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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周继旨
经历了十年浩劫以后，不少人都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这场为祸酷烈的灾难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有它酝酿发生的过程；林彪、“四人帮”也不是从其它星球上掉下来的怪物，而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毒菌，只有找到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正确总结出代价高昂的历史教训。为此，就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特征，应当说是认识国情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想就此谈些粗浅的意见。一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曲折、滞缓、漫长，这是众所公认的。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们曾有过各种答案，可是，问题仍要探讨。
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种相当牢固稳定的循环往复。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又按照老模式重演一遍；历史舞台上充当帝王将相角色的不断改姓换人，而弹唱的总是旧谱老调。这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顽强的再生机能，正是依靠这种机能，中国封建社会才寿命特长。因此，要找到这种再生机能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才可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特征。为此，首先要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着手。生产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内实现的。在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这个基本单位就是地主制下的小农户。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机能就蕴藏在这种以小农户为主要成份的经济结构之中。
以地主制下的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结构是十分脆弱的，它自给自足、狭小、孤立，稍遇天灾人祸，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可是，由于它是按家族血缘关系建成的，实行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本身的再生产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又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条件稍有改善，生产就可以恢复和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十分庞大的，但它却是建立在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基础上。因此，小农户的状况如何，和封建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无非就是在一场大的战乱之后以小农户为主要成份的经济结构有了相对的稳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从而出现繁荣景象。可是，这种景象不可能长久保持。随着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倾向的增加，剥削兼并日趋严重，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危机。少数“有识之士”企图挽救危机的变法革新，总是无济于事。这时，农民起义就爆发起来，并作为调整中国封建社会的杠杆而对历史进程发挥作用。
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不可能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农民领袖个人在政治上也不外乎失败、投降、做皇帝三条出路。因此，农民起义只能推翻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而不可能阻止封建生产关系的重建。农民起义在扫荡打击封建统治者的同时，往往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积累。一场大的战乱过后，人口大量减少，生产凋敝，城市残破，土地荒芜，科学文化成果湮没失传。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岁月大部分就是在破坏和恢复的交相更替中度过。这种历史悲剧的反复重演，说明了一个真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就无法斩断历史惰性的延续，悲剧也不会结束。二 把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稍作对比，就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出现的时间，两者相差不多。可是，过了几个世纪，当欧洲已经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中国却仍然是封建主义统治。这也只有从社会经济结构上来寻找原因。
在欧洲中世纪，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农奴制下的领主庄园，政治局面是数目众多互不统属的大小侯国并立，居住在乡村城堡中的封建领主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这样，市民阶层得以在城市里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通商航海贸易的发展以及对殖民地的掠夺，商品经济日益促进自然经济的解体。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在政治上的自治权的获得，反教会的异端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些又返回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这个进程显然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结果，是小农的自然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旧王朝一起在战乱中玉石俱焚。而欧洲则是在避免大规模战乱的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
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下，城市是统治的中心，根本不可能拥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一方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厉行闭关禁海，阻止交往流通。这样，商品经济就得不到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往往被扼杀在摇篮里。在意识形态上封建统治者以儒家的思想体系统治一切，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由于缺少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得不到传播，科学技术的发明也得不到推广和应用，这样也就返回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以小农户为主要成份的自然经济结构长期以来没有根本改变，政治上的封建主义孽根无法拔除，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也就反复出现了封建复辟。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有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大革命后又有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复辟，甚至在建立社会主义以后二十年，竟然又出现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猖狂横行。如此严酷的历史和现实，迫使人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绝对不能忘记还有反对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存在，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不完成它，就难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造成封建主义包袱一直背到今天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的历史，解放后工作指导上的失当也有责任。党的“七大”以后的一系列的辉煌胜利，使得一些人对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的严重性与长期性逐渐失去了清醒的估计。全国解放后，没有着重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来改变自然经济的结构，而是急于用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来推进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应，也没有充分注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而是接连不断地大搞脱离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并且每次运动都是反“右”，而放掉了早已严重存在的“左”的倾向。这样，就给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钻了空子。他们打着“深入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在政治上复辟封建主义的勾当。发人深省的是：他们这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在一个时期竟然使不少人上当受骗。这说明在中国有许多人尽管参加了共产党，但却并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分不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和界限。因此，如何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三者各自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应当说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三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不仅受经济结构的制约，同时也受政治结构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带有浓厚的宗法制度的色彩。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政治上的权利，它起源并普遍存在于父系氏族社会中。中国进入封建时代以后，宗法制度被推广应用为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此后，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春秋以前是各级贵族都享有全面的自主权，从而造成割据纷争的政治局面。经过战国到了秦汉时代，逐步形成在宗法基础上的官僚制的政治结构，从而造成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种官僚制的政治结构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君主专制皇权至上，二是有以“士”为基本成份的中间阶层。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只要
“贵为天子”，也就“富有四海”。帝王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臣民的生杀予夺，全凭帝王的喜怒好恶。在秦汉以后的中国，既没有贵族分权的“共和制”，也没有
“神权”压倒“王权”的“教皇制”。无论是将相官僚的爵位或者是宗教僧侣的尊号，都是来自帝王的封赐；天国来世的宣传，伦理道德的说教，都必须符合皇权的需要。这种皇权至上的原则，从秦始皇起就不断膨胀，以致后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士”为基本成份的中间阶层，在中国也形成很早。战国时代世卿世禄制度的破坏，两汉时代的“察举”和后世的“科举”制，都为“士”阶层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士”是官僚或官僚的后备军。他们人数不多，而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却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指导思想，能够提出治国的大政方针。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是靠了一批出身于“士”（儒生士大夫）阶层的官僚的文韬武略，才能巩固统治。缺少这个条件，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差异很大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明君、贤相、清官”的君臣际遇，被视为千载难逢的理想状态。而“贤相、清官”基本上是出身于儒生士大夫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传统的儒家的政治信念，使他们在效忠于君主的同时，更致力于维护作为维系封建秩序精神支柱的“圣王之道”。因此，封建统治者对这些“卫道者”——儒生士大夫的政策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王朝的安危，士大夫受打击镇压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母后、宦官、外戚等腐朽政治势力掌权的王朝末代。
在唐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并不闭关自守，也不排斥外来文化。统治者虽然尊儒家为正统，但对释、道两家也往往“兼容并包”。佛教、道教有自己的寺院、宫观，儒生也有官办的太学和私人的书院，在诵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佛老”。这些都说明当时还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那样的普遍统治和思想禁锢，儒生士大夫还多少享有点相对的自由。在这样条件下形成的封建主义文明，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前列。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宗教化的宋明理学窒息一切新思潮的兴起，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对士大夫进行株连镇压，政治结构中仅有的一点活力也被戕害殆尽。整个国家也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的落伍者。四
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上的特征相适应，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一是它的伦理化的政治思想，二是它的哲理化的宗天神学。
伦理化的政治思想是西周的宗法礼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是宗法孝道观念。这种观念把家族伦理关系作为一切政治原则的基础，“国”就是皇帝一“家”的天下。君主的权力就是家长权力的扩大，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延长。它以伦理的形式表达了等级特权和人身依附的内容，把阶级关系上的剥削压迫原则寓于一般的道德规范之中。这样既维护了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又给皇权至上的原则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它十分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需要，所以能历久而不衰。这也是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被任何外来思想排斥和取代的根本原因。
由于伦理化的政治思想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人做官，鸡犬升天”被视为当然；而一旦倒霉，“株连九族，祸及亲朋”也成了常规。这种落后野蛮的政治原则在林彪、“四人帮”专权时期又一度盛行。
儒家思想体系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哲理化的宗天神学。这种神学把关于“神权、皇权、族权……”等一切封建的纲常伦理都囊括在“天”的观念之中，以“天”为核心（也就是“以天为宗”）凝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它渗透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中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从殷周时代起，就有宗教性的天命观，孔丘给“天命”赋予一种外在必然性的哲理含义，奠定了哲理化宗天神学的基本格局。此后，汉代的董仲舒大讲“天道”和“天人感应”，把自然之“天”、哲理之“天”、神灵之“天”揉合在一起，从而把宗天神学系统化。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又都大讲“天理”。“天命”、“天道”、“天理”中的“天”始终具有最高主宰的神灵意义，而“命”、“道”、“理”这些范畴又具有哲理意义。这种神灵、哲理兼而有之的“天”的观念，在形式上有别于一般宗教中的人格化偶像化的上帝，但却比它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寓神学于哲理之中，这是一种精致的蒙昧主义。从宋明理学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到林彪、“四人帮”所创造的“请罪”、“汇报”，都是这种蒙昧主义的应用。
宗天神学历来是为“天子”服务的。历代儒家都是把“哲理之天”作为在世俗范围内进行施政和说教的理论根据。同时又以，“神灵之天”在天国和信仰的领域内为帝王的统治罩上圣灵的光环。至高无上的“天”，实际上只是统治者为了使封建秩序永恒化而创造的最高的绝对权威，它的含义可以随时随需而不断变化。所以宗天神学也和伦理化的政治思想一样，没有随着“天子”尊号的消失而绝迹，往往改头换面地继续流行。林彪和江青都是想当“天子”和“女皇”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在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时耍了十分恶毒的一招，就是以宗天神学为楷模，以神化领袖为手段，搞了一整套的现代迷信，从而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天怒人怨声中垮台三年多了。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踏上四个现代化的新征途。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回顾瞻前，深感我们国家封建主义的流毒之深和危害之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特征问题作些粗略的论述，并希望有更多的人齐心奋起，共同从各个领域内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这是作者为本报写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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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拿来”种种
穆福田
“拿来主义”一词，原是从鲁迅先生一篇杂文《拿来主义》中“拿来”的。先生思想精深，文笔透骨，许多年前的文字，后人往往读出深刻的新意来。就说这篇《拿来主义》吧，历经十年浩劫的人们，从闭关锁国的浑浑沌沌的迷梦中醒来，重读此文，仍然发人深思。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三年多的拨乱反正，今天，信奉“闭关主义”、反对“拿来主义”的人，可能不很多了。但同是赞成“拿来主义”的，对“拿来”的理解也未必尽同。积极地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学习外国一切对四化有用的东西，这是一种“拿来”；不管是不是需要、适用，外国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搬来，甚至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当作宝贝，这是一种“拿来”；不是为了国家的四化，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从国外谋求各种高级生活用品，以满足个人“四化”的需要，这也是一种“拿来”。有些人本来赞成“拿来主义”，只因反感于这后两种“拿来”，“恨”屋及乌，对“拿来主义”也生出几分怨气。
读一读《拿来主义》，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里，鲁迅首先主张敢于“拿来”。他批评那些怕给外来的东西“染污”了而徘徊观望不敢“拿来”的人，是缺乏自信、意志薄弱的“孱头”；他指斥那些见到外来东西就“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人，是没有头脑的“昏蛋”。其次，鲁迅说的“拿来”，是相对于“送来”而言的，意思是人家“送来”的未必是我们需要的好东西，应该由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拿来”。因此，这里的
“拿来”就有挑选的意思。他以鱼翅、鸦片、烟枪和姨太太四种东西为例，进一步解释“拿来主义”的意思：看见鱼翅之类好东西，自然要拿来“吃掉”，切莫“耻食周粟”；看见鸦片一类利害兼有者，则“拿来”之后，立即“送到药房里去”，以抑其害，扬其利；对于烟枪烟灯一类古董，“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大部“毁掉”了事；至于姨太太之类劳什子，徒然腐蚀斗志，引人堕落，所以万万“拿来”不得。
这里，一是要“有辨别”，一是要“不自私”。以今日观点言之，“有辨别”也者，就是要分析，区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既不把真金当废铁，也不把腐朽当神奇。对人家的东西既不可一律排斥，也不要全盘接受。既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又要避免他们的短处。“不自私”也者，就是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从国家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出发，“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决定“拿来”什么，摒弃什么。
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对“拿来主义”最好的注脚和诠释。早在我国古代文化独步世界时，外国就“拿去”过我们许多新技术。丝织和炼钢术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和欧洲的。后来，道教的炼丹术被西方“拿去”，成了古典化学的正宗源头；火药被西方“拿去”，实现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同样，中华民族也从各国文化中摄取过大量营养，别的不说，晶莹的葡萄，美味的番茄，甘甜的西瓜，清香的玉米，都是祖先“拿来主义”的杰作。但古往今来，大凡有识之士，引进外来东西，都是很讲究选择的。我国古代有个赵武灵王，为着作战方便，从外面“拿来”了“紧身”的胡服以取代自己的峨冠博带，“拿来”了骑射技术以取代自己的驷马战车，但他却不“拿来”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从当时的中亚和非洲“拿来”不少新技术、新工艺，却没有把他们落后的东西也一并“拿来”。外国人学我们也是这样。宋朝造纸工艺和活字印刷术是很有名的，而妇女缠足的陋习据说也是在宋朝推而广之的。但人家“拿去”了造纸工艺和活字印刷术，却并未“拿去”宋朝妇女把健美的大脚缠成三寸金莲的妙方。唯其这样“拿来”
“拿去”，各国文化才得以取长补短，相互交融，共同提高；又唯其这样严于挑选，各国文化才避免了彼此雷同而各具特色，相得益彰。这些历史先例，不正是今日理解和实行“拿来主义”的借鉴么？
在当前建设四化的浩繁工程中，“拿来主义”是绝对不可弃置不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是“拿来”得多了，而是“拿来”的仍然不够。今后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再多“拿来”一些。“拿来”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也在预料之中，无足为怪。一些人
“挑选”能力不足，这是需要注意的。但也不能见到“拿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怨及“拿来主义”本身，甚至因噎废食，又荡到“闭关主义”那一端去。更不可又操起维护“国粹”的大棒，去伤害那些正在用心学习外国长处的人们。鲁迅先生说过：“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挑选”，就是弃蹄毛而留精粹。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吃牛羊，既不会蹄毛并吞，也不会于吃过之后处处学一派牛羊相，更不会因肉上沾了点羊毛，或不小心吃了几根羊毛，就怕得再不敢吃牛羊肉了。
一要敢于“拿来”，二要善于“挑选”，这两层意思，方是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的真谛。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四化建设带来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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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伦理学讨论会在无锡举行
第一次全国伦理学讨论会不久前在无锡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伦理学工作者，就当前如何加强道德教育问题，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和建议。
许多代表陈述了道德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稳定，总要同时使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手段。法律见效快，但道德的影响更深远，而且法律的执行也要靠道德来支持。我们要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四化建设，当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同时也必须重视道德的教育。
代表们认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实现四化的一个精神保证，也是培养一代新人的需要。他们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有良好的，高尚的，和我们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道德风尚，要培养出具有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四化建设人材。
大家共同认为，必须迅速确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他们说，在这个道德准则中，很重要的一条应该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劳动和学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就是道德的，应该受到赞扬；有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就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大家还指出，在四化建设进程中，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扩大国际交往，这是件好事，但是不能把垃圾也当成先进的东西拿来。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可以直接拿来；但道德要和社会的性质相适应，是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许多代表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脱胎而来的。我们不能把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否则，我们既不能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也不能建立起高度的精神文明。
在这次伦理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经过民主讨论，冯定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李奇被选为会长，三名副会长是周原冰、罗国杰和周辅成。（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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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物》丛刊第二辑出版
《人物》丛刊第二辑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
《人物》丛刊是目前国内唯一以介绍古今中外各种人物为内容的刊物，它以多种形式介绍人物的生平和事迹。
第二辑刊载了介绍作家陈登科和李英儒的两篇文章。陈登科二十二岁还是个文盲，战争年代，在老同志帮助下，读书识字，习作练笔，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终于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李英儒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坐牢多年，以写读书笔记为掩护，在一部《资本论》中写下了小说《女游击队员》的初稿。三十五年前，著名教授费巩在重庆突然“失踪”，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这里刊登的《费巩教授“失踪”被害真相》一文，第一次揭示了费巩遇害的经过。
（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