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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
廖季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牵涉面广，情况复杂，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探讨。以前我们曾经从行政管理办法和经济管理办法上进行过探索，现在还要着重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上进行研究。这个问题中外学者都提出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只有纵向联系而缺少横向联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把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都搞好了，而且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组织结构上进行合理改革，就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关系，解决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解决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动企业积极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一种商品生产。我们所说的横向联系，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的分工协作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在企业产销上的联系，在商品交换上的联系。这是一种既有互助互利又有竞争的联系。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可以使社会主义企业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活动，充分发挥经济细胞的作用。所谓纵向联系，就是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级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联系主要是国家通过方针政策、规划计划、经济杠杆、司法立法以及必要的监督手段来实现的。国家运用这些手段，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果只注意横向联系，就可能造成生产盲目发展；如果只注意纵向联系，又可能在经济工作中产生主观随意性、命令主义和瞎指挥，给经济造成危害。因此，要在横向联系的基础上加强纵向联系，在纵向联系的指导下加强横向联系，把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国现行的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纵向联系没有搞好，横向联系更是注意不够。这种体制是按照行政层次和行政领导关系来活动的，这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从属于行政领导意图的。生产上是以产定销，不问需要；流通上是统购统销，独家经营；分配上是统筹统支，吃大锅饭。结果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浪费。
如何加强横向联系
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首先要解决加强横向联系的问题。加强横向联系，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使它们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敏的反映，社会需要什么生产什么，需要多少生产多少，并且用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同时让它们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开展竞争，加强联合，扬长避短，把经济搞活。
第一，使企业从部门所有和地方所有中解放出来。企业不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们的活动，是在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以经济的最大效果、经济的合理联系和经济的法律责任为准则的。它们应该实行民主管理，有权选举和罢免自己的厂长、经理，应该自负盈亏，有偿使用国家资金，同时向国家交纳税款。一切经济往来都要进行经济核算，按照经济合理原则办事。行政管理部门无权对企业的产供销随意干预，更不能对企业的人财物进行无偿调拨，否则应负法律责任。
第二，扩大流通渠道，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让企业有广泛的活动场所。严格讲来，我们的商品交换，许多不是经过市场，而是经过各个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批准实现的，没有统一的交换场所。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的话，也是分割的、封闭的。当前首要的一条就是让生产资料进入市场，使之商品化，实行等价交换、自由买卖，把物资管理部门逐步变为商业经营部门。少数关系国家生产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仍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但也要做到产需结合，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要利用价格对物资分配起调节作用，否则长短余缺仍然得不到解决。商品经营要实行各种灵活方式，打破国营商业独家垄断的局面。原材料产地和加工地区可以直接签订购销合同，建立经济联系；有的中间产品可以让工厂和工厂直接供应，不必经过商业环节；有的地产地销商品，可以不经过批发站，直接由当地商业企业经营；有的花色样式多变、批量小、品种规格多的商品，可以批零结合；有的商品还可以自设作坊，前店后厂经营。
第三，制定合理的价格体系，促进互相竞争。现行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部分加工工业品价格偏高，燃料、原材料价格偏低，很不利于发展农业和燃料、原料工业。由于价格不合理，使企业的利润差别也很大，不利于互相竞争。同时，由于职工工资低，不合理的价格又动不了，国家每年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补贴，负担越来越重。据初步估算，每年国家补贴粮食、副食、房租、取暖等等不下于几百亿元。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局势：粮食越丰收，国家补贴越多；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购销越多，国家补贴越多；住宅建得越多，国家补贴也越多。在我们国家里，对职工进行合理补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在这样一种僵化的价格体系却不利于对经济起调节作用，不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互相竞争。由此看来，很有必要研究价格与财政、工资、货币、税收之间的关系，找出合理解决的办法，使价格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有利于加强经营管理，有利于调动职工和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国家资金积累。目前，应当考虑在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对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价格，采取有效的办法逐步进行调整，以利于互相竞争。
第四，建立新的税制，以利于企业多产多收，多收多得。过去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际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因而忽视税收的作用。实际上，要把经济搞活，税收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可以起调节生产和促进流通的作用，也可以起合理分配的作用，还可以起改变消费构成的作用。今后，对因重复征税形成的利润差异，可以改行增值税加以调节；对实行高价、低价而形成的产品利润差异，可以征收产品税调节；对于因资源条件不同所构成的级差性收入，可以征收资源税调节；对因国家投资和技术装备因素而形成的利润差异，可以征收固定资产税调节。为了合理解决利润在国家、地方、企业之间的分配问题，可以由企业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这既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保证国家收入。建立新的税制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就可以从税收来源上划分。地方从税收得来的收入，主要用来解决为居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文化教育、住宅、交通、公共福利设施等。工矿的建设，该由国家办的由国家办，不该由国家办的由企业联合投资或由银行贷款解决。
第五，找出各行业的资金平均利润率，作为衡量各经济单位的经营标准。现在企业有的利大，有的利小，不完全是经营好坏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利润留成也必然是不够合理的。要找出各行业的资金平均利润率，通过价格和税收办法在利大利小之间、利税之间、高税低税之间进行合理调整，使企业经营好的可以多得，经营差的少得，亏损的不补贴，由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去解决。这样开展竞争才有实际作用，也才能真正提高经济效果。
第六，发挥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银行是经济的神经中枢，银行工作做活了，对企业、对整个经济将会起很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运用得好，其作用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要大。今后一切资金，包括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机关部队收入、企业收入、城乡个人储蓄，都应由银行当作资金来源，由银行有偿使用，进行各种金融业务活动。银行要开展储蓄、存款、汇兑、贴现、长短期贷款、信托、保险等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应作为中央银行，管理发行、管理利率、管理资金的调节，其他各种信贷业务改由各专业银行去经营。可否考虑，在计划指导下，今后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贷放，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关系改为信贷关系，大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
以上就是横向联系的主要内容。横向联系就是要更多地通过价格、利润、税收、信贷、市场等杠杆把经济搞活。
如何加强纵向联系
那么，如何在搞好横向联系的基础上加强纵向联系呢？
第一，通过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使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比如说，我国是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就要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企业、部门、地区之间开展竞争。又比如，由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学技术水平低等特点，我们的政策就应当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事业。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方针政策确定和贯彻好了，那么我们的上层建筑就对经济基础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第二，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今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中长期计划上，把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的比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建设规模和投资方向、重大的建设项目等安排好。有了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则主要抓好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运用指令性和指导性指标，松紧交错，上下交替，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灵活调节；企业就可以以合同为基础，自下而上编制计划，逐级协调平衡，最后由国家结合市场调节，求得总的平衡，这就发挥了计划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一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一定要起作用，计划调节不过是比较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并不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板块式的结合，而是两位一体有机的结合。计划调节中有市场调节，市场调节中也有计划调节，它们结合得越密切，对经济发展越有利。
第三，通过经济杠杆来加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我们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长远规划、年度计划，都必须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横向联系要运用它，纵向联系也要运用它，运用的角度不同，作用也就不同。例如利用价格可以调节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税收可以协调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信贷利率可以调节社会资金的利用，等等。在纵向联系中要善于全面地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结合计划指导，解决许多单靠行政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通过强大的信息中心来掌握经济发展动向。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封闭性的，因而情报信息非常闭塞。企业之间加强横向联系以后，许多活动更要靠强有力的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领导部门指导经济活动的武器。对于市场需要、生产数量、品种质量、成本情况等等，都要有灵敏的信息。这些信息，除了向企业、部门和地区及时交流和发布外，还要成为国家作经济决策的依据。
第五，通过从上而下的监督系统，使经济活动正常化。加强横向联系后，统计监督、簿记监督、银行监督、工商登记注册监督等，都必须大大加强，方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六，通过各项立法和司法来保护经济单位的正当利益。今后经济活动频繁了，经济联系增加了，经济立法也必须随之加强，比如工厂法、公司法、合同法、市场管理法等等都需要迅速制定。同时，司法部门还要专门设立经济法庭，处理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纠纷问题。
如何进行经济组织结构的改革
最后，谈谈在加强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以后，如何对现有的经济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并建立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
首先，要按照经济合理原则，把企业联合起来。企业从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中解放出来后，可以根据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起来，企业和企业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都可以联合。有的以产品为中心组织多层次的协作关系，有的以贸易为中心组织产销联营，有的以服务为中心组织专业化企业。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合股经营、联合投资、来料加工、产品交换、补偿贸易等等；既可以搞联营，也可以成立联合企业，也可以组织各种公司。企业的联合一般应从下而上，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完善。它们可以共同兴办矿山、冶炼、电站、建筑、运输一直到商业、服务业。社会上需要什么，它们就经营什么。国家通过政策、计划、法令以及经济杠杆的引导，使它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这要比事事靠国家计划安排，事事靠国家投资，事事靠国家独资经营，不知好多少倍。这不仅有利于人民的充分就业，也有利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其次，要按照地区经济的特点，组织各种不同的经济中心。企业按经济合理原则联合起来后，又如何领导和管理它们的经济活动呢？一种办法是组织若干个全国性公司来进行管理。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能设想在北京成立几百个公司就可以把国民经济管好，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办法是恢复六个大协作区来管理，这还是以前的行政办法，经验证明也是不成功的。经过调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按照各地区经济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特点，在全国建立若干个经济中心，协调部门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可能是一个较好的组织形式。解放前，历史形成的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中心，起过好的作用。现在更应当很好地利用它们。这些城市一般是经济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协作配套条件比较好，又处在交通枢纽上，同附近城镇和农村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经济中心之间不是分疆划界，而是按经济的自然联系，本着互助互利原则，扬长避短，互相渗透，互相交错，互相联合。每个经济中心内可以有工业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物价中心、科技中心、情报中心和预测中心等。国家通过这些中心，把各部门、各行业、各种经济成分组织起来，有利于因地制宜发挥各种经济优势。
再次，可以考虑国务院成立各种委员会来加强方针、政策、规划、教育、科学等方面的领导。现在国务院是通过许多部、局对经济进行领导，只侧重于产供销和人财物的调度上，对重大问题却研究不够，大的平衡工作做得差，管小不管大，见木不见林，因而出了问题往往是大问题。企业自主权扩大后，同时又组织若干经济中心加强协调，国家管理经济的机构可以大大简化，成立一些带综合性的委员会来领导就可以了。这些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按照经济规律，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来加强对经济的领导，通过各种规划、计划，引导整个经济按比例发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培训干部，加强经济管理；采取重大措施，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临时性的重大困难；通过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
此外，还要建立强大的研究系统，对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系统的研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建立国家的储备系统，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作必要的储备，使之成为备战、备荒和调剂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一个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加强横向联系和加强纵向联系，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相应改革我们的经济组织结构，就可以使我国经济组织如同宝塔形式一样，越到基层，活动面越广泛，联系市场越密切，满足社会需要越好。在此基础上，本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逐级进行协调，逐级进行平衡，解决各层之间（包括部门和地区之间）的问题，最后国家把重大问题集中起来进行综合平衡，加以协商解决。实行这种经济体制，就可以使我国经济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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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自然科学和生产力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宋曙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这一命题，是过去较长时期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有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同志，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根主线来阐述哲学发展的历史，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和生产力对哲学发展的作用。
哲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所以，研究哲学的发展史，必须以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依据。
就以往人类历史而言，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要从事政治活动，要能够生存，要进行阶级斗争，首先必须劳动，必须生产。所以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那种把以往社会的历史，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
既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那么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以生产方式发展为依据，而后注意阶级斗争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那种认为离开了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理解哲学斗争及其发展史的观点，是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哲学形成的历史表明，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它产生于古代奴隶社会。在原始社会，人们也有世界观，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极低，那时人们的世界观还处在愚味、无知的阶段，因此也就没有哲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获得了一些知识，出现了人类早期的科学，产生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人们开始对自己提出问题，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对此作出一些直观的、朴素的回答，产生了最早的哲学；因为看法或观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西方古代哲学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可以充分说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特点是，哲学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另一个特点是，自然科学知识就包含在哲学的内容之中，哲学观点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互相渗透的。
由此可知，哲学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自然科学出现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阶级的分裂和阶级斗争在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由于社会分裂为阶级，出现了脑力劳动者，他们有条件把直观的、朴素的世界观理论化、系统化。同时阶级斗争也促进了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一，哲学家本身的阶级地位影响着他是否能正确反映世界，如果他是属于先进的阶级，就可能比较正确地反映世界，如果他是属于反动的阶级，可能歪曲地反映世界，所以哲学也往往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二，表现在哲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某一阶级服务时，能否满足那个阶级的需要；如果满足了特定阶级的要求，就得到发展，满足不了就被抛弃，违反本阶级利益的哲学就阻止它发展。所以阶级斗争对哲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或者促进，或者阻碍。
生产力的进步和自然科学取得的每一重大成果，不仅为哲学研究提出了问题，而且为哲学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哲学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会混淆两条哲学路线的界限。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凡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家，不管他是什么阶级，站在什么立场，为哪个阶级服务，都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同样，凡是承认意识决定物质的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如果离开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来谈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那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中人们的阶级地位、政治态度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第二，单纯用阶级斗争说明不了错综复杂的哲学斗争。一种哲学派别或哲学观点的产生，取决于各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很复杂的，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认识的原因，所以在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同的阶级可以分为不同的哲学派别，但也可能有相同的哲学观点；同一个阶级也会出现不同的哲学派别，互相斗争。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况，企图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是说不清楚的。
将来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但是哲学斗争依然存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还要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常识。
所以，充分肯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是哲学发展的动力，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有利于我们吸收历史上先进的哲学思想。人类的前辈，给当代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遗产，这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分析地继承和发展。如果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决定取舍，那是不对的。
其次有利于开展当前和今后的哲学研究工作，推进哲学的提高和发展。哲学上的是非经过讨论是能够澄清的。不能把学术的讨论，戴上阶级斗争的帽子。
最后，它还有利于总结当代许多重大问题。当今世界，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作出哲学的总结和概括，推动哲学的发展。如果我们还象过去那样，只从阶级斗争观察、分析问题，而看不到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提高，那是不利于哲学的发展的。
（摘自《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本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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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的中国学家》出版
北京大学严绍?编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日本的中国学家》指的是当前日本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专家，它与传统的“汉学家”的概念不同，既包括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专家，也包括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专家。据日本有关出版物披露，其中有影响的专家约在千人左右。此书共收入有关学者专家1，105人，并介绍了他们的著作。
（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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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侃论学杂著》重印出版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对古代文、史、哲各方面都有研究，与章炳麟、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黄侃论学杂著》就是他遗著的结集，原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其中论文都是研究音韵、文字方面的重要著作，可供学术界参考。 （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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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出版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是根据弗兰茨·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编写的讲稿，由狄兹出版社于一九一○年整理出版的。作者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形象地叙述了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的概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译者张才尧。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