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老当益壮 永葆青春
——贺高元钧同志艺术生活五十年
罗扬
高元钧同志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杰出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五十年来，他对人民的贡献，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
高元钧同志生于河南农村，自幼家境贫寒，7岁就开始了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他11岁跟着双目失明的四哥，逃荒到徐州。这时，他们遇到了民间艺人戚永力。这位说“武老二”的把高氏兄弟给迷住了。可是，他们无钱拜师，只能私下里尾随旁听。戚永力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边讨饭，边学艺。这样整整过了三年。这位著名的艺人终于被这两位意志坚强的年轻人所感动，将他们收为徒弟。高元钧勤奋刻苦地学了三年之后，就开始独自卖艺，奔走四方。1946年，在党所领导的南京进步文艺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的文艺演出会上，他演出了具有强烈的抗暴精神的《鲁达除霸》。1947年5月，他在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等同志主持的以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为内容的“五四”纪念大会，并演出了《武松赶会》、《大闹马家店》等节目，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1949年，上海解放。炮声一停，他就走上街头，在大街小巷，在公园、广场，与当时在上海的梅兰芳等文艺工作者一起，进行慰问人民解放军、庆祝解放大上海的演出活动。接着，他赶赴南京、天津和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演出活动，并演出了自己创作的歌唱新时代的曲艺节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更加刻苦钻研艺术，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祖国的北大荒到海南岛，从新疆边防地区到福建前线，从三线工地到唐山灾区，从军队到地方，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大地；他演唱的声音，响彻在战士的基地、营房、坑道、哨所和城乡的剧院、广场。
高元钧同志长期致力于山东快书艺术的革新，为创立和发展新的艺术流派付出了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早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就对日趋衰败的“武老二”艺术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在内容上，删除了那些“荤口”（淫词秽语）和低级庸俗的东西，对书词作了若干调整和加工；在表演艺术上，则摒弃了低级的、不健康的表情动作，并在保持“武老二”艺术的基本特点的前提下，借鉴、吸收了京剧、舞蹈、大鼓、坠子、相声、评书等姐妹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法，大大丰富和提高了“武老二”艺术的表现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高元钧同志进一步明确了曲艺改革的方向。他除了对传统书词和表演进行改革、加工外，还积极改编、演出了《小二黑结婚》、《桥》等反映现代生活的新节目。他这时候的演唱艺术同过去的“武老二”艺术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因此，他把它改名为“山东快书”。他对“山东快书”这种艺术的发展是有贡献的。高元钧同志的山东快书，努力在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上下功夫。十多年间，他成功地演唱了《一车高粱米》、《抓俘虏》、《三只鸡》、《智斩栾平》、《侦察兵》、《张大发走娘家》等一大批新节目，塑造出大老郭、小李、老王、郭大娘等栩栩如生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揭开了说新、唱新、创新的新篇章。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更为鲜明和突出了。人们都称他的艺术刚劲，豪迈，洒脱，大方，质朴而又生动，诙谐滑稽而又严肃，形象传神，感情真挚，口风脆甜，动作优美，形神兼备，自成体系。郭沫若同志赞誉高元钧同志为“民间艺术的一面旗帜”。
高元钧同志又是一位出色的艺术教育家。他对于前来求教的年轻人，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把自己所会的东西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他对学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又是很耐心细致的。他总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既传艺，又教人；既重言教，又重身教；凡是要求学员做的，他都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的口号是：“能者为师，不耻下问，艺海无境，求师无辈”。他通过办训练班、业余辅导、个别培训、带徒弟等方式，培养了大批山东快书的骨干人材。山东快书能够成为一个风行全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曲种，这是与高元钧同志和他的学生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附图片）
《曲艺》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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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开凿美的工匠致敬
——看“同代人油画展”有感
徐怀中
我很喜欢看画展，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又可以得到许多艺术上的启示。
那天去中国美术馆看几个画展，见西北角展览厅里有些人，锯的锯，钉的钉，正忙着做画框。原来这些“木工”就是即将开展的“同代人油画展”的作者们。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位部队青年画家，经他们介绍，认识了在场的各位画家。于是我取得了特权，可以优先观赏这些还没有钉好框子的油画。
我们早晨推开窗户，总是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观看这个画展作品时的一种强烈感觉。过去看油画，虽也不乏精彩之作，但总不免有大同小异之感，花花绿绿，人物众多，不是反映某个大的运动，就是画出一次重要会议。在一方小小的画布上挖空心思安排情节，生怕观众不明白，加上旗帜、标语等等。这恐怕是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造成的。政治性强的画当然需要，但一味借助于文学语言、戏剧语言，以至于借助新闻报道语言，而丢开了造形艺术的特定语言，这是不是一种衰退？
“同代人油画展”的作者们大不一样，他们显然不是以图解政治见长的。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绘画手段，把从生活中获取的审美感受表达出来。画展题材开阔自由，又在着意追求形式美，让人感到视野宽广，不受局限。正如张宏图的《永恒》这幅画所表现的，这幅画基调古拙凝重，背景是霍去病墓的石刻巨兽，一位雕刻工匠，带着长时间劳作的疲惫和完成一件艺术品后的陶醉心情，扑倒在石刻前面。中国古代有多少这样献身于雕刻的工匠啊！史册上没有记载下他们的姓名，他们为人类留下的艺术珍品，却在放射着永恒的光辉。我们的画家们又何尝不是象工匠一样，在生活的石壁上辛勤地开凿着美。我们看秦龙的《嫦娥》，很讲究色调，嫦娥人体略加变形，更是活灵活现，她逃上月宫时幽怨矛盾的心情也刻画得真切感人。作者另外几幅如《荷梦》、《海风》等，都体现了他特有的格调。画面中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意境，并不一览无余，而是有待于看画的人去补充想象。这应该是绘画语言的特性之一吧，画家不可能把一切都直接地“告诉”我们。黄冠余取《聊斋志异》故事作了几幅画，也都寄托了自己的深情雅意。其中《鱼神》描画出一位善良多情的女子，人体造型严格准确，展示了人体美，又照顾到了目前观众的欣赏习惯。他的几幅画，有很强的装饰感，十分匀称，颇有情趣。李忠良则借用了他在演出团体工作的有利条件，他画女子舞蹈有独到的观察和体会。《绿腰》中生动地表现了古代舞女的动态和力的美。他采取了中国传统的线条运用结合西画技法，色调清淡典雅，构成一种特别的韵味。展品中几幅较大的油画，多取材于古代传说轶闻，却不仅给人以美感，而同样发人深思，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王怀庆的《伯乐像》，伯乐以一个劳苦平民的形象出现，他仰望苍天，似为那匹千里马感叹不平。马的造形也有别于过去同一题目的画法，强调了枯瘦一面，并不画它的肥胖高大，以显示这匹马遭受着磨难。但它又是那样神骏有力，按捺不住地抬起前蹄，随时准备飞奔而去。背景用了一块黑色，以甲骨文题了李贺的诗句：“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这幅作品画面古朴单纯，寓意却是很深沉的。此外，倪震、张健平、张红年、孙景波、孙为民等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在展览中也占着重要位置。几幅青年男女的肖像画得热情可爱，很有时代气息。陈丹青的
《人体习作》画幅虽小，很见油画功力。
欣赏完毕，和画家们谈起来，知道这些年轻的同代人，也是志同道合者。他们大多数担负了工作，只能在业余抓紧零星时间作画，不论条件如何困难，埋头苦画。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互相观摩，互相激励。他们知道，要真正建立起自己独立稳固的艺术风格，还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磨炼。大家共勉在创作道路上不懈地追求、探索，作一名开凿美的工匠，默默地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之中许多人并不只是长于油画，我希望将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包括各种创作的精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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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动力干部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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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装饰》杂志复刊
《装饰》工艺美术双月刊，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办的一本综合性工艺美术学术刊物。五十年代末创刊，先后出版了十二期。现在，作为丛刊复刊了。《装饰》图文并茂，形象地介绍各种日用工业品和民族民间实用艺术；发表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方面的论文、译文，以及工艺美术科学技术的文章。
复刊后的《装饰》第一期已经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第一期内容有山东日用陶瓷，上海和北京商品包装装潢，装饰雕塑作品等。还有《哪吒闹海》、《阿凡提》等三部美术电影片的选型设计，以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的文章。
梁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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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杭州的传说》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中国各地风物传说，第一种《杭州的传说》已经出版。这套丛书配合旅游事业的发展，通过优美的民间传说，介绍我国的锦绣河山、名胜古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反映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高贵品质。
《杭州的传说》由杭州市文化局编，共收杭州地区包括西湖、近郊和远郊富春江、新安江、超山等地优秀传说四十八篇。这些传说故事，既是很好的文学读物，又有助于领略杭州的风物景色，有助于了解杭州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本书配有彩色插图十二幅，系画家程十发的新作。
这套丛书的其它品种，如《苏州的传说》、《桂林的传说》、《北京的传说》等正在编选，将陆续出版。
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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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的“复杂”
乐秀良
有些领导部门把知识分子的特点概括为四个“复杂”，即：出身成份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政治历史复杂，思想状况复杂；并由此对之采取了三个“不”，即：不放心，不顺眼，不服气。由这三“不”产生第四个“不”，即对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积极。
其实，具有这些所谓“复杂”情况的，主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对这一部分人，周恩来同志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派统治的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考验，特别是经过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十年斗争的严峻考验，长期与党和人民共患难、同欢乐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可以信赖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何况，造成四个“复杂”的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例如，出身成份、社会关系，不是个人所能自由选择的。党的原则是：出身成份看表现，社会关系看本人，政治历史看当前。至于思想状况“复杂”，也要具体分析。许多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他们的优点，有助于领导上集思广益。有些知识分子有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等弱点，需要进行帮助、教育。不能因为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说他们翘尾巴。
四个“复杂”，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和知识分子立足点的转变。当他们的立足点还未转变时，四个“复杂”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一种不利因素。但是当他们的立足点转变以后，他们的某些“复杂”也可能转化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从事四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条件。
对知识分子的“复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纠正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不顺眼，不服气的错误态度，也就能认真积极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果说，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立足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对他们采取“三不”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话，那末，当现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立足点已经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仍然对他们抱着“三不”的态度，那就越发的不对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他们看作地地道道的“自家人”，并且给他们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