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本报7月5日第四版发表吴滤的短文《招聘有感》，就英文报报考编辑记者一事，提出人事工作可以搞点“小自由”，使知识分子能够学以致用。不少读者给短文作者写信，诉说“用非所学，报国无门”的苦衷，希望作者和有关部门能帮助他们解除痛苦。本栏今天发表其中一部分来信。
·编者·
人一旦被卡住，还有多大的积极性、主动性？
《招聘有感》一文，对“招聘”的好处进行了分析，使人信服。应该进一步扩大招聘范围，广罗人才，使知识分子怀才有遇。但我觉得，招聘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什么？从这篇文章谈到的情况就可说明。文内所举那个同志的事例表明，本来可以调转解决的，却不能在这一环节上得到解决，因而作者深有感触地叹道：“调转谈何容易？调转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位同志的“调转”希望自然也就成了“奢求”。这明明指出了当前在我们的人事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极大弊病，本应该从正视和解决这一弊病入手，改进我们的人事工作，也就是说，应该是解决“调转之难”的时候了。但文章并未在这方面提出正面解决的方法，只有另辟出路，用“招聘”来代替“调转之难”。那么，“调转”就该永远“难”下去吗？何时才能解决这一“难”呢？
我本人就有实际体会。1968年，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工业经济系的。当然，我的水平、能力不能与那位同志同日而语，但处境之难似乎要甚于他。我一开始在县里一家有五十多个人的农机厂工作，担任保管、统计、出纳、文书等职，前年我被调来宣传部，写点报道之类的东西。从我个人来说，极愿搞经济理论工作，想深入学习，又不能置日常本职工作于不顾，所以只能是零敲碎打地学，有时偷闲给报上写点小短文，算是一种安慰。
今年，青海师范学院欲调我去工作，我当然同意。可是县里就是不让调，原因是：你有多大本事都可在县里发挥出来，没有必要去那里。你难道还想去当教授？县里把你放不下了？这样，我只能抄抄写写，终年如此了。由此我想，为什么现在的人事制度不可改革一下？改变一下这个普遍存在的“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呢？难道这是一个禁区吗？比如说，人事调动更多地注重本人志愿和调往单位的意见，只要本人愿意走，对方单位又要，在一般情况下允许“各取所需”，没有必要硬卡住不放。人一旦被某种外在力量卡住，还有多大的积极性、主动性？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利，为什么还要让它“更普遍”地“难”下去呢？
青海贵德县委宣传部 高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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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学人才是空白，对口归队谈何易？
我是1949年北京辅仁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当年曾考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研究所，1950年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所，跟陈达、潘光旦教授研究城市社会学。那时，我觉得研究社会学有无限前途。有的同学还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批社会学研究生，自己也认为毕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毫无问题的。谁知1952年院系调整，一声霹雳，社会学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从此打入冷宫，我也只好转业了。1958年我被错误处理下放农场。这20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当羊倌。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一方面放羊是一门学问，一方面我又有充分的读书时间和自由。尽管不时被点名说：“有人放羊还看书，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听到“别看你是研究生，还抱着书本不放，我们就是不用你”的警告，但我一直未丧失信心，仍然每日至少读书五六小时不辍，直到去年，我恢复了工作，被安排到教师进修学院教英语。
从去年我就陆续看到报纸上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和关于社会学人才是个空白的谈论，于是我就着手进行归队的探索。先是给社会学会、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学研究所写信，后来，又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信，但结果都答复说：目前无法解决归队问题。一方面报纸上大声疾呼社会学人才是空白，一方面我千方百计探求归队，却又无门而入，思想起来真令人困惑不解。
就30年前我的业务水平来看，能先后考入燕大和清华社会学研究所，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这30年来，英语和日语也没丢，所以一回来就担任起英语专业课的教师。相信如果能够归队，哪怕是搞社会学资料翻译，也是能胜任的。
我离开学校时还是24岁的青年，如今已年过半百，可是身体还健壮，又独身一人，无家庭拖累，自信还能工作一二十年，可以为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勤恳奋斗一番。然而要想归队，还是困难重重。首先就是难于找到对口单位；即使找到了对口单位，那面还要考虑有没有调入名额；有了调入名额，又得看有没有迁户（尽管单身一人）名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要看学院放不放人（学院不放的理由也会是一大堆的），侥幸学院放了，上级机关还要卡一下，而这一层层你都要找熟人、走门路，去疏通、说情。如果自恃这是归队对口，自以为理直气壮，大概还是只能碰得鼻青脸肿，以失败告终。
我多么期望能回到研究社会学的工作岗位上来！我衷心期望各方面大力呼吁，使以后千千万万的人才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发挥其专长，则国家幸甚，社会主义幸甚，人民幸甚，各行各业幸甚，各种专业人才幸甚！
甘肃兰州市教师进修学院 毕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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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省人事部门仍在“乱点鸳鸯谱”
我们是67届、68届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在“四人帮”横行之时，人事部门以“专业不对口”但“革命对口”为理由，对我们的分配“乱点鸳鸯谱”。学海洋地质地貌的，分配到县民政局工作；学海洋气象的，分配到县化肥厂当机修工；学航空摄影与地图的，分配到中学教物理。我们的心愿始终是人生不以吃饭为目的，而有着更高的理想，希望用党和人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培养我们、教给我们的专业知识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我们一有机会就向有关部门呼吁：
“请把我们放到能发挥我们知识专长的岗位上去吧！”但在那时，谁会过问我们呢！
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好些了。1978年浙江省遵照中央指示，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招收了以培养高等院校师资为目标的进修生。我们就这样被录取了。
两年来，我们刻苦学习，积极参加科研，各门功课取得优良成绩，已经具有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
现在，我们将要毕业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一次我们总可以改变学非所用，做到人尽其才，可以用我们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为四化服务，找到个可以施展我们抱负的工作了吧？不料，浙江省人事局一纸文件，就把我们“发配”回原县，而根本不考虑我们回原县去，所学专业能否对口；根本不考虑我们回去后将再次造成新的学非所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所学专长。是我们学习差没有达到培养目标吗？不是！是浙江省特殊，科技人材过剩吗？也不是！我省一些大专院校和许多科研机构多次向省人事局要我们，都被省人事局回绝了。
我们实在想不通。我们的第一次学非所用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但在打倒“四人帮”几年之后的今天，人事部门仍在“乱点鸳鸯谱”。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要找一个用我们所学专长，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工作，会如此难于上青天呢？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已经快4年了，我们仍然“报国无门”？
我们现在是上诉无路，求助无门，不知该怎么办？
杭州大学进修生 陈军 李法然 端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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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无牢骚可发，却有日益增长的不安和烦恼
《招聘有感》一文，对当今知识分子的处境揭示得十分深刻。希望能多登这类文章，不时向各级人事部门呼吁，为大家多创造些发挥己长、报效国家的方便。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已经20年了。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客观上工作任务多，主观上工作热情高，心满意足，没啥可说的。但由于我所学专业和所在工厂的生产性质所定，我的工作量随着工龄的增长而日益减少。到近几年，每日平均工作量只有一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全由我个人支配。
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为了消磨时光，经常按个人所长，著、译一些技术文章。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也能够在刊物上得到发表，但内心总觉得有点不务正业；更因为没有把最大的精力用在本职工作上，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是领导不重视我吗？不是。打倒“四人帮”后，我及时地被提升为工程师；几次长工资也都没拉下我。我无牢骚可发，只是在内心深处有着日益增长的不安和烦恼。
去年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我向技术界的前辈们倾诉了自己的衷肠，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有人介绍我到天津某研究所去工作。这个研究所很快地给我单位发了商调函，我单位也极通情达理，决定放行。但没想到，省人事局却要“控制工程技术人员外流”，不准技术人员调离本省。如此，希望化为泡影。我今后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是43岁的人了，任凭我坐吃社会主义铁饭碗，却不能“只争朝夕”地让我到需要我的工作岗位上去，这合适吗？！
吉林化工机械厂 王德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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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韩信追肖何”的日子早点结束吧
我是被“乱点鸳鸯谱”点到如今还不见纠正的人。1960年我毕业于杭州工学院，读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尔后，我又被选送到浙江大学，作了一年专业进修。据领导宣布，我们这一批进修生（三、四十人）将被培养为省内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师资。不料，1961年碰上了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把我们另作它用。我被分配到中学当教师。由于领导无视专业特长，加上我学的机制专业与中学课程不甚搭界，所以这些年来教过数学、语文、物理、英文，还有人体生理卫生。
多少年来，我向人事部门不知写过多少次要求合理调整工作的报告，也找过不少领导同志反映自己所学专业的情况；但得到的不过是这么几句常用短语：“可以研究”、“商量一下”、“此事比较复杂”、“考虑后答复你”、“在未调之前要安心工作”等等。我不知写了多少报告，都是有去无回。试想：我们这种白皮萝卜，既无翅膀又无腿的，谁来看相？蹲在既定的坑里如何动弹？
我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举双手拥护；报纸上的文章也叫人振奋。可是，“雷声大，雨点小”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情况，阻碍着党的政策的真正落实。
单为了吃饭或单为了完成眼前的工作任务，自不必写这封信。可以每日上下班，每日笑呵呵。可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培养多年的人，岂能在四化的进军鼓点中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但愿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我们这号人的身上！“韩信追肖何”的日子早点结束吧！
浙江余姚县职工业余学校 翁良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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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次自荐均遭冷遇
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才能。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自从1956年在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以后，这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我却一直坚持自学。现在我已可以不用字典看懂俄文的文学作品，借助字典阅读英文的文学作品。英、俄文的文学作品均能笔译，速度为每小时400—600字。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每月翻译3万至6万字。
我这一点本事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目前担任的公共外语的教学任务的确只用了我积累的知识的十分之二三，我的精力的十分之二三。我不要求调动工作，不图名、不为利，愿意利用业余时间搞点翻译工作，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可是，三次毛遂自荐，均遭冷遇，的确有“报国无门”之叹。
第一次毛遂自荐是向母校山东大学外文系。那时，我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那儿当系副主任，这也可以说是个后门吧，我把自己的愿望对他说了，当时外文系正准备出一份杂志《俄苏文学》。他们给了我一本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让我翻译其中的三章，我很快译完了；他们又加给我三章，共约7万多字，我用了4个星期完成任务。他们赞我“干劲冲天”，“有紧迫感”，“工作效率高”。我意犹未尽，抽暇去了一趟济南，向他们面求任务。他们给了我10本苏联的《电影艺术》，其中有10个电影剧本，要我很快地浏览一遍，写个梗概，寄给他们，一起商量一下翻译哪个好，决定后由我执笔。这个任务我也很快地完成了。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翻译《奇怪的女人》。因时间紧迫，由我与另一同志合译。当时我干得很起劲，觉得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精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虽然我每天都紧张地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却觉得其乐无穷。可惜好景不常。刊物只出了第一期就流产了。他们的杂志不出了，自然没有翻译任务可给我。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写信向他们借几本旧外文杂志看看，他们不借。最后回了一封信说，他们有个规定：这样的杂志，一概不外借。后来我的老同学调离山大，至此我的第一次自荐告终。
这样的工作，毫无报酬不说，我还赔上稿纸与邮资，结果不用了，就一脚踢开，连借本杂志看看都不行。这还是有后门的。没有后门，遭遇就更差了。
我总不相信，我不图名，不为利，一心想为党多做点工作会没人要。这时，我得知苏联文学研究会成立。我想这个协会是管全国的苏联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又毛遂自荐，给叶水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同他谈了，自告奋勇愿意利用业余时间，不要报酬地为他们工作。过了两个月，没有回信。我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作为资格证明；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有回信。我又写了第三封信，请给我一个答复。过了半个月，答复来了，说：一、协会无专职干部，只作一些交流情况的工作，别的事不管。二、外国文学研究所是研究机关，不管翻译。三、现在俄文文学翻译人才过剩，想翻译出版怕很困难。
我不怪水夫同志。他对我一无所知，再说培养、组织全国的翻译人才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也许他的一些搞苏联文学翻译工作的老朋友都赋闲在家，哪还顾得上我。他这样的回信自然是情理内的事。不过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哪有人才过剩之事？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嚷要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吗？不是提倡毛遂自荐吗？好吧，我就向《人民日报》毛遂自荐。
为了使这次自荐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花了两个星期时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文学翻译工作也应注意社会效果》，把我对当前翻译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见叙述一番。随文附上一封长长的信，把我的情况详细地谈了谈，毛遂自荐，请给我一个为国报效的机会。那是今年4月底的事。5月30日，我的稿子退回来了。附上一张铅印的退稿通知。对信的事只字不提，大概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看了《光明日报》登的《戴维与法拉第》后感触很深。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举世闻名的科学权威戴维会给地位低下的订书工法拉第写回信，还约他面谈，并为他创造了发挥他才能的环境。而在现今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是这样冷漠。
我不知吴滤是崇尚清谈的一介书生，还是爱国忧民的热心人士。不过我的座右铭是惠特曼的诗句：“尽管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我头破血流，但还往前走。”所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试试。
我并不要求有刊登、出版的机会，我只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不要报酬）。如什么研究机关需要对一些目前尚无出版价值的小说写一个详细的梗概，或为了研究和评论而需要翻译什么短篇和中篇小说，或是哪个大学准备出版苏联文学方面的杂志，分点给我翻译。
山东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
外文教研组 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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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折腾了二十多年
《招聘有感》这篇文章使我兴奋。文章没有任何哗众取宠之处，不过说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话。
其实我对“招聘”并无多大兴趣，因为我是属于文章所说的“造成终身误”这一类，几乎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人了。
我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当时，我响应号召，选择了分配方案中最遥远最艰苦的广西作为第一志愿。没想到，到广西后，“乱点鸳鸯谱”，把我分到了水利水电部门。
1960年，我与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结了婚；这样“就更遭殃了”。凡下放必有份。1960年，1965年，1970年，总共下放了三次。
从1958年到1966年，8年中我被换了5个单位，从事过5种不同的工作。其中，除了有一年教书之外，其它都是从头学起。常常还没有怎么入门，就又调换了工种。无论是第一次安排工作，还是后来多次调动，从来没有征求本人意见。而我自己则始终是绝对服从。
十年浩劫，我去干校劳动回来，下放到县里当了8年出纳。1979年3月，在技术人员归队的浪潮中，我被调回原工作单位——××水电设计队。回到这个单位后，安排在电算小组。同志们都认为这一安排是合适的，但在我，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又得从头学起。
我工作22年了，工资还只有技术12级，59元。1963年调资时，刚调进一个新单位两三个月，升级没有我的份。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我也不去问。可是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泪水往肚里咽。一个一贯听党的话的青年人，因用非所学，技术水平当然就低一些，这个后果不应该由本人承担，可是偏偏要我承担。
1977年调资时，我在县农机公司当出纳。与我工龄相同的，工资一般要比我低两级；他们升了级，我不升级，我还是比他们高一级。我也无话可说，因为当时是“工龄第一”。后来得悉一位“官”夫人，1963年毕业，与我同时改行做了非技术性工作，她却升级有份（县里一直口称全县统一平衡）。我觉得实在太欺侮人，于是向国务院调资办公室写了一封信。最后这封信转到县里，虽然有人为此而恨我，但还是给我补调了一级。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不逆来顺受，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调资。
目前，正在搞技术职称晋升工作，我当然不会提出晋升工程师的申请。因为我“归队”学做一门新的工作才一年多，还达不到独立解决较难问题的水平。与我同年分配到广西水利水电战线的那些学水利干水利的同志们，绝大多数这次晋升中将获得工程师的称号。而我顶多套改为助理工程师。如果不是用非所学，或者即使学用不一致而工种不是那么多变的话，我绝不会落到这一地步。我被折腾了20多年！
人们会说，现在有了客观条件，你可以好好努力了。是的，我也正在努力着。可是我已经是46岁的人了。自从三年前患白血球下降症之后，经常一歇下来就感到困倦。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具有主观能动性时，没有客观条件；有了客观条件，却已永远地、历史地失去了主观条件，我悲观，我痛苦，我绝望。
我现在做的电算工作难度较大。再过一两年，正规的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了，我这个妈妈辈的人完全可能不如那些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我感到无地自容，与其继续出丑，倒不如早点了结我的工作生涯。
我丈夫的一个在美国的姨妈曾表示能为我们去美国出力，我们谢绝了。正象你报文章所说的，“而去夷狄，就离开了父母之邦，他们又不干。”广西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毕竟是我们祖国的土地。人老了，在外的尚且想回故乡，我们还出去吗？再说，我这个不会巴结人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恐怕也难生存。最后，我想提出几点希望：
一、希望报纸为我们这一类人的工资待遇稍加呼吁；二、希望我的信能成为你们写文章的参考材料；三、希望能够开导开导我。
广西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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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母亲的乳汁把我喂大，我……
读了《招聘有感》，感触万分，不能不使我联想起我自己的境遇，可以说，文章完全道出了我的怨恨和痛苦。
我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生，一九七○年分配在安徽省芜湖行署气象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领导要我负责的是修建自来水管和搞会议服务（卖香烟、卖饭菜票）。多年来，我一直要求技术归队，改变用非所学的状况，所在单位领导也一直支持我这样做。但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我连续向几十个单位发过信件，大多数是毫无回音，偶尔虽也收到过回信，但也只不过是表示对我同情，要我找当地的人事部门。我去找人事部门，他们则是说，要我自己找接收单位。我所学的专业安徽没有，外省又不知收不收；就这样，面对这些答复，我束手无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不找组织、找政府，又去找谁呢？“自找门路”，还不是让人钻研“关系学”吗？
孩子要爱母亲，我有着一颗热爱母亲的赤诚的心。一九五○年，我的父母带着我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那时我才五岁，是伟大祖国母亲的乳汁把我喂大的。没有人民，不会有我的今天。最近，看到许多海外侨胞回祖国参加四化建设，很是高兴。其中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在国外深造，取得学位后回到伟大祖国母亲的身边。想到我自己，心里很不平静。“四人帮”给我们民族造成十年灾难，已使我个人失去了最能为人民工作的十年。可是未来的二十年，正是我们的祖国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为她献出自己的光和热的二十年。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正好五十五岁，
“人在中年”。我热切地希望国家对受到象我一样遭遇的同志给予帮助。我们毕竟都是由祖国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喂大的，做儿子的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但做孩子的，也最怕母亲的偏疼偏爱！
安徽省芜湖行署气象局 吕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