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深入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研究
梁建言
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是当务之急
现在我们正处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四化建设中，基本建设占有重要地位，对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当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入地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为基本建设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当务之急。
30年来，我国基本建设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但同已经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相比较，很不相称。我们的基本建设，可以说积累了相当丰富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是其中大部分还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战线越拉越长，投资效果越来越差。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吗？不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为什么建设规模不能过大，也没有认识确定建设规模的客观依据到底是什么，当然更谈不上去自觉地控制建设规模了。几年来我们在缩短基建战线、清理在建项目中，遇到很多思想阻力，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努力开展经济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去总结、去认识过去30年基本建设的历史，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才会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不再出现大的折腾。
基本建设的调整工作，是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中重要的一环。而基本建设的调整面临的同样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麻烦成堆。这是现实。我们只能面对现实，而不可能离开现实去想问题。例如，我国多年来积累率偏高，这同基本建设规模大是个什么关系，积累率究竟控制在什么水平为宜？基本建设是由国家投资好，还是实行贷款或集资等多种方式好，各有什么利弊？建设规模以多大为宜，确定建设规模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投资方向如何调整，以及调整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比例协调地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基本建设的管理工作怎样才算科学合理？如何充分发挥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调整期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从这一方面看，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研究，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逐步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举国上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同心同德搞四化，生产、建设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工作越做越活，原有的陈规陋习被冲破了，许多新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原来熟悉的东西逐渐用不着了，或者不够用了。而许多新的东西又是我们不曾经历过，或者不完全熟悉的。比如，在实行两级财政管理体制下，如何有效地实施基本建设的管理？在建设资金渠道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加强计划指导，使之各得其所，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在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得到扩大，生产建设积极性日益提高的形势下，基本建设如何贯彻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原则？还有宝钢等大型引进项目大部分陆续上马，其规模之大、技术要求之高、国内外组织协调工作之复杂，都是我们不曾经历过的，如何把这批项目的建设工作组织好，使之尽快发挥效益，避免或减少损失，以及今后的引进工作怎样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还会出现更多的新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刻苦钻研，重新学习，不断地认识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并且要尽快地、不断地拿出成果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头脑清醒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总起来说，开展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是实现四化宏伟目标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下决心建立一门基本建设经济学
要下决心建立一门新的经济学科。这个新学科——基本建设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当然，也要同自然科学相结合。这个命题很新鲜，有没有把握，还要靠我们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来研究。
30年来，我们对基本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大量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研究。过去的研究，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对某些重大问题已经有了研究，提出了正确理论，但是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如“一五”后期，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报告，陈云同志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以及党的其它的一些文献，都总结了基本建设经济中的一些重要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正确的阐述。可是，在尔后的长时期中，却没有以此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把正确的理论束之高阁了。
二是，在经济建设中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理论和口号，却一直被当作正确的东西来贯彻。比如，财力、物力总是留有缺口的所谓“积极平衡”；比如，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结果形成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又比如，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致后来又提出建立工业省的口号，等等。这些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理论和口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挺起作用。结果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设周期越来越长，包袱越背越重，花费很长时间都调整不过来。
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前边讲过的那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或刚刚开始研究。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开展，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系列经济理论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普遍重视。
但是，总的来看，30年来，我们没有把基本建设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一些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分散在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等经济学科之中。因而基本建设中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未能得到系统的、深入的探讨研究。近年来，有的大专院校设立了基本建设经济专业，也还局限于研究基本建设全过程中某一两个具体环节的经济问题。前年冬天，我们建委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现在我们成立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它的活动，来促进基本建设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基本建设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我们知道，一切经济科学的任务，都是揭示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从我国基本建设的实践来看，基本建设全过程是由各个独立环节构成的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有它的特殊运动规律，是其它经济学科的研究包括不了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基本建设是不是有它的特殊的矛盾性呢？显然是有的。
首先，从基本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它涉及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涉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财政、物资分配等各方面。它的内部联系，又包括了建筑业，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农村建设，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生产力布局各方面。可见它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是很复杂的，涉及的面又很广，是一个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部门。
其次，从基本建设的任务看，它是固定资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扩大再生产增加生产能力，提供物质条件，是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功能是其它生产部门所不具有或只是很少具有的。
第三，从基本建设的全过程看，固定资产的形成，是一种周期很长的特殊的生产过程，开始于规划阶段，包括确定投资方向、建设规模、结构和比例关系，以及生产力的布局；然后是勘察、设计阶段，包括资源等建设条件的落实，厂址选择，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接着是施工建设阶段，建筑、安装、一直到竣工投产，进入生产使用阶段（非生产性项目直接交付使用，进入消费阶段）；最终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来检验固定资产形成的经济效果。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从上述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基本建设确实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部门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说基本建设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看，很多学科是在一定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科学水平的情况下出现的。当生产、技术、科学向前发展了，就从原来的学科中，不断分离出新的学科。如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化学，就是在化学和生物学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一般也是这样。考虑到基本建设是面向一切部门和一切地区的，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道路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基本建设经济学首先是宏观经济学。而它的微观经济部分，则是要研究每一项具体建设工程的可行性，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经济问题，以及投资效果问题等等。从基本建设经济活动的特点来看，是否可以这样说，基本建设经济学就是研究固定资产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它的内容应当包括基本建设中的基本经济理论、技术经济、工程经济和管理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否准确？怎样才能概括得更准确、更科学？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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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严求实
《光明日报》编者按：此文原载第一机械工业部政策研究室编的一个刊物上。为了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讨论，征得作者同意，予以转载，供参考。本报只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那么重要了；也有人认为搞科学技术，搞经济管理是科学，搞思想政治工作是“万金油”等等。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在团结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不可缺少的一门重要科学。当我们讲到现代管理的时候，如果只看到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而忽视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那是不全面的。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优良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在近十几年中，这些都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践踏了，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大大降低了。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一方面要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迅速恢复起来；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从科学的高度，全面、系统地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反经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四化建设中，做得更科学，更有成效，真正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因此，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探讨，对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门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及其形成变化规律，探讨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发展人们的才干，为实现共产主义造就新人。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有它的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关于人的科学，又与其它有关人的学科有不同的分工。它所研究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其规律。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这些规律，有的已被我们所认识，有的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运用了这些规律，思想政治工作就成功；违背了它，思想政治工作就失败。这些规律是什么？有待大家，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们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概括。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看法，是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与大家商讨。
源于物质，归于物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存在决定意识。一切思想都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并受其影响和制约。虽然思想对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能产生重要的反作用，但它最终仍然要由经济来决定，并为本阶级的物质利益服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利益去分析各种思想问题，也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基础，也失去了它的目的。具有强大威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用脱离现实的那种宗教式超自然的力量去诱惑人们，而恰恰是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物质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才能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试想，在革命战争年代，离开了分田地，能动员农民去打地主土豪吗？离开了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能动员人民群众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吗？同样，在今天，如果离开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无法动员人民群众去进行四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能起促进的、革命的作用，也能起促退的、反动的作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看它维护哪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思想万能”、“精神原子弹”，离开社会经济条件，根本不讲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种所谓政治工作只能画饼充饥，结果是威信扫地。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必须把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解决人们的物质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政治鼓励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是要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的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灌输、启发、引导和等待。学习与参观，谈心与讨论，批评与表扬，鼓动与说服，检查与评议，比较与分析，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化。任何企图用压制的做法，简单行政命令的做法，以及“思想问题不过夜”之类操之过急的做法，都是违反思想认识发展规律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所搞的那套政治工作，天天讲斗争，事事搞分析，把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结果是严重压抑和摧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哪里还谈得上解决什么认识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就在于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把革命的大道理和职工的思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具体情况，讲清革命道理。那种既不认真学习理论，又不去做艰苦的实际调查，而是伸手向上要本本，照本宣科地做工作，肯定是不能取得效果的。
言传身教，典型示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使人们懂得道理，更要使人们按照这种道理去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所固有的严肃性。离开了这一点，思想政治工作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人们通过某种典型可以具体地、形象地感觉到教育者所提倡的某种目标是真实的，可信的，有益的，人们才去积极地为此而斗争。因此，作为教育者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十分重要。群众衡量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不是光看你说得怎样，而且还要看你做得怎样。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是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言行不一说得怪好听，做得很差劲，这种虚伪的作风会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威信扫地。当前，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威力的最大障碍就是党风不正，所以，整顿党的作风，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这项工作水平的关键。
预测动机，引导行为，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和主动性。人们的行为，是受思想动机支配的，思想动机又因需要而产生。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诸如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做出成就的需要，信仰的需要等等。这些都是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有其一定的变化规律。因而，动机是可以预测的。研究人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就能更透彻地掌握思想情况，及时发现思想苗头，主动开展工作。这种工作做得越及时、越主动，就越有利于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越能有效地防止不良倾向；即使有些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也能有目的地加以引导，把消极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针对性。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社会经历、文化程度、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也不同，思想活动的内容和特点就千差万别，错综复杂。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能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进行，而是沿用“通用化”、“公式化”的一成不变的僵死做法，那就必然要碰钉子，做不通。思想教育最大量、最经常的是一人一事的个别工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最艰巨、最困难的是对后进人的转化，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基本准则。只有对不同问题的性质、发展的程度和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摸准脉搏，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方法，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打开人们心灵之锁，挖掘内在潜力。
渗透一切，贯穿始终，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之间具有关联性。人的思想活动过程贯穿于生产和生活等各项活动过程的始终，因而思想教育离不开生产等各项工作，各项工作也离不开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与其它各项工作相互依存，互相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着生产等各项工作一道去做，渗透到人们的各项活动中去，包括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经营管理、社会工作、文化艺术活动，甚至家庭和个人生活等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作用。例如，要使人们在工作中保持旺盛的体力和精力，提高人们的工作兴趣和效率，就要研究如何更好地保证消耗必需的物质条件，改善人们活动的物质环境（温度、色彩、声响、光线、气味等），适应人们在工作中的心理活动特点。要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优良的思想品德，就要从大量细小、常见的工作和活动开始，充分发挥人们的特长，尊重人们的创造精神，鼓励人们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竞争，实行论功行赏。要培植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组织和集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就要使人们从所见所得的实际利益中，认识整体与个体发展的密切关系。总之，渗透一切的思想教育工作，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使个人和集体能够经常保持一种内在的动力，并且尽力把个人动力和集体动力溶为一体，为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自我教育，互相影响，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人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公民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者。人民群众这种主人翁地位，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自我教育的方针。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有不甘落后、乐于进取的心理，这是群众能够接受教育和进行教育的基本条件。只有全党上下动员起来，不仅少数干部做思想工作，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也要做；不仅各级领导干部做，工人群众也要做。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开创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在群众自我教育中，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是群众创造的好形式，好方法。领导与被领导谈心，可以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增长信赖，加强团结；同志间谈心，可以打通思想，交流感情，统一认识，携手前进。总之，通过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感化和促进，就能扩大和深化教育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摆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很不成熟，愿与大家讨论研究。我们期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能很快有系统的专著问世。我们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性的要求，尽快制订出一套考核、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条例和办法，鼓励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刻苦学习，钻研业务，认真实践，大胆探索，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才干。（原载8月11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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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经济史论丛》出版
傅筑夫教授数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史论丛》，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58万字。
《中国经济史论丛》围绕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工商业经济、货币经济、古代城市的兴起及其作用、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
作者是西周封建论者，但又与一般西周封建论者不同。他认为，中国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封建历史，只有西周一段的发展变化是正常的。因此，也只有西周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破坏，私有土地制度形成，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解体。进入东周以后，传统的封建关系已不复存在，地主制经济代替了领主制经济，中国社会成为一种“变态的封建制度”。
作者以较长的篇幅对比了地主制经济与领主制经济的不同，指出两千年来地主制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形态，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社会经济不能发展的一个
“总根源”。
在中国古代城市及其经济特点的研究上，作者从另一个侧面，即从城市和工商业经济的角度，回答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作者说，中国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欧洲封建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则不相分离。就对封建制度而言，欧洲城市的发展是离心的，促进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分裂，使欧洲资本主义能较早地产生；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向心的，促成了整个封建经济结构的统一。
作者以较长的篇幅研究了中国古代货币经济。作者认为，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特别早，达到的水平也特别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特别大，这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特点。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象洪水一样，冲垮了一切封建堤防，使中国形成了“变态的封建制度”。据此，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中地主制经济代替了领主制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是“货币经济冲击的结果”。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作者不断发展自己已经发表的观点，他认为，唐代封建经济结构的胎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期”。（任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