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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闭幕
中央和各地档案馆准备开放历史档案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上获悉：为了使我国的历史档案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服务，中央和各地的档案馆正在积极准备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档案。
这次会议是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在北京举行的。
会议着重讨论和研究如何做好开放历史档案的问题。
据会上介绍，我国的历史档案种类繁多，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有民国档案、清朝档案、明朝档案，少数地区还保存有元朝等少量古老的和珍贵的历史档案。
档案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各个方面。
今年三月中旬，国家档案局根据新时期的需要和各方面的要求，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国家档案局的负责同志和各地档案工作者又进一步讨论研究了历史档案的开放范围和方法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历史档案，即国民党统治溃灭以前的旧政权档案，除了尚未整理的部分外，一律向全国史学界和有关部门开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除极少部分外，向党史研究部门开放。档案利用者，只要持有机关介绍信证明其身份和使用档案目的，都可以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联系利用档案的事宜，经档案馆同意安排后，可以到档案馆阅览、摘引和复制档案材料，但未经批准无权公布档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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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同魏地拉总统继续会谈
魏地拉总统和夫人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魏地拉将军，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今天的会谈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华国锋阐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对外关系，谴责了霸权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表示坚决支持各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发言人说，华国锋和魏地拉在昨天和今天两次会谈中，对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其它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认为两国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双方还表示，要为进一步发展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及两国同其它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密切合作，共同做出努力。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将军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阿根廷其他贵宾，今晚出席了由文化部举办的文艺晚会，观赏了音乐舞蹈节目和中国传统京剧《闹天宫》。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陪同阿根廷贵宾观看了演出。
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保利诺·丹·阿·穆萨基约和在京的阿根廷朋友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魏地拉总统和夫人今天上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笑一陪同，游览了长城、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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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华外长离京去欧洲访问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典、挪威和丹麦进行正式访问并顺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韩克华、部长助理宋之光等前往机场送行。
瑞典、挪威、丹麦和西德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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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乔木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今晚会见了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这个董事会的会长内森·普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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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会见马来西亚新任驻华大使塔拉拉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会见了马来西亚新任驻中国大使塔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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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会见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兰波博士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在这里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兰波博士和夫人。兰波夫妇将于日内离京去上海、桂林、广州参观访问，然后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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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会见斯里兰卡副外长费南多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副外长费南多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费南多副外长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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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利于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本报评论员
当前，随着我国四化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界、史学界，迫切要求各级档案馆积极地、系统地提供档案为他们服务。开放历史档案，已经成为各级档案馆、特别是省以上档案馆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国的历史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是党和国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了集中统一地管理和利用这些历史档案，党和国家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的档案馆事业，对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的研究，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档案馆及其保管的历史档案，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批准为档案工作中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错案彻底平反，恢复和发展档案事业。最近，党中央又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开放历史档案。这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又一重大成果，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各级档案馆及其工作人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创造条件，开放历史档案。不仅要热情接待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科研部门及各方人士阅览、摘抄、复制档案，而且要积极主动地汇编、出版档案史料。目前，有些档案馆已经具备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条件。有些档案馆因基础工作太差，还不能适应开放历史档案的需要。要抓紧时间，做好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编目等各项基础工作。我们要开放历史档案，以促进档案馆的各项基础工作；要通过加强各项基础工作，为开放历史档案积极创造条件。学术研究部门以及有关部门，也要大力协助和支持档案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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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总理六月六日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穆增达一行。图为华总理同西蒙·穆增达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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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率中国人大代表团，乘飞机离京前往法国、欧洲议会进行友好访问。
彭真、乌兰夫、姬鹏飞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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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刘达、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重视大学文科 多办大学文科
《光明日报》评论指出：发展大学文科要与干部队伍结构改革一起考虑
本报讯 《光明日报》六月六日在一版发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何东昌的文章，题目是：《重视大学文科 多办大学文科》，同时发表题为《干部队伍结构改革与发展大学文科》的评论。
干部队伍结构改革与发展大学文科
《光明日报》评论指出：刘达、何东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这就是三十年来，我们在培养干部的方法上，“存在着某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这个合乎实际的正确观点，一语中的，一下子点出了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评论说，以往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政策上的失误，掩盖了社会对大学文科毕业生的需要，割断了社会需要与大学文科教育之间的联系，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例如，据有关部门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做的调查，有的省财经干部队伍中大学毕业生只占百分之一、二，但那时全国财经院系每年寥寥数千名毕业生，却还出现“过剩”现象，难于分配到对口岗位，以致引起在校学生的动荡不安，教育部门不得不压缩招生数字。及至十年动乱，教育事业大受摧残，文科更是首当其冲，以致文科是否有存在之必要都成了问题。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水平很低。在过去，我们的效率不高，蠢事比比皆是，不能说和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没有关系；到今天，这种状况更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实践充分证明，只靠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而轻视系统教育的培养干部方法，不是建国之道，而是误国之道，需要从根本上改弦更张。
评论强调说，现在，党中央已经把改革干部队伍结构，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实现专业化、年轻化的任务提到全党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奋斗，其中大学文科负有重要的使命。据估计，全国现有在职干部中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年在四十五岁以下的约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他们需要经过较系统的训练达到专业化；这个专业训练的任务，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大学文科来承担。至于培养新的专业干部，需要量更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法工作到各项文化事业，所需要的管理干部、专业人才，动辄都是以几十万、上百万计。面对这样大量的社会需要，大学文科教育显然不是在现有结构的框架内调整一下比例关系，“适当增加”一些招生数字所能济事的，究竟怎样办才能适应？首先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有个大的转变，跟上这个历史转折的新形势。其次，要就大学教育结构、专业设置、学制、教学如何结合实际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加以全盘规划，既要打破老框框，迈出新步伐，又要防止一哄而起，盲目乱上，以致条件不具备，质量无保证，不久又一哄而散。第三，要把人才的培养和分配使用紧密地结合起来，改变过去两者脱节的现象。改革干部队伍结构的任务是提出来了，但要真正把各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尚多，这就要靠组织人事部门，破除障碍，沟通“产”“需”之间的渠道。
多办大学文科，提高干部管理水平
刘达、何东昌的文章说：多办大学文科，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提出来认真研究、讨论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管理水平低。我们的许多工厂，就规模和设备来说，并不比国外的同类工厂差很多，但生产效率却相差甚多。只要管理现代化了，还是这些技术装备，生产就可以成倍地增长。管理水平低，即使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除了改革管理体制、采用现代技术等等之外，关键之一就是干部问题，就要大大提高管理人员（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管理干部队伍。
我们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都证明了，管理水平、工作效率与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有着直接联系。综观世界各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各级领导人和政府或企业的工作人员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就拿高等学校来说，象美国、日本等国的知名大学中，都有一支很强的职员队伍，这支队伍人数上只略少于教师。从文化水平看，绝大多数是大学文科的毕业生。这是他们的行政管理工作能有较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从我们清华大学看，我校一批具有大学毕业水平的老职员，工作效率高，独立工作能力强，一直是学校行政工作的骨干。而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补充大学毕业生，学校职员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所下降，行政工作的效率也随之降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方面行政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一方面相当大一部分行政工作却转到了教师肩上，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因此，应当改变那种认为行政管理干部不需要较高文化科学水平的观念，花大力气来提高我们管理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做好在职干部的培训提高之外，主要的还是要通过中等以上的学校来培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又是要通过大学文科来培养。这方面的需要是很大的。如果以全国三十九万个工交企业和几十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单位要三至四个文科大学毕业生来计算，全国就要几百万人，这还不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其它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需要。
调整高等教育文理科之间的结构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与这种需要是很不适应的。一九七九年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中，理科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文科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九七九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理科占百分之六十，文科占百分之四十。文科比重是很低的。如果再与国外对比，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我国与日本比，一九七八年日本高等教育的规模约二百三十多万人，其中理科不过五十六万人，每年招生不过十六万左右。我国理科的招生规模，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都已相当于日本，但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招生总数和在校学生总数，都远低于日本，从此也可看出我国文科比重偏低的情况。
再具体一点说，文科内部系科的结构，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例如，我国有几十万个人民公社，却至今没有多少关于公社管理学方面的系科。如果稍为向前看远一点，这种情况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能不说是很不适应的。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文理科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呢？应该说，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的一些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怎样发展高等教育以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改革干部队伍的结构和培养干部的方法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干部培养方法上，存在着某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从我国现在干部队伍的状况来看，由于我们的干部队伍主要是在民主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当时，唯一可能的正确方针是在实践中造就干部。我们依靠这一方针，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保证了革命战争和解放后各项工作的胜利。但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干部队伍虽然有很大的优点，也往往存在着文化科学水平较低的弱点。许多干部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边干边学，不同程度地克服了这种弱点。但是在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愈来愈要求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完全通过边干边学来达到这样的水平已愈来愈困难，因而也就愈来愈要求我们在培养干部方面把边干边学与通过正规高等教育培养干部两种途径结合起来。我们的干部培养制度和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矛盾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已经显露出来了。然而，与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相联系，我们在干部的培养上也没有能够及时采取适合新情况的正确方针。长期以来，仍然局限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存在着一种只重视实际工作锻炼，不重视文化知识水平的倾向。通过正规大学教育来培养干部的作法，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甚至还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做法。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干部，尽管已经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取得了实践经验，还往往被贬为“三门干部”。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更把知识分子当敌人，公开颂扬“大老粗”，这就使得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解决，反而尖锐化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重理轻文。总的来说，理科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技术干部的作用，是已经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了，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革命之间这十七年里，大学理科有了迅速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才出现了人才严重缺乏的现象。现在人们对于这方面存在的尖锐矛盾，也都是很清楚、很重视的。而大学文科在提高管理人员的文化科学水平，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培养管理人才、管理干部方面的重要作用，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表现在：一方面，一提起文科，想得比较多的只是培养教员、作家、新闻记者、理论家等等，而对于培养各个方面从事管理工作干部的需要，则重视得很不够。当然，培养教员、作家、新闻记者、理论家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些，那就是把大学文科的任务局限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虽然也办了一些财经、政法方面的专业，但专业种类有限，数量也远不能适应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简单化地对待文科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把文科的教学、研究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忽视了甚至否认了文科各学科也有自己的业务知识、学术研究。于是就导致了文科无用的结论。似乎文科的知识只要在实践中学就可以了，不需要到大学来学习。后来甚至又把大学，特别是文科看成资产阶级的阵地，孳生修正主义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问题推向极端，以致大学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后来虽然肯定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还是搞理工科。文科要不要办，文科的任务是什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培养上应该占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以上这些，无疑是造成高等教育文理科结构不合理，妨碍我们解决干部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与现代化建设需要之间的矛盾的重要原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应该总结经验，对这些问题重新加以认识了。
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偏小，与中等学校不相适应，即使调整中学的结构，减少普通高中，也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比较迅速地发展文科，扩大文科规模，比起发展理科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办文科，需要的主要是师资和图书资料，一般不需要理科所必需的实验室、实习工厂、医院或农场，因此所需的校舍和投资都比较少。以文化革命前的材料看，培养一个文科学生所需费用投资仅为理科的三分之一。采取函授、夜大、电化教育等手段普及教育，显然也是文科比理科更容易做到。从满足青年的升学要求这方面说，拿同样多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发展文科比之发展理科可以多吸收三倍以至更多的青年入学。因此，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广大青年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需要的好办法。
当然，大学文科本身还有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这和大学文科应不应多办，高等教育文理科之间的结构应不应调整，干部培养上应不应以大学文科作为一个重要途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还要改进而否定了多办文科的必要。而且，也只有明确了大学文科的任务及其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才能更明确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