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口、四化和人口投资
田雪原 刘兆祥
有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同这两种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有经济和人口两种生产投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有计划地增加人口投资是很有必要的。
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同四个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表现为人口数量过多，人口质量又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人口作为一个抽象，是质和量的统一。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人口质量和数量方面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15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处在以繁重体力和手工技巧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以及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生产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到了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发生后，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变成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劳动者的技术和文化程度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被提到了首位。这一转变过程，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生产力内部的变化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劳动者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也大不相同。
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农业生产基本上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业生产也存在着部分手工劳动。我们搞现代化，就要改变这种劳动方式，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逐步实现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对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数量方面，虽然有些部门，如商业、服务行业等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但另外一些部门，特别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相对减少，而且有绝对减少的趋向。由于我国人口年龄构成轻，进入和即将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特别多，未来人口增长的势头是很猛的。这同四个现代化的矛盾将变得更加尖锐。
另一方面，实现四化需要大批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各方面专业人才，需要千千万万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熟练农民和其他熟练劳动者，需要人数众多的懂得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管理干部。当前，我国每万人中大约只有十个大学生，比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初中毕业生有一半升不了高中，高中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升不了大学，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文盲，这同四个现代化之间形成另一对尖锐的矛盾。现代化建设的步子迈得越快，对人才的要求越急迫，这个矛盾就越是突出。
解决上述矛盾，显然不能等到人口数量调整好了，人口质量大大提高了，再来搞四个现代化，而只能使人口生产同四化建设相适应，积极控制人口数量并大力提高人口质量。这是我们考虑增加人口投资的基本出发点。
有计划地增加人口投资
解决人口同四化的矛盾，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仅仅依靠宣传和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包括有计划地增加人口投资。
控制人口数量增长，需要增加人口投资。其一，举办老年人社会保险。目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已经实行了退休制度，绝大多数集体所有制单位，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养儿防老”除去封建色彩那一面以外，仍然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控制人口的一大障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看，非实行老年人社会保险不可。
其二，奖励独生子女。从根本上说，国家、集体和个人家庭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期，三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当前养一个孩子的费用不高，在农村更是“加人不加菜，只是加双筷。”可是，这些人一旦成长为劳动力之后，却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因而，“多子多福”除去封建意识那一层以外，也有它存在的客观基础。为使控制人口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在政策上需要考虑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时，少生子女客观上为国家和集体节省了一笔费用，将来还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国家应该拿出一些钱来作为奖励独生子女之用。
其三，加强节育技术指导。控制人口应以避孕为主，辅之以必要的人工流产。为此，就需要投一点资，尽快研制并生产出新的高效、安全、经济、方便的避孕药具，并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改进药具供应，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水平。
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增加人口投资。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教育事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经过十年浩劫，把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已经缩短了的差距又拉大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是受经济力量的限制，同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用在科研和教育上面的经费仍然比较少。另一方面，根据国内外提供的资料，目前已经发现的遗传性疾病和遗传性缺陷有两千多种。据我国十个省市对三十万七岁以下儿童的健康检查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畸形、先天性愚形患者所占比例也比较大，有的地区有上升的趋势。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民族素质，需要增加人口的智力投资和健康投资，真正做到生得好、生得少、养得好，为四化输送合格人才。
人口投资的经济效果
增加人口投资，需要澄清一些认识问题。有人认为，人口投资固然需要，但周期长、见效慢、不上算，不如投到经济建设中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人口投资，直接用于增进人民健康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如此，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口投资无论用于控制人口数量还是用于提高人口质量，其经济效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在控制人口数量投资方面，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我国一个婴儿成长为劳动力，全国城乡平均至少要花2，400元的抚养费用。其中按国家支付三分之一计算，需要800多元，其余为个人家庭支付。从1953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年用于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口的消费额，将近国民收入的30％。如果把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减少10％，国家一年减少的开支相当于1978年积累总额的15％左右。对未来的人口发展也可以算一笔帐：如果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1．5，到2000年要比平均生育率为2少生近1亿人，即可以节省2，400多亿元的抚养费用，其中国家可节省800多亿元。如果平均生育率低于1．5，则节省的抚养费用还要多。那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譬如三分之一，作为老年人社会保险、奖励独生子女等费用，从而使国家少支出几百亿元，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上算”呢？
人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人在生产劳动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只是对劳动者技术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劳动力质量在现代生产中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非常强调人的智力的开发，重视人口投资，把它当作经济高度成长的强有力的杠杆。他们首先从发展教育入手，大量增加教育经费。据统计，美国1965年教育费用支出为370亿美元，1977年增加到1，440亿美元。法国1950年教育费用支出为14．9亿法郎，1979年增加到800亿法郎。日本则致力于普及高中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学毕业生从1951到1973年22年间增加15倍，大学研究院毕业生从1963到1973年十年期间增加4倍多，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科技队伍，才使他们有可能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本国技术，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用不到二十年时间，消除了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落后三十年的科技差距，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了八至十一年的义务教育，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迅速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很快，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事实说明，为了开发人的智力，投资于科学和教育事业，是一种和经济建设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投资。人口再生产具有周期长、变化稳定的特点，人口投资自然不能象经济建设投资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投资培养的人才一旦成长起来，一旦进入生产过程，便会创造出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长期起作用，推动经济发展。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了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应该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状况出发，积极地、有计划地增加人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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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值得研究
陈福生
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报刊文章中，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列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的基本原理。这个观点一流行，对经济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观点的影响下，一说要扩大生产规模，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积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一再提高，严重地挤了消费，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
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积累的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7、685页）。马克思这一论断，仅从其内容来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用的。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社会主义建设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论是增加生产资料，还是增加劳动力，都必须依靠积累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仍然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但是，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拔高，说成“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就值得研究了。
其实，积累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马克思不但没有这样的观点，相反，他明确地指出：“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65页）。马克思曾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归纳起来说，在不增加积累基金支出的条件下，下列一些办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扩大生产规模。
第一、提高现有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合理地充分地利用现有厂房、仓库、道路等建筑设施；合理地增加生产设备的生产使用时间；用技术革新的办法提高生产设备的能力；加强设备的维修保养，在不妨碍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下，延长使用期限，等等，都可以使同等数量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在不增加积累的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
第二、节约使用原材料。加强定额管理，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不断地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料、材料、辅助材料、燃料的消耗，可以在原有规模的原材料、燃料消耗总量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也是在不增加积累基金支出、不增加流动资金的条件下，扩大了生产规模。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消耗。用加强劳动者的文化技术训练、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的方法，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使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合理化、科学化，节约单位产品和单位工作量的工时消耗，节约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在消耗同等数量的活劳动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
第四、加速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加快，可以节省积累基金的使用。这就意味着用同量流动资金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除了以上四项以外，折旧基金的合理提成和合理使用，以及开展原材料燃料的综合利用等，都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扩大生产规模。
全面地正确地认识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对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对于调整国民经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有重要意义。正确地认识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源泉，就会努力通过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另一方面，正确地看到积累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就可以动员人们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内部潜力来增加生产。现在提的“重工业靠挖潜”，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重工业的发展不是靠建立新厂，而是更要着重靠以上几种不直接使用积累基金的方法，在现有的企业里扩大生产规模。这反映了对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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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南斯拉夫的法制和社会监督
迎秀
南斯拉夫是个重视法制的国家，联邦和各共和国都有立法权。南斯拉夫人强调，法律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应当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据不完全统计，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以外，它大约有八百个各种法律和法令。这些法律中间，有一部分是各共和国基本相同的。据说，把那些内容相似的除外，重要的法律和法令仍有三百种左右。这些法律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调整的范围，把各种社会关系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就举住宅建设为例，它有住宅关系法、住宅建设投资法、住宅自治利益共同体法、住宅合作社法、社会所有制房产折旧法、私有住房和土地买卖法等。南斯拉夫的法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比较详细、具体。例如，宪法共有406条，“联合劳动法”则有671条。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还不断地制定新法律，去年就新制定了价格法，还正在制定扩大再生产法等。此外，一些单位和行业之间还签订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不仅如此，南斯拉夫的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法律制订本单位的工作章程和管理条例。这样，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有章可循，同时，通过这些法律、法令和条例等，也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当然，仅仅有了法律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严格的执法制度。在南斯拉夫，法律是具有很大权威的。这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法律是经过人民群众广泛讨论、民主制定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司法制度。任何人违反法律，都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他们有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和自治法院等。自治法院主要是“联合劳动法院”，专门处理联合劳动组织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和纠纷，保护社会所有制和劳动者的权利。普通法院里还有一个行政庭，专门处理个人或企业、团体同政府之间的行政纠纷。例如，一个公民发现政府机关的文件、决定同法律不合，可以向行政庭提出诉讼。这类案件大多是关于税收、住宅、退休金等方面的问题。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中最大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每年约有一万多起这类案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每年也有一、二千件，而且百分之二、三十是国家机关败诉。这不仅促使政府更加注意遵守法律，而且巩固了法律的权威，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南斯拉夫在执法方面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除了这些司法机构以外，广大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一些社会机构来监督违法现象。任何人发现了机关团体、企业或个人有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机构反映。这样，在南斯拉夫，任何违法行为都有人监督、检举，都要受到制裁，这对它的国家稳定、民主得到保障、社会秩序良好和经济不断发展，都起着促进作用。
那么，人民都通过些什么机构来实行自己的监督权呢？
先从基层谈起。在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南斯拉夫，各联合劳动组织都由工人选举出的工人委员会管理。与此同时，工人们还选举产生一个“工人监督委员会”，它有权对本联合劳动组织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如果发现问题，可以把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向工人委员会提出，也可向有关机构报告或者向法院提出控告。根据宪法规定，“工人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方面是相当广的。贝尔格莱德市各单位的“工人监督委员会”每年要处理几千个案件。有了这个委员会，工人群众发现本厂的问题，对工人委员会、行政管理部门或某领导人有意见，都可以向它反映或申诉。这是一个保证工人自治民主权利的机构。
在联合劳动组织之外，南斯拉夫有一个由最高立法机关——联邦议会任命的独特的机构，它的任务是对全国的社会所有制的工厂、企业、银行和事业单位，以及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财务，进行统计和监督。这个机构名叫“社会簿记局”。它发现某单位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问题或有违法行为，可通报有关单位、机关或司法部门，以便它们采取相应措施和依法处理。为了防止和及时发现滥用职权违反财务制度等非法行为，“社会簿记局”根据疑点对嫌疑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它是个对全国的财务活动进行全面统计和严格监督的很有权威的机构。一年之中它要检查几千个单位并做出裁决，向检察院和法院提出许多份关于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的报告。据南斯拉夫报纸报道，法院审理的许多财经犯罪案件，一般都是“社会簿记局”查获的。簿记局除从业务上发现经济违法现象外，还接受人民的检举。就是说，任何人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有经济违法行为，都可以向它反映。
南斯拉夫还有一个名叫“社会自治辩护人”的机关，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由联邦和共和国的议会任命的。联邦、共和国以及一部分区都有这种机关。它的任务更广泛些，它要保护劳动者的自治权利和社会财产，对社会各领域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受理公民的控告。这是个人数较少但能量较大的机构。例如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社会自治辩护人”，一个正职，两个副手，整个机构才十几个人。南斯拉夫全国共有900名社会自治辩护人，去年处理了7万件纠纷，其中80％ 以上是根据劳动者的揭发，很大部分是来自联合劳动组织的工人委员会或工人监督委员会。
“社会自治辩护人”怎样进行工作呢？当它收到关于某单位的自治权利受到破坏的反映时，首先去进行调查，调查属实则提请该单位解决。如果该单位拒绝解决或解决不了，则提交法院或政府，党内问题则提交共盟，根据问题大小可提交各级共盟直至共盟中央。南斯拉夫同志介绍，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单位对“社会自治辩护人”的干预都是接受的，只有10％的纠纷还须提到其他机构去解决。据塞尔维亚共和国“社会自治辩护人”举例介绍，1978年首都贝尔格莱德有300个联合劳动组织在分配中没有按照法定的比例，即要求多分、减少积累。经“社会自治辩护人”向它们提出意见和警告，大多数接受了，但有3％的单位不接受。于是，“社会自治辩护人”就把问题提到了联合劳动法院。又例如，有人反映某单位拟派70人赴美进行科技考察，但实际上带有旅游性质。“社会自治辩护人”调查属实，就让该企业撤销了这一前往美国的计划。“社会自治辩护人”是根据南斯拉夫1974年新宪法规定产生的新事物，只有五年多的历史，但它的作用日益增大。据报刊报道，这两年每年约有八、九万件需要处理的问题提到了它的面前。
除了这些专门机构外，在南斯拉夫的各级政府还设有各种检查员，如工业产品标准检查员、食品卫生检查员、价格检查员、市场检查员、外汇使用检查员等，以及文教部门的检查员。这个检查员网也监督着各行各业是否依照法律行事。例如，首都贝尔格莱德有不少菜市场，按照法律规定，个体农民可以来此直接出售自己的产品，但是不允许从个体农民处贩来商品倒卖。市场检查员就时常出现在菜市场，抽查和取缔违法倒卖的商贩。
总之，南斯拉夫的法律、法令以及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自治协议和条例是很多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严密的执法制度和普遍的社会监督。不少机构向人民群众提供了使用监督权的场所，这显然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体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原则。当然，南斯拉夫的法制建设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自己也认为：有的法律条文过多，体系有些繁杂；根据新宪法调整全国法律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有些重要法律还没有制订好；有些法律也不是执行得很好。但是，他们这一套制度，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并使之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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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出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为研究美的本质和美感问题提供历史资料的汇编，共收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初62位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美学家的美学观点。全书按时代划分为四部分，即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每个时期都按人物排列。在每人的论述之前，都附有简略的生平介绍。选文之前都加上小标题。对于各家的论点，编者不加评论，留待读者自己探讨。
解放后，我国曾陆续出版过一些美学方面的专著，但比较系统地专门介绍从古到今的美学文献，并不多见。这本书的出版，对哲学工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将有所助益。
（汪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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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著《动物志》翻译出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重要科学著作《动物志》最近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译者吴寿彭。《动物志》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学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也是古代第一部按学术体系记录的人类关于动物学的广泛知识，对近代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在科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陈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