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陈毅同志给王力先生的信
（1965年11月8日）
王力同志：来信及大作已拜读，并送《人民日报》刊登，本月一号已见报，想已寓目。未得同意，擅作主张，希见谅。我希望你余力多写诗词。中国诗歌问题40多年未获解决，写旧体此路已走不通，写新体也未能使人满意。我主张写旧体也写新体，也写民歌。三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写旧体最难摆脱书卷气，沾上这个气便是骸骨迷恋；写新体常与中国诗传统脱节，容易流为洋八股；向民歌学习，这是一条较好的道路，就是说强调感情真挚，说人民的话，也讲究一些音韵音节，事实上是综合古典诗歌与新诗及旧民歌，来一次新的创造。这是我的主张，也是多年的想法，我也有些实践，但未能成功。你现以写七律上阵，形式是旧的，内容是新的。你写得很好，十分钦佩。大作与我的“纲领”并不违悖，你多写会对中国诗歌改革有贡献。……尊作的描述好，有几联属对工整，意趣亦佳，甚佩、甚佩！事忙，答复太迟，谅之。 即颂撰安！
陈毅 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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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重珍贵的纪念
王力先生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直辛勤地从事汉语研究和教学工作，写出著作40多种，发表论文130多篇，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诗律学、语言史和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望。最近，我国语文学界和文改工作者将要集会庆贺王力先生学术活动50年。
在这样的时刻，发表陈毅同志给王力先生谈诗歌的一封信，是双重珍贵的纪念。
陈毅同志一向尊重王力先生，王力先生也一向敬仰陈毅同志。王力先生的许多学术著作，如《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古代汉语》、《诗词格律》，都是陈毅同志所喜爱的书。15年前，王力先生寄给他五首诗作，陈毅同志立即推荐给《人民日报》，予以发表，并且在百忙中写了一封复信，说明自己对于中国诗歌改革的看法。
这封信，王力先生一直珍藏着。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几次抄家，作为“罪证”劫走了。后来，一些“抄家物资”陆续归还，却总是见不到这封信。真的就“石沉大海”了吗？王力先生当时愤慨地说：“别的东西我都不在乎，这封信一定要追回。这是无价之宝！”直到去年，这封珍贵的信件，才从北京大学某仓库的角落里找出来了。王力先生喜出望外的心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陈毅同志这封信，不仅对于我国诗歌改革的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它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之间深厚友谊的一个生动例证。
王力先生今年整整80岁了，依然精神振奋，每天工作10小时。陈毅同志比他还年轻一岁，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陈毅同志今天还健在的话，他是一定要亲自来参加“王力先生学术活动50周年庆祝会”的。
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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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凉山上育花人
于竞祁
一场欢乐的凉山彝族舞蹈正在台上演出：由彝族小伙子组成的迎亲队伍来到女家，“保护”新娘的彝族姑娘们，提起桶桶清泉，向小伙子们泼去……精巧的构思，优美的舞姿，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此时，这个舞蹈的编导者黄石正静静地坐在后台。这位凉山歌舞团的汉族编导，已在凉山工作了27个年头。他创作过一系列彝族舞蹈，许多已流行国内，有些还被带到国外演出。他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通过辛勤的劳动，把凉山彝族舞蹈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52年，黄石跟着部队文工团来到凉山。他积极地投身到为粉碎奴隶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他看到，随着民主改革的进展，奴隶主关锁奴隶的铁链和“木鞋”虽然已一去不复返了，但翻身的奴隶们却缺乏足够的歌舞来表达内心的欢乐。这，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
黄石激动地对同伴说：“我们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帮助彝族人民发展歌舞，义不容辞”！他决心把整个身心交给这个光荣的事业。从此，他就深入到山区去，高耸的龙头山下，滔滔的金沙江和大渡河畔，许多彝族村寨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这是发展凉山舞蹈唯一的道路。”他虚心向彝族群众请教，布拖的“都格”舞，喜德的对脚舞，皮鼓舞和“达尔木呷”舞，洪灌的披毡舞，昭觉的金鸡舞……都是他学习的内容。除此之外，他还注意观察彝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特有姿态，为创新积累素材。他和翻身奴隶同吃一锅荞粑和水煮圆根菜，同住一间不透光的充满烟味的房子，一起在风霜雨雪中跋涉，经常是白天赶路，晚上演出，深夜才能坐在火塘边整理资料和学习。有一次，他去金沙江畔的卡哈洛寨学舞，一路上尽是高山悬崖，崎岖的小道上覆盖着一层细沙，又滑又险。他拄着棍，一步一爬，整整6个小时才走到寨子上，人几乎累瘫了。就靠着这种刻苦的精神，他收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黄石才思敏捷，善于抓住许多稍纵即逝的现象，把它锤炼为优美的舞蹈语汇。有一回，他正在大山中行走，看见山顶上有人向他挥舞披毡，象一朵轻云在山巅飘动。于是，一个极富彝族生活气息的优美舞姿“彩云落地”被他设计出来了：舞蹈中的彝族姑娘，向头顶上抛出披毡，一片红云在空中展开，接着，姑娘拉住披毡一角，一个转身，披毡形成多层圆圈，绕身而下。在舞蹈《红披毡》中，这个舞姿第一次出现，就受到广泛的赞扬。
黄石从创作出第一批成名的舞蹈《阿哥，追》和《红披毡》以来，新作不断出现。彝族人民几乎是以狂热的喜悦，欢迎他的每一个作品。他们说，“这是我们‘罗嗦’（彝族）的舞！”有的说，“黄石爱凉山，我们爱黄石”，要黄石加入彝族，给予他“族籍”。粉碎“四人帮”以后，黄石干劲更大了。去年，创作出《喜雨》和《凉山渔歌》两个舞蹈，在北京演出时受到广泛的好评。黄石决心为彝族人民，也为全国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彝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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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声增友谊
秋里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卡佩拉合唱团，在曼鲁埃尔·索萨团长的率领下，首次来华访问演出，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动听的拉美音乐，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该团是由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青年男女学生组成的，在著名的音乐家卡洛斯·恰维斯、杨尼斯·原尼迪斯、何塞·安东尼奥·阿布列乌、卡洛斯·门多萨等人亲自指导下，目前已成为一个训练有素、技巧熟练、曾获得国际奖的合唱团。这次访华演出，合唱团在贡塔尔·赫杜利斯以及阿莉西亚·希门尼斯的指挥下，通过男声、女声合唱及重唱、独唱等多种形式，介绍了具有独特风味的拉美音乐和拉美民歌。他们在演唱上用直声、柔声、轻声，用民间乐器吉他、曼多林、大中小手鼓、钢琴等伴奏。表演形式也极为活泼，从舞台中心到两侧流动演唱，时而还出现在观众席里，用歌声向中国人民表达友情，用歌声介绍委内瑞拉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拉美的音乐特点，引起了中国观众的阵阵掌声。他们用无伴奏合唱表演的委内瑞拉歌曲《红雀》，节奏是那么明快、活跃、欢腾，很有感染力。在演唱委内瑞拉民歌《夜里满天星光闪烁》时，旋律又是那么抒情优美动听，将人们带进了一种幽静的境界。委内瑞拉民歌《印第安人的圣诞曲》表现的是另一种情绪，全曲热烈欢腾，快速的节奏表现出人群穿流不息，载歌载舞，纷纷赶来欢度节日的情景。同时还在合唱中穿插了些牛羊鸡鸭叫和人们呼喊欢笑声，一直推向高潮。音乐会最后，演唱了委内瑞拉最著名的作曲家佩德罗·埃利亚斯·古铁雷斯的《平原的心声》。这首歌深受委内瑞拉人民喜爱，广为流传，以至使它成为新的国歌。音乐会的高潮是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演唱家们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将深深留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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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舞台与银幕
几部反映青年生活的影片
章文
最近，有4部反映青年工作、生活、爱情的故事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这就是北影厂摄制的《他们在相爱》、西影厂摄制的《爱情与遗产》、上影厂摄制的《海之恋》和《庐山恋》。
《他们在相爱》（编剧杨令燕、王琦，导演钱江、赵元，张平、达式常、肖雄等主演）通过军队老干部陈浩三个儿子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波折，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对青年一代身心上的严重摧残。影片运用对比手法，描写和歌颂了老大陈战、老二陈楠强烈的事业心、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爱情，鞭挞了老三陈平所追求的腐朽的恋爱观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片基调健康、色彩明朗，情节引人入胜。它引导青年积极治愈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创伤，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努力。
《爱情与遗产》（编剧李云良，导演颜雪抒，张玉玉、袁宗福主演）围绕一位老革命、眼科专家韦沧洲的女儿韦伟、儿子韦佳不同的爱情经历，以生动有趣的情节，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代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爱情，老一代又应当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影片从常见的生活现象中撷取题材，展示出人物不同的思想、性格、情操，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刻画比较细腻，使人看了感到真实、自然、可信。
《海之恋》（编剧李云良、杨时文、王炼，导演赵焕章，毛永明、马晓伟、王国京、孟俊、洪学敏等主演）故事发生在70年代初期，影片的四位主人公——解放、南下、建国、欢庆是和新中国同年诞生的年轻人。在急风暴雨的文化革命中，四位曾经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分化了。解放正直开朗，嫉恶如仇，在激烈的斗争中日趋成熟坚定；南下由于坚持真理，热爱科学，被迫害致死；建国消极颓唐，一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欢庆自私钻营，为了往上爬，出卖了同志和朋友，成了“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影片通过他们复杂的生活和恋爱经历，让我们看到人间有正直，也有卑污，有欢乐，也有悲苦。它教育青年在生活的道路上，应该怎样迈开坚实的脚步。
《庐山恋》（编剧毕必成，导演黄祖模，张瑜、郭凯敏主演）是一部风景抒情故事影片。影片在故事进程中，设置了两条线：主线是前国民党将领周振武的女儿周筠和我党高级将领耿烽的儿子耿桦在庐山的一段恋爱经历，副线是他们的父亲由冤家变为亲家。通过这一巧妙的构思，影片歌颂了祖国山河的壮丽，人民的美好，抒发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从影片的风格、样式上看，也是国产片中的一个新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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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家浜》、《红灯记》等剧目能不能重新上演？
对过去曾经上演过的《沙家浜》、《红灯记》等剧目，应当重新进行整理、加工，在适当时候上演。这是最近在北京举行的戏曲剧目座谈会提出的建议。
座谈会上，许多与会者指出，对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我国文艺舞台上出现的、被称之为“样板戏”的一批剧目，应当历史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他们认为，从1964年起，我国文艺工作者就注意到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创作、改编和演出了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这些剧目和作品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面，做出了成绩。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敢于创新、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所走的路子是对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江青一伙把这些成果窃为己有，做为他们篡党夺权的资本，并反过来对原创作人员进行残酷迫害，行为卑劣，应予批判。这些剧目、作品中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形象，教育和鼓舞了人民，也是好的。描写、歌颂先进人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职责。江青一伙利用搞“样板戏”强制推行一套所谓“三突出”的谬论，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只能导致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是必须予以彻底否定的。
许多同志指出，“样板戏”这种叫法，是形而上学的，会导致艺术的僵化、凝滞，应予取消。艺术无止境，无样板可言。各类艺术形式，各种剧目，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性、艺术性，不断精益求精。
座谈会上对今后是否上演这些曾被称为“样板戏”的剧目，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有关单位和艺术表演团体，应把解决这个问题列入计划。为此建议：要对这些剧目逐一进行认真分析，重新整理加工，恢复原作中好的东西，保留改编本中正确的部分，剔除在江青、康生一伙强制和影响下产生的错误部分，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适当时候可以重新上演。
（新华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