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
李人纪 李人俊 李英男
最近，党中央给爸爸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冤屈得到昭雪，历史受到尊重，我们也深受教育和启发。爸爸的一生，我们知道得不多。但在日常接触中，他的一些言行，却使我们对他非常敬重，感到无比亲切。
爸爸原先叫李隆郅，从幼年上学到安源搞工人运动，都一直用这个名字。大概是五卅运动在上海工作时，才改名李立三。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立三民主义。当然，这都是胡扯。那么，爸爸到底为什么要改用这个名字呢？据他自己说，缘由很简单。有一次，在上海某个工厂举行工会选举，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党安排爸爸作候选人。当刘少奇同志和爸爸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建议说：“李隆郅这三个字笔画太多，工人不会写，改个简单的吧。”爸爸认为有道理，正在考虑改一个什么名字的时候，刚好看见前面不远有三个人站在那里谈话。少奇同志指着那三个人说：“叫三立好不好？”爸爸想了一想，笑着说：“叫立三吧。”
三次追悼会
据有些老同志讲，爸爸的这次追悼会已经是第三次了。因为早在五十多年前，党内就已经给他开过两次追悼会。
第一次是一九二二年。那时爸爸从法国遣送回国，受党的委派，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有一次，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听到一个误传的消息，说爸爸被赵恒惕杀害，大家曾经集会志哀，由王若飞同志致了悼词，并以《一个悲壮的报告》为标题，加上黑边，在党刊《少年》杂志一九二二年第三号上发表。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以后，爸爸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处处长。有一次，他带一连人执行任务，途中和敌人遭遇，陷入重围。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部队营救，把敌人击退以后，不见爸爸。有人说他牺牲了，但找遍战场也没寻到尸体。回去以后，召开了追悼会。不料会正开着，爸爸却带着一些同志回来了。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和妈妈到周总理家里作客，周总理还向妈妈谈起这件事。他笑着对妈妈说：“立三同志是会长寿的，因为我们已经给他开过追悼会了。”
爸爸活到了六十八岁，和许多早年牺牲的同志相比，当然不能算短寿。但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在背后放冷枪，爸爸的第三次追悼会也许还要经过一些岁月，因为他的身体一直是非常健康的。
共产党没有世袭制
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分别出生在湖南、武汉、香港、上海、莫斯科、哈尔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爸爸为革命出生入死、劳碌奔波的一生。最先出生的四个孩子，都是从小就离开了爸爸，有的送回老家，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不但互不相识，而且互不相知。直到建国前后，我们才陆续回到爸爸身边。是爸爸冷酷无情吗？完全不是。当一九四九年春，他把人俊找到北京，送他到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对他说：“你从小就离开了我，这是革命年代里不得已的事。现在全国胜利了，我送你去上学，算是弥补父亲培养子女的责任。今后就要靠你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为人民立功，不要有任何特殊的想法。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世袭制。这并不是象反动派所污蔑的那样，‘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如果不认亲属，就不会叫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我如果让你显得比别人不同，那就会害了你。”他经常强调要我们以普通学生的面貌生活在群众中，不要有任何特殊。当时全国都是过供给制的生活，我们在学校，除了享受规定的一份津贴费外，爸爸从不另外寄钱和衣物。他曾经说：“当年我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学费、生活费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你们一切都有组织负责，就应该完全满足了。”两个最小的妹妹英男和雅兰，生活在他身边，条件好一些。但当她们年纪稍大一点后，爸爸就常对她们讲：“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党对我们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要求了。”一九六五年，他鼓励英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并要她争取到艰苦的边远地区。当她从山西写信回来，谈到在那里睡土炕，吃窝窝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的时候，爸爸非常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没上这一课，就不能真正算大学毕业。”
决不利用党的关系为私人做事情
在我们的印象中，爸爸头脑里根本没有个人恩怨这个概念。我们从没听他讲过他对谁有过什么好处，或者谁曾经对不起他。平时为人处世也是这样，从不需要哪个感激他，讲他的好话；也不怕别人怪罪他，给他带来什么不利。他曾多次向我们打招呼，凡是家乡亲友，如果想通过我们找他办什么事，一概不要答应。他说：“国民党就爱讲私人关系，共产党就不讲这一套。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但接着，他又笑一笑说：“说共产党不讲私人关系，也不完全对，以前我们搞白区工作，有时候也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不过，我们只是利用私人关系为党做事情，决不利用党的关系去为私人做事情。”
的确，那时因为刚解放，家乡亲友来找他的不少。有时我们寒暑假回家，他总是拿出一些亲友来信要我们替他看。等我们看完以后，他就逐个了解来信人的情况。如果是正派人，特别是长辈，他就要我们写封回信，但只用我们的名义，他自己从不署名。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人家很容易通过我们来看共产党。如果根本不回信，他们会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对党的影响不好；但如果署了名，说不定他们又会借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对党的影响更不好。”至于是否会因此得罪人，他是根本不考虑的。
我们有一个叔父，是爸爸唯一的亲兄弟，在家乡教小学。解放初期，他因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跑到北京来找爸爸，说养不活家，要另找工作。爸爸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不是这么个找法，要群众拥护，组织挑选，况且教书也是很好的工作。至于生活困难，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只能替你出这么个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农子弟教好，饭不够吃，你就吃粥，但是，千万不要装假。如果你吃了三个月粥，而且照样努力工作，党和群众不来帮你解决困难，那就是怪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现在过的是供给制，党只负责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顾你，我不能伸这个手，党里也没有这个制度。”就这样，把叔叔劝说回去了，以后他就一直安心留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工作，没有再来找爸爸。
爸爸去世以后，老家有的乡亲曾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在苏联住了十多年，离开中国太久了，不适应国内的人情习惯。你们看，他在中央当这么大的干部，老家从公社到生产队，没沾过他一分钱好处，自己家的房子破成这个样也不修一下。弄到最后，吃这么个大亏，真是不合算。”爸爸死而有知，听到这个话，一定会不以为然的。
坚信事实不灭，真理难欺
爸爸一生为人光明磊落，守正不阿，从不投机钻营，更不搞阴谋诡计。他最反对在组织和同志面前说假话。平时如果发现我们说了什么假话，马上就要大发雷霆，毫不客气。在我们当中，人纪和人俊是年纪最大的两个，他们一到解放区，爸爸就反复强调，一定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组织详细交代清楚。这是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今后一辈子都将站不稳脚跟。并且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在革命队伍里讲假话迟早不免垮台的道理。他自己一生的言行，更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爸爸六十八年走过的道路，的确是象中国革命一样的坎坷。但不管处境多么险恶，他总是坚持真理，决不敷衍；忠于事实，决不歪曲；抵制横暴，宁断不弯。爸爸在苏联期间，曾遭到米夫、王明等一伙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爸爸看穿了王明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在国际七大期间，奋勇加以揭露。因此，王明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积极要求回国，遭到王明的极力阻挠。尔后又施展阴谋诡计，导致爸爸被捕入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不妥协，针对当时共产国际中某些机会主义者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诋毁，他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后来他虽然以无罪获释，但是长期隔断了组织联系，甚至一度陷于失业。在这一段时期，爸爸改名李明，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劳动谋生。他用各种笔名翻译了大量苏联作品，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卫国战争中，他和苏联人民一道为战胜法西斯强盗而忘我劳动，满腔热情地做好每一件细小的工作。除了上班外，还要挖防空壕、开荒生产、支援前线。他干得那样愉快起劲，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得失遭遇，从没半句怨言。爸爸这种坚贞耿直的品格，最后在十年动乱中也同样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爸爸是我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家，和共产国际也有过接触，熟悉那几个后来曾经风云一时的阴暗人物的底细。因此，他们很早就对爸爸造谣中伤，要把他在政治上搞臭。到十年动乱时，这几个小丑又窃取了一部分权力，爸爸终于无法幸免，以至最后被迫害致死。爸爸久遭变故，遍历沧桑，坚信事实不灭，真理难欺，对个人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但是当看到其他同志遭到这种对待的时候，却是完全不能容忍，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据理力争。当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时候，曾妄图迫使爸爸提供假材料。但是不管怎样逼供，得到的只有一个回答：“我和刘少奇同志三次共事，从来没发现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不难想象，这几句话激起了林彪、“四人帮”多么大的恐惧和仇恨。爸爸当然知道这个分量，可见他是下定了不顾一切的决心的。
对自己只讲“走麦城”
爸爸早在学生时代，就以出色的才华为师友所注目，被誉为少见的“才子”。中学以后，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采取了一些别人难以理解的“叛逆”行动，和封建家庭作斗争，被称为不安分的“浪子”。从法国回来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把个人安危及家庭儿女完全置之度外，又被讥为不知道升官发财的“傻子”。由于安源离老家不远，不少乡亲曾经目睹他在罢工运动中出生入死的情况，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些传说，我们在解放前就听到过。最近，不少老同志又向我们介绍了爸爸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如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发动的几次大斗争，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的联合大示威，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察队收回武汉英租界等等。这一切，我们有的只知道一点点，大部分则完全不知道。以前和爸爸在一起时，总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但不管是故意问也好，或闲谈时偶然涉及也好，他总是笑着把话岔开。我们从没听见他和哪个谈过自己的风云往事，峥嵘岁月。谈起过去的斗争，也总是夸赞那些牺牲了的同志。记得有一次人俊提到爸爸年轻时跑到国民革命军去当兵时写的一首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我们很敬佩爸爸的这种行动，也很欣赏这首诗。但爸爸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说：“我都记不大清了，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样闹革命，是不知道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在经过许多次类似的谈话之后，我们渐渐对爸爸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对自己，他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只讲“走麦城”。所谓“走麦城”，当然就是指他在历史上犯的那次“立三路线”错误。他真是不厌其烦，不管是写文章，作报告，一有机会就讲，对我们子女就讲得更多。
当人纪、人俊最初到北京和爸爸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我们说，听到过一点，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把他犯的错误讲了以后又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就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过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
有一次，爸爸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我党早期的老同志。人俊想起在老家时曾经看到过一张爸爸和另一个人的合影。据祖父说，那个人似乎就是这位老同志。照片的背面有爸爸的题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于是，人俊便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爸爸。爸爸很快回了信，首先说，照片上是另一个人，他后来并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接着就说：“至于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一九六一年，人俊和英男跟爸爸在北戴河度假，爸爸曾经给他们讲解《实践论》，同去的工作人员也听课。每天讲几段，接连讲了一个多星期，在讲解中，爸爸举了许多过去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事例。涉及他自己的，多是一些碰钉子受挫折的教训，绝口不谈自己的成绩和贡献。
躲开安源和南昌
一九六五年七月间，爸爸带英男和雅兰去井冈山。路过南昌时，南昌的同志要他多住几天，被爸爸谢绝了，只住了一晚，便继续向井冈山进发。两个小妹妹有点不愿意，很想参观一下这个革命纪念地。爸爸看出了这种心情，在路上对她们说：“现在已经是七月底，
‘八·一’马上就到了。如果‘八·一’这天我刚好在南昌，那就不大好。”“为什么？”她们觉得有些奇怪。爸爸说：“因为当年南昌起义我也参加了。当时由于我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因此，谈不到什么贡献。我觉得还是到井冈山去过‘八·一’更有意义。”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爸爸讲他参加南昌起义，而且还是无意中透露出来的。
一九五四年，爸爸乘去南方的机会回老家一趟，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去看老家。虽然只呆大半天，但对他过去念书的学校、课后常游玩的地方，都去看了一看，还特地找到小摊子，吃了一碗他小时爱吃的米豆腐，可说是不忘旧情了吧。但是，近在咫尺的安源，他却没有去。当爸爸回到北京以后，我们问他为什么没去安源，他想了一想说：“在安源那段时期，是我搞革命工作最顺利的时候。由于太顺利了，便产生了一股骄气，自以为了不起，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一直到后来出了大漏子。可见，太顺利了也不一定就好。”起初，我们有些不大明白为什么偏要躲开曾经是顺利工作的地方，后来才体会到这也是和爸爸不愿提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这种性格分不开的。
不幸的是，爸爸这种把功劳推给别人，把过错归于自己的品德，却被人当作弱点来利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篡党夺权的需要，不断地往爸爸脸上抹黑，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爸爸的一生似乎不存在什么一分为二，只能作反面教员。个人受委屈，毕竟是小事，爸爸对此也一向坦然置之。但是，这种别有用心的手法，后来竟发展为一场任意篡改党的历史、普遍残害党的干部的大灾难，这也许是爸爸始料所不及的吧。
人民公正，历史无情
一九四五年，爸爸在苏联听到自己被“七大”选为中央委员的时候，曾经热泪盈眶地对妈妈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和其他党就是不一样。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则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一个例子。”他决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的这一番话竟被一场历史的大混乱所轰毁，使他不得不踏着从“反面教员”到“人民敌人”的重重陷井走完悲壮的一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以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贞，向党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过错，但也严正声明自己决不是人民的敌人，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胡作非为表示了强烈的义愤。
由于历史被长期篡改和歪曲，在这次开完追悼会后，不少青年同志很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关于你爸爸，过去我们只知道个‘立三路线’，这次看到悼词，真是大吃一惊。”有的说得更坦率：“我真没有想到还会给李立三开追悼会。”这难道不是对林彪、“四人帮”最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吗？
人民是公正的。林彪、“四人帮”的神通再大，也还是不能一手遮天。就在给爸爸开追悼会的那天，大会刚完，不少人还在灵堂徘徊，不忍离去。一个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到一个身背照相机的年轻人身边，拉着他的衣袖激动地说：“小同志，请你一定帮我在立三同志的遗像下面拍张照片。我是专程从上海来的，听说要给立三同志开追悼会，真是太高兴了。几个老工人赶紧派我这个还能勉强走动的人来当代表。刚才，我想去看看他的家属，休息室里人太多，挤不进去。这不要紧，改天到他家去也行。现在，先给我照张像，带回去让大家看着高兴高兴。”类似这种真挚深厚的感情，每天通过来自四面八方的函电，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它使我们深深感到：历史的长河虽然曲折，但是威力无比，公正无情。经过它的检验，任何矫饰的东西，最终都将现出本相。那种纯朴的东西，即使有缺陷，被盖满了污秽，却是越洗越晶莹，使人钦佩。凡是为人民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做过好事的人，终将为人民永远怀念。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愿爸爸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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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厂有方的何光远当选长春副市长
他担任长春拖拉机厂党委书记仅两年，改变了工厂的面貌
本报讯 何光远同志被选为长春市副市长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说：凭他在长春拖拉机厂的干劲，我们信得过。
1977年5月，何光远到长春拖拉机厂担任党委书记。他一到工厂，就立下三年改变“长拖”面貌的“军令状”。经过两年努力，这个厂拖拉机产量由1978年的7，000台，跃增到1979年的9，000台，今年一至五月份已超额完成计划12．3％；拖拉机质量由不合格跃为一级品。连续十四年的亏损，去年一举转亏为盈，第一次向国家上缴利润20万元。今年一至五月份又盈利148万元，比计划超额178％。在短时期内，何光远同志终于改变了一个工厂的落后面貌。
何光远同志原是华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学生，1956年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机械行业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调到全省著名的“老大难”单位——长春拖拉机厂，担任党委书记。
何光远来到“长拖”时，厂里到处是一片混乱。有人听说何光远来了，蓄意制造事端，联名张贴大字报，要把他赶出去。何光远说：“人生能有几次搏？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改变工厂面貌！”
他抓了领导班子的建设，较好地处理了派性问题。煞了歪风之后，他便开始抓企业管理，逐渐做到每日以40台的速度均衡生产。以后，何光远又提出了质量问题。他亲自下乡调查，发动群众针对产品质量的薄弱环节，制订质量升级规划。群众先后提出了240项措施，在各个职能部门的努力下，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都得到落实。经过一年时间，在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下，“长拖”摘掉了多年产品不合格的帽子，拖拉机质量达到一级品。
工厂的秩序逐步好转后，何光远同志提出在1979年“扭亏为盈”的意见。他和全厂职工一起，一手抓节约挖潜，精打细算，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增产节约；一手抓新项目的生产，以盈补亏，一年就增收110万元。
何光远和其他党委成员还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拔了工程师一级干部80多人，不少科室领导工作人员由懂业务的技术骨干担任。去年“长拖”的技术革新活动有了较大突破，今年又搞了新产品规划，全厂出现了钻研新技术的空气。
何光远同志治厂有方，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于今年五月当选为长春市副市长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决心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刘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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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希武假公济私修建住宅影响恶劣
太原市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互相推诿，迟迟不作处理
据新华社太原电 《太原日报》记者任励、新华社记者贾福和报道：太原市统建办公室主任秦希武利用职权，动用国家的城市居民拆迁安置费十一万二千六百多元为自己和少数人修建住宅楼，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主管部门太原市建委对此至今未作处理。
一九七六年九月，太原市统建办公室以给拆迁居民修建住房的名义，申请地皮和建设投资，建筑一座楼房，并办理了建筑执照。但正当这座楼房进行施工准备的时候，秦希武和办公室少数人既未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又未办理变更工程项目手续，就把这项工程擅自改为修建“统建办公室宿舍”，并自行改动图纸，提高工程造价。当楼房施工时，秦希武又和办公室副主任樊金堂把这座有十二套住房、建筑面积为五百九十三平方米的三层住宅楼，分配给了包括他们两家在内的六户居住。接着，各户又根据自己的需要，要施工单位返工改造。结果，这座楼房的实际造价达十一万二千六百元，比原设计造价多花一点四四倍，每平方米造价由原设计造价八十元提高到一百九十元。秦希武一家六口人占了三套住房，建筑面积达一百三十七平方米，住房造价达二万六千元。其它五户也相当宽敞。
秦希武从一九七六年七月以来，经他的手先后把六十一套拆迁住房分配给了四十四户非拆迁户，占这个期间统建办公室修建、分配全部拆迁住房的五分之一多。
秦希武的这些问题，从一九七八年以来，陆续有人向中央和山西省、太原市的有关部门揭发。去年六月，中共太原市委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指示，派出检查组，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查清了秦希武的问题。去年十二月中旬，中共太原市委全体常委听取了检查组的汇报，责成市建委对秦希武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市委。可是，半年过去了，太原市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对此至今仍在互相推诿。秦希武对利用职权谋私利的问题不但未作检讨，而且住进新建住宅楼一年零八个月，房租分文未交。
太原市委纪委、太原市建委系统的干部对此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