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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冯牧
我国是一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总结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努力使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就是这次会议所要讨论和研究的中心议题。
巨大的成就
建国3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为数可观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地分会的少数民族会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都已有了本民族的作家和作者。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一个不可低估的重大成绩，是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在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有老舍这样的语言艺术大师，还有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铁依甫江、李乔、陆地、康朗甩、金哲等为全国各族读者所熟悉的优秀作家。
30年来，我国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民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讴歌伟大的祖国，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的重要主题。随着题材内容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在体裁和样式上也有了很大的丰富、发展和变化。我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长篇叙事诗如《阿诗玛》、《格萨尔王传》、《英雄格斯尔可汗》等都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少数民族诗人创作出版的诗集如《幸福与友谊》、《百鸟衣》、《祖国颂》、《生命的礼花》、《流沙河之歌》，都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建国前少数民族文学中少见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体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为读者所熟知的有《欢笑的金沙江》、《茫茫的草原》、《美丽的南方》、《遥远的戈壁》、《没有织完的统裙》、《火焰山的怒吼》、《金鹰》、《刘三姐》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的还被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出版。
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评论工作，也已初步开展。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不少汉族作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不少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好作品，对促进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
基本的经验
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有几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重视。
第一，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3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走了一个“马鞍形”。事实证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就发展，就繁荣；而当党的民族政策被忽略、歪曲甚至被破坏，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就停滞，就衰败。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民族政策遭到的破坏，多半来自“左”的方面。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要特别注意肃清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大汉族主义破坏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大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证，也是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保证。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国的文学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不能忘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第二，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一定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林彪、“四人帮”全面破坏和废除了“双百”方针，疯狂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我国各民族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是最沉痛的教训。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不管刮什么风，我们都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和方针，使我国各民族的文学事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轨道前进。
第三，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
每个民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全部文学史告诉我们，愈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不但愈能得到本民族人民的喜爱，而且也愈能为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所珍视。愈有民族独创性的作品，愈有全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第四，大力培养和扩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培养和造就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工作，是关系到我国50多个兄弟民族文学事业能不能持续发展、繁荣，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的大事，关系到中国文学能不能真正成为多民族的文学的大事，也关系到是不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重要问题。建国初期，我国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在许多民族中是第一代作家）的成长，给各民族文学事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创造了受本民族人民以及各族人民喜爱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一段年月里，新作家出现得很少，致使民族文学创作中，产生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严重现象。我们一定要把培养和扩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特别是培养能够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迫切的任务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急待很好解决。
首先，落实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政策，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继续加以解决的问题。林彪、“四人帮”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逐步得到解决，但极左路线在民族问题上的流毒并未彻底肃清，这种状况应该迅速改变。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现有状况，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还不相称。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应该特别爱惜和保护。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也要充分发挥已有一定成就的少数民族老、中年作家的骨干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在历次运动中遗留的应当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应予尽快解决；没有安排工作或工作安排不当的，应予安排和调整。总之，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写作和深入生活的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贡献。
其次，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要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
第三，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
中国作家协会要大力加强民族文学委员会的工作，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多的各省的文联和作协分会，也应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定期研究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养民族文学新人和帮助少数民族作家提高思想水平与文化艺术素养的问题，并有专人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些部门里，尽可能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专职干部。
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在吸收学员时，少数民族作者应占一定的比例；同时，还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举办根据不同特点，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作者的讲习班或读书班。希望各有关分会也都努力这样做。
要培养各种翻译人才，扩大文学交流。
第四，要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尽可能地多提供一些园地，并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已经着手筹办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民族文学》，专门刊登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者的作品及有关的各种评论，也适当选发少数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
第五，组织参观访问，帮助少数民族作家开扩视野，增长知识，以适应伟大时代的要求。要适当组织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很少有机会到外省外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出来作短期的参观访问。同时，在安排作家出国访问时，也应考虑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新长征的光辉道路上奋勇前进，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正处在一个美好春天的早晨。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作家、诗人、歌手及一切文学工作者，都应当树立雄心壮志，刻苦努力，为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各族人民的生活斗争，创作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迅速出现更大更全面的繁荣而奋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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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加强基础文艺理论的研究
杨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作为基础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其他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互相配合而不互相代替。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从中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它是矢，不是的。但不能因此忽视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相反，它的重要性不但不在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文艺创作方法研究等之下，而且更为重要。这如同工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工作，不打好这个基础，生产无法进行，更谈不上发展。这种研究不象——比方说——在报上发表一篇关于新上映的某部电影的评论那样，第二天早晨就见到效果，因此不容易引起注意。
但是，忽视基础文艺理论研究的后果既深且远，待到你在某一个早晨发现这种缺陷时，已经迟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有所发现了。譬如，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既是无产阶级对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理论表述，又是文艺创作方法的科学总结。我们对这一经典性论断的理解至今仍然是极为纷纭的。我们的不少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是否如同恩格斯所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作品是否如同恩格斯所要求的现实主义，是很难说的。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其他的原因外，不能说与我们对恩格斯的要求的理解不准确以至不正确没有关系。又如，不少文艺理论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从个别开始，而是从一般开始；不是从具体开始，而是从抽象开始；不是将原理原则当作研究的指南，而是将原理原则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出发点应当是自己研究的那个具体问题的实际情况），不是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给它的确切内容以确切的阐释，再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而是撇开时间、地点和条件，追求抽象的、不着边际的概念，用一般去套个别。又如，有关美学文章，不但满足于重复黑格尔书中的论断，而且停止在黑格尔书中的实例。又如，有一些文学史著作的缺点，差不多都是作家作品的评论汇编，而没有深入探讨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所有这些不足，其共同点是基本功不足。所以，创作者和研究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有着极大的必要，文艺研究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必要。
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着几种情况：一、不学习；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三、教条主义的学习；我们需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在文学艺术的源头上，的确是创作在前，理论在后；但是形成了流以后，特别是小河大川汇成了洪流以后，文艺创作与文艺研究总是互相促进，因与果的关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只管创作不问理论。我国的文艺遗产源远流长，今天的文艺创作非常丰富，世界上的一切文艺现象都应当成为我们的文艺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必将出现质的飞跃。不止是文艺学这一种学科如此，社会科学部门的各种学科，自然科学部门的各种学科，凡在基础理论方面出现突破的那一种学科必定出现大发展；凡是忽视基础理论的，总免不了还是原地踏步。为了从科学研究这个方面促进四化，我希望文学艺术以至整个学术界，都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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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与“我”
丁永淮
青年诗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诗刊》1 9 79年第8期），是一首打动了千百万人心的佳作。诗中多次出现了诗人自己——“我”。除数处“我敢说”外，有两段集中抒发“我”的思想感情。一段是：当诗篇写到张志新烈士惨遭杀害，“正是需要光明的暗夜，阴风却吹灭了星光”时，“我”在诗中站出来，进行深沉的内心自责：“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象喝过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象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射穿祖国的希望，打进人民的胸膛！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另一段是：当诗篇写到张志新烈士冲在同风暴斗争的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时，“我”又一次向广大读者披露自己的襟抱：“我曾满足于——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我曾满足于——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我曾苦恼，我曾惆怅，专制下，吓破过胆子，风暴里，迷失过方向！如丝如缕的小草哟，你在骄傲地歌唱，感谢你用鞭子抽在我的心上，让我清醒！让我清醒！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这两段是这首诗中那最能打动人心的许多段落中的重要段落。青年诗人采用由“我”在诗中露面，直抒胸臆，表现对革命烈士的真诚的赞美，对自己的沉痛的自责，倾吐满腔深挚强烈的感情，读之使人动心，听之令人动容，触之仿佛觉得发烫。不待说，如果这首诗中取消“我”，那它的动人处就要减少许多了。
“诗中应有我”，这个“我”自然是泛指，说的是诗人的独特的生活感受、个性和风格。但象《小草在歌唱》这样，出现具体的诗人自己——“我”，也不是值得指责的事。古今中外许多优秀诗篇，都出现过诗人自己——“我”。《离骚》中那个“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吾”，不正是诗人屈原自己吗？《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那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我”，不正是诗人李白自己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个“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吾”，不正是诗人杜甫自己吗？《炉中煤》中那个“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我”，不正是诗人郭沫若自己吗？《好！》中那个“我赞美祖国的现在，我三倍地赞美祖国的将来”的“我”，不正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吗？……这些著名诗篇中出现了具体的诗人自己——“我”，使诗篇显示了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更动人的艺术魅力。
然而，有一种观点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流行，似乎诗篇容不得“我”，因为“我”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义语。例如，有人批评贺敬之的诗，说他的“诗中的‘我’字，不但比较多，而且有时用到不尽恰当的程度”。举出的例句是：“假如我有一万张口呵，我就用一万张口齐声歌唱！”“为什么我只能有一人一身呵？……让我一身化成千万个人吧，给我语言的大海，声音的风云！让我同时能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劳动——歌唱！”批评者指责这些相当优秀的诗句是“把自己的‘我’架得过高，反使思想格调降低”。结论是：“这不能说不是诗人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某种表现”（《诗刊》1 9 60年11、12期）。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诗中的“我”只好绝迹。正因为如此，诗中的“我”多年已不多见，《小草在歌唱》算是寥落星空中有数的几颗星星之一了。
我为《小草在歌唱》中的“我”出现叫好，我呼唤诗中的“我”呵，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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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马列主义老太太”
——谈《人到中年》里秦波的形象
田中全
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收获》 1980年第1期）里的秦波，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她的性格特点，使你归不到通常的人物分类里去。
她不能称为正面人物，因为她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感佩的地方。
她也说不上是反面人物，她既不属于敌人、坏人，也扣不上“小人”的帽子。
她是落后人物吗？也不大象。她说的每句话，都是非常正确、很符合政策的。
把她算做中间人物？也不恰当，因为她精明练达，什么都懂。把她归到梁三老汉、亭面糊那样的人物中去，似乎有点屈尊。
那么，她是转变人物？不。她从登台到下场，保持了一贯性，并没有什么变化。
她，只能暂时称作一个某种程度上被批判的人物，一些难缠的“高干夫人”的典型（请注意只是一些，另一些不难缠的好同志想必不会对号入座）。
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次要人物，作家谌容对秦波的描写是很节约笔墨的，连她的经历、职务、文化程度等等，一概未作介绍，只是极简练地勾下了她的相貌、衣着、神态，记下了她陪丈夫去医院治病的几次谈吐，就把这个人物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象一些成功的文学典型一样，她能触发我们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用想象去补充她的形象。
她具有一些难缠的高干夫人的共性：强烈的优越感。你看，她在熙熙攘攘的医院里，颐指气使，气度是那样的
“不凡”：看病，她要点名挑选医生；动手术，她要求组织专门的医疗小组；治疗，她要医院下百分之百安全的保证……，仿佛医院是为她所开，她就是医院的主人似的。秦波这样盛气凌人，靠的是什么？就是她那“部长夫人”的“职称”。夫荣妻也贵——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这是秦波性格的核心。
但比起那些专靠丈夫的地位、职权耍威风的夫人来，她的“修养”要高一些，手段也巧一些，因为她是“马列主义”的。什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革命负责，对党负责！”呀，什么“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呀，什么“家庭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呀，秦波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得体，多么冠冕堂皇！但是，揭开革命的面纱，秦波的一言一行，包括她对主治大夫陆文婷健康和政治上的“关心”，只能说明一个东西：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我们有点担心：这位特别的高干夫人，如果仅仅满足于在家庭里发表她的
“马列主义”高见，运用她的“权威”，倒也罢了；倘若她不甘寂寞，在枕头边、饭桌旁“关心”、过问丈夫的工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说实在的：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对待自己的夫人，对待自己的子女，有时却过于忍让，过于迁就，以致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我们觉得，象焦副部长那样，只是用手杖轻轻敲敲地板，以表示对夫人越轨言行的不耐烦，是不够的。通过秦波这个形象，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应该领悟到，自己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往往是由那些不讲党的原则的夫人拉开的。
秦波，这个难缠的具有“马列主义老太太”雅号的高干夫人，是一个不能贴上标签、难以归类的人物，又是读者们熟悉的议论较多的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人物，陌生而又熟悉。她为我们的文艺画廊增添了一个画像。她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人到中年》，也是近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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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反映农村的新变化
陈残云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的文学创作，大量作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它描写了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思想发展，描写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都离不开农村。众多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描绘了具体的生活场景，刻画了人，塑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形象。它使我们认识了中国农村的新旧变化，认识了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翻身斗争，认识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总的说来，它们给我们留下一幅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卷。这许多作品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受到国际上进步的评论家的赞许。这是老一辈作家们坚定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共同战斗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成为革命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十年浩劫期间，文学园地一片凋零，那里还谈得上什么反映农村生活？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受尽折磨、闯过了死亡线的老一辈作家，重新拿起笔来，继续战斗。写什么？有些人写自己经历过的斗争生活，有些人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揭露和批判，有些人批评我们队伍中的各种错误行为和思想。这当中，涌现了一批年轻作者，他们带着一股按捺不住的仇恨，感情强烈地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控诉。所谓“伤痕文学”，就有它的时代特色。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揭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作品，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反映向四化进军，歌颂新长征路上的先进人物，特别是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相应地减少，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还要继续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进行深入的揭露、控诉、抨击。
但是，这类作品，也应包括农村题材。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农村的破坏，也是极为严重的。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能有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激动人心的揭批这伙丑类的杰出作品问世。
生活是不断发展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应有更多色泽艳丽的花朵。我们要提倡题材的多样化，当前，应当更重视向四化进军的题材。四化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农村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作家到农村去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希望象过去那样，有更多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农村去，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共同为改变农村的面貌而奋斗。我们的农村，被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得太厉害了，现在在复兴中，在变化中，在前进中，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面貌，还需要有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作家是生活的主人，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战士，不能做生活的旁观者，时代的过客。要到农村去，与农民群众一同创造新的生活。这是光荣的行动，会受到农民兄弟的亲切欢迎。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过去，在农村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促大干”等等一系列极左做法带来的恶果，使生产越来越萎缩，群众生活越来越困苦，使人们头脑里压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现在，这枷锁已被打碎了，农业政策有了新的改变，生产队掌握了生产自主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的文学作品，有必要反映这些变化。目前我们的农村，生产手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落后，镰刀、扁担、黄牛、草舍，还大量存在，也存在着家长制与一言堂，买卖婚姻与求神问卜，和现代化离得很远。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进行长期的韧性的战斗。我们的作家有责任描写这些战斗，写它的发展过程，赞美率领人们前进的先进人物，揭露和抨击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封建意识和落后现象，以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鼓舞和推动人们前进。
农村有许多生活素材，有许多值得我们赞扬和抨击的人与事，需要我们去了解、体验、研究、分析，进行艺术创造。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小社会，都有各种人物，各种矛盾：先进与落后，公与私，生产与分配，民主与独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许多事情都触动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如婆媳之间的争吵，青年男女的爱情纠纷，干群之间的意见分歧，邻居中的窃窃私语等等。这几年来，我们的农村出现了可喜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是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批判了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想赢得的胜利。我们的文学作品，需要反映这些胜利。
作家到农村去，在深入一个村子的基础上，要了解到更多的村子，才能做到既深又广。还需要了解当前的农业政策，不是要在作品中照抄政策条文，而是要了解政策的威力。在农村，政策的正确和错误，是十分灵验的。不懂得农业政策，不懂得农业生产，作家到农村去就会成为客人。只有参与实际工作，参加生产实践，才能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也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才会真正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作家一般都明白，都可以讲出一套道理来，但是，关键在实践。
作家到生活中去，到农村去，到创作的源泉中去，与群众一同改造客观世界，从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应该受到党和群众的鼓励和欢迎。他们写出的作品也许质量不高，不成熟，甚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要过多地苛求和责难。到农村去，生活是艰苦的，就算将来农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与城市相比也是艰苦的，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有望于作家同志们继续发扬革命的战斗传统，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意气风发地向前进。农民兄弟欢迎我们去反映他们向四化进军的生活，欢迎我们赞美先进的人物，先进的事物，崭新的变化；也欢迎我们鞭挞和揭露阻碍前进的官僚主义者，霸道的特权人物，以及一切落后的消极的现象。广大的农村青年，都有了文化，他们迫切地要求看到反映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画卷。我们应努力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