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什么想起了1939年？
陈有为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两个十年了。未来的世界编年史上，是不是会增添一次新的世界战争？从1945年8月延续至今的动荡而脆弱的世界和平，还能维持多久？人类究竟如何才能避免卷入另一场世界性灾难呢？
各国的政治家和报纸评论员们，正在越来越不安地关注和探讨这个关系到整个人类安全与世界命运的问题。
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而危险主要来自那个野心勃勃地企图称霸世界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莫斯科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就是一个令人不容置疑的凶兆和证明。
曾经两次遭受过世界战祸的欧洲，对于战争的危险特别敏感，也特别担忧。英国《泰晤士报》写道，目前存在着“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局势相类似的可怕情况”。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认为，“人们在考虑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可能把人类引向一场战争”。西德的民意测验表明，那里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担心“今后三年内很可能爆发战争”。总而言之，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当世界跨进八十年代的历史门槛时，新的全球战争的幽灵，又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如果考察一下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和平间隙的国际关系，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时人们以为是在不惜一切地谋求和平，实际上却助长了侵略者的胃口，促进了战争的爆发；而有时人们不惜一战，却反倒是制止侵略以赢得和平的良策。
在战云密布、风雨欲来的1938年秋天，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他站在唐宁街首相官邸门前，晃动着刚刚同希特勒签订的《英德宣言》，非常得意地对公众说：“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证”；“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对于这个“和平缔造者”是多么地感恩戴德，以至要求在英国设立张伯伦的“和平基金”，甚而从法国辟出一块园地来专供这个爱好钓鱼的英国首相“愉快地钓鱼”。
但是历史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裁决：张伯伦成了纵容侵略的千古罪人，而无数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欧洲人，不是在希特勒的炸弹和炮火中血肉横飞，就是被烧成法西斯焚尸炉里的焦灰。纳粹的铁蹄终于踏进了巴黎凯旋门，而整个欧洲则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
在这以后，当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想对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兄弟助一臂之力的时候，力图偏安自保的美国孤立主义者还拚命攻击他是“战争贩子”，反对把选民的儿孙派到欧洲去送死。罗斯福后来只是援引了一条1892年的法律，才制订出“租借法案”来向英国输送武器军火。直到美国船只在大西洋上一再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罗斯福政府才迟至1941年12月11日得到国会的授权向希特勒宣战。
由此看来，战争的发生与和平的维护，不仅取决于侵略者的野心，也取决于反侵略的意志和对策。作为历史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算是发端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的闪电进攻。但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说，这场战争不是早在希特勒张开血盆大口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开始了吗？要是在这以前就给希特勒以当头棒喝，不惜以战制战的话，希特勒怎么可能胆大妄为到如此这般地步呢？
现在西方报刊之所以把当前的世界局势拿来同 1939年的历史相对比，是因为今天出现了战争威胁和如何对付这一威胁的同样问题。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是莫斯科几年来在安哥拉、非洲之角、红海、印度支那放肆侵略扩张的继续，也是西方对这种扩张行径听之任之，不敢作出对抗性反应的结果。阿富汗事件不是一个区域性事件，而是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必然的一步。局部行动往往是与战略全局相关联的，而全局又是从局部开始的。苏联的战略目标是称霸整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惜采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如果对苏联的每一个局部扩张行动都不采取对策加以制止，那么昨天让它霸占那里，今天让它控制这里，明天它又会伸向别的战略通道和战略要地。如此步步进逼，总有一天，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全球的格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到那时，即使不得不作出对抗，世界地图已经大大变色，有利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伦敦冲突研究所所长布赖恩·克罗泽写道，“我们不仅已经在从事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认为，与以前不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完全是从苏联大片土地上发动的一场单方面的扩张战争。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全世界其他各国都是被侵略者”。此话虽然惊人，却也不无道理。
因此，无论对西方或对世界来说，现在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时机的问题：与其到将来不利时起而抗之，不如现在就对苏联的扩张势头起而制之。所谓现在起而制之，就是苏联在哪里侵略闹事，就在哪里顶住它，与之针锋相对，不许它得寸进尺，为所欲为。即使它甘冒风险，一意孤行，也要使它付出重大代价，遭受挫折；即使无法改变它的战略方向，也要延缓它的战略行动，以便赢得时间来协调反霸行动和增强反霸力量，尽可能地推迟战争的到来。如果总是举棋不定，采取观望态度，甚至幻想莫斯科会满足于已得的地盘适可而止，或者有意牺牲弱小，给它尝点甜头，那就必然会使历史重演，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场新的灾祸。从这一点上说，如果人们回忆过去的1939年是为了防止另一个1939年的出现，那么这种回忆对比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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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伊拉克
安国章
在动荡不安的海湾地区的北端，在产生《天方夜谭》迷人故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一个国家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变化，它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它的工业也以石油工业为主。石油生产主要集中在基尔库克、鲁迈拉和祖拜尔三大油田。北部基尔库克的石油，过去是通过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油管从地中海出口。为了加快石油的运输，近年来，又新建了两条大油管。一条从基尔库克到海湾法奥港外的深水油港，全长810公里，另一条是从基尔库克经土耳其到地中海岸，全长1，005公里。南部的鲁迈拉和祖拜尔的石油，通过油管在法奥港外的油港输出。这样，伊拉克的石油运输就畅通了。
伊拉克虽然盛产石油，但炼油能力在1977年以前却很薄弱，在巴格达、哈迪萨、基尔库克只有一些小型炼油厂。为了改变单纯出口原油的状况，伊拉克增建了石油化工联合企业，还兴建了化肥厂，注意油田伴生气的利用。由于石油工业发展很快，伊拉克已成为世界第四大产油国，储油量1，000亿桶，日产原油达350万桶，每年的石油收入200亿美元。在石油收入方面，伊拉克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
除石油工业外，其他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过去伊拉克自己没有钢铁厂，全部钢铁都需进口。钢铁的不足，严重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今年年初，第一座钢铁厂已在巴士拉建成，年生产能力为40万吨，伊拉克今年所需钢铁的一半可由这个厂提供。伊拉克的纺织、水泥、造纸、食品等民族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工业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率已从1968年的41．6％增长到1978年的63．9％。
伊拉克虽是一个石油大国，但对农业也非常重视。萨达姆总统曾说农业是“永久的石油”。目前伊拉克正在大力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
伊拉克北部多山，南部多沙漠和沼泽地，修建铁路比较困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又因河道曲折，航运受到限制。因此，伊拉克大力发展公路建设。在过去11年里，全国修建的公路总长度已达7，850公里，便利了交通往来。
在对外政策上，伊拉克坚持“真正的独立、中立、不结盟”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伊拉克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指责苏联“在阿富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为了反对超级大国的称霸，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萨达姆总统于今年2月提出了“阿拉伯民族宪章”，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拒绝任何外国军队和基地的存在；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犯和破坏；主张使阿拉伯国家远离国际冲突和战争圈子。为保卫海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萨达姆总统表示伊拉克愿意加强同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各国的合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已签订30多项合作协定。与此同时，伊拉克还大大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并向二十五个亚非国家提供援助。伊拉克独立、积极的外交活动，对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起了并且正在起着重要作用。
伊拉克在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
（附图片）
伊拉克的摩苏尔大桥横跨底格里斯河，全长六百六十多米，宽二十米。它是伊、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劳动的结晶。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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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河流改道破坏生态平衡
多年来，苏联大规模进行的河流改道等水利工程，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据报道，苏联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大力开垦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荒地，并且大规模地进行河流改道等水利工程，把西伯利亚的一些本来流入北冰洋的主要河流的水引向中亚地区进行灌溉。由于河流改道，咸海的水位下降了一点五米。如果不能引来别的水源，这个海就可能完全干涸。里海的水位也由于伏尔加河的水被引去灌溉农田而正在下降，咸度增加，鱼类减少。
苏联修建的许多大型水库和运河系统，也给黑海和亚速海的渔业带来严重后果。水坝使下游和三角洲的河水里丰富的营养物大大减少，用水量的增加也使河流流量减少，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河湾中的含盐量。这些变化严重损害了淡水和咸水生物群的栖息地，致使鱼类大量减少。在过去二十年中，黑海和亚速海的捕鱼量急剧下降。这两个海原有的大量珍贵鱼类，如今几乎绝迹了。亚速海在七十年代的捕鱼量只有三十年代的三分之一。其中贵重鱼种所占的比重由三十年前的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下降到目前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使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受到损失。据报道，全国每年仅鱼类的损失就达十亿多卢布。（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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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美国通讯
里根这个人
本报记者 王飞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政坛中一颗上升的明星。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成定局。
里根生于1911年。从1937—1957年，他在好莱坞当了20年的演员。接着，他又当了14年的电影演员协会主席与董事。从1966年起，他两度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1976年，他竞选总统未成。目前，他已年近七十。不过，从预选活动中可以看出，红润的两颊，油亮的黑发，显示他的健康状况，同他的高龄相比，还是良好的。但也有人说，他在每次出场之前，常常淡淡化妆一下，以掩饰他的老态。
里根过去的经历，使他锻炼出一副好口才，有时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一句俏皮话，也就对付过去了。这被认为是他能吸引选民的一个特长。对于复杂的问题，里根惯于三言两语把它打发掉。
美国“政治传记公司”出版并广泛发行的《里根传略》中写道：“在为通用电气公司当了8年的电视巡回宣传员之后，里根被认为是美国大企业可靠的、甚至是少有的代言人”。这反映在他对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主张上。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自称属于供应学派，强调“自由企业”制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他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坎普一罗斯提出的在3年内减免个人、公司税30％（每年减10％）的提案。
与此有关，里根反对“大政府”，反对“三多”（即政府“征税过多，规章过多，管得过多”），主张大大削减政府开支，冻结与裁减联邦政府职员，取消政府对企业下达的一切不必要的规章条例（主要是关于环境、安全、质量标准等），让“自由企业”制度充分发挥作用。
里根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减税，乍看起来，似乎可以使人受益。实际上，里根一面要求减税，一面曾主张砍掉联邦政府900亿美元的福利计划，把它划归地方政府。因此伴随这种减税而来的，将是黑人、失业工人、老人、穷人的福利津贴的大量减少。
在国内问题上，里根还有一些独特的论调。对于能源危机这个复杂问题，他主张政府不要管，一切交由市场决定。为此，他主张取消新建的能源部。他强调私立学校的优越性，主张取消卡特政府新成立的教育部。他这些独树一帜的方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里根的新任首席预算顾问格林斯潘，就反对他的3年减税30％的主张，认为这将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加剧。
在对外政策上，里根一贯以坚决反苏著称。他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动乱的根源。没有苏联的插手，世界上就不会发生任何使美国感到头疼的骚乱。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上，他大声疾呼地指出，美国已落在苏联之后，苏联军事实力实际上已在每个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在两国军事力量对比上，已屈居第二。
为应付危险的形势，里根主张美国应制订一个针对苏联扩张的“大战略”，以应付80年代的危机。为此，他主张大大增加国防预算，
“为了威慑敌人，国防费用该花多少就多少”。他反对第二个核协定，反对“缓和空想”，主张核威慑，通过实力以谋求和平。为了对抗苏联侵略阿富汗，他主张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他反对卡特政府签订的巴拿马条约，提出他如当选总统，他将设法“收回巴拿马运河”。在中东问题上，他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最可靠、最强大的盟友，主张美国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同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结成四国联盟，以对抗苏联在那儿的扩张。他还主张北美三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结成“北美协约”，如果他当总统，他将邀请上述两个邻邦派出常驻美国政府的特命代表，参加美国政府的高层计划会议。
尽管如此，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之后，他却反对卡特政府为制裁苏联侵略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里根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个鲁莽的鹰派。西欧盟国担心他一旦上台，将扩大美国同西欧盟国的裂痕。为了改变他在美国公众和西欧盟国中的这种形象，里根及其竞选助手们最近采取许多措施，表示里根并不是个超级鹰派，实际上是个温和派、“务实派”。里根的主要外交顾问艾伦，最近一再放风说，里根的政策主张只能看他3月中旬在芝加哥对外关系理事会上发表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里根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三位，没有再提他那些放弃伊朗，封锁古巴，收回巴拿马运河等主张。为了同卡特政府抢夺减税的旗帜，里根最近提出了减税的倡议，但只提1981年度减税10％，而未再提3年内连续减税30％的主张。
艾伦最近还一再表白，里根很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不会做有损于中美两国关系的事。
许多事实表明，里根为了争取当选，正在修正他过去的许多激烈言词。里根的顾问们一再强调，对于里根，“你别看他怎么说的，而应看他做什么”。但里根的“行”将会是什么呢？目前谁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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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日本通讯
选举与金钱
本报记者 陈泊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下是平等的”。日本的“公职选举法”更具体规定，凡是日本国民，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就可享有国会议员的被选举权（众议员是年满25岁以上，参议员是年满30岁以上）。但是，当一名议员候选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必须有钱，能够付得起选举费用。在选举期间，每天都会看到候选人的宣传车在街上转个不停。扩音喇叭响个不休。候选人的大小照片、印有竞选纲领、口号的宣传品四处张贴和散发。候选人不停地巡游选区，进行街道演说和大会竞选演说。在候选人的选举事务所里，一大批熟谙选举战法的“军师”、参谋和工作人员们在组织和指挥一场紧张而激烈的战斗。所有这些，没有大量经费是不行的。
一般地说，选举运动中花的钱越多，效果就越大。但是，由于种种缘故，表面上又不得不对候选人规定一个“法定选举费用额”，就是说，选举中的花费不得超过这个限额；超过了，查出来，当选了也无效。由于物价年年上涨，这项法定选举费用限额也逐年增加。今年6月众院选举中，全国130个选区平均每名候选人的选举费用限额为1，420万多日元，参院的地方选区平均每人为2，134．6万多日元，参院的全国选区平均每人为3，800万日元（此数约合人民币25．8万多元）。不言而喻，一个普通公民，即使他别的条件再好，也是当不起这样挥金如土的候选人的。
虽然法律规定了候选人使用选举费用的限额，可是他实际上花了多少钱，怎样花的，外人很难完全了解。一般的看法是，一名议员在选举中花的钱，是远远超过了法定限额的。据《读卖新闻》的一篇短文说，3年前的那次大选时有个说法，叫做“6当4落”，就是说，花6亿日元会当选，花4亿日元就可能落选。今年6月的选举中，有人的估计是“8当6落”，即花8亿日元能当选，花6亿日元则有落选的危险！可见，选举费用跟生活费用一样，也在迅速涨价。
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据说也有花钱很少而当选的人。据报道，有少数几个参议员，每人只花了几百万日元。这是因为他们已为广大市民阶层所熟悉，主要是靠同市民的密切联系和个人声望而当选的。但是，这样的例子只是凤毛麟角。
竞选花的大量金钱从哪里来呢？政党推举的候选人，由党组织提供。有些无党派人士，靠自己的资财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的捐献来筹集。在这方面，自民党拥有特殊优渥的条件，因为它可以得到企业界最大的支援。据日本报纸报道，在这次选举中，经济界同意通过它的团体向自民党提供六、七十亿日元的“献金”，而这也不过是自民党的选举资金来源的一部分而已。
去秋和今夏的两次选举中，“干净的选举”、“净化的选票”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是每次选举中还是发生许多行贿舞弊事件。根据7月2日警察厅公布的数字，这次众院选举中，检举出违法者3，401人、行贿事件1，394起；参院选举中，检举出违法者949人、行贿事件213起。爱知县冈崎市市长伙同15名现任、前任市议员，利用从企业界募集来的5亿日元选举资金，为自己的儿子贿选议员，事情暴露后已被逮捕。当然，这些只是已被公开揭露出来的贿选事件。可见舆论大声疾呼“打破金权选举”，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可是，“金权选举”的弊病究竟怎样才能革除，谁也开不出有效的处方。
谈到选举耗费金钱的问题，还有一笔大账，这就是纳税人在选举方面的负担。为了进行选举，政府就得印刷选票，提供竞选演说会场，支付选举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等，这笔费用也随着通货膨胀而一次比一次增加。据报道，在去年度的财政预算中，为参院126名议员的改选准备了205．06亿日元“执行经费”（约合人民币13，670万多元）。这就是说，每选出一名议员，纳税人要负担16，300万日元（合人民币100万元以上）。至于与参院同时进行的众院选举（选出511名议员），国家花了多少钱，还没有看到公布的数字，想来也不会很少吧。
金钱，金钱，一部庞大的选举机器，倘若没有金钱作燃料和润滑剂，是转动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