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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解决并提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问题,如集体接班、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集体办公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等等。这是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的直接继续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贯穿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重温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重要原理,对于领会五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无疑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
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还是某些伟大人物?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是各种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出发,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经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归根结蒂,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者的历史。
那么,怎么看待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呢?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如果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统帅启发群众的觉悟,组织群众的力量,指出前进的道路,站在运动前列指导斗争,人民群众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伟大人物的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今天这个人们日益自觉地创造着历史的时代,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前提下,更要强调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娴熟政治艺术的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作用,否则,就是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意义。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虽然革命导师已在许多著作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但人们要在革命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保持真正的清醒,仍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有它的复杂性,再加上历来的统治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家,又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或者认为,伟大人物是历史的主宰,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取决于某些伟大人物的意志和活动;或者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神安排的。这两种观点都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都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神不能亲自出面干预世事,必须通过它的代表人物来执行自己的使命,所以,宿命论的历史观实际上还是主张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所不同的,是这种所谓伟大人物头上加了一个神秘的灵光圈而已。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观点常常是揉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一个开国的皇帝,总是被说成是唯一的创世者,而且,这个皇帝不但是奉天命而行事,他本身就来历非凡,有的是其母吞食了神授药丸而生,有的直接就是龙种,如此等等。这种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流传很广,影响很深。
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是很真诚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应当看到,除了剥削阶级旧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别有用心分子的歪曲宣传等社会原因外,还有其认识上的原因。
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深藏在现象后面,伟大人物的活动却显露于历史前台,这就会使人们只看到伟大人物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由战国时七雄纷争的局面到秦王朝的大一统,基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统一由秦始皇来完成,当然有许多具体条件和偶然因素。秦始皇在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中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这个历史功绩就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推进了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如果秦始皇生长在春秋时期,纵然有更高的雄才大略,也是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实现统一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可是,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却只看到秦王嬴政怎样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把六国一个个地灭掉,实现了统一,而忽视了历史走向统一的基本原因,从而夸大了秦始皇个人在统一中国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对这个历史现象作出了科学的全面的分析。社会的飞跃,历史事变的发展,基本的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决定的,是由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伟大人物才能有所作为。而且,伟大人物本身也是这些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客观规律,却为纷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掩盖着,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为人们认识和掌握。活跃在历史前台的伟大人物,其特征,其活动,其作用(包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伟大人物的性格、爱好等各种偶然性因素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却为人们所一目了然。因此,人们往往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片面地观察伟大人物的作用,甚至把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随心所欲的活动。有些人曾经坚信,只要紧跟某个伟大人物,就可以立即扭转乾坤。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认为,个人可以离开客观的历史条件而为所欲为。
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要通过杰出人物集中表达出来,历史运动要由领袖人物发起和组织,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把历史运动的成就都挂在伟大人物个人的名下。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伟大人物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具有超过别人的组织才能。伟大人物是历史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伟大人物的这种作用,在历史的“风暴”时期,是十分明显的。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实行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但由于暂时还没有出现合适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人民群众就仍然处于涣散状态,不能集合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但是,伟大人物对历史的发展,只能起推进或延缓的作用,只能决定历史事变的局部外貌,真正决定历史命运的,最终决定大局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然而,人民群众人数众多,没有名位,没有头衔,都是默默无闻的“螺丝钉”,似乎微不足道。那些充当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代表者、历史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伟大人物,却是名声显赫、功勋卓著,特别是在胜利形势下,人们对领袖的欢呼、颂扬,又往往是过分的。由此就常常引起人们认识上的另一种错误,就是把决定历史命运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都归结于领袖人物。鲁迅说得很深刻:“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鲁迅全集》第1卷第153页)如果没有众多的优秀士兵,说这种话的拿破仑就是十足的疯子。但是,恰恰有许多人忽视了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忘记了拿破仑后面的士兵,极端夸大了拿破仑个人的力量,“竟以为如果没有拿破仑,就根本不会发生拿破仑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种社会运动。”(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1页)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好心的人,总是把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归功于个人,而不是首先地、主要地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他们的这种认识不正是这样产生的吗?
还要看到,在一个大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批杰出人物,形成群星灿烂的局面。这些杰出人物以一两个伟大人物为中心,各自发挥其出众的特殊才能,放出自己的异彩。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伟大人物掩盖了其他人物,或阻碍了其他人物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人们的错觉,而夸大某一个人的智慧和作用。
神化个人、迷信个人,是从夸大个人的作用开始的。林彪、“四人帮”大搞现代迷信,除了利用人们的朴素感情外,也钻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这些空子。
神化个人的深刻教训
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明,把领袖个人的作用夸大到极端的程度,就会出现对个人的迷信。
多年来,习惯于用迷信来说明我们的斗争历史,现在,应该象马克思说的那样,“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这就是说,应当从历史上看一看,人是怎样成为“神”的?人们是怎样神化个人、迷信个人的?这样,才能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里仅举几个例子,简略地说一下。
一、把革命理论神秘化。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革命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对我们党的发展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的贡献最大最杰出。但是,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其他伟大思想和学说的创立一样,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必然性,而没有任何神秘的成份。恩格斯讲到唯物史观的发现时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这是对理论发展的规律性所作的重要阐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唯物史观的发现,是相似的。我们党成立前后,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就在斗争实践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探索其规律性。他们在许多文章和文件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对象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等,都有不少正确的论述。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集体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的革命理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又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解释,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革命理论说成是个人的天才创造,离开了形成理论的客观基础,排除了集体努力的因素,似乎是众人在黑暗中摸索,某个全智全能者突然送来明灯。这样,就把革命理论的创造说得带有很神秘的性质。理论既然是由智慧无穷的天才人物创造的,当然是每字每句都是正确的,应当句句照搬照办。许多人曾经虔诚地相信林彪“句句是真理”的说教,这是毫不奇怪的。
二、把党的路线归之于个人。
我们的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根据这个原则,党的路线必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权力机构讨论制定。党的路线尽管有时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但一经作出决定,就成了党的路线,而不能归之于个人,称为某某人的路线了。当然,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把对立的路线分别称之为某某人的路线,加以对比分析,这样做,有利于分清是非,教育全党。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从组织原则说,在党内,所有党员必须执行党的路线,而不是全党执行某一个人的路线。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却常常把党的路线归之于个人,而且,又把领袖个人的一切意见主张都上升为路线,或认为具有党的路线那样的权威性,全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样,在党的生活中,实际上就逐渐形成了某些不正常的准则: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听某一个人的话,执行党的路线就是照某一个人说的去干,而且认为,只要“句句照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实际上是把个人看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神圣权威了。
三、片面解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
列宁在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当时,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因厌恶机会主义的领袖而根本否认领袖的重要作用,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领袖。列宁针对这种否定领袖的幼稚病,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强调了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在上述同一著作中,列宁又着重指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如果“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列宁选集》第4卷第206页)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列宁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没有科学地阐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不但把领袖说成是一个人,而且用简单的推理方法,把领袖说成是决定一切的,并按照这样的逻辑叙述和解释我们的斗争历史,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这样,就把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
既然领袖的智慧是无穷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计谋是绝对灵验的,作用又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这样的领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至上的“神”了。既然国家的安危、党的命运、民族和人民的前途都系于领袖一人,那么,忠于领袖,维护领袖就是全国、全党和全体人民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当然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了。所谓现代迷信、个人迷信,所信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如此吗?
在拨乱反正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对于个人迷信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由于个人迷信的流行,长时期来,生活中存在一种似乎是铁的逻辑:既然一切都由可以绝对信赖的领袖在运筹,在安排,那么,其他人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领袖的意图和指示。实际工作就是照搬照套,理论工作就是注经解经。开动自己的机器,独立地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未必被认为是好事。这样,就造成了普遍的思想僵化,窒息了党的生机。
从对个人的迷信出发,人们认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原则和规定,对领袖来说,可以例外,不受约束。不但公认或默认这些特权,而且还认为,把权力集中于一人,是符合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这个口子一开,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形式,有时,甚至连形式也不存在了。在个人决定一切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可能为个人的意志所左右,甚至个人的脾气性格都能对全局产生影响,这样,不但错误难免,而且必然造成灾难。由于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失去了必要的手段和能力,要纠正这样的错误是很困难的。
个人迷信必然要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林彪的阴谋活动就是从搞个人迷信入手的。搞个人迷信,是他们打向领袖人物的糖衣炮弹。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如果被阴谋家的糖衣炮弹打中了,党和国家就处在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迷信个人的现象?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个人迷信既有社会根源,又有认识根源,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滋长蔓延,成为严重的问题。同一切事物一样,胜利也具有两重性。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如果陷入了盲目性,因为巨大的胜利而骄傲起来,由于多次的成功而过于自信,就会夸大个人的作用,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的问题失去敏感,失去警觉。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建立了伟大历史功绩的杰出人物的拥戴,往往是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民主信念,没有一套完备而严密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会形成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家里,这种终身制又往往同实际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就是它的突出表现)相结合。这种终身制和家长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崇尚个人权威,排斥集体权威。在上述情况之下,个人迷信就会随着个人权威的提高而日益盛行起来。
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个人迷信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一个日积月累,长期发展的过程。林彪、
“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目的,推波助澜,使这种现象恶性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突出个人、神化个人、迷信个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从政治上组织上总结经验教训,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
牢固地确立群众观点和集体领导的观点
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原理,其目的不仅是要消除突出个人、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改善党对四化建设的领导。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为人民群众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主动性能否充分地正确地发挥出来,真正成为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与领导者能否正确地对待群众,关系极大。因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我们讲群众路线,已有几十年了,但事实说明,要解决好这个世界观问题,并不容易。这些年来,突出个人,蔑视群众,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思想模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在他们的头脑里,占优势的,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而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一些人随着地位的升高,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与群众离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某些具体制度、规定和做法,也总是以突出领导人为原则,想方设法把领导者与群众隔开。有一些人,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漠不关心,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压制打击。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不大相信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能,自以为是,搞瞎指挥,命令或运动群众干这干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实现“长官意志”的材料和工具。这种滥用群众的积极性,挫伤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的教训,在四化建设中,不应当再重复了。
还有一个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8年,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的情况指出:“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从历史上形成了一批威信越来越高的领导者,他们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他强调指出,要防止“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29页)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后期虽然没有身体力行,但他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很有教益。领袖人物的力量,在于他同群众的紧密联系。一个领袖人物如果离开了广大群众,就会变成茕茕孑立的孤家寡人。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根据党的五中全会的决策,大批年富力强、富有才干的同志,已经或者将要上升到高级的领导岗位。我们必须警惕斯大林讲的那种领袖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要以高度的自觉,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出现领导上层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而人民群众只能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的状况,防止领袖成为普通群众无法接近的人物。党的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防止领导人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殊化,防止对领导人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已经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这无疑是很必要的。但是,要做到列宁讲的,使领袖与阶级、领袖与群众结成一个整体,则还要作多方面的努力,还要有一系列有效的办法。比如,恢复我们党提倡的高级领导干部一年要有一定时间下基层的制度;建立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的制度;把高级领导人放到固定选区保持与选民的经常联系并接受选民监督;取消在日常生活中(如住房、坐车、购物、娱乐等)把高级领导人与一般干部和群众完全分开的种种不合理规定;各种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工作人员的监督,并要利用报纸、广播,发挥舆论的监督力量,等等。总之,凡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应当继续坚持,同时,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采取一些新的办法。
坚持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原理,在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高级领导机构里,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才能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要实现正确的领导,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个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原则,一个是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组织原则。理论脱离实践,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我们所说的实践,是广大群众的实践,是全党的实践。要把广大群众和全党的经验、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意见,就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通过集体研究讨论。那种“第一书记有绝对真理,第二书记有相对真理,其他人没有真理”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00页)我们党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凡是重大的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理论问题,如果不经过集体讨论,而是个人说了算,不管这个人的经验多么丰富,知识多么渊博,也是难免要出差错的。所以,一个领导班子,尤其是第一把手,要善于把我们党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恰当地灵活地联系起来,才能执行好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时,有几个问题要妥善处理好。
第一,集体领导一定要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如果领导班子脱离了群众,不能倾听群众的意见,或者是偏听偏信,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为什么有些领导班子,经过集体讨论研究作出的决定,却常常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思想路线不端正,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
第二,要正确对待一票的权利。在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负有更多的责任,但并没有更大的权力,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他只有一票的权利,而其他成员也有同样一票的权利。为什么有的领导班子形成“一言堂”的局面呢?首先是第一把手缺乏民主作风,搞个人专断。同时,各个领导成员不能严肃负责地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每一个领导成员都能负责地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利,特别是在某些人提出错误的主张时,大家都能坚持原则,不予支持,或给以否决,“一言堂”能搞得起来吗?个人专断能畅行无阻吗?那些错误的、颠倒是非的决定,能够轻而易举地作出来吗?因此,每一个领导成员,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一定要以极其郑重的态度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利。
第三,要正确发挥领导班子中的专家的作用。随着干部结构的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工程技术专家、经济专家、理论家等各种专家进入领导班子,这是大好事。领导班子在讨论问题时,要很好听取有关专门家的意见,在领导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切不可迷信权威。如果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别人都不加思考,只是毫无保留地听经济权威的意见,在研究解决理论问题时,都是某一个理论权威说了算,那就非出偏差不可。要全面理解权威问题。有个人的权威,有集体的权威。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个人权威,重视个人权威的,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还是集体的权威。个人权威只有与集体权威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列宁选集》第1卷第146页)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已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为四化呕心沥血、大有作为的先进人物,这是人民群众成为新时期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重要标志。群众参与历史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就越是需要领袖和政党的领导和引导。只要我们认真吸取经验教训,遵循唯物史观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原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各种各样的、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也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我们的四化建设将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历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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