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吹牛岂能一概无罪
路知音
“吹牛不犯法”,这似乎是习惯的定论。但我觉得这个“定论”今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朋友之间闲聊天,信口说几句大话,吹吹牛,确实无大妨碍。有的人吹牛成性,只要无关国计民生,那最多也只是个人思想意识问题,批评批评就是了。
但如果把这种手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比如,把少说成多,把点说成面,把尚未做到的事情说成已做到,把办得很糟的事情说成是办得好极了,甚至将连点影子都没有的事,说得有鼻有眼,有根有据。把这些夸大了的事实、或者是无中生有硬编造出来的神话,拿来蒙骗上级和群众,甚至以之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怎能不出乱子?这些年来,我们党、我们国家吃这样的亏,难道还少吗?
吹牛,也叫讲瞎话。这种说瞎话,固然有的是由于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在那里想当然地闭门造车,但有些却是在瞪着眼睛瞎吹。事情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他却有意造假。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肆虐时期,好多田里只长草不长苗,工厂机器不转、空转,有目共睹,他们的御用吹鼓手们却一个劲地胡吹“粮棉连年喜获丰收”、“生产蒸蒸日上”,不用说,这种胡吹,是为阴谋政治服务的。
在这方面,我们有些同志中毒不轻,有些时候也是在瞪着眼瞎吹。前不久揭露出来的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达二亿七千多万斤,欺骗了全国人民达数年之久,能用个“不了解情况”推卸严重责任吗?“渤海二号”沉到大海里,70多位石油战士失去了生命,明明是一次严重的事故,事后却硬开什么表彰大会,把罪过当作功绩来吹。这种吹牛还能说“不犯法”吗?
值得问一问的是:有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明目张胆地说假话、瞎吹牛?说穿了也很简单:吹牛皮既能升官,又能发财。这些年来,有些人确实运用这种妙法得到了好处,于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以吹牛为业,越吹越玄,把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丢到九霄云外。吹牛的本领越来越高明,而革命工作的能力和共产党员的气味却越吹越少。
搞四化,必须刹住这股吹牛的歪风。而要刹住这股歪风,进行思想教育当然很重要,但还必须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制裁。打仗,谎报军情贻误军机,是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曾经亲自严格规定,上报战果一定要准确,不准多报一条枪,多报一个俘虏。搞四化如同打仗,谎报情况,会给国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实际上就是犯罪。对于用吹牛办法捞取到的“荣誉”“地位”和其它好处,应予剥夺,同时还要追究法律责任,以为吹牛成性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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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驼铃叮咚
许国泰 王晓廉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搭上了去著名的“骆驼之乡”——阿拉善族腾塔拉大队的吉普车。谁知没走多远,小车
“忽”地一下陷进沙坑,车肚皮顶在沙子上,任车轱辘搅得沙尘飞扬也纹丝不动。正着急之时,忽然一声声清脆的驼铃由小到大,叮咚,叮咚——,打破了沙漠黎明里的沉寂。随着,又传来一位姑娘动听的歌声:
“驼铃叮咚,驼铃叮咚,你是报春的百灵鸟,歌唱幸福的黄莺……”
我们抬头一望,地平线那儿走来一峰连一峰的骆驼,象起伏的山岭由远及近。为首的那峰骆驼背上,坐着一位着红袍,扎金带,登红靴的蒙古族姑娘,20多岁,那一对黑辫子神气地甩来甩去。她见我们的车开不出沙窝,咯咯地笑了起来,扬了扬弯弯的眉毛:“嗬,现代化的四轮子,倒落在‘沙漠之舟’后边了!”说着嗖地从驼背上蹦下来,麻利地甩过一根驼鬃绳,一头套在驼颈,一头系在车前梁上,一声吆喝,那小车便乖乖地爬了出来。我们忙对她表示感谢,问她姓名。姑娘朝我们抿嘴一乐:“谢啥?进了沙漠,都是朝泉水走的伙伴。我叫萨仁高娃,就叫我高娃好了!”说完,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下:“你们是到腾塔拉的吧!”
我们点了点头。
“好,正走一条道。这车少坐点人好走些,干脆你俩上骆驼吧?”
她找了两峰驮载少的让我们骑上。随着骆驼一颠一颠地迈一步,那驼铃就“叮咚”响一声,一链子骆驼走起来叮咚,叮咚——,象奏着一曲生命的交响曲,在黎明的沙漠里显得格外清脆响亮。骑在骆驼背上,我们才注意到这一链子骆驼共有15峰,个个都驮满东西。什么缝纫机、花暖瓶啦,金茶壶、酒和布匹啦,等等,简直象个驼背商店。高娃大概看出我们惊异的神色,便指着一链子骆驼爽朗地告诉说:“这是从城里给乡亲们捎的日用品。自从近几年大队认真落实党在牧区的经济政策,因地制宜,提倡养驼致富,把驼群落实到人,科学养驼,我们大队骆驼已发展到4,900多峰了!”高娃越说越高兴,得意地猛拍了一下驼峰,让骆驼走得更快些,然后骄傲地说:“为了富得快,从今年开始,大队又抽出500峰骆驼组成运输队进城拉脚,仅两个月就收入45,000元,社员做梦也想富的愿望实现了,真是越干越来劲啊!”
太阳越升越高,沙漠越来越燥。虽然我们喝足了水出来,不多一会就渴了,越急越渴,口里连唾沫也没了。高娃笑着安慰我们说:“不用怕,前面就有水了。”
果然,翻过一道沙岭,天边出现了一道碧线。走近一些,才看清是比海市蜃楼幻影美多了的一片绿林。我们已进入了腾塔拉村地界了。几排钻天杨、胡杨、大叶柳、沙柳,围着一大片草场,井水流淌着,浇灌着茄子、西红柿、豆角等蔬菜。鲜嫩碧绿的草场上一群活泼可爱的小骆驼绕着几峰母驼吮奶、嬉戏,象个骆驼的幼儿园哩!高娃和放牧的乡亲打着招呼,我们则顾不上别人笑话,一下子扑到车水的风车旁,掬起一捧清凌凌的井水,就咕嘟咕嘟喝个肚儿圆。高娃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止不住噗哧乐了:“慌啥,象这样的井,全村有32眼呢,管你们喝个够!”接着,她高兴地告诉我们,去年,腾塔拉大队还扩大草场利用面积500多平方公里,建饲料基地100多亩,栽防风林5,000多株,为骆驼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大队还拿出6,000多元现金奖励社员,优秀的放牧员还奖励给一峰骆驼呢!这真是在前几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哟!
驼铃又响了,我们继续赶路……
我们告别沙漠时,清悠的驼铃响个不停。村边,高娃的歌声又飘了过来:
“驼铃叮咚,驼铃叮咚,你是报春的百灵鸟,歌唱幸福的黄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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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论》再版前言
艾青
这本书象我的其它的书一样,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一律遭受到禁止发行的命运达二十三年之久;现在已决定重新出版了。
这次重版,抽去几篇无足轻重的或者说多少显得有些蔫巴了的;增加了几篇最近这两年写的。
保留的部分,匆匆重阅一次,作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
《诗的散文美》一文,最后的版本原已抽去,现在经一些朋友建议,又补充进去了。强调“散文美”,就是为了把诗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诗以新的生机。
这本书最初的章节——“诗论”、
“诗人论”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而最后一篇《和诗歌爱好者谈诗》则完成于今年三月,前后相隔四十二年,时间不能说短;但是假若抽出被禁锢的二十三年,剩下的也不过是二十年。而今我已七十岁,仍然觉得有许多事没有做完;有许多想做的事还没有动手做,越来越感到时间紧迫与可贵了。
一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晨五时
于北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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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艾青的《诗论》
白崇义
艾青同志的《诗论》,早在1956年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我国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诗人,影响很大。事隔二十多年后,今天再版,经诗人亲自增订,全书编为5辑:第一辑系新增的诗人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写的诗文6篇,其余第二辑至第五辑,对原有的诗文、诗论和诗话有所调整、增删。书中结合我国新诗创作的实际,诗人自身的创作经验,对诗歌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剖析。
《诗论》对诗的艺术作了简明的概括:“诗和其它文学样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必须通过诗所特别具有的艺术,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谓诗的艺术,包括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诗的韵律。当诗人被某种事物唤起感情,产生一种为联想寻找形象的冲动,通过韵律的语言,把这种感情表现出来,才能产生诗。写诗要有丰富的想象,而丰富的想象是由生活经验和知识的丰富所产生的。”诗人经过多年的切身体验,尤其是经过10年的浩劫总结出一条真理:诗人必须说真话。不仅要说人们的心里话,而且要说诗人自己心里的话。只有这样,诗人所要反映的真实,才是更深刻的真实,或者说,是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更持久的真实。……只有这样,诗才可以避免成为时事新闻。诗人特别强调“写诗要在情绪饱满的时候,才能动手。无论是快乐或痛苦,都要在这种或那种情绪浸透你的心胸的时候。”写诗必须有技巧,但又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在谈到“诗人”和“写诗的人”如何区别时,《诗论》写道:“前者是忠实于自己的体验的,不写自己所曾感受的悲欢以外的东西(却不是专写个人的悲欢),而后者呢?则只是在写着分行的句子而已。”这些对诗歌艺术的分析和诗歌创作经验之谈,对今天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诗论》在论及诗歌的形式问题时写道:“在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们的爱好也越来越丰富,无论从为了表现生活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满足人们的爱好出发,都不可能达到形式上完全的统一;要求形式上完全的统一是天真的想法。”诗人主张:仍应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从令人迷惘的论争中解脱出来。”关于诗歌的散文化,书中写道:“有些人以为要防止‘自由诗’散文化的倾向,只有提倡诗人写
‘格律诗’。他们把散文化仅只看成了文字和声音的不整齐,只要文字排列整齐和有齐匀的韵,就不会散文化了。我以为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优美的形式并不就是整齐的形式。……诗的散文化,不只是诗人能不能拼凑字数和寻找韵脚的问题,因为,现在有许多‘格律诗’体写的诗里面,也同样存在着散文化的倾向,只是在‘格律诗’里,这种散文化的倾向,由于排列整齐和韵脚作为掩蔽,不容易被人发觉罢了。”诗人认为:“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诗的语言要求比散文的语言更纯粹、更集中,因而概括力更高,表现力更强,更能感动人。”“一个诗人不理解语言的性能,是不会写出好诗的。”《诗论》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诗以新的生机。”
《诗论》是用诗的语言写的,是诗人创作生涯的结晶,也是心声的流露。


第8版()
专栏:

小小苗圃〔外一首〕
丹文教室外小小苗圃,红领巾绘的新图:是动的画、活的书,怎不令人神畅心舒。梧桐苗高昂挺拔,白杨条婀娜曼舞。披着一身霞彩,绿衫缀满银珠。教室内也是苗圃,栽培着奇花异木。花儿朵朵愿为祖国飘香,苗子棵棵争做擎天柱。今日神州苗圃连着苗圃,灿若星罗,密如棋布。是谁普照阳光洒雨露?抚育新时代群英辈出。
黎雀在拂晓前最黑暗的时刻,黎雀一声递着一声,声声咒诅黑暗,声声呼唤黎明。风雪迷漫寒凝大地,雷雨交加电击长空,黎雀抖落满身雨雪,昂首高歌东方红。附丽于黑暗的恶鸟,迷恋在洞穴的爬虫,对黎雀恶毒咒骂:“追求光明纯系反动!”不畏毁谤、不计荣辱,黎雀飞到山顶,一声接着一声,唤来满天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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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术杂谈

耐读和诗意
周晓
散文,短的要短得有味;长的要长得耐读。《上海儿童文学选》第2卷中有一些篇幅稍长而比较耐读的散文。如张梅溪的《第一次上山》,从郁绿莽苍的大森林的背景上,一老一小两个人物形象笼罩在清朗的月色里,人与景都写得十分迷人。夜里上山的林中情趣,董爷爷用夹子套一头狍子的机智,在下山路上和小火车上送掉两条狍子腿的慷慨,以及董爷爷“受骗”(在微醉中背着一袋砖头还以为背的是剩余的狍子肉)的可笑,读来使人有目不暇接的美感。它从孩子佳佳的眼睛里写出了董爷爷豪爽的性格,和森林工人的豁达、乐天的气质,那诱人的故事不仅教给孩子们生活的知识,还给孩子们以思想品性上的熏陶。
任大霖的《我的朋友容容》,从对于儿童生活、儿童心理的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刻画儿童形象上看,其典型性是颇高的。作者十分了解儿童、尊重儿童,并不将儿童的幼小看作卑琐。在他的笔下,容容俨然是一个热心服务、废寝忘食、爱憎分明和有责任感的忙人,虽然她还在游戏和模拟生活的阶段。作者的笔调是严肃的,又是幽默的——从赞美社会主义时代孩子们明亮、和煦、温暖的生活,赞美孩子们美好的性格和心灵来说,是严肃认真的;从容容这个3岁儿童的艺术形象给予读者诙谐风趣的美的享受来说,它是幽默轻松的。作者热爱生活、热爱儿童,充满美丽的联想与遐思,因而能从孩子的生活天地里发掘出我们时代激动人心的诗意来。高尔基说过:“我们的青年是否也可以试一下,热情地用散文来写人们,使得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为诗。”他说得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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