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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分光荣的任务 大有可为的工作
民盟民进九三积极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
本报讯 记者王钟人报道：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开幕前夕，记者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的中央机关获悉，这三个组织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发动和组织各自的成员，围绕如何不失时机地制定适合国民经济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目前，他们正在归纳整理广大成员反映上来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准备分别向中共中央提出科学的、有价值的、负责任的书面意见。这三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同志，高兴地告诉记者：通过这段时间的有意义的调查研究活动，我们找到了作为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条新路子。
民盟、民进、九三这三个民主党派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在教育战线工作。民盟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的约占全盟人数的70％，其中有100多盟员担任大专院校的领导职务；民进75％以上的成员从事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九三有1，000多名社员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副教授。他们一般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教学经验，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今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十二大，并把不失时机地确定适应国民经济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列为需要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给了这三个民主党派成员以极大的鼓舞。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作为主要是联系教育战线广大群众的民主党派，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为搞好教育贡献力量。
因此，从今年3月开始，这三个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了教育问题研究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并采取请上来和走下去等多种形式，发动成员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参加这次活动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干劲之大，是这些党派过去所少有的。81岁高龄的民进中央委员、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胡颜立副教授，身患重病。今年4月16日，他未能出席一个教育座谈会，就在病床上写出《有关教育制度和教育计划问题的一点意见》，脱稿不久即去世。这份材料成为他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一份“遗书”。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李锐夫，虽患食道癌住院治疗，仍不忘为教育献计献策。不久前，他在病榻上将平时思考的一些问题写成书面意见，寄给民盟中央。九三学社的一些教育家，还把自己的建议，制成录音带，交给组织。
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和成员提供了几千条意见，整理书面材料470多件，出了24期简报；民进提供了160多份书面意见和建议，出了63期简报；九三提供了1，000多条意见，整理文字材料200多件，出简报26期。这些意见和材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教育战线上的许多重要情况和问题，对我国当前教育事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的结构，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育质量，中小学教育改革，以及广开学路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和建设性的意见。
7月底到8月中旬，这三个民主党派分别在北京、青岛邀集了部分专家、学者座谈，起草对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的书面意见，准备分别提交各自的中央会议审议后，转报中共中央，供十二大研究教育问题时参考。参加这些座谈会的多数人年近古稀，他们冒着炎热酷暑，不辞旅途艰辛，不避风雨路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齐集一堂，为教育改革积极认真地出谋划策，这种可贵的精神，使许多中青年教育工作者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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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持后来者居上
科学家郭可信热心培养人才
本报讯 据《科学报》报道：被瑞典皇家工程学院聘为国外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可信注意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提高，使第二研究室科研成果累累。去年一年，全室撰写出学术论文22篇。其中，5篇达到了国际水平，3篇被国际学术刊物接受，已经或即将发表，12篇被国内学术刊物发表或决定采用。
早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郭可信就为所里开晶体学、Ｘ射线金属学等基础课，培养了一批懂得晶体结构分析的骨干；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继续抓科技干部的培养。他结合给青年技术人员讲课，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电子显微镜和电子衍射的笔记。这本很有价值的资料曾被一些科技工作者广为传抄，遍及全国。1973年金属所把它作为技术资料铅印成册后，先后4次被用作全国电子衍射学习班教材。科学出版社已决定在今年出版。
郭可信兼任主任的第二研究室，从事“晶体结构与缺陷”的研究工作。室里为开展晶体结构象的直接观察，举办了衍射物理讲座，从光学变换、计算机模拟到动力衍射理论，共讲授十余次。通过大家互学互教，有效地扩大和充实了科技干部的基础理论知识，适应了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工作的需要。
郭可信总是带头学习、带头讲课、带头参加学术活动，并模范地实行学术民主。在学术活动中，他作报告，台下可以随时提问，对他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可以登台争论。他乐于支持后来者居上，乐于看到别人超过自己。
他的这种品格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77年，郭可信根据多年来自己在电子衍射分析方面的实践经验，得出了衍射斑点相重的判别式。他的学生发展了他的思想，推导出新的更普遍的判别式。对此，他非常高兴，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写成论文。此后，另一个学生又从数论出发，对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更普遍的判别式。他得知后又大为欣喜，积极鼓励这个学生对已有的成果作出补充和订正。郭可信还常常用这个例子教育大家，在学术上要不迷信、不保守、不满足、不妒忌，启发大家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他的带动下，全室树立了一个互相学习，你追我赶，团结协作，共同前进的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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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业余学习的厄运
杨柳榭
经历过知识贫困的艰窘之后，人们大都懂得了学习的重要。且不说每年有几百万青年，踊跃报名，让祖国的大学挑选；单说数以千百万计的工人、农民和各类工作人员，进函授班，上业余学校，收听收看电视大学广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业余学习，就足以看出人们求知的渴望。这是很值得欣喜的事。一个民族，从落后的起跑线上奋起直追，这种刻苦自励的学习之风，当是登上高山之巅的希望。
可惜，旧的传统观念，常常将一些人、包括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的眼光遮蔽，使之看不到这种希望。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国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然而这是名正言顺的学习，非难者少。业余学习则不同，求学者不仅要克服学习条件的种种困难，而且要顶住来自各方特别是领导一方的责难。似乎业余学习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文汇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备述他业余学习之苦。一名职工，考进了一个职工业余大学。他对这种学习机会是十分珍惜的，努力学习，并千方百计做好本职工作，有时星期天放弃休息赶到厂里加班，以抵补上课所占用的部分工作时间。尽管如此，车间和工厂的领导，还是找出种种借口，始则勒令他中途退学，继则扣发他的全部工资和奖金。他们竟把这些说成是“经济制裁”。这位工人写道：“当我两手空空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抱愧地告诉爱人要靠她的41元工资维持一家3口的生活时，她也惊得呆住了。”为了坚持业余学习，“爱人的衣料，家中的电扇一件件卖掉了。孩子的营养费也不得不节约……”在四化急需人才的今天，谁能不对这种百般刁难职工业余学习的行为“惊得呆住”呢？只要是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对这位工人遭到的厄运表示同情。
遗憾的是，这种事不是个别现象。据某职工业余大学统计，该校在今年暑期招生中，领取报名单的青工有2，388名，而得不到单位盖章同意领取准考证的就有902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业余学习所遭到的这种厄运，是否也算作一种悲剧呢？
中国现在虽无保护公民业余学习的专门法律，但却有提倡业余学习的文件，一些领导同志总不该置若罔闻吧！退一步，假若这些同志不曾学过这些文件，那么，报纸也该看一看、群众的呼声也该听一听。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有位读者来信讲得明白：“根本问题是有些领导自己不肯学习，而且对人们的业余学习抱着成见。无知已够可怕的了，成见更可怕！因为成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想，这话大概是对的。
领导干部自己不肯学习，便不会了解业余学习的艰辛，不会懂得业余学习的重要。明代学者宋濂曾这样自述学习之苦：“家贫，无以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借书已属不易，求师则更难，“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今天的业余学习，条件比当年的宋濂好多了，但毕竟还有不少难处。工作的繁忙，家务的拖累，住房的拥挤，没有点毅力也是难以坚持的。倘若我们的领导干部尝过业余学习之苦，或者了解过群众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当会把那无情的棍棒化作温暖的手，给予热情支持的。
业余学习确是一条造就人才的成功之路。历史上多少有志之士，踩着这条艰难的小径，攀上了科学技术的高峰。今天，沿着这条崎岖的路，也走来不少有所作为的人。正所谓“登山千条道，同仰一月高”。这条路无疑是艰苦的，许多人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能普及高等教育。特别是十年动乱，我们的教育事业惨遭破坏，无数中青年人被耽误了。现在要补上学习的损失，更多的还是要靠业余学习和在职教育。四化的实现，有赖于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业余学习应该在我们的教育事业中占一席重要的位置。
有些领导同志缺乏这种战略眼光。他们怀着一种偏见，视业余学习为“不务正业”，“搞自留地”，于是加以排斥，甚至进行“经济制裁”。看来，要使业余学习摆脱厄运，我们一些领导首先应该从偏见中解脱出来。如果把热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叫做“不务正业”，那么正业该是什么呢？大概是指本职工作。因为常听到这样的论调：“你把这种劲儿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缺乏科学文化知识，那个“正业”想务也务不好的。至于把业余学习说成是“搞自留地”，那更说明了一些人的无知。且不说业余学习与种自留地不能等量齐观，即便说是种自留地，今天已不属“资本主义尾巴”，也是不应当“割掉”的。用经济手段来“制裁”业余学习么？那是可能收效的。因为知识不能当饭吃，人总得想办法生活。但可惜，这种“制裁”是“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只能扼杀人才的成长，而人才的损失比物质的损失更叫人痛惜。
偏见是可恶的，它给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但历史是公正的，它从来奖赏尊重科学的人。那些对业余学习持种种偏见的同志，最好自己也对科学文化热爱起来，钻研起来，否则是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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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明植物所
坚持课题技术资料归档制度
本报讯 昆明植物所把研究课题的技术资料整理归档，多年来已形成制度。
昆明植物所从一九六五年建立技术档案资料归档制度以来，已建立了四百多个课题技术案卷，基本上做到每个课题不论成败或因故中断，都有案可查。技术档案由专人管理，借阅方便。目前，该所多数科研人员都能做到，课题一结束，就主动将原始资料整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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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自然》杂志创刊
本报讯 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和北京自然博物馆主办的《大自然》杂志，将于九月初在北京创刊。
创办《大自然》是为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推动博物馆工作、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它的内容包含有生物、古生物、人类、天文、地质、科学技术史和博物馆学等。创刊号设有“博物馆论坛”、“保护人类的家园”、“研究与探讨”、“大自然的演化”、“形形色色的自然界”、“科学考察”、“银幕上的自然界”、“海外借鉴”、“大自然的探索者”、“博物馆志”、“博物学史话”、“大自然与艺术”等栏目。许多文章既有知识性、趣味性，也有一定的学术性，既适合广大大自然爱好者和大自然研究者阅读，也适合大学有关专业师生、中学生物教师、小学自然教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阅读。
唐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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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函照登
长江的输沙量并没有增加人民日报编辑部：
你报1979年10月16日第四版登载的署名张天曾的文章《从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看发展林牧业的重要性》以及同年12月22日刊登的《长江确实有变成黄河的危险》一文，分别提出了“现在长江上、中游的含沙量，比1958年以前增加了近一倍”；“现在长江的泥沙含量已经跃居世界大河泥沙含量的第四位，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心：长江真有可能要变成黄水滔滔的第二黄河了”。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
从我们多年实际观测的年平均输沙量看，控制岷江流域的高场水文站五十年代为5，357万吨，七十年代是3，362万吨；控制金沙江的屏山水文站五十年代是26，533万吨，七十年代是22，089万吨；控制整个长江上游的宜昌水文站五十年代为51，980万吨，七十年代为46，889万吨。以上数据清楚地表明，长江上游七十年代的输沙量并没有增加。
再从现有世界各大河流挟沙情况对照比较，据控制长江入海的大通水文站近30年资料统计，每立方米水中的泥沙含量为0．531公斤，比之于科罗拉多河、密苏里河、恒河、印度河、尼罗河都小得多。比黄河相差达70倍之巨。按泥沙含量大小，长江在第十二位，而不是“已跃居世界第四位”。
开展水土保持，保护森林资源是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了保护森林，严禁乱砍滥伐，强调森林的益处与滥伐森林的危害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用来论证或说明问题的资料与数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任意夸大。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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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刻苦自学 立志成才
美国加州大学破例录取的研究生
南京青年工人李克正，通过长期刻苦自学，考取了出国研究生。最近，他在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参加研究生资格考试，获得了第一名。
李克正从小爱好数学，早在初中时，他把每年暑假时间都用来超前学习数学。在上初三时，他已学习了《高等数学》、《数学分析》。后来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读完了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第一卷、《数论》和《常微分方程》等。1968年高中毕业后，他到江苏泗洪县农村插队落户，把一点一滴的工余时间，都用在自学数学上。后来，他调到南京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当工人。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挤出时间自学和帮助别的青年工人补习数学。1977年下半年，他写信给中国科技大学，要求报考。科技大学对这位28岁的工人进行了两天考试，发现他外文基础不好，但在数学上基础扎实，有非凡的才华，尤其作题技巧很高，不落俗套。经过研究，破格录取为研究生。
李克正进了科大以后，在导师曾肯成教授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代数论文，获得了我国数学界的好评。一年后，他在全校外语过关考试中得了第一名。
为了进一步培养这位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大学决定送他到著名的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深造代数几何。但是李克正没有大学文凭。按国外规定，没有大学文凭是当不了研究生的。世界著名数学大师、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教授陈省身，听了有关李克正刻苦自学的情况深受感动，决定向校方提出推荐。李克正入校不久，在第一次考试中，几乎得了满分，在学校引起了轰动。由于他成绩出色，经导师推荐，学校破例给他提供了研究生奖学金。
本报记者 周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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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刻苦自学 立志成才
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日语教师
26岁的戴景原，没有上过大学却成了新疆师范大学的日语教师。
1977年，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已经在乌鲁木齐红山饭店做一般行政工作的戴景原，怀着求知的渴望，报考了大学。由于成绩不好，没有被录取。他想，自己虽然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却没有失去自学的机会呀！
不久，在新疆医学院举办的职工日语学习班上，多了一名旁听生。戴景原开始学习日语了。他在工作之余，每天坚持三、四小时学习，节假日也常常不休息。半年后，他就能借助工具书自学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的几年时间，戴景原就学完了日语的基础理论，掌握五千多个日语词汇，能够直接阅读日文科技、文艺等书籍。当他得知有许多单位要翻译日文资料时，他就用业余时间为他们帮忙。去年他又主动担任了业余中学和职工业余学校的日语教师，后来，他还兼任了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日语班的教师。在翻译和教学活动中，戴景原表现出掌握和运用日语的才能。今年6月，新疆师范大学对他进行严格考核后，破格录用为日语教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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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刻苦自学 立志成才
昔日保育员 今日大学教师
杭州机床厂幼儿园的保育员蔡惠华，经过多年自学，被破格录用，当上了浙江丝绸工学院的教师。她教的大学生，在上学期的期终考试中，大多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蔡惠华的自学，是从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建设兵团”时开始的。当时没有学习资料，她从家里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日语讲义，爱不释手地学了起来。1972年上海电台开始播送日语讲座，她就借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枕边收听。分配到杭州机床厂幼儿园工作后，她更加抓紧学习日语，并且注意在实践中练习。有些单位知道她懂得日语，就来请她翻译资料，担任与日本朋友谈判时的翻译，她把这些都看成是学习的好机会，乐意接受，认真负责。
蔡惠华被择优选用到浙江丝绸工学院外语教研室后，认真学习教学业务，进步也很快。她说，当上了大学教师，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学习的新起点。
（据《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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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刻苦自学 立志成才
回乡知青成了精神病科医师
一位患精神分裂症8年的工人，经过13天治疗，恢复正常开始上班了。为他治病的医师是一个高中毕业自学成医的青年人，名字叫王栋桥。
王栋桥已经治愈100多个精神病患者。他采用的是自己探索出的新方法——针灸药物综合治疗法，治愈率达到75％以上。
王栋桥1965年高中毕业后，回到景县东王庄大队参加农业生产。他发现，农村中精神病发病多。王栋桥下决心攻克这个难关。他刻苦攻读中医著作，攻读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同时，到群众中去收集、整理有关古方验方。他每夜三点半起床看书，直至凌晨上工；劳动休息时间，他就在田埂沟边看书。为了研究发病规律，他有时接连几天追随精神病人进行观察。他在广集前人所长的基础上，谨慎试验、实践，总结出治疗各种类型精神病的有效汤头，取得很高疗效。1976年，他写成了《以中医为主治疗精神病117例临床观察》的论文，在《北京医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医学界的关注。
1979年，王栋桥被北京邮电医院聘请为医师，医院专门为他开设了精神病科，并为他继续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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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刻苦自学 立志成才
普通电工考进工程师进修班
今年五月，在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电气工程师进修班的一次考试中，阿城糖厂青年技术员张东赢，四门专业课全部获得了“优秀”，受到大家的称赞。
张东赢刚进厂当电工时，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他从国内外老一辈科学家刻苦自学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下决心结合本职工作坚持自学。由于他刻苦钻研，文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先后十多次及时发现和排除了电气设备隐患。一九七四年，被提拔为电气技术员。
张东赢担任技术员之后，学习更加起劲了。今年六月，他到哈尔滨出差，因候车时埋头看书，竟误了火车。于是，他干脆在候车室看了一夜书，第二天早车才返回工厂，又接着上班了。
去年，张东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电气工程师进修班，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
（据《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