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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好四件事扭转西藏贫困局面
阴法唐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财路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在五月十五日到六月三日召开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郭锡兰同志代表区党委常委作的报告中指出：端正思想路线，要从区党委常委做起，要结合贯彻执行中央对西藏所作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在全区补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联系西藏实际，狠批极左，肃清流毒，抓住重点，解决我们工作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上的问题要弄懂，更重要的是解决实践问题。要提倡说真话，敢于面对现实。我们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要去追究个人责任，但原则问题上的是非一定要分清。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西藏尽快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接着，他宣布了区党委一系列有利于西藏人民休养生息、尽快富裕起来的政策。他强调抓好四件事：
第一、要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农牧业的全面丰收；
第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是治穷致富的重大措施，要及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搞好精简机构和人员内调工作；
第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出实现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贯彻八项方针，做好六件大事的具体实施方案。
会议结束时，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讲了话。他说：中央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进一步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八项方针和六件大事，是新形势下中央对西藏工作采取的重大决策，是西藏尽快富裕起来的根本大计，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力武器。各级党委通过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上来。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党性和人民利益的原则立场上，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观点看问题，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人民办好事，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财路，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全力以赴，集中精力于新西藏的建设，使西藏尽快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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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毅同志主持座谈会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指示
全党全社会要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最近，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讨论教育问题，提出了八十年代教育事业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五月三十日在方毅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就此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教育部及有关部门、重点学校的负责同志，一部分中小学特级教师。
座谈会上，同志们热烈拥护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指示。为了尽快改变当前教育事业同四个现代化需要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大家对以下几点意见交换了看法：
一、我们国家很大，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自然条件也千差万别，千万不能一刀切，千万不能搞全国性的整齐划一。今后，增加教育经费，应当重点使用，才有可能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近几年，应该加快发展高等学校，集中力量先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用重点带动一般。对高等学校也要择优扶持，抓好重点。
二、要做到多种途径、多样化办学，广开学路。特别是高等教育尤其如此。这几年，已经恢复了电视大学，一些高等学校也开始试办走读、分校和学分制。但是，办学的路子还可以走得更宽阔一些。比如，高等学校可以举办夜大学、高等函授教育，开办补习学校，还要继续支持和发展电视大学。学制也应该多种多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多办一些初中毕业后再读四年、五年的专科学校。高等学校如此，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小学教育也要多途径，多样化。凡是达到同等学业水平的人，（包括自学的在内）都可以经过考试发给“毕业证明”。
三、要充分发挥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以外，地方上、各部门以至于公社都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许多农村，在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农民就有办学的要求；公社、生产队有了积极性，中小学教育就会很快发展起来。要鼓励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不要只指望国家投资。
四、要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结构。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理工科畸形发展，严重地忽视文、法、商等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四人帮”对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的破坏尤为严重。社会上至今仍存在重理轻文的思想。一个社会，文科和理工科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很缺，政法干部也很急需。这些系科要大力发展。这样，可以吸引更多青年求学。这对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培训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普遍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都会大有好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也是普遍的呼声。但目前进展不快，恐怕也有不少框框束缚着我们。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如师资问题，教材问题，思想工作问题，以及学校的领导体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问题，等等，都值得研究。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立足于一个“活”字。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强调指出，发展教育事业，除了要靠各级教育部门的努力外，需要取得全党全社会的关心、重视和支持。教育制度的改革，还必须同劳动招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结合进行。希望通过报刊和各种舆论工具开展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教育问题，实际上已成为我们实现四化和当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引起全党全社会的关心、重视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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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锡兰同志在总结西藏贫穷原因时说
主要是区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
据新华社拉萨六月六日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偏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会同志决心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六月三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锡兰代表区党委常委向会议作了报告。他说，西藏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区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
郭锡兰说：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脱离了西藏的实际，脱离了西藏群众，主观主义，生搬硬套，产生了“左”的偏向，而又对这种“左”的偏向估计不足。前些年我们只看到西藏还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增长，办了人民公社；而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民族关系，破坏经济平衡，造成比例失调等严重问题看得很不够，也没有从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去考察我们的工作。这些年西藏农牧业、工业生产有一定发展，但我们没有看到这里边的问题。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学大庆，学大寨，上纲要，填空白，完成指标任务，还是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在不少事情上，我们脱离了西藏实际，脱离了西藏群众，图虚名，结果得了实祸。比如，我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工业，却没有好好抓手工业，而民族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就是民族特需商品。象卡垫、围裙、木碗、酥油桶、酥油壶、牦牛鞍等这些群众需要的东西，是内地无法调来，国外不易进口的。在农业方面，我们在不少地方不适当地强调扩大冬小麦的种植，还把冬小麦的价格格外提高，结果挤了青稞及豆类、油料等其他作物；我们强调“以粮为纲”，挤了牧业、副业，打破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违背了群众的意愿。西藏人民的食物构成，主要是糌粑、酥油、牛羊肉，穿的、用的也离不开畜产品，我们却忽视了发展牧业和青稞种植，给群众生活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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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会见西蒙·穆增达副总理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穆增达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在谈话中，华国锋对津巴布韦取得独立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独立以来，以穆加贝总理为首的津巴布韦政府所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好的，是明智的，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拥护，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朋友的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你们所奉行的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赏。华国锋说，在津巴布韦建设自己的国家中，中国政府将给予积极的力所能及的支援。华国锋请西蒙·穆增达转达他对穆加贝总理的问候。
西蒙·穆增达说，我们这次能够来到中国访问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们对中国政府在不久前派黄华外长参加我国的独立庆典很感谢。他说，我国在获得独立以后，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要在各种族之间实现和解，加强团结，以实现穆加贝总理提出的有益于全体人民的目标。
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外经部副部长李克等会见时在座。今天下午，西蒙·穆增达同李克就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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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大量隐患 伤亡事故减少
全国第一个安全月活动收到显著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我国第一个安全月活动胜利结束，在安全生产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
今年五月开展的安全月活动，受到许多地区、部门及企业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认真加强了安全生产的检查工作，解决了大量隐患问题。煤炭系统的八十四个统配局（矿），在大检查中查出隐患问题六万八千多个，到五月三十一日为止，已解决了六万二千五百个，占百分之九十二。铁道系统二十个铁路局的通信信号部门，在“安全月”的头十天内，就查出问题一万零六百多个。他们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边查边改，已解决六千三百五十六个。
通过安全月活动，减少了伤亡事故。仅据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今年五月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职工因工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八点四。冶金系统的死亡事故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二，煤炭系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七，铁道系统的行车事故也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七，特别是行车中的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下降得更多。
有关部门指出，尽管安全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有少数地区、部门和企业对安全工作抓得不紧，事故还在上升。全国安全月活动过去之后，各地工交基建部门要把安全工作转向经常化、制度化，进一步把安全生产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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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色织公司所属各厂克服苦乐不均现象
按实际劳动量分配奖金做到多劳多得
据新华社天津六月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钦沛、申启芳报道，天津市色织公司按照所属工厂实际付出的劳动量分配奖金，基本上克服了各厂之间苦乐不均的现象。
这个公司是一个企业性的公司，由十五个工厂和一个汽车运输队组成。过去，上交利润，利润留成、超额利润分成的提取和分配，都由公司所属各厂自己负责。由于一些产品在价格上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各厂在利润分配上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这个公司把上交利润提取、分配利润留成和超额利润分成的权集中到公司，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
今年初，色织公司根据既要克服苦乐不均，又要防止“吃大锅饭”的精神，制订了在全公司范围内统一分配职工奖励基金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公司根据各厂的设备、产品种类等不同情况，在定员定额的基础上，按照各厂产品创利率的高低，下达必须达到的利润定额。利润率高的产品利润定额大，利润率低的产品利润定额小。奖励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利润留成中提取的基本奖；一部分是从超额利润分成中提取的超定额奖。凡是完成利润定额的工厂，都按人头计算，发数额相等的基本奖。如果某项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得较差，就扣除一定数额的奖金。凡是超额完成利润定额的工厂，都发超利润定额奖。分配的原则，是多超多得，少超少得，不超不得。比如，两个工厂都超过利润定额的百分之十，平均每个职工所得的超定额奖也相同。基本奖和超利润定额奖，都由公司发给各厂，各厂再根据每个职工的贡献大小，进行合理分配。
这个办法已经在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大家认为，实行公司下达利润定额的办法，便于衡量各厂实际付出的劳动量，真正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过去，由于一些产品的价格不合理，不同工厂付出大体相同的劳动量，但所得的收入差别很大，甚至工作较差的工厂比工作较好的工厂收入还多。如色织七厂生产人棉美格呢和内销被单布两种产品，百米利润率分别为二十六元三角二分和三元四角一分。而色织十厂生产涤棉细纺布，百米利润率是九十元三角四分。这两个厂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所付出的劳动量却差不多。如果以厂为单位，提取利润留成和超额利润分成，就好比色织十厂吃肉，而色织七厂喝汤。现在实行新的奖金分配办法，就改变了这种情况。如果两个厂都超产一百米布，虽然价格悬殊，利润率差别很大，但因超利润定额的幅度一样，他们得到的利益也相同。
实行这种办法，还有助于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满足市场需要。
天津市色织公司通过制订和实行这个办法，进一步调动了各厂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头四个月，全公司的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十，利润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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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率人大代表团赴欧洲访问
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由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法国国民议会、欧洲议会的邀请，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法国进行友好访问。
欧洲议会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机构之一，会址设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这是我人大代表团首次访问西欧，也是对法国国民议会、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华的回访。访问期间，代表团将同法国国民议会、欧洲议会举行工作会议，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代表团团员是全国人大代表汪锋、天宝、田富达，代表团顾问是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外交部副部长韩克华等，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出访。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马腾，比利时驻华大使罗杰·德诺睦，荷兰驻华大使柯楠葆，爱尔兰驻华大使约翰·坎贝尔，卢森堡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凯特尔，意大利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索，丹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顾尔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一等参赞菲舍尔·迪斯考，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赵迪谟。
代表团将在乌鲁木齐作短期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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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科研革新取得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大庆六月六日电 大庆油田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据了解，从开发到现在，这个油田已有六十多项科研成果和重大技术革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五十八项受到国家奖励，五十一项受到石油部或黑龙江省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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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今日谈
这个鲁人不可学
《韩非子·说林上》讲一个故事：鲁国有个人很会编麻鞋，妻子善织生绢，他想到越国去谋生，有人对他说：“你一定会穷的。”这位鲁国人问：“为什么？”对方说：“麻鞋是穿在脚上的，而越国人光着脚走路；生绢是用来做帽子的，而越国人不戴帽子。以你的长处，到用不着这种长处的国家去谋生，要想使自己不穷，难道可能吗？”
这个鲁人很不了解越国的实际。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还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鲁人。比如一些生产部门，至今生产目的不明确，产销不见面，供需不碰头，只顾完成生产计划，不问用户要求。某些商品已大量积压，还在那里一股劲地生产；某些商品市场上急需，却无人问津。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更是如此。人民需要什么，市场短缺什么，为什么有的产品畅销，有的却滞销……每一个生产单位，都应当经常想到这些问题，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不然，象那个鲁人一样盲目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李松晨
他没有留下“家产”吗？
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同志的二万余元存款，不留给子女，而捐赠给内蒙古大青山老根据地人民进行四化建设。这件事在报上披露后，引起许多读者的赞赏。
为子女留点家产，好象是人之常情。但是究竟留下什么家产，却大有讲究。东汉以清廉著称的杨震，当旁人劝他为子孙治家产时，说过：“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有这种见地，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共产党人在考虑为后代留点什么的时候，难道不更应当想到如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艰苦奋斗的作风留传下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植霖同志不是没有给子女留下家产，而是留下一份无比优厚的“家产”。
历史上封建士大夫遗子女以爵祿庄园而终被褫夺，富商巨头遗子女以公司银行而终至破产，这种事情多得很。那种家产看起来丰厚，实际上是靠不住的。我们把革命传统留给后代，让后代继承并发扬光大，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将无衰败之虞。所以，这种“家产”不仅是丰厚的，而且是最可靠的。 司徒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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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设置方便群众 放宽政策广开货源
沈阳农副产品市场越办越好
本报讯 记者金凤报道：三中全会以来，沈阳市区陆续开放了三十八处城市农副产品市场。上市品种由开放初期的四十余种，增加到现在的百余种。市场价格一年来平均下降百分之二十七左右，有的已接近国营牌价。
沈阳市广大居民称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好处很多。大家谈得最多的，一是增加了城市农副产品供应，补充了国营商业的不足。二是促进国营商业提高了服务质量。过去，国营商店卖菜不让挑，大葱连泥卖；现在，市场上农民卖的菜既新鲜又干净，还让随便挑选，这就出现了竞争，推动着国营商业改善服务态度。
沈阳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所以搞得好，主要是因为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市场设置方便群众。开始只在城市周围开放了四个市场，点少，路远，城区居民不愿去，市场冷冷清清。以后，陆续在市内传统市场原址和职工、居民住宅区开放了早行晚市、大中小结合的三十八个市场，生意都很兴旺。他们还把市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的规划，逐步做到大型市场有售货屋，中型市场有防雨防晒棚，小型市场有售货台、遮阳布，买卖双方都欢迎。
第二，确定适当的政策，把市场搞活。首先，把从事少量贩运（手提、肩扛、自行车驮），付出运输性劳动，赚取地区差价的正当贩运活动同投机倒把区别开来，允许小量贩运活动。这样，上市的东西就多了。其次，逐步扩大了市场的购销范围。现在，出卖商品的，既有农村社员和个体商贩，又有农村社队、贸易货栈，也有国营农场和国营商业，三种经济同时进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