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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
王贵秀 王谦宇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在他们一生中所写的著作，所作的报告，所起草的决议、文件等等，不仅记录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而且反映了党的实际活动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如何对待这些文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编辑出版或重印这些文献时，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或后人，都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尊重历史，忠于原作，而不应当任意修改和增删。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出版或重印自己的著作时，不管事隔多少年，也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总是力求保持原稿或原作的本来面目。例如，1848年问世的
《共产党宣言》，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都没有对原文作什么修改。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管这个纲领在有些地方如何“过时”，如何“不完全”，“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在出《宣言》1883年德文版时，马克思已经逝世，恩格斯说：“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又如，当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引用过他们的不少言论，并对他们说过不少赞扬的话。但是，列宁在以后重新发表和出版自己的旧作时，并没有因为他们成了机会主义者而修改自己的旧作，删掉这些引文和评语，更没有因此而抹掉他们的名字。又如，斯大林在20世纪初的某些早期著作，其中有些论点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1946年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时，作者并没有因为事隔40年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而修改原作，只是在《作者第一卷序言》中作了如下声明：“为了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些著作，应该把它们看做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中自然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这些论点以后都被我党纠正了。我指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纲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页）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时也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某些修改或补充。这种“修改或补充”，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在不影响内容的情况下，对原文作某些纯属文字上的改动。第二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的新发现，对内容作适当的修改或增补。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多半是采取“序言”、
“导言”或“注释”等形式进行的，而并不改动原文。对原文有所改动的，往往用某种标记加以标明，即使是纯属文字上的个别改动，也不例外。例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出版时，只对原稿的某些语句作了修改，“其他地方都按手稿排印”，恩格斯还为此专门写了序言，告诉读者：“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括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在内容方面作某些修改或增补的，往往只限于对原来所主张的观点，叙述得更加完备一些，表述得更加清楚一些，而不是更改原来的观点，不是用当时还没有形成而只是在以后才形成的观点代替旧作中的观点。
对于论战性的著作，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更是严格遵守文字论战的“规则”：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自己也就不作任何修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就十分郑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著作，这样始终不渝地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不仅体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严肃性。
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某些方面，并没有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文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活动家的著作时，往往对原作大增大删，甚至对原作的重要观点和提法进行原则性的修改，把当时还没有形成而只是在后来才形成的观点变成了当时的观点，而且不加任何注释和说明，或者仅仅在出版说明中作一个笼统的交待，而不具体说明哪篇文章作了修改，作了什么样的修改。二是原作中所涉及的人，只要以后出了问题，或者被认为有问题，往往就要修改事实，或删去他的言论或名字。所有这些，都是不科学、不郑重、不严肃的。
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的后果不好。首先，任何著作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过若干年以后，思想变了，就去修改旧作，把后一阶段的思想当作前一阶段的思想，这样一改，作者的思想发展线索就被搞乱了。尤其是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和党的历史文献的著作也这样修改，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党史的研究难以进行。其次，伟大人物的思想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的著作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在以后出版或重印他们的著作时，都要把其中的错误不声不响地改正过来，那就必然给人以一贯正确的印象。这就等于说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不依赖于实践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做法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现在，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文章、报告、演讲、书信等等，需要编辑出版，其他许多健在的老同志也有很多著作应该编辑出版，这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建设。为了以科学态度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一，选编《选集》、《文集》，应当按照作者的思想发展脉络，将其各个时期或每个专题的代表作选入，而不应该完全按照我们今天的需要进行取舍。如果单纯或主要按照选编时的需要取舍，那就不可能反映作者的思想发展和基本观点，而且势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选的著作，今天看来似乎是“站得住的”、“适合需要的”，明天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变得“站不住脚”、“不适合需要”。
第二，编入《选编》、《文集》或《全集》的著作，一般不必也不应该作什么修改和增删。不仅不应该把著作写作时期没有发生而只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硬塞进去，就是原作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和观点也不应该加以修改和变更。个别地方确实非修改和变更不可，也应该加注，予以说明。每一篇著作（如果已出版过），最好象马列著作那样，注明最初的版本，或者同时印行包括最初版本在内的各种版本。
第三，对于已逝世的作者的著作，任何人无权进行修改或补充。就是在世的作者本人，在重新发表自己的旧作时，也应该保持其本来面目。如果作者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了，那他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认识对自己的旧作进行大的修改和增删，或者另起炉灶，创作新的著作。但是，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已经不成其为旧作，而是旧作的“新版”或“新作”了。如果把这样的作品当作“旧作”重新发表，那是不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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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资料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张洪祥
1922年冬，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过去习惯称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西欧诸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培养革命人才、推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中共旅欧支部是在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赵世炎、周恩来等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重要成果。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以求改造中国，纷纷赴法勤工俭学。到1920年底，全国赴法学生达1，600多人，在这支队伍中，著名的领导人有：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陈延年、王若飞、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蔡畅、李立三、傅钟、肖三等同志。他们中间，有我国最早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当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他们赴法以后，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各种革命团体，把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工中的一批优秀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留法勤工俭学中革命活动的开展，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早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以前，蔡和森已在法国开始了建党宣传活动。他是留法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尼召集的会员大会上，他明确地提出了“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1921年5、6月间，他与赵世炎等一起，讨论过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后来，他由于忙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运动，又因同年秋天，在参加领导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他的建党计划未能实现。
赵世炎赴法前，就在国内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赴法后，他一直同国内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准备条件。1920年秋张申府赴法时，陈独秀委派他在法国筹建共产党小组。第二年春，赵世炎接到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来信，在巴黎同张申府取得了联系。到1921年3月，根据国内党的发起组意见，成立了巴黎的党组织。参加巴黎小组的有五名党员：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吴明（即陈公培）。这个小组是中共旅欧支部的前身，是秘密的组织，和当时国内各地建立的党组织一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积极的准备。
巴黎党组织成立后，首先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接着，小组中的部分党员于1921年6月间参加并领导了“拒款”运动，反对中法反动政府之间的秘密借款；同年9月，又参加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几次大规模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促进了旅欧统一革命组织的建立。在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这以前，已经成立了一些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比较大的革命团体有：李维汉、李富春等建立的“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等建立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袁子贞、马志远等领导的“华工总会”，等等。另外，在旅德、旅比的华人中也有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或1922年初，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邀请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代表们就“少共”的组织、纲领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了协议。会后，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周恩来去柏林，聂荣臻、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分别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
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地方，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共进行三天，由赵世炎主持。会议通过了“少共”的党纲、党章，并选举了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冬，参加“少共”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同时，“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在名称上取得一致，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来信指示（注：这封信是从莫斯科转来的，周恩来于1923年1月收到此信），要求“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2月17日至20日，“少共”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把“少共”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新团章，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为书记，肖朴生、刘伯坚等为委员。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旅馆内，党团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参加旅欧华人各团体活动时，都是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直到1925年4月1日，刊物上才第一次出现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义，发表《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见《赤光》第28期，1925年4月1日）。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领导全体旅欧华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把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华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在理论宣传方面，旅欧党团组织创办了油印刊物《少年》月刊，由赵世炎、陈延年等负责编写和刻印。从1922年8月到1923年底，《少年》共出版了13期，曾摘要登载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经典著作，还发表了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等重要文章。《少年》在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2月1日《少年》改为《赤光》半月刊，由周恩来亲自编辑，参加编辑刻印工作的还有邓小平、李富春等。《少年》以理论宣传为主，《赤光》则偏重联系实际，回答国内和旅欧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赤光》到1925年6月为止，共出版了33期，目前所收集到的15期中，发表周恩来的文章达37篇。
《少年》与《赤光》对旅欧学生中以华林、李卓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和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把发展党团组织，培养输送干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1923年2月增加到72人。1924年间，发展到200多人，成为旅欧华人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战斗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率领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熊雄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刘伯坚、李合林等10余人，第二批赴苏学习。1924年，中共旅欧支部又派送聂荣臻、蔡畅、郭隆真、李卓然等赴莫斯科。以后又陆续输送几批党团骨干去苏联。这些同志学习不久就返回祖国，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为了开展华工工作，中共旅欧支部派出了一批党团骨干，深入到旅法华工中去，帮助组织工会、工人夜校等，出版《工人旬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华工总会”的主要负责人袁子贞、马志远等，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参加了旅欧共产党，袁子贞还被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委员，使“华工总会”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华工的组织。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法国协助国民党总部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这项工作当时是以旅欧共青团名义进行的。1923年3月，国共双方代表在巴黎举行了协商会议，讨论旅欧共青团支部成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同年6月16日，周恩来率领旅欧共青团代表到达里昂，同国民党总部代表继续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旅欧共青团员80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等参加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3年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周恩来任总务主任（即秘书长），以后又代理执行部部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朱德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兼任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随后，聂荣臻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李富春等，其领导核心力量是旅欧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1924年6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改为旅欧总支部。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1923年7月，由旅欧共青团发起，联合旅法22个团体，召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并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广泛地把旅欧华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1925年“五卅”运动时，中共旅欧支部发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各界侨胞，掀起反帝爱国的高潮，声援国内工人、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揭露英帝在华暴行。这一斗争不仅激起旅欧华人的无比义愤，而且也得到了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持。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由李富春、傅钟、邓小平等负责。1925年到1926年间，旅欧支部大部分成员回国，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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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无神论思想论文集》出版
《中国无神论思想论文集》一书最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收集了任继愈、牙含章、孙叔平、严北溟、刘毓璜等许多学术研究工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述了两千多年来我国无神论同有神论作斗争的基本过程，介绍了历代无神论思想家荀况、韩非、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熊伯龙等人的杰出贡献，探讨了灵物崇拜、原始宗教、“形”“神”论争、“神道设教”、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有些唯物论者为什么相信佛教等专门问题。这本论文集是一九七八年底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
（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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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商品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万典武
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时，有一种论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而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从来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并且总是落在生产后面，往往使生产陷于危机。
1953年，我国市场上出现猪肉等少数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时，当时不少文章引用上述论点说明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甚至认为是客观规律。经过我国几亿人民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上述论点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我国建国30年，每年年初安排计划时，大约有18年商品可供量小于商品购买力，经过采取各种弥补商品供需差额的措施，到年终仍有9年有差额。这样长期的商品供不应求，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无形中起着阻碍的作用。有货不愁卖，生产企业容易片面追求数量，很少改进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商业企业容易奇货可居，滋长官商作风；消费者拿着钱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商品，生活难于改善。那些善于徇私舞弊、走后门的人可以得到超过他们正当收入的物质利益。可见，商品供不应求，不但说不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恰恰相反，倒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的表现。
二、进一步从商品供不应求产生的原因看，商品供不应求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积累率过高，片面强调重工业，以钢为纲，基建战线过长，加之农业遭到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而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横行，胡说“需要就是计划”，把“缺口”和“差额”说成是积极的平衡，打乱了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把国民经济拖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近些年商品供不应求的基本原因，其恶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三、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规律性，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求要趋于平衡。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商品流通领域“所固有的规律”这样一个科学概念。“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2页）可见，商品供和求之间是一种不断趋于平衡的矛盾运动，这是商品供求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掌握着经济命脉，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应该自觉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调节各项重要比例关系，做到商品供需平衡。如果在计划上让商品供需有“差额”，让市场留“缺口”，必然受到客观经济规律（包括商品供求规律）的惩罚，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四、我国有实现商品供需平衡的丰富经验，我们可以做到商品供需平衡。建国30年中，有12年在年初安排计划时就做到了商品供需平衡，特别是建国初期的七、八年做得比较好。目前国家计委和各个部门都在研究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在试算每一种方案的同时，必须试算商品可供量同商品购买力的平衡，把商品流转计划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同时安排。在日常的经济工作中，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大力加强和改进商业工作，积极发挥商业的桥梁、纽带作用，千方百计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搞好市场供应。
我们一定要从商品供不应求“优越性”、“难免论”的精神桎梏下解放出来，抵制为商品供不应求作辩解的说法，同心同德为实现商品供需平衡稳定市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