订本的有关行政内容的前12章，没有签署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修订本。巴西在争取外援中，也注意维护主权。在同联合国有关组织合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外国专家在巴西讲课，只做技术性工作，不参予巴西工业产权局内部事务和立法。
巴西在推行专利制度现代化计划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充分发挥工业产权局的有利条件，把引进技术与专利工作结合起来。法律规定，巴西工业产权局负责审查批准引进技术项目。任何单位要进口技术，必须经过这个局审批。得到批准的项目，才可以向国外支付外汇，还可以免税进口。
巴西的朋友告诉我们：以往审批进口技术的工作由巴西的中央银行负责，银行只审查企业引进费用是否超过规定的限额，以控制外汇外流，技术上是否先进就无能为力了，难免发生漏洞。错误引进，重复引进，时有发生。后来改由工业产权局负责，不仅可以审查经济合理性，还可以依靠专利审查部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审查技术的先进性，改进了引进技术工作，节省了外汇。一位负责引进技术审查工作的巴西朋友耐人寻味地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产品，而是技术”。这样理解和处理引进技术和进口产品的关系，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值得我们借鉴。（附图片）
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市的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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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香蕉大王”菲律宾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太平洋西部，是一个群岛国家。这里气温高，雨量多，全国各地终年炎热，热带作物全年均可生长。菲律宾到处是绿荫如盖，香飘百里的果园。椰子、香蕉、芒果、凤梨等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因此享有“太平洋的果盘”之美名。近二十年来，菲律宾的香蕉种植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产香蕉畅销国际市场，一跃成为亚洲第一香蕉输出国，因而又被称为“亚洲香蕉大王”。
菲律宾在一九六○年只向日本出口了十三万八千公斤的香蕉，价值一万八千美元。到了一九七四年，香蕉的出口额便占这个国家十种主要出口物品的第八位，而到一九七九年，又上升到第六位。
菲律宾的香蕉的出口数量，由一九七一年的三百万纸箱猛增到一九七八年的六千八百万纸箱。据菲律宾果品与蔬菜出口委员会报道，一九七八年菲律宾出口了鲜香蕉七亿七千六百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二公斤，价值八千四百一十二万七千美元；出口了香蕉饼八十八万六千三百一十二公斤，价值一百一十四万二千美元。一九七七年出口了价值十三万三千美元的香蕉干。
该委员会还制订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鲜香蕉的出口计划，争取香蕉的出口额在一九八三年达到十亿七千零二十八万六千公斤，价值达一亿三千九百一十八万美元。
由于鲜香蕉的储存和运输问题还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菲律宾在发展香蕉生产的同时，还发展了香蕉制品的加工业，通过加工，可以把鲜香蕉制成香蕉片、香蕉饼、香蕉干、香蕉酱和香蕉粉等。这些加工产品，也可获取一大笔收入。
目前，菲律宾的香蕉主要是向日本出口，此外，也有小部分向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中东各国出口。专营香蕉出口业务的主要公司就有二十二家。
为了鼓励发展香蕉种植业，有关当局对于种植者在购买肥料、杀虫剂、修建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在种植方法、收获、储运、包装等方面都给以财政上和技术上的支持。
谈金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