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
严求实
我国机械工业现有机床不少，工厂不少，有技术先进的厂子，也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总的说来，技术水平相当落后，需要进行改组，进行技术改造。这是摆在我国机械工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
增加社会生产，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增加工厂的数量，扩大工厂的规模，这是“量”的发展；一个是通过技术改造，改进现有企业的素质，使之能够由设计制造较初级的产品到设计制造较高级的产品，由较低的效率和效果到较高的效率和效果，这是“质”的提高。
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机械工业，基本上是一个只能修修配配的烂摊子。因此，在解放初期以及尔后的一个时期内，机械工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从无到有、从修配到制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增加工厂的数量，扩大工厂的规模，着重于“量”的发展。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现在，要从着重于“量”的发展，转变为着重于“质”的提高。从目前机械工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有此可能，也有此需要。
说有此可能，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建设，我国机械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产品门类比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部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与解放初期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说有此需要，是因为机械工业企业的素质，一般说来还比较差。实现四化要求机械工业设计制造高水平的机电产品，但我们能够设计制造的多数产品还比较落后，从技术经济性能分析，大约60％以上只相当于世界50年代水平。实现四化要求我们大大提高经济效果，而现在是“点多批量小”，多数企业的工艺和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能源消耗大，材料利用率低，劳动生产率二十几年增长甚微。1970年，日本机械工业1元钱固定资产创造产值5．5元，而我国只有1．3元，这说明我们的经济效果差了一大截。提高设计制造本领，提高经济效果，在这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机械工业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通过技术改造，大大提高企业的素质。
在谈到为什么要着重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有些同志往往只是看到，调整时期给机械工业的投资减少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比建新厂可以少花钱多办事。这诚然是有道理的，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机械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是量和质的统一，在“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重点提高“质”。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不这样就不会有最优经济效果。近20年来，我国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每增加一倍，总产值只增加0．9倍；而工业发达国家，一般是固定资产每增加一倍，总产值增加一倍半左右。这说明我们在着重发展“量”，而人家在着重提高“质”，经济效果大不一样。由此看来，无论国家给机械工业的投资多少，我们都必须从着重“量”的发展，转变为着重“质”的提高。这种转变，不是调整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由全局情况所决定，要长期坚持下去的。
技术改造的重点放在哪里
为着提高现有企业素质而进行的技术改造，其内容比过去通常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不仅是指改革工艺装备等加工手段，还包括完善发展新产品所必需的试验手段，以及采用现代化管理技术所需要的设备和工具等。企业技术改造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以一举数得，有时还要牺牲一个方面，保证另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明确当前技术改造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以便有重点地使用有限资金，达到迅速奏效的目的。
过去一说技术改造，往往只想到搞专机，搞生产线，眼睛紧紧盯在增加产量上。这对解决当时机械产品供需矛盾，曾起过很大作用。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机械工业技术改造的重点也应该随着变化。国民经济现正处在调整阶段，积累的比例要逐步降到25％左右，今后若干年内基本建设投资不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因此，一般机械产品生产能力暂时大于市场需求的状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一般地提倡围绕增加产量搞技术改造。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机械工业技术改造的重点，我们认为应该放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围绕以节约能源为中心的降低消耗进行技术改造。能源紧张，已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必须把节约能源作为中心任务。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工艺和设备，大大降低机械工业本身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机械工业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能源利用率高的机电产品。我国生产的旧型号1～2吨工业锅炉，同先进水平相比，热效率低15％左右；国产汽车同国外同类车型相比，油耗约高6～30％；国内生产的水泵，效率一般比国外低5～10％。现在有不少这样的“煤老虎”、“油老虎”、“电老虎”，急待更新改造。此外，如何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材料利用率，也应予以重视。
第二，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进行技术改造。目前影响一些机械产品信誉和销路的主要问题：一是质量不好，二是水平不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有的要改革工艺，有的要改造设备，有的要改革产品结构，有的要发展新品种，有计划地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因此，必须通过技术改造，充实、完善计量手段和理化、试验手段，以适应试验研究工作的需要。为争取时间，也要适当引进新技术。
第三，围绕产品上等级进行技术改造。由于产品向大型化发展，不少老企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建厂时是按生产5万、10万千瓦机组设计的，今后要生产30万、60万千瓦的机组，不能靠另建新厂，只能通过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实现产品上等级。这种技术改造，不仅要涉及到工艺装备，还可能涉及厂房和起重设备。
第四，围绕提高成套水平进行技术改造。机械工业今后要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成套设备，还有些缺门短线产品，如部分自动控制用仪器仪表等。要提高成套水平，必须通过技术改造完成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
第五，围绕基础工艺和基础件进行技术改造。在企业中，不管生产的产品怎样改进发展，但有些工艺和零部件还要继续使用。要把基础工艺和基础件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这对企业本身影响长远，对其他厂则是“一家解决，百家受益”。
第六，围绕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进行技术改造。一是改革工艺或增加必要的设备，把目前生产中的三废污染治理好；二是改革产品，使之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三是为整个工业治理三废提供所需设备。这些都是机械工业技术改造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总之，围绕提高企业素质进行技术改造，要做的工作多得很。那种认为“任务不足，不必改造”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恰恰应该抓紧调整时机，把技术改造搞好。当然，以上六个方面是从机械工业总体上说的。各企业确定自己的技术改造重点时，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
技术改造遵循的几个原则
搞技术改造，除要选好改造的重点外，有些原则必须遵循。不这样，技术改造就不能取得良好效果。
第一，既要技术上先进，又要经济上合理，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技术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技术改造方案要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实行优选，不能离开经济合理去追求技术先进。凡可以通过改革产品或改革工艺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做一大堆设备；凡可以用多工位专机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搞生产线；凡可以通过改革刀、夹、模具和安装数显装置等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在改造设备上动大手术。总之，要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搞技术改造，不能只笼统地说产量增加多少，产值增加多少，而要看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有无明显变化，如消耗和成本是否降低了，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要计算投资回收期，计算资金利润率，把投资和效益联系起来进行经济效果评价。
有些情况要进行具体分析。例如，提高产品质量、治理三废等，可能企业暂时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有显著的社会效益。这也是在研究技术改造效果时必须考虑的。
第二，从薄弱环节入手，注意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技术改造的目的可能各不相同，但都要先把卡脖子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加以解决。技术改造后，要在工序之间、零部件之间以及配套产品之间，保持能力的相对平衡，避免长短不齐，相差悬殊。如果离开实际需要搞改造，把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的能力搞得过大，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等于积压资金和浪费资材，而且还会给生产管理带来麻烦。只有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才是技术改造的真正效果。
第三，技术改造同机械工业改组相结合。
一是制订技术改造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机械工业改组规划，不要离开改组去搞改造，以免造成返工浪费。二是技术改造要服务于改组，促进改组。要优先搞好工艺专业厂和零部件专业厂的技术改造，充分显示专业厂产品质量好、消耗少、成本低的优越性，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机械工业改组的成果，逐步解决重复布点、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问题。
第四，明确目标，远近结合；统一规划，分步实现。
进行技术改造，要首先明确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根据。确定目标时，不能凭想当然，也不能凭负责同志的一句话，一定要作市场预测和科学分析，保证目标切合实际。目标必须是远近结合的，切忌目光短浅和好高骛远这两种偏向。只看近不看远，会造成一次改造未完，又要搞第二次改造，把很多钱浪费在“建了拆，拆了建”上面；只看远不看近，会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和资金设备的积压浪费。
合理的目标确定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技术改造还要贯彻“统一规划，分步实现”的原则。如有一个生产光学经纬仪的仪器厂，由于零部件质量差、整机产量低，不能满足用户需要。经过分析，他们规划建4条生产线，分别加工卡脖子的4个关键件。因投资不足，决定首先集中力量为一个关键件设计制造组合机，并把腾下来的设备和人员，充实到另外3个关键件的生产中去，然后再逐步改造这三个关键件的生产条件，变“力所不及”为“力所能及”。
第5版()
专栏：
“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值得研究
余新
在60年代初期，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并且相应地采取了措施。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发展：各级各类干部进五七干校，大专毕业生长期当工人农民，等等。
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这个提法，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一般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不但如此，马克思还认为，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教师，对于雇佣他们的学校老板来说，是生产工人；演员对于雇佣他们的企业主来说，也是生产工人。可见，就是在旧社会，多数知识分子也是脑力劳动者。在新中国，更是这样。“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否认了这一点。
其次，“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认为，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了，才能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列宁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4卷第475页）列宁的这个论断，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适当参加体力劳动，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有益处的，对于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但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夸大了体力劳动对于思想改造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一种片面性。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不应该强调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在1977年，美国的脑力劳动者已超过体力劳动者，达到50．1％。不但如此，美国现在的体力劳动者，许多人有着较高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水平。日本、西德等国的体力劳动者也是如此。现在正在进行的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当代工业革命告诉我们，体力劳动的劳动条件已大为改善，劳动强度已大为减轻，并且，体力劳动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文盲和“科盲”是很难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的。
显然，“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是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立场看问题，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立场看问题。
在关于“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宣传中，有的文章还提出，要树立参加体力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思想，并且，用它来作为对于干部和群众的现实性的要求。不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这里所说的劳动，不应理解为只是体力劳动，而应包括脑力劳动。只能进行体力劳动而不能进行脑力劳动，就谈不上个人的全面发展，更谈不上进入共产主义。
过去有的文章还这样说：“如果我们在将来普及高等教育，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都不能参加体力劳动，那就只有亡国。难道我们还能到别的星球上去找一批奴隶，来代替我们挑粪种地吗？”这种说法是荒唐的。未来的有文化的农民，将用机械化的方法施肥种地，如同现在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农民那样。试问，这种不挑粪种地的办法，是“亡国”还是“兴国”？相反，象林彪、“四人帮”那样轻视知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倒是有“亡国”的危险。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我国的国民经济曾经濒于崩溃的边缘，就是一个证明。
第5版()
专栏：书评
介绍《辛亥革命史》上册
卞哲
1961年，吴玉章、范文澜同志在武汉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深情地希望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努力工作，加强协作，尽快撰写出一部分量较大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人帮”肆虐史坛10年，这项工作始终无法开展。粉碎“四人帮”后，章开源、林增平等经过艰苦的努力，编写出了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专著。宋庆龄副委员长特为封面题了字。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我们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就得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因此，辛亥革命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解放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为国民党御用学者所垄断，成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建国30年来，全国共出版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30多种和一些著作，发表论文600余篇（不包括纪念性文字和回忆录）。《辛亥革命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辛亥革命史》共100多万字，分3册。现在出版的上册，主要论述辛亥革命的酝酿时期，即19世纪末到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历史。中、下册都已完稿，一两年内也将出版。《辛亥革命史》（上册）首先追溯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分化。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
《辛亥革命史》对于领袖人物与历史运动的关系比较注意，全书贯穿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后来到檀香山，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他立志变革中国，成了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作者并不因为孙中山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而武断他后来的某些思想。孙中山决不如某些国民党党史说的，他一生下来便异于常人，要革清朝的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有着自己历史的必然性，而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本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及走向革命的过程。作者认为，孙中山早期思想倾向于改良，这可以从他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一文和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清楚地看出来。孙中山虽然早在1893年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实际上，他还徘徊在革命和改良道路之间。直到1900年，他对将来究竟是采取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体，还不能作出最后抉择。对于这种表现，作者分析说：“孙中山既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言行自然要受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制约。他的早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在那些年代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就它当时的处境和本身已经具备的活动能量来说，还不可能产生明确的革命倾向和要求，而主要是把推动清王朝变法维新当作本阶级所要实现的任务。”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是革命的领导者，但革命的主力军仍然是广大工农群众。正是由于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掘松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中国的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与汉族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都具有反帝、反封建、反清王朝暴政的革命要求。广大的海外华侨，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在国外备受凌辱，在某些方面，处境比国内人民群众更为痛苦，因此大多数支持反清的民主革命，他们在人力、财力、物力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论述了人民群众和会党彼伏此起的斗争、少数民族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以及海外华侨对革命的贡献。书中还从档案、地方志、中外报刊勾稽出有关材料，编列成表，使读者一眼便可看出辛亥革命前夕全国革命斗争形势。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许多问题，过去有争论，本书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有更多的史实，作者在注文中或有探讨，或有考辨。例如孙中山在1893年是不是同葡萄牙人合办过鼓吹反清革命的《镜海丛报》，孙中山参加三合会的问题，等等。
《辛亥革命史》（上册）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如全书笔调不一；结构较松散；背景过大，有的论述与辛亥革命联系不够紧密；内容安排不大平衡，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专列一节比较长，而1903年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又太短，等等。这些都有待将来修改。
第5版()
专栏：出版消息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翻译出版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加尔布雷思在这本书中指出，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以及一般官员和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妨碍经济增长”这句话，掩盖了许多坏事。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不但给环境带来破坏，给消费者增加累赘，给妇女加重负担，而且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用如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设计、新发明究竟有什么用处？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最明显的例证是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大量物资都被投入这个领域，而技术革新使前一代的武器成为废物，这一代的武器很快又被下一代的武器所淘汰，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消费品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同“对人的关心”大相径庭。不把人们从这些错误的信念之下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众的幸福，而只会是社会的祸患。这就是本书的主导思想。与那些竭力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问题和百般吹捧垄断资本的统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相比，这本书多少接触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守本）
第5版()
专栏：出版消息
《唐鉴》影印出版
《唐鉴》是宋朝史学家范祖禹的一部著名作品，论述唐代自高祖起至昭宗近300年间治理国家的得失，共12卷，306篇。范祖禹拿这部历史著作献给宋哲宗，作为治理国家的鉴戒。《唐鉴》虽含有鉴戒意义，但记叙史事简明扼要，因此也是史学名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这部《唐鉴》，原本是上海图书馆提供的宋本，为现存最早的刻本，版刻清朗，字体工整。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元修本，分卷不同，文字也有出入，刊刻时代也晚于此本。
（迁）
第5版()
专栏：出版消息
《中亚史》出版
王治来著的《中亚史》第一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中亚虽不能说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但它是雅利安人和突厥人的摇篮。因此，这里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的源泉之一。历史上几种主要的宗教，不是产生于中亚，就是最早在这里传播、发展和繁荣。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方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说明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自《史记》后，中国历代史书都有《西域传》，记载中亚的情况。作者王治来同志从事新疆、中亚历史的研究二十余年，在收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写成此书。第一卷分“中亚的原始文化”、“亚历山大的东征和中亚的希腊王朝”等十章，二十二万字。 （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