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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给广东省直属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时
习仲勋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
据新华社广州7月4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7月1日给省直属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时说：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不仅一般党员有这个问题，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更应当考虑自己合格不合格。决不能认为官大本事也就大，党性也就强，官大就合格。如果陷入这种盲目性，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
习仲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贯彻《准则》，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他说，执行《准则》，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首要的一条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广东各级领导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总的来看是积极努力的。但是思想还是解放不够，框框很多。有的人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认真研究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凭过时的甚至错误的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有的人对破格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选拔搞四化的人才，很不理解。有的人看到我们前进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就对党的路线发生怀疑。这些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
习仲勋还着重讲了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说老实话，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现在，担任领导干部的党员，怎样以平等态度待人？这个问题实在大得很。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上班坐小车，如不警惕，如不严于律己，就很容易成为高人一等的特殊党员。
他说，第一书记也是普通的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一票。班长要平等对待同事。领导干部要善于团结下级，团结周围的同志，同人家谈心、交心。要给下边创造条件，叫人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
习仲勋强调说，领导干部要有“闻过则喜”的精神，要为开展批评创造条件。要经得起人家的批评，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敢于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他说，目前，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怒”。有的人缺乏作为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胸怀，受到上级的批评，耿耿于怀，受到群众的批评，或则无动于衷，或则寻机给批评者“穿小鞋”。有的则抱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信奉“种花不种刺”的处世格言。这些需要及时克服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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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行《准则》的带头人
——记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袁觉民
在河南省安阳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满头白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老同志，他就是市委副书记袁觉民。干部和群众都称赞他是执行《准则》的带头人。
4月份的一天，有关部门找到袁觉民同志说：“上级机关有两位领导同志路经安阳，准备请他们吃一顿饭，请您陪一下。”袁觉民回答道：“中央有关文件已经下来好些天了，咱们要认真执行，不能破坏这个规矩。这顿饭我不能陪。”
去年年底，安阳市青少年道德教育办公室为了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人整理材料，其中有袁觉民同志的二儿子。这个青年憨厚老实，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被团市委看上了。团市委要把他留下来工作，经请示市委组织部，发了调令。袁觉民知道这件事以后，表示反对。他认为一个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准则》，对子女严格要求。青年人还是到基层去好。组织部门接受这个意见，撤销了调令。
春节之前，有一个烟厂试制了新烟。烟厂派人给袁觉民送了两条烟，请领导“品尝”，征求意见。袁觉民对来人说：“请把这两条烟拿回去，告诉你们的书记、厂长，应该努力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干好，提高产品质量，使广大群众满意。这才是为四化多做贡献。”后来，送烟的人高高兴兴地把这两条烟带回去了。
新华社通讯员 米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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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卫生系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据新华社天津电 近一年来，天津市卫生系统有30多名专家、教授和老中医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新发展的党员，在临床治疗、科研、教学等方面，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国著名骨科专家、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研究所副所长尚天裕，今年62岁，从事骨科研究30多年，认真学习中医，创造出用小夹板局部外固定治疗骨折的新疗法。他还编著了近20万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80多万字的《临床骨科学创伤分册》及60余篇科研论文。67岁的天津医学院天津附属医院副院长陈路德，从事医务护理工作43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务护理人才。天津市心血管研究所所长、天津医学院教授、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石毓澍，有丰富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1956年首先在天津应用心导管检查心脏技术。30多年来，他先后写出心脏病学术论文30多篇，近几年又写出40万字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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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门市商业局党委轮训党员
本报讯 广东省江门市商业局党委，在贯彻《准则》中，分批脱产轮训党员，使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教育。
商业局党委书记宋建业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学习，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检查了居功自傲和特殊化思想。许多老党员回顾入党以来的思想变化，克服了执行《准则》与己无关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同志，决心严格遵守《准则》，加强党性锻炼，做一个合格的党员。
史辛民 梁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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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民政局举办业务学习班
粉碎“四人帮”后，吉林省恢复了文革期间被撤销的民政局，陆续补充了一批新干部。新来的干部业务不熟，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这个局为他们举办了民政业务学习班，由比较老的业务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给他们讲课，传授优抚、农村救济、社会福利、民政、基层选举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这个局还派一些老的业务干部带领新来的同志深入一些市、县进行调查，总结经验，帮助他们在实践中熟悉业务，增长才干。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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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本报记者 章南舍 吴恒权 新闻研究生 李长群
二十四岁的女共产党员范熊熊，四次写信揭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违反政策招工的错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眼看一场维护党纪国法的斗争要不了了之，她为了表示自己同不正之风斗争到底的决心，采取了投海自杀的行动。她的斗争精神值得学习，她的投海行动是不足取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一个姑娘纵身投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她叫范熊熊，是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共产党员，在浙江省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工作，是党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她为什么要投海呢？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渔业基地因建设需要，向当地农村征用土地，并按规定要在当地招收“土地征用工”。公司和基地的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把包括浙江省水产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和公司一位负责人的孙女在内的七名职工家属，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公司和基地的职工对此意见很大，有人向公司直接提出了批评，也有人写信上告。但是，公司领导根本不理，承办人甚至反诬工人“闹事”、“搞串联”，并挑衅地说：“有能耐的就去上告！”
范熊熊目睹这一切，内心极为痛苦。她在遗书中写道：“看着领导和群众对立的两种态度，我的心就象万箭穿射的靶场，犹如一盆熊熊燃烧的大火。党交给我的职责鞭策着激烈斗争的思想，感到：不能再为个人利益而委曲求全，受良心、党心、民心的谴责。坏风气不改变，党的威信不树立，个人的前途名誉系在哪里？”她决心不顾个人的安危，要为群众喊出压在内心的呼声。为了严肃党纪，纠正不正之风，范熊熊决定向上级纪律检查机关反映这一问题。她在遗书中写道：“既然决心已下定，就应该做好最坏的准备。只要没有掺杂个人的恩怨、私心，心感无愧，怕什么。”她还给要好的同志说过，就是枪毙了我，也要揭发。
为了把事实搞清楚，范熊熊利用工余时间查阅了上级批准招工的有关文件，去地区农业局、市建委查询了有关征地政策、具体数字等情况。她还走访了被征地的大队干部和社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终于摸清了违反政策招工的内幕。
事实调查清楚以后，熊熊便给宁波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份书面揭发材料。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她亲自将信送到纪委，向接待的同志详细说了自己的态度，并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希望早日听到回音。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音。熊熊又登门去地纪委反映情况，当晚又给地纪委写了第二封揭发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知道公司领导干部和你们都熟悉，彼此关系也不错，所以你们在拟定解决问题时，更应把党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党委托你们，群众相信你们……你们应负起重任。”
可是，当地纪委派出两个人到基地调查时，却被蒙骗了，以为招工无问题。熊熊得知以后，立即向地纪委写了第三封信，敦促他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并提供了调查的具体线索。从五月二十九日起到八月十二日止，熊熊陆续向地纪委写揭发信四封、催办信一封，亲自去地纪委十次以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宁波地纪委终于发出了《关于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在招工中弄虚作假违反政策的通报》，仅仅是责成公司党委作检查，并将违章招收的七人退回原地。八月十九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转发了地纪委的通报，重申了地纪委的意见。然而，就连通报中的那些起码要求，也难于在渔业公司贯彻。迫于形势，公司和基地党委的几位领导人，虽然不得不在一次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检讨，把责任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但是，人却一个不退。在上级机关的再三催促下，直拖到九月十二日，才暂停了七个人的工作，而户口仍然未动。对此，范熊熊极为愤慨。她说：“有些干部，虽然在会议上检讨，对‘四人帮’深恶痛绝，而在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用权主宰一切。要真正改变坏风气很费劲。我反复想，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难道五年、十年以后，生产、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仍然按现在那样用固定的形式、固定的词句检讨？”
自从地纪委派人调查到发出通报前后，公司和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始终在软磨硬抗，就是不肯纠正错误。党委书记陈庆文同志，甚至向上级提出了只检讨，不退人的无理要求；副书记崔文岳同志，则多次在会上公开提出，一九七九年的招工还要按一九七八年的办法“再捞一批”，用以表示对抗。有的人则把检举者看作是“烂肚肠子”的人，是吃东郭先生的狼或咬死农夫的毒蛇。
由于熊熊的检举是秘密进行的，地纪委的通报下达后，在公司和基地引起了群众的种种猜测。谁是揭发者？当时有八个人被怀疑，熊熊也在被怀疑之列。除熊熊外，被怀疑者都很惊恐，害怕领导的打击报复，特别是由于调整工资即将开始，更增加了被怀疑者的不安。当时，领导确已开始暗中追查。熊熊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她在遗书中写道：“被怀疑的七个人都很痛苦……难道为了我，还要他们承担这触领导霉头，当‘叛徒’的罪名，去增添无名的隐忧。”
这时，范熊熊一方面向老师、好友征询意见，想公开站出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出于对她的爱护，没有支持这一意见。另一方面，她考虑用她认为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即用自己的生命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于是，她冷静地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写了致党组织的信，写了给亲友、同事的信，还写了两篇自述性的小说——《冷焰》、《社会真实的一角》和二十五首诗。然而，她要作“最后的冲刺”的决心是在十月十一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消息以后。她在遗书中写道：“《浙江日报》刊登违法招工之事，使我激动过，犹豫过，仿佛感到新的希望已经飘来，真理正在降落。”《浙江日报》在报道中说，渔业公司和基地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认真检查”，非法招来的工人，也已“陆续退回”。可是，实际上，公司领导既未“认真检查”，应退的人也没有“陆续退回”。她等了十天，事情毫无进展，眼看一场维护党纪国法的斗争，就要这样“不了了之”了。她“恍惚感到要一下子纠正这么多、这么广的面，不能光靠一篇文章。”于是，她终于采取了不幸的行动。
范熊熊投海后，有人把她看作是“傻瓜”，有人说她是英雄，也有人怀疑是否有其它死因。但是，凡是和熊熊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她是好同志的。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热爱党，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她在遗书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小受到纯真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庭中的父母，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老师，总是用最美好的比喻来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创建人毛泽东同志，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感到生活在伟大时代的幸福。”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后，她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做一个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时间的人”，带头报名走向农村。在农村，她不仅积极参加劳动，而且牺牲休息时间，办夜校，办板报，搞文艺宣传，做团支部、青年、妇女的工作。她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公社、市的知青代表会，并在一九七七年加入了党组织。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她高兴地写道：
“相信寒冬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天以巨大的力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来到人间。”三中全会后，她为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所鼓舞，“感到年青一代任重道远，应该具有远大抱负，崇高的理想，要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她曾说：“有人羡慕我这样年青就加入了党组织的行列，而我觉得这是担子，是行动准则，并不是金字招牌，时时刻刻都要检查言行是否玷污这个名称。”
她待人诚恳，助人为乐。早在中学时代，她就满腔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有一位叫钟宝娣的同学，由于家庭的纠纷，造成了她的不幸，影响了生活、学习。范熊熊不仅帮助她学习，并经常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吃住。熊熊在中学就入了团，当了团支书，成了老师的得力小助手。当她插队到农村后，对社员的困难乐于帮助。有个叫项玲玲的小姑娘，家里经济情况不好，身体有病，熊熊利用假日带她进城看病，吃住在自己家，还代她垫付药费。她送给同志们的遗物中，有给患高血压病的老师买的药，有给科里同志买的防护眼镜，有给她的同学、同事买的收音机、书籍、衣料、衣服、围巾、小孩用品。她是那样地了解、关心周围的人，又是那样地乐于帮助他人。
她作风严谨、朴素，好学上进，从小学起，年年都得学习成绩优秀奖。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在十年动乱中度过，但她不随波逐流，一直刻苦学习，坚持每晚自学已成习惯。她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广，书架上摆放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书籍。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从一九七九年起，她还自修英、日语。她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除了买书，就是用以帮助他人。
她工作负责，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插队期间，凡因公进城，事情办完，就立即归队，从不在家耽搁。一次，她进城办事，遇上下雨，母亲再三挽留，她仍然当天冒雨回队；她有时回家取衣物，也总是安排在节、假日。回城工作后，她负责工资表册和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工作积极、主动，及时把工资表册做得既清晰又准确。她甚至在投海前还把下月的表册和有关调整工资的表册做好了。
她痛恨不正之风，敢于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她在遗书中说：“记得在我加入党的队伍那天，曾经宣誓，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要同有害于党的倾向作斗争，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威信，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在遗书中写道：“自始至终，我的心是朝着党的，内心时时祝愿党的肌体强壮、健全。”
范熊熊的死，是令人惋惜的。她最后所采取的“斗争形式”是不应该的，这反映了她的单纯。然而，对于一个只有三年党龄、年仅二十四岁的姑娘来说，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于党的事业，甚至不惜以献出宝贵的青春来表示对不正之风斗争的决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相比之下，那些至今仍在搞不正之风的人，思想境界上的差距是多么远啊！难道不应当受到谴责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一定要认真接受教训，切实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绝不能让范熊熊这样的悲剧重演。然而，中共宁波地委对于造成这一悲剧的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主要负责人却迟迟不作认真处理，直到今年三月二十二日，还做了对有关人员“拟不予处分”的决定，这难道不令人愤慨吗？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将给该公司和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以纪律处分，这是完全应该的，是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是有利于搞好党风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范熊熊的斗争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同各种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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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范熊熊的斗争精神
本报评论员
浙江省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党支部纪律检查委员范熊熊同志，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同不正之风斗争的过程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的斗争精神感人至深，发人深思。正象范熊熊同志在遗书中所说，自始至终，她的心是朝着党的。她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她把保持党的肌体的强壮、健全，维护党的崇高威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她对于破坏党规党法，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以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进行斗争。她的死，毫无自私的目的，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她的死，激励我们进一步行动起来，为了捍卫党的纯洁性，积极同不正之风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高度赞扬范熊熊同志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应指出，她最后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取的，是不应当效法的。
范熊熊同志曾经锐敏地观察到：“党的健全肌体，经过五十多年的风吹雨打，病毒感染，不止只是一小块霉菌，如不及早医治，它会迅速蔓延。”是的，全国解放以后，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党在全国已经处于执政地位，一部分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以及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党内的不良倾向有所发展。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确实有所恢复。但是，各种不良倾向、不正之风，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不少党员、干部身上，仍然表现得相当严重。象镇海渔业基地这种弄虚作假，招工开后门，为自己或亲友谋私利的事，在好些单位已经发展到了恶习难改的地步。不少负责干部明知不对，却偏偏要犯，一旦被检举揭发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搪塞，甚至公然“顶牛”。特别恶劣的是，有些人竟敢无视党纪国法，对揭发检举者进行打击、报复。某些领导机关或纪律检查部门的个别领导人，又往往存在着姑息、迁就的情绪，或者本人就沾染了不正之风，以致不肯或不敢于严格执行纪律，使得一些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公然顶着不办。这是某些不正之风不能得到迅速纠正的重要原因。从范熊熊同志在斗争中所遭受的阻挠和打击，可以看出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和有关上级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违法乱纪多么严重。范熊熊的投海，可以说是向这种现象的挑战。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全党同志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同各种不良倾向、不正之风作斗争；纪律检查机关应当执法如山，铁面无私；那些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人，应当悬崖勒马，立即改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端正党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提高党的威望，我们党才能卓有成效地担负起领导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当然，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党的破坏十分严重，它所造成的创伤，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完全治愈；同时，党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因此，整顿党风、党纪的斗争，还是一桩复杂、艰巨的斗争。每个维护党纪、党风的党员，不但要有再接再厉、顽强战斗的精神，而且要学会进行复杂斗争的艺术。特别是青年党员，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锻炼。熊熊同志是党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她对待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当向熊熊同志学习。同时，我们对熊熊同志的死十分的惋惜，希望我们的同志在同违法乱纪作斗争中，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应当看到，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强大武器，还有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撑腰，只要全党动员起来，向各种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进行坚决、顽强的战斗，真理就一定会战胜谬误，我们就会在整顿党纪、党风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能恢复和发扬，我们党一定能在领导四化建设的征程中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