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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保护好祁连山水源林
祁连山林区是一个古老的林区。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这里还是个多森林、美水草的地方。
从西汉武帝出征西域，移民屯垦，开始带来了河西的繁荣。但与此同时，祁连山及走廊绿洲的森林也开始遭到破坏。经过历代屯垦及频繁的战争烽火，祁连山、合黎山大片的森林被破坏殆尽，致使一些盛极一时的古城变成了黄沙滚滚的废墟。
到了国民党时期，河西的蒋马一伙指山卖木，大肆砍伐，森林遭到更大的破坏，致使山泉枯竭，河床断流，民生凋敝，一片荒凉。河西人民被逼得背井离乡，“上口外”、“下河东”，到处流浪。
风沙、干旱、热风等自然灾害，使河西农牧业受到极大的打击。人们逐渐认识到祁连山森林是河西人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饭碗子”。
解放后，党和政府极其重视祁连山森林，先后成立了张掖、武威两个森林经营管理局，20个林场，逐步扩大了营林队伍，开展了封山育林、采种育苗、造林更新、抚育改造、护林防火等工作，森林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原来林木稀疏的前山森林，经过培育都已变成密林，涵源能力有所恢复。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林区及其附近的厂矿、部队、农牧场、社队，毁林开荒非常严重。毁林、毁草原开荒达几十万亩；盗伐林木的案件数也非常惊人。结果，生态平衡重遭破坏，涵养水源能力显著下降，致使部分泉水枯竭，河水流量减少，川区粮食减产，牧区牲畜退化。例如，黑河上游的东西两岔支流沿岸，近年来陆续开办农牧场，毁林、毁草开荒十余万亩；滥伐了潘家河一带的森林；加之牲畜头数日渐增多，草原面积越来越小，质量显著退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已变成水土流失、岩石裸露、植物稀疏的荒漠。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涵源能力降低，迳流面积变小；加之上游用水和地表蒸发加大，使黑河年迳流量每况愈下。
水是河西的命脉。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在河西农业建设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破坏祁连山森林，就等于破坏河西走廊的农业灌溉；扩大祁连山水源林，就能发展走廊的农业灌溉。所以说，保护和经营好祁连山水源林，是河西走廊农业建设的首要工作。
因此，希望河西各级党政领导，都能把这项事业，排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并经常加以指导。
甘肃张掖祁连山水源林研究所 魏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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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坏沙漠植被，后患无穷
我县莲花公社、明海公社地处巴丹吉林大沙漠的西南部。在这两个公社的荒漠草原上，生长着三万多亩茂密的红柳，植株最粗的可做椽子，灌木丛最密处行人钻不过。这一天然屏障，牢牢地锁住了滚滚的黄龙，保护了草原。这里原来牧草茂盛，地下水源丰富，是裕固族人民多少年来休养生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
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有关的规定和传统的约束都不起作用了。每到冬季，周围几个县的社员便出动架子车、胶轮大车，成群结伙到草古城、黄家井、黑沙窝、上干河、五个疙瘩等地打红柳。开始，还只砍一些红柳枝，现在是连根挖。十年来，被毁掉的红柳达27，000多亩。今年2月14日，一个大队组织了80多人、50多辆架子车、15辆胶轮大车进入莲花、明海牧场挖红柳，一次竟挖走红柳1，750多捆，破坏植被面积17，000多平方米。
近年来，由于沙漠植被遭到破坏，过去沙漠里生长的沙竹、白刺、沙米、芦草、黄菜头等植物，有些已被流沙埋没，有些地方由于红柳被连根挖掉，无法保持水分，水土流失，植物干枯不能复生。草原沙化，牧草稀疏，严重威胁着畜牧业生产。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田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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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让“天水变定西”
天水地区地处陇南，和省内不少兄弟地区相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作物生长季节较长。人们习惯用“得天独厚”来形容天水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的所谓“厚”，主要是天水地区分布有较大面积的天然林，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良好气候条件和灾害比较少等。
天水地区对“得天独厚”的大面积天然次生林的态度怎样呢？我觉得，不少县及公社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行动欠慎，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乱砍滥伐，破坏林木的现象。漳县木寨岭林区是天水地区唯一分布有大片良好针叶树种云杉纯林的林区。十年动乱以来，乱砍盗伐的云杉林地面积达4，700多亩。武山、天水、甘谷、西和等林区，冬季每天进林寻砍烧柴的架子车不下一百多辆，有时多达几百辆。我区多数林区和近林区集镇，木材交易相当活跃。天水县马跑泉集市，车水马龙，大做木材交易；小陇山林业总场虽近在咫尺，但对大量毁林上市的行为，也制止不了。
上述毁林现象，《森林法》颁布以前是这样，颁布后一年多的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个别地方，甚至更加重了。人们担心的“天水变定西”——大量毁坏林、草植被，引起气候干旱、雨水短缺、水土流失，——实际上正在逐步演变中。不信吗？请看现实。秦安县不是全县都已经定西化了吗？天水、甘谷、武山县渭河以北的近20个公社，不是也已经干旱化了吗？清水县西部一些公社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相当一部分面积，不是也已经“黄化”了吗？甚至连秦岭南坡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礼县，也有部分公社进入了缺树少柴、干旱、水土流失的行列。目前，全区渭河流域8县（市）已有59个公社（镇），植被破坏严重，气候干燥，水土流失，农业经济落后，被列入全省干旱困难公社名单。只是作为一个地区整体来讲，天水还没有演变到定西的地步。如不觉悟，继续“吃祖宗饭，造子孙孽”，那么，要不了多久，历史留给天水地区的一点家当，就会破坏殆尽；
“天水变定西”就会成为事实。
天水地区林业站 程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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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敦煌县植被破坏情况严重
敦煌县天然灌木林的破坏情况是很严重的。
原分布在西湖、北湖、东湖地区和南山的39万多亩天然灌木林，现在只保存有9万多亩了。解放以来的30年中，天然灌木林共损失了29万多亩，占原天然林面积的74％。在这个数字中，人为破坏的约17万多亩，自然枯损的约12万亩。
天然植被破坏造成的恶果相当严重。根据气象资料记载，七十年代8级以上大风日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五六天，沙暴日增加了三四天。1978年4月一场大风沙，仅孟家桥一个公社就压毁小麦1，000多亩。在敦煌至柳园的公路上，因天然植被绝大部分被破坏，路面上流沙如瀑，阻塞公路。敦煌千佛洞九层楼北面的沙山，由固定沙丘变为移动沙丘，对千佛洞已造成威胁。
敦煌县的天然植被为什么遭到如此严重破坏，而又长期得不到制止？主要是群众烧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里干旱缺水，年降雨量仅36毫米，依靠人工造林解决烧柴，相当困难。加之附近无煤，当地群众早就养成了依靠在沙漠戈壁中打柴烧饭取暖的习惯。解放前，这里沙生植被虽然也遭破坏，但因交通闭塞，破坏数量还不大，也不集中。解放后，随着各项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公路网四通八达，兰新公路沿东湖边缘和北湖边缘而过，从敦煌到柳园的公路横穿北湖中心，这便为社员进入湖区打柴创造了方便条件。再加上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农作物秸秆大多数供沤肥和作牲畜饲草，群众日用燃料来源减少。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本来存在的烧柴问题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敦煌县15，000户人家，有70—80％要进沙滩打柴。每户人家每年要打柴5，000斤左右。机关、部队、学校、厂矿也经常开着汽车、拖拉机进沙滩打柴，每年从沙滩挖出天然植被达5，000万斤以上。以每5，000斤湿柴作为一亩计算，一年就要破坏天然灌木林一万亩左右。
社员群众反映，到沙滩去打柴，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出发时要带上馍馍、饮水和牲口饲料，一连几天住在沙滩上。现在到西湖地区沙滩打柴，来往一次需要7天，到北湖、东湖打柴，虽然一次约需3天，但需深刨沙堆才能挖出红柳或胡杨根，费劲很大。因此，社员群众一致要求解决燃料问题。
甘肃省植被保护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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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几封来信和调查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天然植被被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保护天然植被已刻不容缓。
无论是水源涵养林，还是沙漠草场、绿洲边缘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地区，天然植被遭到破坏所引起的后果都是可怕的。
人为地破坏天然植被，主要是人们为了解决缺乏燃料、肥料、饲料问题，以及盲目扩大耕地，发展副业和不合理放牧等所造成的。这里既有对保护天然植被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又有确实存在的实际困难问题。例如，在沙漠地区，由于缺乏燃料而不得不去破坏天然植被；在一些林区，由于限制过死，社队无利可图，伤害了他们护林的积极性，甚至毁林。类似的问题都是应该研究解决的。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森林法》，同时也要切实地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好天然植被的保护工作。
甘肃省植被保护调查组在调查敦煌植被破坏情况的时候，针对那里主要是缺乏烧柴的问题，提出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燃料问题的建议：国家协助地方，由公社负责组织为社员供煤；省里具体帮助修建、推广沼气池；利用当地日照长的有利条件，积极试验推广太阳灶；在有条件的地区划给社员土地，营造薪炭林，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可行的。
保护天然植被不能单靠哪一个部门去管，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管这件事。只要各级党政领导都真正重视起来，把保护天然植被当作一件直接关系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生产、生活的大事来对待，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执行各项林业政策，那么，许多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破坏天然植被的现象也是不难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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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一封寄自海外的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摆在我桌上的一封信，是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朋友和同志的来信。他的信使我十分感动。他的爱国热忱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跃然纸上，以致令我不得不将他的信给我周围的同志看，并不得不把这封信寄给你们。也许它对不少青年（不止于青年）也是个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当我将他的家庭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告诉你们以后，你们一定会更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同志名叫傅敏。他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他于去年自费去英国留学。在文革中，他的父母都被迫害死了，他本人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傅敏的爱人涂馨欣（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曾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然而，今天再看看傅敏这封诚挚而热情的信，你就会更感到这种爱国主义的品质难能可贵。他不仅信中这么写，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没有怨言。而我们有不少同志还做不到。这些同志总是难以摆脱由于十年动乱中受害而产生的怨气。傅敏出国前原在北京市七中教英语，他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
新华社香港分社 郭先逑郭先逑同志：
……
我初步决定7月底到港，然后回国。
来英已一年余，我就读的课程6月中旬结束，然后游览一下英国。最近，访问了一个COLLEGE（学院）、两所小学。下周还将访问两所中学，准备呆两天，这是我的重点。同时，我准备设法搞点教材，主要是数学和英文教材。英国的教育问题也不少，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来此后，感想很多，总的感觉是：西方确实走在我们前头，但毕竟是资本主义，前途没有什么希望。相反，我觉得中国今天虽然落后，但有潜力，只要政治稳定，彻底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我们的国家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国家。西方世界是个广告世界，是个人人都很自私的世界。它的先进、现代化下隐藏着无法克服的危机，人都成了现代化的奴隶。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去。其实，我出来时从来没有不回去的念头；出来之后，更坚定了回去的念头。我很想念祖国，想念我的学校、师生，也想念女儿。在这儿我总觉得INSECURE（不安全——编者），似乎不是在地上，而是在云堆里。我觉得回去能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点有益的工作，我这一生才算没有白白度过，我也心安了。
有人说我是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我承认我是爱国的，但不是极端的，因为极端似含“排外”的意思。国内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想往国外，如果是为了学点东西，再回去为国效劳，我很赞成。但如果是为了享受而想定居国外，一则我能理解，毕竟十年浩劫，极左路线把大家搞苦了；二则我不赞成，如果都往外跑，我们这个国家靠谁来建设？祖国好比是自己的母亲，我们能抛弃百病丛生的母亲不管吗？有的人是怕再来个反复，我觉得那已是不容易的事了，即使再来一次，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存亡的问题。我宁愿与哺育我成长的人民共存亡。
也许从小父亲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很深，在学校里，主要是在中学里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很深的缘故吧！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尽管完全的社会主义我还没有看到，但我想，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世界上各种理想、主义多得很，看来看去都不行。只有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当然，实现这个理想必然要经历各种风浪，因为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总之，我对祖国前途是乐观的，但我深知道路是曲折的。
…… 傅敏
第3版()
专栏：
武汉轮渡船上秩序混乱
前不久，出差路过武汉，有机会坐上了武汉轮渡公司的轮船。船上拥挤、混乱，自行车、板车、挑子等东倒西歪。从汉口四官殿码头到下游阳逻码头，航行近三个多小时，没看见一个服务员。船上放着好几篓子小猪，猪粪尿弄得船板到处都是，气味难闻，我们还踩了好几脚牛粪。心想，船楼上也许好些，可上去一看，满地瓜子皮、烟头、纸屑，挂在柱子上的一些鱼肉等食品直往下滴水。
我们见到这种场面，感到十分惊讶。一些乘客说：“你们是初次坐轮渡吧？我们是常客，已见多不怪了。”
解放军某部 黄友宝 石志
第3版()
专栏：
要求改进武汉水上交通的管理
号称百万闹市的武汉市，每天乘船渡江往来武汉三镇的职工群众达好几十万。武汉港内，上起长江大桥，下至徐家棚一带的繁华江面，设有五条横渡航线。这些航线，从早到晚，车水人流，络绎不绝，秩序十分混乱，影响轮渡的安全。就是在全国性的“安全月”活动中，仍然未见好转。据我所见所闻，威胁轮渡安全航行的有三大祸患：
其一，船只乱停乱泊，阻塞航道。港内过往、停泊的船只，多若星云，本应按章航行，循规停泊，但是，现在有很多货船和油驳船，只图自己方便，不顾港内管理规定，拥挤在汉口、武昌闹区水域，胡乱抛锚。常有不少驳船横七竖八地停泊在主航道内。冬春枯水季节，滩高水浅，影响更大。
其二，水域狭窄，船只靠泊困难。武汉关、苗家、王家巷、港一码头囤船前后，很多船舶并排贴帮，大船后尾吊小船，象结豆角般地靠船，少则三四艘，多则七八艘，并列排靠，延至主航道，形成轮渡码头的狭窄水域，有时窄至三四十米。这给每天往返停靠多达四五十次的班船，带来难以排解的困难。班船经常晚点，耽误职工上下班时间，并曾多次发生碰撞事故。
其三，管理松弛，违章航行。港务局虽有专门负责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部门——武汉航政处，但往往只能管束长江航运局外的船舶，很多局内船舶，则无羁无束，乱走航道，拦头竞争，抢先横越，你追我赶，横冲直撞。
我呼吁有关部门和领导，从速切实加强水上交通秩序的管理。
武汉市轮渡公司 赵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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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希望加强对农村影场的管理
一些农村电影队玩忽职守，欺骗群众，实在不象话。
莲塘公社电影队，今年元月某日贴出放映《大浪淘沙》的广告后，放映员却偷偷溜去县城办私事，致使一千多名观众扑空。类似情况，今年以来，这个电影队出现过三次。
黄田公社电影队，把《探亲记》这部既无古装、又非戏剧的故事片，冠以“古装戏剧片”的美名，又把故事片《三个战友》巧称为“战斗故事片”，以吸引观众。观众看后连说上当。
黄田公社电影队今年五月份上映电影十场，其中有七场是搭片放映的。搭片场次加倍收费，这不仅使观众多付了钱，而且一看就得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影响观众休息和第二天劳动。
一些放映员不注意维修和保养放映机，以致时放时停，严重影响放映效果。一些工作人员偷懒，放映前不作影片内容介绍，使观众看起来很费解。尤其是一些外国片，看后许多人还摸不着头脑。
希望有关业务部门加强对农村电影队的领导，帮助他们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当地党组织要加强检查督促，以便让电影队更好地为丰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
中共广西贺县县委宣传部 左少良
第3版()
专栏：
陕西省图书馆的“新措施”值得研究
陕西省图书馆今年办理个人借书证，每证收5元“保证金”（集体借书证收10元）；每张办证卡片收费三分，每个借书证收成本费三角；读者借书过期每天罚款一分，借阅览室书刊过日每天罚一角（或扣压证件两周）。据说这些新“措施”，多是外地的“先进经验”。
“新法”实行后，因收费问题，图书馆经常与读者发生矛盾。一些读者感慨地说：“六十年代初，图书馆主动送书上门，热情服务，把读者当作亲密的朋友，现在却成了经济关系了！”我认为，对不遵守制度、借书逾期不还而影响图书周转的读者，是应该批评教育的，但要改变这种现象，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强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
陕西省图书馆 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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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半年修不了一台电视机 边防战士费钱又受气
我们是驻守在内蒙古边疆的战士。以前这里的文化生活一直很单调，很多战士入伍三、四年也看不上一次文艺节目。一九七七年，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一台电视机，从此，我们可在电视上欣赏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看到四化建设的成就，了解世界动荡的风云，还可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们热爱边疆，保卫边疆的决心。
可是，去年十一月份，电视机突然坏了。领导上决定把它送到边疆战士最信赖、认为最有把握的地方——祖国的首都去修理。十二月二十日，我部技工田哲俊和杜建东二人，千里迢迢，把电视机送到了北京市珠市口电视机修理部。开票后，问什么时候能修好，回答说：“先等着吧！”过了七天，又去询问，回答说：“没有零件，再等一段时间。”两人只好悻悻然回到内蒙古。这以后的四个月中，我们又让司务长林邦根先后三次到修理部去打听修复情况，得到的回答仍是那一句老话：“等着吧，没零件。”今年五月底，领导上又专门派李庆法同志前往北京取电视机，结果还是没有修。就这样，这台电视机在北京住了近半年“院”。问他们到底还得等多少时间？服务员不耐烦地说：“等到什么时间没准。”无奈何，只好让李庆法同志扛着电视机乘火车，换汽车，又把它带回内蒙古驻地。
起初，我们认为北京是祖国的文化中心，修一台电视机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可事实却伤了我们的心。且不说边防战士们发出如何的感慨，单说为修这部电视机白白用去的旅差费就有四百四十七元六角五分，又可以买部电视机了。
现在这部电视机还躺在仓库里，难道就眼看着它报废吗？战士们是不忍心的，但又没处去修。
解放军驻内蒙古某部二十五分队全体干部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