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编者按：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报刊编辑，就文艺的真实性问题进行座谈。到会同志联系文艺创作的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状况，对文艺的真实性的含义、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文艺的真实和文艺的社会效果、文艺真实性和反映生活本质，以及对“写真实”口号的理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报今天发表的，就是座谈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是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就有分歧；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更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重新认识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很有必要，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报准备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欢迎从事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同志和广大读者积极撰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当前的文艺实践，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说理的、自由的讨论，使真理愈辩愈明。
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
王 蒙
一
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对于一般的对象，都具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只有婴儿才分不清橡皮奶头和母亲的乳房，只有象某件文物或某种科学假说那样的对象，才需要专门的测定。婴儿长大了自然会抛弃橡皮奶头，而有了专门仪器、科学的测定方法和专门人材，某种文物或假说的真伪最终也会是清楚明白的。由此可见，真实与否的问题，本不是一个深奥难解、玄妙莫测的问题。
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它不但不排斥，而且要求想象、幻想、夸张和虚构。但即使如此，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仍然能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真实。没有人指责《西游记》或者《安徒生童话集》不真实；同样，一般人不会承认电影剧本《春苗》与《决裂》真实，虽然后二者并不乏真实的细节。在电影院和剧场里，剧本与表演以至布景道具的任何失真，都会引起观众的骚动——摇头或者讪笑。这说明，尽管道理不一定讲得清楚，读者和观众对于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还是有自己的一杆秤的。
但是，在文艺理论战线，真实、真实性的问题，却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进行争论而让人莫衷一是的深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文艺的真实性的问题，不象例如新闻或者自然科学理论的真实性的问题那样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讨论往往受“风”的影响，往往随“风”转。
多年来，我们常常在一组组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中兜圈子，根据“风”向，时而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而贬低其中的另一个方面。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题材的多样化与提倡写重大题材，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与写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艺术性与思想性……看吧，什么时候大家齐声强调前者，什么时候又转而强调后者，那是“一通百通”，牵一发而全身动，整齐划一，不会错的。
这种讨论有时候甚至使人联想起类似吃饭与喝水问题之争。有时候我们强调吃饭，连篇累牍地论述不吃饭就不能生存的唯物主义原理；有时候我们又振振有词地发问：难道不喝水光吃饭能行吗？人们对于水的要求不是更迫切、更须臾不可离开吗？
愿我们的文艺论争及早从这种“车轱辘”话中获得解脱。
二
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说服力的问题。一部作品要感人、吸引人、教育人，首先要使人信服。如果读者不信服，不在明知其假（虚构）的同时能做到信以为真，如果读者只知其假，只知其伪，那么不管你的作品有多么好的用心，多么好的装潢，也是不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的。
但是，令人信以为真，这并不是一部作品的价值的全部。尽管都是真实的，仍然有开阔与狭小，恢宏与偏激，深邃与肤浅，健康与病态，崇高与卑下，细密与粗糙……等等之别。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真实当作文学作品的一个唯一的、无所不包的评判尺度。我们常常在说一个作品不好的时候，就说它不真实，其实这种指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例如对于小说《调动》我们尽可以指责它不崇高、不深刻、不健康、不美好，却不能说它不真实。值得提一句的是，在为《调动》的不好的倾向而忧虑、而愤怒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同样正气凛然地去与《调动》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些丑恶现象做斗争。哪怕《调动》是片面地、浅陋地反映了真实也好。总不能在作品上面拿起放大镜而在生活面前闭上眼睛。
文学需要真实，又不仅需要真实。文学还需要崇高的信念，深沉的思索，大胆的想象；文学还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与同情心；文学还需要鲜明生动的形象，精湛完美的艺术形式。人需要吃饭，又不仅需要吃饭。人还需要喝水、穿衣、住房子、行路，人还需要音乐、歌曲、电影、小说……。所有这些，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违反常识，主观随意地强调其中的一面，并希图用这一面去包容、去消化、最终是去否定另一面或另几面。我们的文学创作有许多新经验需要总结，我们的文学研究和理论有那么多新课题需要探讨，我们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总是在真实性与倾向性、歌颂与暴露……这一类问题上进行马拉松式的、令人沮丧的讨论。这一类问题如果不受“风”的干扰，如果不矫情地去做违心之论或者故意哗众取宠，本来是不难解决的。
三
当然，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自有其复杂的方面，上文的意思并不是企图轻浮地一笔抹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其说是在于什么倾向性、鼓舞力量、社会效果方面，不如说是在于文学反映生活的主观性方面。因为，谈到倾向性、教育作用与社会效果，对于一个真正的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拥护安定团结的、具有高度的公民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同时，广大读者与作者对于可能有的少数人借口倾向性等抹煞真实性、把文学创作拉回到粉饰生活乃至伪造生活的死胡同里去的企图，也有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至于文学的主观性，说的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与科学不同，它总是充满了作者的主观色彩，总是带有鲜明的作者的个人的印记。而且，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既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人们的特别是作者的主观世界。不管怎样标榜“如实反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仍然是作者用独具的眼来观察，独具的心来感受，独具的笔触来表现的。同样，不管作者怎样标榜其“天马行空”、“纯粹自我”、“超现实”，其作品仍然是现实的一个曲曲折折的反映，因为作者本身，作者这个“我”，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的理想、愿望、激情、想象、梦幻……都是生活中确有的，都可能是真诚的，而对于主观世界，真诚的东西就是真实的。没有自然、没有物质世界就没有生活，而没有人的主观精神活动，也同样没有文学所要反映的生活。因为文学与天文学、地质学不同，后者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之外的独立存在，而前者的对象，恰恰是人、人的生活自身。
我们在探讨文学的真实性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各种文学流派。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印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生活的路子。从广义上来说，我们是坚持文学要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地、轻率地否定其他流派和风格。我很怀疑各种流派是否壁垒森严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我们的读者在喜爱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同时，也十分喜欢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王尔德号称“唯美主义”，从字义上说，“唯美”简直是空虚“反动”，然而他的童话《快乐的王子》，反映了那样沉重而又痛苦的真实，社会生活的真实。个中奥妙，很值得探讨。
粉碎“四人帮”以来，人们痛感到谎言文学、主题先行文学与样板模式文学的可恶。三年来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愈来愈真实地反映着我们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我们党的文学恢复了生命力，恢复了信誉，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读者。这是党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我国文学事业的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发展。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近年来在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平庸的和少数有缺陷乃至严重缺陷的作品。我们可以探讨这些作品的得失，可以有批评、有讨论、有引导，但是，历史的经验应该记取，我们决不应该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要求作家放弃真实地、深刻地、有力地反映生活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再不能任意贬低对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的要求。
同时，文学发展的客观进程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恢复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传统以后，我们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和外在的生活的记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想象，更多的艺术探索，更强烈的艺术个性，更多样的艺术手法。我们要忠于真实，我们还要敢于和善于突破那表面的和外在的真实的硬壳，我们要更加大胆、更加巧妙地去创造一个艺术的世界、精神的境界，为新长征路上的创业者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鲜、营养丰富而美味可口的精神食粮，以提高和扩展读者的眼界、趣味、欣赏水平和情操，以感染、慰藉、净化、强化和震撼读者的灵魂，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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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
丹晨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文艺创作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坚持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表现了人民的心声，重新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血肉联系。这与整个社会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假、大、空”的恶劣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是紧密相联的。文艺坚持真实性，就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无论是生活中美丽的，还是丑恶的，作家都要忠实地、爱憎分明地给予艺术的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文艺要不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
今年出版的《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向读者推荐了一篇《头脑是很清醒的》文章，编者认为文章的作者就是“今天发展文艺评论的真正希望之所在”。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如下一段话：
你说的那个时期（指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社会，和这个时期（指打倒“四人帮”后）的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没有变，人们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标准也没有变，由那个时期的社会负责和这个时期的社会负责是一码事。如果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达到了他们可以主宰整个社会的程度，那个时期的社会是他们的社会，那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了。他们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本质。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哪个文艺作品揭露批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罪恶，那就是只写现象，不写本质，“就记错了账，把社会现象的账记到社会本质上去了”。这本刊物的评论员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进而说，“其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地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这样的论述意味着什么呢？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了10年“大灾难”，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一个铁的历史结论错了吗？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法西斯专政，和今天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看成是没有“界线”的“一码事”，这符合事实吗？这样，三年多来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深刻的变革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些论点从政治上作更多的分析。需要讨论的是，这位编者和文章作者似乎都没有把现象、本质这些概念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搞清楚，于是对文艺的真实性作了上述这种混乱的错误的解释和判断。
任何事物、过程都包含有现象和本质两个不同方面。本质表现的是事物的特性、内在的规律性；现象是事物和过程的外部表现形式。事物的本质是寓含在现象之中，依靠现象这个外部表现形式为人们去认识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象和本质混为一谈，认为文艺只须停留在对现象的表面的罗列，不必去进一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是不对的；但是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看成各不相干、互不联系的东西，把本质看成可以离开现象而存在，文艺似乎可以不问社会真实面貌如何就可直接写出抽象的神秘的“本质”，结果必然成为主观的概念的演绎。这个刊物的编者和该文作者的观点正是属于后一类的。所以他们竟然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这样一个对社会发生巨大破坏和深重灾难的事物过程，看成不反映任何社会本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这又是一种多么离奇而令人费解的理论啊！
社会生活是繁复的。因此各种社会现象包含着各自不同的特殊的本质内容，决不是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当然，人们在认识了许多不同社会现象的特殊的本质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概括、提高、认识其共同的本质。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着重点还是在于把握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同时，社会生活总是处在发展变化、曲折起伏的运动过程中，本质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有些同志从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出发，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绝对的光明、绝对的美好，我们社会的本质就是光明。于是，就不敢正视，也无法正确解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与我们社会的关系。无可否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我们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曲折过程，当他们篡夺了相当一部分权力，镇压全国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确曾处在统治地位，成了某个时期的主流。我们除了从中国的大地上，从我们社会的自身去寻找本质的、内在的、必然原因，难道还能从另一个什么世界去寻找吗？对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生活进程中发生过如此深刻重大影响的事件，与亿万人民的命运、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生死攸关的事件，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应该通过艺术形象去反映、揭露、批判呢？作家为什么不能够表示自己强烈的义愤和正当的爱憎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同样，文艺也将成为不必要的了。但又正因为现象与本质经常并不直接相符合，所以才使文艺描写复杂生活有了广阔的天地。当前，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这说明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具体环节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在实践中证明并不都是美好的，相反有的是有严重缺陷的。这正是现实与本质并不完全相适合的表现。进行改革，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日渐得到完善和巩固。文艺创作反映这些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或将发生变化的各种繁复的现象，进一步揭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本质（包括某些缺陷、阴暗面、落后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反映得准确不准确，深刻不深刻是另一回事，是可以讨论批评的。但因此就指责什么“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地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未免有点耸人听闻，这又怎么谈得到正视现实呢？
然而，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把反映了某些丑恶的、不愉快的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指责为没有反映社会本质而加以否定，50年代就有过，林彪、“四人帮”时期更是泛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有过。近来对于某些描写了阴暗面、落后面的剧作、小说指责为不真实，其依据仍然是在重复我们社会的本质即光明的理论。在这里，重温一下列宁的论述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的。列宁曾经赞誉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并不了解工人运动和俄国的革命，他只是“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但正是这种矛盾思想，成了“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成为“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可见托尔斯泰主要的不是正面反映了革命运动如何汹涌澎湃，工人农民如何英勇斗争，如何打击动摇了沙俄统治，而是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缺陷和弱点，因为革命的某些本质也不一定都是光明和美好的。而列宁的这些论述，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岂不要说，这算什么镜子？这是哈哈镜！
问题很清楚，文艺真实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经常引起争论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特征，而是因为没有写光明。不能否认，确有一些以写伤痕、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罪行、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为名，但却是生编硬造、荒诞离奇、趣味低级的作品。如果对于这样一些作品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当然是应该的。但问题发生在另一类作品身上，即所描写的阴暗的、落后的社会形象是客观存在而被相当多数群众证明是真实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反复出现的。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程度不等的缺点，但与历来作家、艺术家所要求的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描写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这样的作品被指责为不真实，当然不能使人信服。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不厌事实，而厌写出”（鲁迅语）的古怪而不公正的看法。他们不敢正视生活中的丑恶事实，不去设法铲除这些污染我们生活的垃圾，不去批评这种罪恶的制造者，却一味责备揭露这些生活形象的作品。明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我们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这说明，即使今天，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或是表现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文艺创作要坚持真实性，仍然需要作家的勇气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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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
李 准
文艺作为人们从认识上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的真实”，才能起到应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对此，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究竟怎样才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真实”呢？当前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理解和主张，很需要通过讨论来逐步搞清楚。
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客观对象的社会生活现象本身就有两类，一类是能够表现本质的，一类是不能表现本质、与本质无关的。因此，作家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只能写前一类现象，而不能写后一类现象。例如，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本质固然寓于现象之中，但并非所有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至于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还有的文章说：“从某些细小的琐碎的偶然性中甚至很难揭示出必然性来。”显然，照此逻辑，作品要达到本质的真实，就不能写社会生活中的假象，不能写“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和“细小的”偶然现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规律（它和本质是同等概念）？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它隐藏在各种现象之中，是人们单凭感官所不能直接把握的。现象则是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在形式。正如列宁所说：“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与本质的这种隐蔽性和稳固性相比较，一切现象都是表面的、稍纵即逝（常常消失）的。难道有象本质一样隐蔽、稳固的现象吗？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是必然？就是隐藏在无数偶然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和必然相比，任何偶然都是细小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偶然的。就连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作为一个凭感官可以直接把握的社会现象，它的爆发也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到清明节，爆发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名称的事件），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天就消失了。它所包含的本质——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国家两种命运的大搏斗——才是相对稳固的，它在此以前和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不断地得到表现。同时，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笑一怒，又无一不在表现着某种社会事物的本质。“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偶然中都包含着必然。既不可能有离开现象而独立呈现的本质，也不可能有所谓“远离本质”、与本质无关的现象。就拿假象来说吧，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也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种表现。如林彪、江青一伙经常口头上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一种假象，而它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作为混进党内并以极左面貌出现的阴谋家的反动本质的一个特殊规定，是他们不同于一般反动分子的一种表现。不描写这种假象，文艺作品就不能充分揭示这伙阴谋家的反动本质。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能表现本质的和“远离本质”的两种，是没有根据的，讲不通的。
那末，这是不是说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在表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互相没有差别了呢？不是的。这种差别就在于：一，表现本质的方面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事物只有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往往是由几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组成的。不同的现象，表现着本质的不同方面。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无产阶级用来镇压各种阶级敌人的机器，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有些现象则表现着它是组织新的经济建设的杠杆（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正是由这三个方面组成的）。二，表现本质的形式不同。如假象，是以和本质相反的形式来表现本质，而有些现象（如一个模范共产党员扑进烈火中去救人）则是以和本质比较一致的形式来表现本质。但无论怎样，现象都包藏着本质，表现着本质。同时，无论怎样，现象又都不能和本质互相等同，直接合而为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在于怎么写。例如，同是写反特权和不正之风的，确有作品写得不那么成功，但也有话剧《权与法》、短篇小说《说客盈门》这样比较成功的作品；同样是直接写向四化进军的，确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这样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佳作，但也有一些只是肤浅地描写一些好人好事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淡薄。所以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不管是属于主流的还是属于支流的，是属于光明面的还是属于阴暗面的，是属于多数的还是属于少数的，不管多么细小、多么短暂，都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至于对它们的描写能否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关键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在于作者有没有善于通过现象展示本质的本领了。无疑，每个作家在把社会生活现象写进一个作品时都应当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出于每个作品都只能以特定方式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而不是意味着有些社会生活现象根本不能进入任何文艺作品。如果硬是根据主观意志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两类，给许多生活现象贴上“不能反映生活本质”的封条，不许任何作家作品去描写它们，涉及它们，那实际上就等于给创作的素材划框框。其结果，必然要局限作家的视野，捆住他们的手脚，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变得贫乏、单调，使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路子越来越狭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作品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一个笼统的提法。具体到一个作品，所谓“本质真实”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首先要反映出作品所直接描写的那个或那些具体事物的本质。如写某种人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人的本质，写官僚主义的作品首先要写出官僚主义的本质，写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选举的本质，如此等等。其二，要通过对这种具体事物及有关现象的描写，从一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具体事物，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在一定的时代，它的存在以及发展变化都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制度和时代潮流的制约或影响。同一类事物，如同是舍身救人，同是投机倒把，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表现形式不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所以，不管写的是什么事物，只要正确地写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正确地写出它的发展变化，正确地写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就自然会从这一特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从一个特定角度表现出历史的总趋势。王蒙的《说客盈门》主要是写不正之风的。在出场人物中，只有丁一自己一个人坚持党的原则，说客们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甚至连丁一的爱人也站在说客一边。可是，小说不仅通过对说客们形形色色游说活动的生动描绘，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这种不正之风的本质，写出了十年动乱在一些善良人身上造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弯曲，而且通过对丁一始终未向说客们屈服的描写，有力地反映出我国当前社会潮流的一个本质方面：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搞不正之风的说客们虽然来势汹汹，“浩浩荡荡”，但一碰到敢于坚持原则到底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队伍就会很快“散光”。小说告诉人们，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向四化进军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不容易的。如中篇小说《调动》，主要也是写不正之风的。应当承认，仅就不正之风而言，小说是触及了问题本质的。但是，它却未能正确地写出这种不正之风的地位、表现出在新形势下有什么变化，好象不正之风依然到处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它没有通过对这种特定事物的描写反映出整个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这两篇作品的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一个作品究竟能有多少本质真实，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