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解放
王若水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思想解放过头了，思想解放过头，就会变右，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因此，为了防止思想解放过头，就要强调解放思想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照这种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乃是对思想解放的必要限制。
对这个问题，我想谈点意见。
我们现在说的思想解放，是从什么底下解放？首先是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宣扬的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下解放，进而要从一切迷信、教条、八股、禁区、过时的框框、陈腐的偏见和狭隘的经验下解放，从一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下解放——所有这些，都是精神的枷锁，都是妨碍我们认识真理的，因而都必须冲破。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认识真理，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认为就不发生什么过头问题。所谓过头，无非是说把不该破的破掉了，把不该肯定的肯定了。但是，什么该破，什么该立，也要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判定。实践检验证明确实错误的，为什么不要破？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正确的，为什么不该肯定？当然，还有由于实践经验不够，暂时还不能证明是错还是对的，那就暂时不作结论。
三中全会不是孤立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而是把它同实事求是、同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避免了1958年的那种偏向。1958年我们也高喊过“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个口号在当时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从客观效果看是不好的。那不怪口号本身不对，而是当时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和宣传不对。那时说的“迷信”，是指对外国的迷信，对专家的迷信，对书本的迷信。但是，我们在破除对外国、专家、书本的迷信时，把科学也破掉了，把实事求是也扔掉了，而与此同时又宣传了对自己的迷信，对主观能动性的迷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来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也出来了。好象谁的牛皮吹得比别人大，谁的思想就比别人更解放。“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解放思想”变成了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人，看来思想很解放，其实思想最不解放。他们的思想被主观的“长官意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私心杂念等等紧紧捆住了。他们什么都敢想，就是不敢实事求是。那时，不负责任地讲一通“豪言壮语”是颇为吃香的，而实事求是则真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顶住那些政治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的。真正解放思想的不是那些迎合上级喜好而说大话的人，而是那些不怕戴“右倾保守”帽子而讲老实话的人。在今天，党中央提出八字方针，也说明党中央是解放思想的。所以，不要以为“思想解放”这个口号仅仅是反对右倾保守的，它同时也应该是反对急躁冒进的。
总之，只要错误的东西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潮流，一种“长官意志”，一种政策和路线，那就会束缚人的思想，那就有解放思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思想解放的典型是张志新、史云峰这样的英雄。尽管他们的身体被套上了枷锁，他们的思想却是解放的。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束缚思想的，而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共产主义者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摆脱奴隶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的阶级偏见和狭隘观念的束缚，这还不是彻底的思想解放吗？今天有些青年对西方资本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当作时髦来学，那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迷信。我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并不是去束缚他们的思想，而是帮助他们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还破掉了以往的思想家的一种妄想，就是总以为自己达到了“终极真理”。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提出，以往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都是自己的时代的产物，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都只是认识了绝对真理一个方面，尽管他们都有其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但谁都没有资格说自己穷尽了绝对真理。但黑格尔却以为唯独自己是例外，绝对真理到他那里就完成了。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说：黑格尔哲学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然这样，黑格尔哲学也没有资格认为自己完成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的一大贡献，也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解放。过去，要么是以神的启示为标准，要么是以权威（圣人、教会之类）为标准，当然还有其他，这些都是束缚思想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派把“理性”作为既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反杜林论》）。这算是解放思想了。但是，难道“理性”这个东西就不要受检验了吗？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一切认识的唯一裁判者，一切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不仅包括启蒙学者说的“理性”，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任何理论都没有不受实践检验的特权。这样就破除了一切迷信和教条。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而不断补充、修正、发展，什么时候它停顿下来了，它的生命就完了，它就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而成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面。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解放思想的，但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被某些人变成教条主义。这样，解放思想的工具就变成束缚思想的枷锁。如果允许我在这里用一个有些生僻的哲学名词的话，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还要反对修正主义，但要把“修正主义”的概念弄清楚。反对修正主义不等于反对任何修正。对马克思主义不许作任何修正，那不又成了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是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离开这一点来理解修正主义。比如不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算不算修正主义？不算，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这一条，更何况这个概念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要坚持了这一条，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反对这一条的。
总之，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解放思想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不如说，解放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解放思想。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坚持教条主义了。只要对解放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了解，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思想解放的限制，而思想解放的结果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
（摘自《新时期》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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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运输业的投资效果
何荣飞
提高运输业的投资效果极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运输业本身的发展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投资，是国民经济中投资周期长、基金占用量最多的部门之一。如我国的运输业，铁路投资的回收期长达十年至二十年左右，固定资产约占全国的20％，基建投资约占国家总投资的16％。同时，我国底子薄，物力财力有限，要扭转运输业的落后状况，近期内还不可能增加很多投资，根本途径只能是努力提高投资效果，少花钱多办事。
在“一五”时期，我国运输业的投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一五”以后就江河日下，投资效果越来越差，这是影响运输业的发展，导致运输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投资效果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造价高，以新建铁路干线每公里的平均造价为例，“一五”时期以后不断提高，最近几年的造价为“一五”时期的三至四倍；二是工期长，现在新建铁路干线每百公里平均建设工期为“一五”时期的两倍；三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近几年铁路、水运新建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1965年前的80％左右下降为65％；四是基本建设中浪费惊人，半拉子工程和废弃工程多。
造成运输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计划工作中的失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为了提高运输业的投资效果，应很好地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合理安排投资方向，搞好综合平衡。
投资方向安排是否合理，对投资效果影响很大。投资方向怎样安排才算合理？主要是，投资量的分配要适应生产力布局的特点，基建项目的安排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样，运力的增长才适应运量的增长。我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虽然面积不到全国的一半，但人口占全国的75％，钢铁、煤炭、石油、粮食等主要工农产品量约占全国的80％，铁路货运量占80％，水运、公路运输的货运量占87％，运量集中，是运输战线上的重点、大头，也是目前运输最紧张的地区。因此，理当成为投资的重点。可是，“三五”、“四五”时期，片面强调内地建设，忽视沿海建设，片面强调运输为国防建设服务，大搞三线建设，导致铁路新建投资大量增加，新建与改建的投资比例由“一五”、“二五”期间的1．3∶1，上升为6∶1。当然，新建投资的比重适当提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提高这样迅猛，则是不妥当的。同时，新建投资的80％又集中在京广线以西，很多项目建成后运量不足，所形成的运输能力长期不能充分利用，投资效果很差。与此相反，东北、沿海一带的运输线路，由于投资少，该改建的得不到改建，该新建的得不到新建，运力增长长期落后于运量的增长，造成货流滞阻，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合理安排投资方向，我们要记取过去的教训，加深对运输业基本建设目的性的认识，应把能否满足国民经济对运输的需要作为安排投资方向的主要依据。当前要处理好内地建设与沿海建设的关系，加强沿海建设；处理好为国防建设服务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系，加强为经济建设服务；处理好新建与改建的关系，加强对现有线路和设备的改造。在处理好上述关系的基础上搞好综合平衡。
其次，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
目前我国运输部门基建战线过长，在建项目多，占用投资大，已超出物力财力供应的可能性。以铁路建设为例，截至1978年底，在建项目占用的投资比1956年底增加2．5倍。按目前投资水平，即使不上新项目，这些在建项目至少还要三至四年才能全部建成。由于基建战线过长，分散了力量，大量的资金长期停滞在建设阶段，形不成新的运输能力，大大降低了投资效果。因此，必须下决心压缩基建战线，清理在建项目，分别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根据需要与可能，对这些项目进行排队，应停建的要坚决停下来。
再次，要调整好运输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要着重调整好以下两个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一，协调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运输任务是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共同完成的，各种运输方式要协调发展，互相衔接，取长补短，形成综合运输能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果。因此，要将运输业的投资额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合理分配，使它们按比例地发展。鉴于目前水运、公路运输成为运输中的短线，因此要大力发展水运、公路运输，此外，还要大力发展民间运输。
第二，协调运输业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运输业内部一般包括运输工具、运输线路、港站装卸、保养维修等环节。运输作业是由这些环节协同配合来实现的。运输业的投资额要合理地分配，使各个环节能够成龙配套，协调发展。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会影响到整个运输系统。当前重点要加强运输线路以及车站、码头、港口的装卸场所、储备仓库、堆货场、停车场等环节的基本建设。
最后，为了提高现有运输能力的经济效果，很有必要搞好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当前，缺乏科学的组织，现有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利用，是影响运输业经济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组织合理运输，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根据货源、货流情况和交通运输条件，制订物资合理流向图，把物资的生产、分配、调拨、仓储和运输线路固定下来，防止物资盲目乱流。这对于缩短物资的运输距离、降低运输费用、提高运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还需要大力开展联合运输，把多种运输工具尽可能地组成统一的作业过程，把几个独立的运输环节联结为统一的运输过程，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以最低的费用、最快的速度把物资送到目的地。据估计，只要把联合运输组织好，全国在基本上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就可以把现有运力提高10％以上。
管理不善，是长期以来影响运输效率、影响投资效果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例如，在汽车运输中，由于按行政区划管理运输，造成不合理的往返运输，社会车辆空驶率高达60％。由于汽车管理分散，全国汽车总数的87％分散在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运输效率只有专业车队的三分之一，成本高出专业车队的三分之一。此外，在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管理方面，问题也很多。如新建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事，不注意开工前的规划研究、勘测设计等基础工作，有的项目水文地质没搞清楚，就仓促上马；有的项目边设计边施工，造成大量的窝工、返工、停建，甚至成了废弃工程，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必须严格管理制度。要有计划地把基建投资的无偿拨款制改为银行贷款制，施工单位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样才能改变争投资、争设备而不积极提高投资效果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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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简介
档案是研究历史最原始，最重要的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就是为清史研究而提供的重要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九百余万件。《丛编》是从馆藏的浩繁的文书档案中，选择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材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分辑编选的，每辑分成一个或数个专题，陆续出版。
本《丛编》已经出版了四辑。第一辑编选了四个专题史料：（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二）咸丰死后，西太后勾结恭亲王奕?等，从遗命赞襄八大臣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史称“辛酉政变”方面的档案；（三）光绪二十八年广州洪全福起事的史料；（四）顺治朝继续加派辽饷练饷方面的档案。第二辑编选了道光二十九年关于李源发起义的档案一百一十二件，另收关于高鹗中进士后的档案史料十五件。第三辑刊载了四个方面的史料。（一）有关清茶门教的史料。清茶门教是白莲教的主要支派之一，这批档案，记录了清茶门教的宗旨、传徒情况及王姓教主的谱系，对研究中国秘密社会——会党的性质、渊源和演变很有价值。（二）有关清初镇压屠杀明代宗室的史料。（三）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山东教案的史料。（四）道光、同治、光绪朝观测预报日食、月食方面的天文资料。第四辑编选了顺治十八年加派练饷及顺治年间的圈地等方面的史料，另外，还公布了新发现的“忠王李秀成致接天福梁书”等三件太平天国文书。
近期内将出版第五、六辑。第五辑编选有：（一）清初江南大地主、大官僚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二）乾隆朝旗民佃户抗租夺地和私典地亩的斗争；（三）乾隆年间筹办京差车辆的状况；（四）新发现的有关太平军北伐的史料；（五）胜保被参拿案；（六）穿戴档。所谓穿戴档，就是皇帝一年四季穿戴服饰的簿册，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重大节日使用什么仪仗的实录。这里选载的是咸丰四年的穿戴档。第六辑编选了有关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档案史料。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初次发表的，其中有明崇祯六年至十六年的档案五十五件，清顺治元年至康熙三年的档案一百二十一件。（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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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关于《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发表张薰华同志的《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一文。文章首先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经过一百多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它的严密的科学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资本论》。文章又指出：“《资本论》中在计算方面存在着一些笔误，但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无损于基本理论的光辉。”同时，“试校（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来不及订正的一些计算，过去已经有人做了一些，本文准备作一些补充”。文章列举了《资本论》一、二、三卷中在计算方面存在的一些笔误，并说明了作者校正这些笔误的意见。
对第一卷，作者指出三处笔误。如159页第二段关于流通货币总额问题，马克思说：“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作者指出：这里所说的“减去”同一货币重复流通的次数，显然是笔误。在这个公式中，只能“除以”“流通次数”，而不能“减去”这个“流通次数”。如果说“减去”，只能减去同一货币重复流通次数所包括的货币数额，而不能减去流通次数本身。
对第二卷，作者指出四处笔误。例如，第590页第二段有这么一句话：“Ⅰ（V＋m／x）必须总是小于Ⅱ（C＋m），其差额就是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在Ⅱ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作者认为这句话没有说完。因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从第Ⅱ部类总产品Ⅱ（C＋V＋m）扣除本部类工人的消费ⅡV以后的余额Ⅱ（C＋m），再减去第Ⅰ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Ⅰ（V＋m／x），其差额应等于第Ⅱ部类资本家的消费Ⅱm／x，加上为两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Ⅰ△V＋Ⅱ△V，即：Ⅱ（C＋m）－Ⅰ（V＋m／x）＝Ⅱm／x＋Ⅰ△V＋Ⅱ△V。可见，上面所引的那句话，如果把它说完就应该是：“Ⅰ（V＋m／x）必须总是小于Ⅱ（C＋m），其差额就是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在Ⅱ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Ⅱm／x，加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追加劳动力的消费部分Ⅰ△V＋Ⅱ△V。”
对第三卷作者指出十三处笔误。例如，第80页第10行原为“50％∶662／3％＜10％∶20％”，显然应改为“50％∶662／3％＞10％∶20％”。
作者强调要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实事求是的学风，指出恩格斯是用科学的态度来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遗稿的，对遗稿中一些计算中的问题，总是力求保持其正确部分，同时也指出过遗稿在某些计算中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作者还指出，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计算上的批评，也必须进行验证，有时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作者举《资本论》第三卷834页上马克思有关地租的一张表，恩格斯说“这里的计算，又是不完全正确的”，作者则认为马克思的这张表并无错误，恩格斯对它却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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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社会学讲习班
本报讯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重新恢复中断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5月25日至7月底在北京举办了首期社会学讲习班。40名学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新疆、广东、四川、湖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单位，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向该班作了关于社会调查的讲话。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及其它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吴文藻、吴泽霖、赵复三、陈道、杜任之、代世光、张芝联等共讲了20个专题，介绍了我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和活动，以及我国社会科学理论战线的情况。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沛良、讲师刘创楚讲授了“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和“社会学基本概念”。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教授年尼瓦萨，以社会学为现代化服务为题，讲授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概念，介绍了社会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起的作用和怎样应用社会学为现代化服务。
匹兹堡大学荣誉教授、美籍华人杨庆堃病体刚愈，也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讲习班的工作，并与社会科学院商谈今后的协作交流计划。岭南基金董事会主席、美国罗氏兄弟基金会菲力浦斯先生在讲习班结业时，特地来华访问，了解讲习班的情况。
社会学——这门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自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后，28年来一直成为社会科学的禁区。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了这门与现代化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去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今年年初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已正式设立社会学系并招收新生。北京大学也准备筹建社会学系，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学研究会正在酝酿筹建之中。
在社会科学方面，开办讲习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并了解其活动情况，这还是一次新的尝试。在两个多月的教学中，讲习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它为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