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琐忆陈克寒同志
张文松
7月22日我自成都返京,一下飞机,就从我女儿口中得知陈克寒同志逝世的噩耗,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下便愣住了。次日向遗体告别,我忙赴北京医院,算是赶上最后看他一眼,一时百感交集,自不必说。
一个月以前我因病住院,克寒同志还曾扶杖上楼看我,他那时精神矍铄,面色红润,谈笑风生,虽然他坐不久,大家谈得还是很畅快。我赞他为执行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四项建议所写的文章很好,既总结了北京市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材料翔实,思想缜密,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他的文笔。并说一个终年躺在床上的病人,居然做了这样大量的调查研究,那就尤其难能可贵了。他自谦地笑着说,材料是别的同志供给的,文章是由他口述,别的同志为他记录的。但是一个骨折的病人,忍着病痛的折磨,孜孜不倦地工作,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恐怕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后的遗言。他在北京工作多年,对首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满了热爱,倘能假以时日,我相信以他那样才思敏捷,深于远虑的人,是能写出更多好建议,以备咨询的。
临行,我送克寒同志到电梯旁,劝他保重身体,不可过于劳神费思。他摇摇头,说是身体恐难复元,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就很好了。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万万意想不到从此永诀。
克寒同志多年从事文化、新闻、出版工作,他为革命文化工作是做出许多贡献的,但也因此养成一种职业习惯,勤于思索,慎于落笔,凡所为文必一再推敲,因此他写的文章逻辑周密,结构严谨,朴质无华。就是做报告,开会发言,他也要事先打好腹稿,用方格纸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写了下来。由此小事也可见他的认真。然而事物的发展却总是具有两重性的,耽于沉思的人往往思虑过甚;感触敏锐的人往往神经紧张;考虑周详的人往往迟疑不决;加之他几十年养成的深夜工作的习惯,不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便不能入睡,都使他经常处于神经衰弱的状态。而这也就成为他的一个致命伤。
初看起来,克寒同志是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然而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表面的现象。他其实是个热情的人,只是他的热情不善于用之待人,而是用之于革命,用之于政治,用之于工作罢了。
1975年夏天,我和克寒同志以及一些其他同志,都被安置在一个被称为“复辟”楼的新建居民区内,相距咫尺,自然而然地来往较多。正是那种“可与人言无二三”的环境,以及此后愈来愈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增加了我们斗室谈心的机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自然而然地使人们都各自寻觅可以信托的同志,互通消息,互吐衷言,互相慰藉,互相扶助。我往往在晚饭以后打着手电筒去寻他;他偶尔也在清晨散步时拄着双拐来看我。他那时病得厉害,坐骨碎裂所加于他身体上的痛苦,幻听、幻视所加于他神经上的折磨,终夜难眠的黑暗中的恐怖感,他都默默地忍受着,他脆弱但仍在顽强战斗。就在那时,他关门闭户,低声细语地向我倾诉了他所受到的非人的遭遇。这些自然都是历史的噩梦,不必详说了。但更多的是议论和探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那时看不到什么文件,听来的是所谓小道消息。使我十分惊诧的是他的记忆力十分清晰,他能够一字不移地向我复述他听来的消息,他能够对报刊上的文章精确地引用和评论。而且他还收藏着一个小本本,用端端正正的文体摘记一切他能看到的重要文件和报告。他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工业、关心农业、关心文化教育、关心社会风气……几乎无所不谈,无时无刻不在动脑筋,想问题,而且不假思索,便能背诵他所能听到的一切统计数字。我们那时虽然忧心忡忡,却也没有丧失信心,彼此相约,一定要活到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倒台。
这一天果真到来了。但我们仍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忧时喜。这之后,我发现克寒同志更急躁了,眼看着一个个同志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也跃跃欲试,虽然仍旧对他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抱着悲观的态度。他反复考虑,多次找我商量,问我要不要请求组织上给他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写了一封封的信,又一封封的搁置起来,犹豫不决,苦闷异常。我心里想,以他那时的情况,他怎么能工作呢?他立不能离拐,坐不能安椅,一天之内绝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又是那样一个分裂了的脑子——一方面是思维明晰、热心政治;一方面又是疑虑多心、悲观失望,他有什么条件工作呢?我同情他,又不愿使他绝望,只好劝他实事求是地耐心等待,将养身体,有朝一日,身体和精神都复元了,再工作也不迟。
我们相晤时几乎无话不谈。但自从我工作忙了起来以后,相见的时候就少了。近一年来,我看他精神状态大有进步,常常看到他在报上发表文章了,衷心地为他高兴;他又找到了他的出路,用他的笔来进行战斗了。我想:他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我没有料到他愈是积极工作,愈是绞尽脑汁,愈会加速损害他的健康,终至呕心沥血,猝然逝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受尽了迫害而残废了的人,又以顽强的意志抵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人,能够说他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对革命事业没有热情的人吗?不,他是战斗到力竭而死的,他直到最后对党、对人民赤子之心未泯,没有放弃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最后责任。
我与克寒同志相识是在50年代后期,他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后,但是早在40年代初期,我们就有文字之交了。他那时在太行主持编辑新华日报的太行版。1940年初,他到冀南抗日根据地了解情况,恰好那时我用化名写了一篇反对蒋介石在河北闹磨擦的消息,他看到了,以为我是一个记者,到处找我,而我那时正好从冀南到冀鲁边区去了,未能相遇。他只好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条子给我,希望多多联系。
我写的不是悼词,而是对于故人的怀念,我所写的对克寒同志没有溢美之词,而是片片断断真实的感受。克寒同志是个忘我工作的人,他工作非常认真严肃。他也是容不得自己缺点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凡是他说过的,他感到内疚,一再表示歉意,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红楼梦》脂批有一句话:“少年色嫩不坚牢”。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竟会有这样的联想,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伦不类的联想。造物忌才那是宿命论,然而克寒同志却实实在在是个有才华的人。也正是由于他自尊心太强,面皮太薄,才经不起风刀霜剑严相逼。但愿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更坚强些,心怀更扩大些;但愿这样的历史悲剧和个人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但愿我不再提起沉重的笔去写这样的纪念文章。然而这一次却不能不写,那理由也简单,就因为克寒同志是个有些孤僻的人,深知他的同志大约是不多的,我不敢谬托知己,写来也只是一鳞半爪,聊尽对亡友的责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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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的新风
谢先云姑娘,你爱什么?他是个傻呼呼的小伙。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有人说他不懂“生活”。你约他看电影,几次把时间耽搁。你约他游公园,几次都被婉言推托……当你看到他窗口的灯光,一个影子又在心中投射!你轻轻把衣服披在他肩上,绯红的脸庞一阵发热。春风浩荡的长征路上,我知道姑娘的心爱什么……
认干妈大妈只身,你宁愿:领了工资,买来糕点。大妈多病,你宁愿:送医抓药,起早睡晚。大妈年迈,你宁愿:侍候奉养,洗衣做饭……你毅然搬到大妈家居住,
“妈!”老人噙泪听着那声
呼喊。只想化作一汪清泉,流进大妈的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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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兴隆访归侨
三十年前还是荒山野岭的兴隆,在归国华侨辛勤的耕耘下,建立了一座盛产热带植物的农场,兴隆也从此变成华侨之乡。
兴隆的气候十分炎热,我刚从农场访问归来,漫步在园中的树荫下。在小径上,一位青年画家正在为一位老华侨画像。我停步在画家身后,从油画的人像联想到另一位刚访问过的老归侨……
这是一家在1951年回国的马来亚归侨,是第一批开辟农场的元老。老先生原是马来亚的矿工,因为“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二年半。在狱期间,妻子为生活所迫,卖儿活命。出狱后便全家回国。他非常满意回国后的生活,特别感谢在政府的照顾下,七个儿女都长大成人,各有职业。他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安定不愁柴米,这不是马来亚的矿工所能企求的。目前,他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
有点累,我顺步到前面的空椅上坐下,同老先生聊起天来。突然,画家说我妨碍他的工作,因为老先生在说话时,为了面对着我而换了姿态。画家把我的椅子搬到他旁边,他说:这样各得其所。其实,我还是妨碍他的工作,因他已停下画笔,向我抒发心中的感慨。
也许艺术家都有一种共通性,相逢不必曾相识。画家道出满腔爱国情怀,同时语语切中时弊。他说:目前我们有些青年正处在信仰、信任、信心的危机中。因为他们刚度过一个混乱的年代,那个年代留给他们的只是混乱、颠倒和失望。要想顺利推展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引导这些青年重新产生信仰、信任和信心。
老华侨一边让画家作画,一边参加谈话。他是在1960年回国的印尼归侨。归国前原是一个少有所成的商人,希望回国后有所贡献,开始几年还可以,后来就遇上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愿望成了泡影,子女也抱怨误了他们的前途。老先生感慨地说:我们追求的岂仅是一份安定的生活,我们还有抱负,还有理想。他觉得在农场二十年所付出的血汗,收不回应得的报酬。我无言地看着他,心里在想:在那十年动乱时期,岂止他收不到应得的报酬,在中国,又有多少人收到他们应得的报酬?但愿这段历史永不再重演!
(198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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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鸭先知〔摄影〕 张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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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与人民同悲欢
——叙事诗集《海峡情思》读后
章明
读了《海峡情思》(罗沙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里的四首叙事诗,那朴素亲切的诗句,那并不曲折离奇而又新颖可喜的情节,那男女主人公——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遭遇,使我心弦为之震动不已。
正如抒情诗不是照相机,不能满足于拍摄到一个真实的生活场面一样,叙事诗也不是新闻报道,不能在如实反映情况面前止步。罗沙同志当过兵,走遍了厦门前沿的许多岛屿,跋涉到遥远的西藏,访问过台湾海峡西岸的渔村和南海之滨的侨乡……每到一处,他都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平凡而不平淡的生活,有欢笑也有泪水的历程。于是,在他的笔下就出现了一对年轻的藏族恋人为埋葬奴隶制度,为纯真的爱情而拚死搏斗的壮美画面;出现了善良贤慧的侨乡少妇盼望流落海外的丈夫归来,含辛茹苦数十年终于有了喜讯的感人故事……
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是造作不来的。《海峡情思》虽不能说是如何辉煌壮丽,也存在少数写得较粗糙的章节,但它好就好在人物和故事真实可信,诗风质朴真挚,抒情与叙事毫不牵强地溶为一体。比如:“草地上的青稞堆成山,卓玛却吃不到一碗糌粑;草地上的羊群多如云,卓玛却喝不到一杯奶茶。”(《卧狼山》)“年年新春给你缝新衣,一件件呵压在箱笼底;节节喜庆给你酿米酒,一斤斤呵储在瓮坛里。”(《海峡情思》)这些诗句就非常生动感人。
与人民同悲欢,深情抒写主人公的命运,这是我国叙事诗的优秀传统。《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有这个特点。同样,新诗里的叙事名篇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杨高传》等等也莫不如此。我觉得罗沙同志是在继承这优秀传统的道路上前进的,而这,也正是我读这本诗集时感受最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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