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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镣声铿锵气如虹
——悼念爸爸刘伯坚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
刘虎生 秦燕士 刘豹生
去年，我们怀着十分思念的心情，访问了江西大余县的金莲山。这座覆盖着苍松翠柏、风景秀丽的小山岗，就是爸爸英勇就义的地方。大余人民为了悼念为中国人民革命壮烈牺牲的烈士，15年前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革命烈士陵园。当我们来到镌刻有“刘伯坚烈士之墓”石碑的墓前凭吊的时候，左边石碑上刻写的一首诗，立即跳入我们的眼帘：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呵！这就是爸爸在大庾监狱中坚持斗争时写下的那首著名的诗篇《带镣行》。几十年来，每当我们思念爸爸的时候，总是忘不了诵读这首诗。此时此地再来读它，我们泪如泉涌，激动万分！在模糊的泪水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爸爸带着沉重的脚镣，昂首挺胸行进的情景。
爸爸离开我们整整四十五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爸爸认识的加深，更增添了对爸爸的怀念。
追 求 真 理 坚 持 真 理
1894年爸爸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一个叫做龙岗寺的小集镇。1919年中国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爸爸积极投身其中。由于他学习勤奋，才华过人，高师毕业后，即被保宁府道尹聘去当秘书，后来又被保举去苍溪县当县长。但是，爸爸志在救国，视优厚的生活如草芥，为了寻求真理，在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底，他先到比利时的沙洛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后来又到法国马赛，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德、奥、捷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在法国，法共领导的各种政治斗争、罢工运动也连绵不断；各种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报刊、书籍，大量出版发行。这一切，深深吸引住了这位爱国青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与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段经历，使爸爸终于领悟了一条真理：要拯救苦难的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指出：“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史中求之。”于是，爸爸由一个满腔热血但不知道怎么救国的青年，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0年秋，旅欧各地的中国“勤工俭学”留学生，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党的组织。爸爸与聂荣臻等同志在比利时也积极开展筹建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同年，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在欧洲开始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起来，组成“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旅欧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召开成立大会，爸爸和聂荣臻同志一起，代表旅比支部参加了会议。同年8月，按照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爸爸代表旅比支部出席了总支成立大会。这一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先后担任过中共旅比支部、旅欧总支的领导工作，并担任过第三届总支书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后来，为了进一步培养党的骨干力量，中共旅欧总支部又选送爸爸和其他一些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出发时，周恩来同志亲自赶到德国柏林，帮助他们办理去莫斯科的手续。爸爸留苏期间，担任过留苏学生中的中共旅苏支部书记。
爸爸不仅热心追求真理，而且敢于坚持真理，至死不渝。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留学生内部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批驳曾琦、李璜之流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谬论，爸爸经常深入到华工和留学生聚居的地区，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反人民的真面目。回国以后，国内友人劝他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为时尚早，要他放弃自己的信仰。爸爸认为，他和这些人走的是两条根本对立的道路，这是由于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决定的。他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因此而遭受危难，也心甘情愿。四川的老家也因为爸爸参加革命，屡遭敌人查抄，而爸爸毫不动摇，他说：“为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后来，爸爸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一直到负伤被俘，面临死亡的威胁，仍然坚信革命的红旗一定能够打到底，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在爸爸的一生中，正是这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使爸爸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百折不回，顽强地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生为中国 鞠躬尽瘁
爸爸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先是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然后到中央苏区。无论是在白区还是苏区，爸爸都积极工作。
1926年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当时，原西北军的负责人冯玉祥先生，由于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而通电下野。他为了寻找出路和求得援助，取道乌兰巴托到了苏联。经过爸爸多次与他谈话和做工作，他逐步认识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愿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冯玉祥很敬重爸爸，请求第三国际派爸爸与他一起回国工作。第三国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援助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当时的西北军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要整顿好这支部队，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与爸爸等到达西北地区的五原，立即着手整顿工作。9月17日在五原召开大会，史称“五原誓师”。在会上，爸爸发表演说，向全军宣传了革命道理，指出了今后的方向与前途，大大鼓舞了士气。当场就举行了易旗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成青天白日旗。爸爸高举大旗，宣布国民联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爸爸任总政治部部长。西北军自从打出国民革命大旗之后，军威大振，部队很快发展到20万人。
“五原誓师”后，爸爸又从两方面开展对这支部队的改造工作。首先是在集团军内建立各级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党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后输送来二百多名党员，其中有陈延年、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方仲如等同志。他们分别担任军、师一级政治部长，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爸爸又在五原开办干部训练班，为部队培养骨干。爸爸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在所经之处如包头、银川、西安等地，都举办了多期这类学校，并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当时的工作非常繁忙，斗争也很复杂。爸爸虽然是以党员的公开身份来参加工作的，但与上级党的联系以及在部队内部开展党的工作，仍然必须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爸爸实际上是担负着两份工作。然而他以对党的忠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经常向北方局汇报自己的工作，争取上级党的领导。同时，他亲自抓报纸的宣传工作，积极协助地方建立党、政、青、妇等组织，在陕、甘、宁的不少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针对部队筹饷困难，有时几个月发不出饷的情况，爸爸经常深入到士兵中去做工作。爸爸的口才很好，他那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的讲话，往往激励士兵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斗志。由此，西北军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饷”。
经过爸爸和其他同志呕心沥血的工作，终于使这支濒于瓦解的旧西北军，一变而成为屡战屡胜、军心大振的革命军，为北伐作出了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爸爸等一批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武装押送出第二集团军。1930年，爸爸从苏联回国后，党又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中央军委工作。
1931年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派原属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剿共”，进驻宁都。这支部队进入苏区后，出身贫苦的广大官兵看到苏区人民推翻封建统治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再加上蒋介石和地方杂牌军的矛盾，引起部队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强烈不满。在部队地下党，特别是在当时担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地下党员赵博生同志领导下筹划起义。为了取得党中央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他们先后派刘振亚同志到上海，派袁血卒同志到瑞金去找爸爸取得联系，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准备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爸爸立即转报中央军委，朱德同志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详细讨论和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方案，特派爸爸和左权、王稼祥三同志具体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1931年12月14日，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爆发了，一万七千余人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革命的行列。这一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部署，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爸爸被委任为该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1933年，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这革命的艰难时刻，爸爸被派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爸爸没有因为革命遭到暂时挫折而悲观，也没有因为在党内受到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而消极，仍然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当时，赣南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们担负了大河的架桥任务。爸爸每天都到架桥工地筹划架桥和后勤支援事宜。赣南十月，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而于都河边却弥漫着一片悲壮的气氛，不时可以看到留下的同志和长征的战友挥手互道珍重，苏区群众牵衣送别亲人。爸爸热情祝愿战友们勇敢前进，去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全国解放的来临。“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鄠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叶剑英同志的这首诗，就是描述当年于都河边爸爸叮咛相送的动人情景，也表达了诗人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队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失。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不得不实行分路突围。
3月2日午后，最后突围的机关、部队聚集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针对当时危急的情况，决定突围到粤赣边去。在突围中，不幸一颗流弹击中了爸爸的左腿，使他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同志们找来担架，准备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山高路滑，敌人防守严密，始终没有能够越过封锁线。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围了上来。困倦中的红军战士奋起抵抗，爸爸从昏迷中惊醒，拔枪指挥战斗。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想到的不是个人，他命令周围战士不要管他，坚决冲出去。他说：“能多冲出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为了掩护战友们安全转移，爸爸和敌人进行了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最后，子弹打光了，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爸爸从负伤被俘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一死以殉主义的决心。他在给我们的舅舅和舅妈的遗书中写道：“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因此，在就义前辗转羁押的半个月里，任凭敌人威迫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始终不为所动，顽强战斗，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最初，爸爸被押在国民党广东军阀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敌团长为了邀功，对他进行劝降活动，爸爸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敌人见劝降无效，于3月上旬末将爸爸解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城的粤军第一军军部，关押于大庾县监狱。3月11日又将爸爸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路上，敌人故意押着爸爸从大庾县一条繁华的大街——青菜街（现名建国路）走过，借以进行反共宣传，并且企图从精神上解除爸爸的武装。爸爸正气凛然地接受了敌人的挑战。他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拖着沉重的脚镣走过大街。他那为工农解放置生死于度外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象一篇铿锵有力的宣言书，有力地戳穿了敌人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耻诽谤。目睹当时经过的大庾老人至今犹能追述这一感人的情景。当天，爸爸就写下了那首气吞山河的五言诗《带镣行》，忠实地记述了这一天的战斗，豪迈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誓与敌顽战斗到底的决心。
爸爸在他的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自豪。他不怕死，而且把能为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视为人生莫大的光荣。愚蠢的敌人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赣南活动的情况，日夜加紧审讯，并以死相威胁。爸爸则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要杀就杀，要我讲，休想！”敌人把俘获我们的干部押来要爸爸指认，爸爸回答：“我不认识”。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述国民党反动派必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胜的道理，使审讯变成对反动派的宣判。色厉内荏的敌军法官，只得垂头丧气地哀叹：“刘伯坚死到临头还那么硬！”
尤其感人肺腑的是，爸爸爱护党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嘱咐亲友不要去找那些当年在第二集团军共过事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来营救他。他认为，那些能出面营救的人，“同我个人感情虽好”，“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爸爸为了维护党的荣誉，希望亲友们不要把他被捕的事告诉北方的一些熟人，他说：“须要把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他认为，如果张扬出去，有的人可能会假仁假义地出面来救，可是，“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这集中表现了爸爸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品质。
3月20日，敌人终于对爸爸下毒手了。临刑前，爸爸写了最后两封信，一封给舅舅和舅妈，一封给妈妈。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信中谆谆叮嘱我们：“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一个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倒下了。但是敌人只能夺去他的生命，不能夺走他的理想，更不能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工农齐努力，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姊弟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党和人民抚养长大。负责抚养最小的熊弟的满菊妈妈，在难以度日的情况下，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才把熊弟抚养成人。
现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烈们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勇于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忘我精神。只要具备了这种精神，在新长征途中，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附图片）
这是刘伯坚同志赴刑场前写给他爱人叔振同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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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地区驻军派出走访组
征求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意见
据新华社沈阳7月26日电 八一前夕，辽宁省营口地区驻军纷纷派出走访组，检查部队贯彻执行拥政爱民公约的情况，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今年年初，营口驻军制订了拥政爱民公约，并把公约送到驻地有关单位，请群众监督执行。这次走访、调查的结果表明，今年以来，军政、军民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指战员们自觉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模范遵守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对于营口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驻军各单位更是给予了大力支持。据统计，上半年各单位支援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15万个。今年五一前后，当地旱情严重，营口驻军出动数万名指战员、100多台汽车，帮助驻地社队抗旱抢种。营口驻军还组织许多巡逻组，积极协助地方公安部门打击流氓犯罪活动，维护城镇社会治安。
走访过程中，驻军各单位虚心听取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拥政爱民工作。某部炮团在走访驻地学校时，学校提出部队派校外辅导员不够经常，团党委马上进行研究，作出了具体安排。某团走访组在方台大队走访时，社员群众提出部队在一次搞战术训练时，有的战士踩坏了禾苗。部队领导干部立即查看现场，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并对全团指战员进行现场教育，然后又组织力量将被踩的地松了土，并逐棵补上新苗，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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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战士王树江抢救遇难的朝鲜族妇女
编者按：这篇报道赞颂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和一些热心肠的汽车司机的高尚品德，也记述了一些司机和干部见死不救的恶劣行为。对于那些在群众危难时刻表现麻木不仁、缺乏起码的社会道德的人，应该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4月3日下午两点，天正下着大雨。在牡丹江市通往鸡西的公路上，一辆载着14名朝鲜族妇女的手扶拖拉机，同一辆满载木料的卡车尾部相撞。拖拉机连同14名妇女，一起摔在4米多深的桥下。
“同志，出事了，停车！停车！”正好赶到这里的解放军某部炊事班副班长王树江，朝卡车司机大声呼喊着。只见那司机探了探头，一看事情不好，便驱车急驶而去。
王树江急忙跑到桥下，奋力掀开拖车，将一个个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的妇女背到公路上。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卡车迎面驶来。王树江急忙扬起双手：“司机同志，停车！停车！”司机明明看到出了事，却加大油门，“嗖”地一声从战士身边开走了。
不久，又有一辆北京吉普开过来。王树江直立在路中央，小车终于“嘎吱”一声停下来。
小王向司机说明了情况，司机望了望坐在身边一个四十来岁干部模样的人，但没得到回答。司机只好对战士说：“我们还有急事哩。”
“那么，挤一个人顺便去送个信吧。”车上的人，再没有什么话可说。这样，一个受轻伤的阿妈妮，才捂着被划破的脸，乘上车，回五星公社北兴大队报信去了。
过了一阵，公路上又出现一辆拉砖的卡车。王树江不顾一切冲过去，横跨在路中央，双手比划着呼喊停车。司机向战士手指的地方一看，二话没说，转过车头，载上13名受伤的妇女，直奔20里外的桦林镇。
桦林镇有个小医院。经检查，6名重伤者，必须马上转送牡丹江市医院。
眼下急需的又是车。可再到哪里去找车呢？
雨，仍没有停。王树江不顾全身满脸的泥水，又在桦林镇为找车奔跑开了。他得知附近的橡胶厂医院有一台救护车，还有一个汽车运输队，就赶紧跑去向开救护车的司机苦苦哀求。
司机瞟了他一眼说：“救护车坏了。”“能不能修一修？”“罗嗦啥！这天气能出车吗？出了事你负责？”司机说罢，转身走了。
小王跨出门外，又朝汽车运输队跑去。
运输队调度员老吴，听了小王的介绍，当即表示：“解放军同志，你做得对。我马上派车抢救。”几个司机都围拢来，抢着担负运送伤员的任务。
6名重伤的朝鲜族妇女很快被送进牡丹江市第二医院。王树江和司机们把她们一个个背到门诊室，办了住院手续，他这才朝回连队的路上跑去。
尽管王树江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但是，5月1日这天，五星公社主任申铉钟，带着北兴大队干部和伤愈后的社员，专程给王树江所在部队送来感谢信和纪念品，并为他请功。
龚愉 傅明常 张明建 盖枫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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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部队大力支援社队战台风搞好夏收夏种
据新华社福州7月26日电 入夏以来，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支援农村社队抗御台风，抓紧夏收夏种。
福建农村近来连续受到强台风影响，繁忙的夏收夏种更加紧张。驻军各部队把帮助社队抢收夏粮，不误季节插好晚稻作为当务之急。驻厦门某团得知今年第五号台风即将来临的消息，立即动员近500名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赶到地处沿海的何厝、高岭等四个大队，及时把60多亩早熟水稻抢收回来。在第六号台风登陆前，角美公社有近百亩成熟的早稻来不及收割。驻军某部队闻讯后，立刻派出700多个劳动力，赶在台风前帮助割完这些早稻。在最容易受台风影响的闽南地区，驻军某师7名领导同志，带领部队到风口夺粮，连日来已帮助抢收早稻900多亩，收摘荔枝十万多斤。
这期间，各部队许多单位还主动腾出宽敞通风的礼堂、俱乐部和操场，给社队晾晒稻谷。各驻军医院、卫生队组织了一个个医疗小组，巡回送医到田间地头。驻闽南地区的运输单位，派出60多台（次）车辆，昼夜兼程，帮助地方抢运粮食和夏种急需的化肥、农药等物资。许多部队的修理处也组织了农机维修小组，奔波在农业第一线，帮助地方抢修拖拉机、打谷机、犁耙等农机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