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对城镇和农村卫生医疗工作的几点意见
  建议恢复六十年代的卫生站
  (一)
我们吴家河和丁家山两个大队共507户,2,305人。这里山高坡陡,地域辽阔。从我们两个大队的边界到原八迪河公社卫生所(现在称八迪河管理区卫生所),分别有15里和20里,中间还隔一条100多米宽的天堂河。1960年,八迪河公社卫生所在吴家河大队设了一个卫生站,有医生、药剂员三人,设有病床五张。他们既门诊又出诊,群众有病能及时治疗,花钱少,误工少,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
1970年,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两个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我们满以为现在的医疗条件好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办起了合作医疗,公社的卫生站就被撤销,人员都收回所里去了。现在,我们这里的社员群众一是看病难:赤脚医生,经过四个月的培训,一般只能问病发药。社员患重病,需要爬山涉水往返三、四十里,找所里的医生;医生又说大队有赤脚医生,不愿意来。二是住院难:过去,扶着、背着病人就可以去卫生站住院,现在送一个病人住院,要4个健壮劳力抬。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建议恢复六十年代的卫生站,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湖北罗田县河铺公社
吴家河、丁家山大队党支部
(二)
我的家乡在鄂东大别山区,前些年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办起农村合作医疗,大大方便了山区人民看病。可是去年以来,我们这里合作医疗事业被取消了。山区人民又出现了缺医少药的现象。
这里离公社卫生站有二十多里山路,社员有病求医买药极为困难。有许多社员因经济困难,又不愿费工费时,小病拖成大病。社员朱传福的婴儿得病,夫妇二人抱着小孩黑夜奔走二十余里;社员江明生的小孩患病,寻医求药奔走几天,小孩几乎遇险。其实孩子得的都是些常见病,只要有个相当的赤脚医生、土药室,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可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这些疾苦熟视无睹,尽管上级三令五申强调要办好合作医疗,提高山区人民的健康水平,但他们却一拖再拖,置人民疾苦于不顾。我们诚恳地请求尽快恢复和办好基层医疗事业,以适应山区群众的需求。
湖北英山县石正公社杜山大队
朱益新 王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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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钱看病的做法应当改变
我们在毕节地区医院见到这样一桩事:毕节地区农校学生彭成志因服药中毒,腹痛难忍,被同学抬进了地区医院。门诊医生诊断,需作急诊处理,但因患者身上没有带钱,医院住院处便不予办理住院手续。彭成志一再请求开点止痛药,先解除腹部疼痛,然后再设法解决钱的问题,院方也置之不理。直到陪同者往返二十多里路,取来了学校的记帐单后,彭成志方才住进医院。
目睹此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地区医院,对待急诊病人不作急诊处理,究竟是什么原因?!据卫生部门的有关同志反映,自从医院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院方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类似急诊病人不能作急诊处理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个地区有些医疗部门还规定了按钱发药的收费制度。如赫章县医院实行“床前开药”的办法,医生查病房先问病人还有多少钱,然后根据病者钱的多少开药。这种“有多少钱看多少病”的现象,已经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何其彬
毕节地区卫生局 李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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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救护车应发挥“救护”作用
白城市是座落在吉林省西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北部山麓的唯一城市。方圆几百公里的农牧民都要到白城市来治病。下面是我在车站工作中接触到的两件事:
今年5月27日白狼林场有6名重患者,从白狼站坐火车到白城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这6名患者都是被1只疯狼咬伤的,有的伤势很重,脸皮都被撕掉了。因调度事先已通知我站,我站就给白城地区医院、市一医院、市二医院去过多次电话,竟要不来一辆救护车,不是说车坏了,就是说没有司机,要不就是没人接电话。患者到站后,干着急。后来还是请接站的汽车送病人到地区医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两辆救护车根本没坏。
记得5月20日从舍力站上来两名烧伤病人,生命垂危。事先车站也曾跟各个医院联系过,那时,也是没来救护车。车站工作人员只好用手推车把病人送到医院。
当然,救护车也不是不到车站上来,不过接送的不是伤病员,而是特殊客人。我们希望救护车能真正发挥“救护”作用。
吉林白城车站客运室 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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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脚医生的苦恼
目前,不少社队领导干部,错误地把农村合作医疗这个集体福利事业,当作副业或企业来经营,不适当地对赤脚医生定任务、定收入、定上缴利润。完不成任务,就扣工分。
赤脚医生们说,社队硬性搞“七定八定”,定得他们思想压力很大,怕完不成任务,不好交帐,只好撂下不干。可是群众还是经常上门看病买药,赤脚医生们很为难。管吧,误了工要扣罚工分;不管吧,群众痛苦呻吟。实在是一手难抓两条鱼。
山西榆社县委 华云 刘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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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控讨与研究

  要研究点广告学
广告也有“学问”吗?有。请看四月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映的情况。对广告作用的误解和登广告的草率,已经引起了事实上的相当混乱。比如,言而无信:顾客千里迢迢闻讯而来,产品却尚未出世,甚至连工厂本身都还没有个确切的着落;言过其实:广告中宣传的种种服务项目,一待实行,便七折八扣,产品性能并没达到广告上提供的参数标准;盲目宣传:在青少年杂志上大登非通用性的仪器仪表的广告,而读者大概一个也不会变成买主的。
可见,做广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下功夫研究。研究广告,先要给广告正名,下个定义。凡是以说服的方式,有助于商品和劳务销售的公开宣传,都可以称为广告。登广告销售不同于硬性的分配和调拨,就在说服二字。顾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说得服就买,说不服就不买,很讲点“民主”。但说服绝不等于哄骗。言过其实,暂时有助于销售,但终不能持久,还是说而不服,那个“民主”是假的。所以,广告一定要贯彻说服的方针,要以信取人,以诚相见,通过如实地介绍产品或劳务的性状、功效、特点,达到销售的目的。从经济意义上讲,广告真实,才能活跃市场,沟通产销,通过扩大需求来降低成本,推动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反之,不但广告费用不能充分发挥效益,而且造成市场假象,给顾客、国家都要造成损失。从政治意义上看,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风貌,又反过来影响社会道德习尚,负有双重的责任。所以,一定要把真实、守信放在第一位上,作为广告的总方针。
做广告之前,应该大体了解可能的顾客是谁,有多少,在哪里,购买力如何,等等。如果是个人消费者,还要尽可能了解他的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等统计数据,以及习惯的生活方式。老产品有历史资料当然好,但市场总在变化,所以还需要尽量做点专题调查和抽样调查,然后再根据掌握的材料选择适当的广告媒介。新产品最好先在小范围内做试验性广告,根据结果再扩大范围。青少年杂志未尝不可刊登广告,但要与青少年的健康与成长有关,如文教用品、教学仪器、体育器具等方面的广告。同一广告,选择文学性刊物还是科技性刊物,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做一番详细的调查研究。广告刊出之后,这方面的调查仍不能中止。比如,可以通过广告刊登前后订货数量变化,统计每元广告费用的效率,计算用哪种媒介更划算;进行顾客分类归档,研究顾客分布和购买力情况,以确定再次刊登广告时应选的地区和方式。此外,还可以在产品中附上代付邮资的意见征询书或调查表。用户的意见,往往是改进产品、扩大销路最好的合理化建议;顾客的答复,更是打着灯笼难找的统计资料。广告媒介本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也该帮助企业做点调查,比如电视观众对广告节目的反映,报刊杂志读者的民意测验。生产资料商品上电视,经济效果好不好,颇值得研究。国外几个工业发达国家统计,生活资料销售主要靠电视广告,至于在材料、原料和重工业设备销售中,利用视听方面的广告,能起的作用就较小。
广告既要有调查研究方面的科学性,也要讲创作上的艺术性。就广告语言来说,怎样如实而又吸引人地宣传产品或劳务,确实要费斟酌。不能总是千篇一律地用“物美价廉、使用方便”等概念模糊的一般性说明。价格贵贱是相对而言的,在执行统一价格的前提下,或者在不掌握全国所有同类产品同期价格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证明你的产品价格便宜呢?这里一定要有确凿根据,或者与自己前期价格比较,或者与同类产品占主导地位的价格比较,不能因为用语简短而意思不明,打马虎眼。广告画创作,现在是妇女像为主。是否可以吸收年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借鉴外国的一些健康的富于想象力的构思,来反映我们丰富多采的经济生活?中国的对联式广告,如北京沙锅居旧时门对:“名震京都三百载,味压华北白肉香”,十四个字便说明了经营历史和风味特点,使观者驻足,这些是很可以继承发扬的。
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广告学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们要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对广告学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建议出版一些广告学方面的专著和译作,在财经院校开设这门课程,在经济立法中考虑有关广告法的问题,对那些因登不实之辞而使顾客蒙受损失的企业予以经济制裁。当前,应加强对广告的管理工作,登广告的企业要有主要领导抓这项工作,承接广告业务的单位也应积极配合,比如广告公司可以努力扩大业务活动范围,代那些条件具备的企业做市场调研和预测,提供有关行情资料等等。这样才能消除流弊,使广告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的一面真实的镜子。
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 张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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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拱北口岸整顿市容卫生
我是澳门的新闻工作者,经常到毗邻的祖国珠海市采访。我深为珠海市的一些事情不安。现随信寄上几张照片(本报选登一张——编者),相信你们看了也会感到不安的。
我每次经过拱北海关时,总看到在海关检查大楼的出境大门前,挤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直挤到门庭内,有的甚至趴在检查大楼的窗台上探头张望,秩序非常混乱,使出入境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及外宾非常不方便。这些人大部分是当地居民,有的来接亲友,有的是用单车兜接乘客的,有的纯粹是看热闹的,其中也有小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极为个别的人,企图利用这一混乱情况非法出境。但不知为何,海关人员却不闻不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初,检查大楼出境大门前的广场周围,兴建了一道铁栏杆围墙,并在三个门口分别竖立着一个铁制告示牌,写有“非进出境旅客及有关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字样。现在,这三个告示牌可能因为根本起不到“禁止”闲人入内的作用,而早已歪歪倒倒,了无生气的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门口,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我曾听到一位回国探亲的老华侨说:“刚踏上唐山(祖国)的土地,就见到这种情况,我回乡探亲的一股高兴劲儿已冲淡了一半。”
拱北口岸地区市容卫生也不好。道路不整,房屋凌乱。晴天漫天灰尘,雨天遍地泥浆。街道两旁摆满了小贩摊,甚至连拱北海关办公大楼前,也摆满了卖菜小贩摊。
希望拱北口岸地区行政部门及海关,切实整顿好市容卫生,搞好边防管理工作。
澳门《大众报》记者 林 昶(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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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以普通一兵身份自居的军长夫妇
空军某部军长江震同志参军30多年,虽然职务不断提升,但仍保持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对于军队的各项规定,他总是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一天傍晚,他因私事给回上海探亲的老伴打电话。家里虽有电话,他却跑到邮局排队等候。后因邮局下班了,他才回到办公室,要部队总机替他转接。他对守机员说:“我有点私事给上海家中挂个电话,不能占军用线路。”电话一打完,他掏出十元钱请秘书送给通信处。通信处表示没有收款的先例。他说:“没有先例,就从我这儿开始。”直到财务部门按规定收了五元钱,他才满意了。
江震同志的老伴胡紫枫和丈夫一样严格执行上级的规定。老胡也在军机关工作,上下班和江震同志同走一条路,但12年来一次也没搭过丈夫的小轿车。她说:“小车是党和人民照顾老江工作用的,我不能享受。”冬天,她戴着棉手套,穿着大头鞋,顶风冒雪蹬自行车上下班。一次机关开会开到晚上十点,同志们担心老胡骑车回家不安全,给她要来了小车,可她硬是不坐。有一次,她骑车摔了一跤,左脚疼痛难忍。当时江震同志的小车还在机关,但她不吭一声,忍痛推着车子回家。事后,经医生检查,左脚骨折。拆除夹板后,医生嘱咐她暂时不要骑自行车,她就乘无轨电车上下班,还是坚持不坐江震同志的小车。有的同志劝她不要这样做,她回答说:“特殊情况搭乘一两次车也许不会成为问题,但这个头不能开,开了这个头,就给特殊化思想打开了缺口。”
在军机关,无论是处一级干部,还是参谋、干事,也不论是警卫员、汽车司机还是职工、家属,只要提起江震同志夫妇俩,没有一个不敬佩的。因为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自居,从来不搞特殊。
空军某部 沈英 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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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益林“四盼”见希望
《人民日报》5月11日三版刊登《水,路,桥,浴室——益林镇人民的四盼》的来信后,我专程去阜宁县及益林镇作了一次访问。县委书记夏寿康同志说,对益林镇人民“四盼”的要求,县委常委作了讨论,准备请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具体帮助解决。他还表示,要发挥县和社、镇的两个积极性,不搞纸上谈兵,扎扎实实地逐步解决益林人民的“四盼”及其它地方存在的类似问题。
益林公社党委、益林镇党总支的态度是:本社、镇能办到的事就立即动手办,暂时还办不到的事分期分批办。该镇污染严重的内河水经过治理,已由死水变成了活水,不再是绿黑色的了。镇上还专门成立了自来水筹建办公室,准备自来水工程上马。
县供销社、城建局、水利局、交通局和驻军部队都准备从资金、物资、人力上给予支持,尽快解决益林镇群众的“四盼”问题。
江苏盐城地区广播事业局 侍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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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杂院里的普通居民
雷洁琼同志已74岁,现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还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她二十多年来住在一个有19户人家的大杂院里,一家6口只住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比一般市民宽余一点。
雷洁琼同志总是以普通居民身份出现在大杂院里。大杂院里学龄前儿童、小学生成群结队在她门口打闹喊叫,她从没有表示过丝毫的厌烦,反而常常爱逗着小孩玩。她赠钱给孩子买课外读物和小人书,假期在院里办起了小阅览室,孩子们高兴极了。
这个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旧社会要饭多年。雷洁琼同志探亲路过杭州,特地买了一盒“杭州藕粉”,回来送给老太太。老太太接到藕粉,感激得热泪夺眶而出。
大院里每次开会,她都按时到会。街道布置的各项任务,她都按要求完成。该她值班算水电费,她从不马虎。有一次,她感到算得不够准确,还特地请了一个懂会计的同志帮她算,分文不错地公布出来。
前些时,同院一个教师患脉管炎,全休在家。雷洁琼同志对他问长问短,十分关怀。有一天,她在办公室报纸上看到了治疗脉管炎的药方,便立即告诉这个教师。教师无此报,第二天下班回来,雷洁琼同志便将那张报纸送到教师家。这个教师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等雷洁琼同志走后,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人民的好市长!人民的好市长……”
北京市新中街中学 张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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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产品质量 做到用户满意
  是谁生产的“715”羽毛球拍
我们连队前不久买了三副羽毛球拍,每副售价11元7角6分。一局球赛没打完,球拍网子就都破了。细看网绳,皮筋里面包的是普通麻纱。战士们气坏了,打算退回,但商店拒绝退货。我们想给生产这种球拍的单位去信,可包装袋上没有产地,拍上仅印了个“715”的标记。我们通过商店向进货单位询问,进货登记卡上也没记产地。无法,只好把这件事反映给你报。我们很想知道:是谁生产的“715”羽毛球拍?
这样价格昂贵的球拍,竟包装不印产地,产品不贴商标,质量上弄虚作假,简直象投机商行骗一样。社会主义企业,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生产“715”羽毛球拍的单位,你们扪心自问,这样做对吗?
新疆新源驻军某部
闻铭 崔永杰 王义华


第3版()
专栏:

这种喷雾器实在坑农
五月下旬,我队在福龙供销社买了一个沙洲港口出产的塑料喷雾器,用了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故障:水管松脱,开关失灵,水箱外涂的油漆脱落,产生漏水现象,无法继续使用。这种塑料产品附近修配厂不能修理,眼看着丰收在望的早稻遭到虫害,实在心疼。干部群众气愤地说:这样的支农产品,不是支农,而是坑农。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福龙公社烽火第二生产队
仰辉平


第3版()
专栏:

  千把钥匙开一把锁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可是天津市自行车锁厂生产的飞鸽牌车锁却不是这样,有的不仅千把钥匙能开一把锁,甚至连钢锯条、钉头、铁皮之类,也能把车锁搞开。
如我在青山商场买的一把该厂生产的飞鸽牌车锁,就是这样。用了不到两天就发现车锁不起作用,随便用什么东西都能打开,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到青山商场要求退货,售货员说:“你买的这把还不错哩,有的钥匙插进去再拿出来,连肠带肚全带出来了。”他建议我去修理。
我们是双职工,每天靠车子接送孩子去托儿所。厂里生产正忙,本想很好保护自己的“脚力”,可结果花钱不办事。买了一把不安全的车锁,真晦气!我们很希望该厂领导上能多替我们想想,提高车锁质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
苏立飞


第3版()
专栏:

  大号铁锅质量差
我们连队有一百多人吃饭,使用的是3尺2寸的北京大铁锅。这种铁锅质量特别差。从去年起,我们前后共买了十多口,每次买回,都特别注意精心使用,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报废了,坏时大多是锅底掉下直径约为10厘米的一个小圆圈。有一次,炊事班的同志烧一锅鸡蛋面汤,正烧着锅底就掉了,鸡蛋面汤流了一灶。我们看着这一口口崭新而又没有底的大铁锅,感到特别心痛。建议生产和经营这种大号铁锅的单位重视质量。
北京驻军某部炊事班 王振启


第3版()
专栏:

  希望生产质量好的炭素墨水
我们设计院很多技术人员都有一套(三支)上海出的“英雄”牌绘图墨水笔,但真正用它绘图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炭素墨水不好。一是不黑(灰暗无光),二是附着力不强(用橡皮一擦就变样)。因此,绘出的图纸很不受看。
生产墨水的单位,能否研制出漆黑发亮、附着力强的绘图炭素墨水,以便与英雄牌绘图墨水笔配套使用?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庞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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