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任务
阮铭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走过的曲折道路，使我们认识了一条真理：在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之后，还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认真肃清封建影响，特别是封建官僚专制主义的残留影响，这种封建影响的存在，不但是林彪、“四人帮”一类现代皇位觊觎者颠覆人民政权的社会思想基础，而且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严重阻力，过去我们没有把肃清封建影响作为重要任务来对待。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间，发生过封建遗毒大泛滥。粉碎“四人帮”以后，封建影响仍然阻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妨碍着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特别妨碍着社会主义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为了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肃清封建影响这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历史条件
为了从思想上弄清在我国肃清封建影响的意义，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往的历史。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历过2，500年到3，000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比欧洲封建社会的生命长得多。它所产生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发展得最成熟最完备的。在欧洲，从西罗马帝国奴隶制崩溃到封建中世纪的终结，不过1，000年左右的历史。欧洲的封建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统治权力比较分散和软弱，常常被高高在上的教皇所推翻。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神学。在欧洲人心目中，神权超过王权，教会的专制统治超过王朝的专制统治，迷信宗教超过迷信国王，对于封建制度的攻击首先是对教会的攻击。中国则不同，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部分历史是集中的封建帝国统治，皇帝及其所属的大小官僚，形成了几千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支配力量，这样历史悠久的封建大帝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一套，中心点就是忠于皇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王权超过神权，官僚统治超过宗教统治，形形色色的宗教教派，不过是皇帝和官僚们的工具和附庸。无上权威的代表，不是天上的上帝，而是上帝在地上的化身皇帝。从上到下的封建宗法制，一直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家庭。马克思说过统治西方的一神教，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而中国既然有了统一的专制君主统治，也就无需乎统一的神了。在西方，是神的人格化，人假借神的名义来统治。在中国，是人的神格化，人变成神来统治。
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条件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特别顽固的生命力。它在古代中国统治了几千年，几乎没有受到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冲击，又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改头换面地保存了下来，并涂上一层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色彩。这一点也和欧洲不同。欧洲发生过强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精神准备。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教会和贵族进行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这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革命的每一次升级，也是对上层建筑中的封建成份进行一次厉害的打击。在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却从来没有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过象样的打击。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不喜欢满清腐败王朝的门户关闭，用大炮轰开了它。然而强盗们却喜欢腐败王朝统治人民的腐败思想，誉之为“古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官僚买办很乐于替外国主子保存这种吃人的“文明”，因为它对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奴才在中国的统治大有用处。于是，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反动同盟，就成为整整一个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比政治上还要贫困，其中个别先进人物对封建思想壁垒发动的零星进攻，被这个反动同盟击败了，连孙中山这样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者也无法超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然而无力把革命推向前进，反而把政权让给了封建军阀袁世凯们。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同时宣告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在中国的破产。
在中国，除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无产阶级，没有一种社会力量能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更不用说领导一个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了。扫除旧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次认真打击。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把人民从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窒息中唤醒过来。但是任务仅仅是开始提出而远远没有解决。“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主力投入了实际的工农革命运动，思想文化战线的任务被推到后面去了，这曾经使坚持在这条战线斗争的鲁迅一度发出过“布不成阵线”的感叹。我们不可低估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三十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反封建的功绩，但是对于达到肃清中国的封建主义影响这个目标来说，还差得很远很远。欧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战胜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还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比欧洲的要顽固得多，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它，当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而且从根本上说，要完全肃清封建影响，还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人们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解放出来。
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全国范围土地改革的完成，摧毁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为肃清封建遗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人们曾误以为封建剥削制度在我国的消灭就是封建影响的最后肃清，对于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中残存的封建影响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只提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提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这就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多次指出，在俄国这样“半亚细亚条件”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官僚主义等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他的最后一批著作，尤其强调共产党人要同愚昧的封建宗法制残余进行顽强的斗争，“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我国所处的历史条件，是比列宁时代的俄国还要落后的“亚细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不提出肃清封建影响的任务，甚至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偏僻农村，也把反对资本主义当作经常性的阶级斗争来抓，这就必然导致用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来反对假想的“资本主义”，有的地方甚至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倒退。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的核心，正是从几千年封建帝国和蒋介石王朝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典型的封建官僚专制主义。他们举起反对假想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走资派”的旗帜，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腐朽意识形态统统从地底下呼唤出来，壮大他们篡党夺权的声势，妄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口吞掉。他们那个帮派体系的人物，无一不是封建性和买办性、暴君和奴才的结合，在人民面前是暴君，在帮派头目脚下是奴才。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形成了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以鼓吹现代迷信为中心的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批判，就包含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今天，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从国家政治生活、党内生活和各种制度中扫除封建主义的影响，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四化进军奠定更牢固的思想基础。
驱除古老中国的封建主义鬼魂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什么？需要资源，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设备，这些都不错。但最根本的需要，是发掘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智慧和才能的宝藏，发挥每一个人的主动精神、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造成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生气勃勃的人，这就是解放生产力。我们推翻三座大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人民成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来建设新社会的真正主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取得政权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决定性的。然而三十年的历史表明，仅仅取得政权和改变所有制，还不足以完全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还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继续从制度方面和社会意识方面，驱除压抑着人们精神状态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古老中国的封建主义鬼魂。
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把人变成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有一个故事说，拿破仑指着许多掉在河里快要淹死的人叫道：“看这些癞蛤蟆！”这故事可能是臆造的，但它却说明了“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象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人看得更下贱，称作“蚁民”，老爷们可以任意践踏。
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人，解放作为劳动者的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恩格斯：《反杜林论》）改变使劳动者受屈辱、受压抑、被奴役、被蔑视的一切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党，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起点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建立了光荣的民主传统；同时也受封建主义之害，从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起，除个别例外，都有家长制的作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开创的科学和民主传统。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没有及时对封建主义遗毒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清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家长制，一言堂，抬轿子，吹喇叭，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逐渐滋长。“四人帮”之所以能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说明封建遗毒已如何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机体。“四人帮”上台以后，又利用它来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他们制造现代迷信，把无产阶级领袖变成神，目的是为建立他们自己的“新王朝”开辟道路。林彪想当皇帝。林立果想当二世皇帝。江青想当女皇。她的名言“共产主义也有女皇”，暴露了赤裸裸的封建帝王思想。这群现代暴君的权力所及，不但粗暴地践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且对于人的基本权利进行最野蛮、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蹂躏。他们采用灭绝人性的刑罚摧残党和人民的精华，驱使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举起长矛互相残杀，强迫老弱病残的知识分子跪在泥泞里从事奴隶劳动，随心所欲地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进行诽谤、诬陷、揪斗、抄家、滥抓滥杀！他们以对于别人的人格污辱以及精神和肉体的虐杀当作最愉快的赏心乐事！他们贪得无厌地追逐权力和腐朽生活而置人民苦难于不顾，眼看着在地震灾害中挣扎的唐山人民叫道：“唐山在地图上消灭了，也不过死100万人！”这就是现代封建权贵们心目中人的价值！从这些情况完全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肃清封建影响的任务，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恢复和加强了民主和法制，人的权利、人的自由被蔑视的野蛮风气有了改变。但是，从现代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无论工厂或农村，无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无论对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管理或者对于本单位工作的管理，都还没有充分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生活和人民民主生活。这是从政治上消除封建依附关系的残余，确立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是封建家长制的天然敌人，是肃清散布于上上下下各个角落的封建影响的最重要的政治武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从事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如果把命运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显然是不牢靠的，甚至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命运，把四化事业的命运，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里。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民主，既不应当是装饰品，也不应当是奢侈品，而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必需品。它首先体现在人民对于从本单位到整个国家的管理上。这种民主管理的实质不在于形式主义地去完成那些选举和开会的程序，而在于劳动者对于自己的企业、机关、学校、生产队的一切工作，包括计划的制订，收入的分配，人员的任命，制度的改革等等，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个权力来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枷锁，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使所有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结成社会主义果园中的果实而且享受这果实。
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的法律保证，它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在社会生活中不受侵犯，保障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离开了保护人民这个根本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制就会蜕变为对人民冷酷、残忍的封建法西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所谓“公安六条”，就是封建法西斯的一个典型，它以对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祖国优秀儿女判处死刑，宣告了自己是同人民对立的残暴怪物。为了使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地保护人民和准确地打击人民的敌人，法律必须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代表人民的意志，决不能使自己成为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的主宰。
封建主义影响，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中。我国经济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然而由于对自然经济传统和小生产习气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某些封建的幽灵附着在我们的经济上，有的甚至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轻视计划经济下的商品流通、资金流通、技术流通、资源流通、劳动力流通，拒绝先进的、专业化分工的、互相协作又互相竞争的社会化大生产，热衷于保守的“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独立王国；例如把自力更生同闭关锁国混为一谈，拒绝外国技术、资金、设备的引进；例如排斥专家，拒绝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革新生产，只相信“土办法”；例如盲目投入大量无偿劳力，用“人海战术”办法从事不计经济效果的工程；还有经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等等。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往往由于没有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带封建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坚持，有时又把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为了实现劳动者成为生产单位的主人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为了合理使用和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之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了科学地调节国民经济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使之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我们应当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考虑，对于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制度进行必要的认真的改革工作。
我们各级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是由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很容易成为家长制和官僚主义的寄生物；也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阻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实现；它还妨碍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妨碍党内外新生力量的生长。这种家长式的终身制以及由“家长”指定的接班制，既不可能使“家长”和他指定的接班人自己变得更聪明，也不可能使他们已经领导和将要领导下的干部和群众发挥出主人公的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所以，为了使我国干部队伍真正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有业务能力的，善于在四化建设中冲锋陷阵的强大部队，我们必须下决心废除任何一级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应当区别对各种不同干部的要求，建立起民主选举、考试考核、招聘解聘等一系列科学的、民主的干部管理制度。
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之风，也同封建主义影响有关。由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落后，中国革命主要从事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在长时期中主要来自农民，这种状况，一方面极大地教育和组织了贫苦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另一方面，落后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也不能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发生影响，成为党内不良作风的社会思想根源。因此从制度上和思想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不能不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
我们主张人的解放，真正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我们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新社会的创建者。而人只有不仅真正成为政治上和生产中的主人，而且在精神上摆脱古老的封建遗毒和资本主义毒害，才谈得上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成为新社会的创建者。马克思在讲到德国人的解放时说过：“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闪电照亮了心灵的中国奴隶们，推翻了旧制度，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然而几十年来，封建余毒这种遗留下来的灾难，还顽固地压迫着我们，正如马克思所说，“死人抓住了活人”。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闪电真正射入中国的每一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激励全国亿万人民的革新创造精神，在批判资本主义影响的同时，彻底打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使他们解放成为在四化建设中创造奇迹的人。
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
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今天，打破资本主义锁链薄弱环节的，都属于经济文化比较不发达、封建宗法制残余比较强大的东方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复杂斗争过程中，注意了抵制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侵袭（这是对的），而把自身存在的封建宗法制残余放到了视野之外（这就不对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存在漏洞和弊病的一个历史原因。现在我们提出肃清封建影响的问题，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当前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将使我们的民族达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和物质境界，并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自己的新贡献。为了实现思想战线这一重要任务，我们需要克服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阻力。
有人对提出肃清封建余毒感到不理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任务，而社会主义时期思想工作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特点，一个是封建势力大而强，一个是资产阶级小而弱，常常成为封建主义的同盟军或附庸。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诞生了三十年，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锁链，在十年浩劫中又被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鞭打得伤痕累累。为了挣脱锁链，治好创伤，向现代化目标迈进，非进行肃清封建遗毒的补课不可。至于资产阶级思想，例如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和追求腐朽生活方式等等，当然也要同封建影响一起从新中国的土地上扫除掉。在中国，这类资产阶级腐败思想往往是同封建腐败思想交融于一身的。所以不能把肃清封建遗毒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立起来。要在中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非批判它的靠山封建主义思想不可。如果不分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社会上以至侵蚀到党内的封建流毒的旧势力，必然有意无意地用封建的那一套来反对假想的“资本主义”，结果反而保护了真正的资本主义，损害了社会主义。
“肃清封建遗毒会不会冲击党的领导？”我们的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难道六十年后的今天，反倒害怕起肃清封建遗毒来了么？不用讳言，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最低纲领的我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封建主义的影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害怕批判自己。几十年来党内家长制的遗毒没有肃清，我们就要无情地进行自我批判。马克思说得好：“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这样的无情批判，可能对某些妨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妨碍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家长”，带来一点思想“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会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解放，帮助他们打破家长制的精神锁链，引导他们走到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正确轨道上来，达到真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目的。
“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会触动一些人，不利于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不等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不断前进、不断改革的安定团结。粉碎“四人帮”近四年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工作进展很快，也有一些不那么快，还有一些是停滞不前的。人们愈来愈感到，各个方面特别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流毒，是阻碍前进、阻碍改革、阻碍四化建设的绊脚石。为了保证我国的四化前途，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已经刻不容缓，而扫除封建遗毒，是实现改革的重要思想条件，只有在改革和前进中，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我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领域的每一项认真的改革都是很不容易的。正象鲁迅所说，旧事物的根柢非常坚固，它还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所以他主张改革者要有韧性，不能打一枪两枪，占领一个两个阵地，小有胜利，就高唱凯歌，各自收获荣誉去了，而要坚持不懈地改革下去，一代不够，再一代，不能够一阵风。
为了使我们的改革工作进行得顺利和有效，必须十分注意掌握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善于分析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防止把不同性质问题的界限混淆起来。比如社会主义的集中领导和家长制要区别开来，待遇上的适当差别和特权思想要区别开来，个人作用和个人迷信要区别开来，领导权威和专制主义要区别开来，等等。即使有封建因素的东西，也要加以分析，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许多问题要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准，主要着重于党内外的政治生活、领导制度、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方面，从制度和立法方面来解决。主要是从领导上解决问题，健全和完善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不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多所指责，不能随意地到群众中去“反封建”，更不能搞什么运动。但是要有适当的舆论工作，敢于对旧事物旧思想进行批判。造舆论不是“搞运动”，不能靠声势，靠压力；要靠科学分析，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人们掌握思想武器，同反对民主、抵抗改革、妨碍四化建设和损害人民利益的旧事物、旧思想进行有说服力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应当成为肃清封建影响的积极战士，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头，勇敢地为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呐喊，造成健康的舆论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扫除阻碍前进的旧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
（摘自辽宁《理论与实践》
198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