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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包遵信
对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究竟如何评价？这是哲学史研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难就难在我们总是把哲学和政治捆在一起，用政治上的标准去判别哲学上的理论是非，抹煞了哲学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以为破除哲学政治“等同论”，是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前提。
哲学和政治从来就有不解之缘。但哲学上的是非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是否必然联系着呢？唯物主义一定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就是多年来流行的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可以为人们提供许多方便，只是历史总不那样驯服，它不是按照公式，而是循着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确实，历史上许多哲学唯心主义曾是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器，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要说唯心主义总是代表了反动阶级的利益，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只能是反动的，则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事实是，历史上也有不少唯心主义者，他们理论的成就曾经标志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而他们本人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理论，成了当时进步社会力量在思想上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并且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前导。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主观的唯心主义，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反动思想批判的。其实，他鼓吹的“良知”“良能”，承认人人都有独立判别是非的能力；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学”是“天下之公学”，谁也垄断不了，即便是孔老夫子，也“非可得而私也”。“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神不可测的，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些主张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盲从的言论，在当时曾经起了瓦解道学思想禁锢的解放作用。直到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这些时代的思想先驱，在他们投身社会变革之初，无一不都受过王阳明心学唯心主义的洗礼。
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同一唯心主义，在这一时期起了这样的作用，到了另一时期又会起那样的作用。同是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在五四以后就又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如梁漱溟），甚至变成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理论柱石之一（如蒋介石）。就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一种哲学思想在不同人手中，它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黑格尔死了以后，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各自抓住黑格尔思想的不同侧面，但都没有跳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除外），而在政治倾向上他们则是相反的。哲学史上这些矛盾的事实说明，一种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无论是进步还是反动，都不是固定的，都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
我们也不否认历史上有些唯心主义者起了进步作用，是由于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符合唯物主义或辩证法。但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进步的品格只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才能具备，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则只能是反动。十七、八世纪支配欧洲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时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的思想，既是唯心主义又是形而上学。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被我们当作反动阶级哲学的典型。其实它是对汉初以来统治阶级一直寻思着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问题所做的理论上的回答，客观上适应了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当然这种反映了上升时期地主阶级需要的理论，历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多久它就变为非常腐朽的封建教条。但说董仲舒思想反动，而肯定汉武帝进步，硬把当时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思想上的代表根本对立起来，显然是难于令人信服的。
列宁说过，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于是有的同志就说，难道僧侣主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吗？由僧侣主义倒使人们联想到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唯心主义一直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可是历史上许多揭竿而起的革命农民，偏偏又总要举起宗教的旗帜作为号召。有人说农民起义所用的思想是“神学异端”。就算是“异端”，也总还是“神学”。又有人说，宗教对农民起义只是起了破坏和麻痹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恰恰忘记了，把那些沦于水火而又不敢反抗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是最困难的事。能够点燃这一把革命之火的，并不是哲学唯物主义，而是宗教，或者说“异端神学”思想。有的同志还提出，象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作用的是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是的，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正是拜上帝会赖以流行的客观基础。即便说拜上帝会只是一种形式，总不能说它什么作用也没有。不然，为什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采用宗教形式才能发动农民群众呢？
看来好象非常矛盾，为什么一种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会如此纷繁多变？为什么唯心主义也能起进步作用？实际上这正是需要我们哲学史研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以为只要判定一种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就揭示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这就无异于说思想本身已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哲学史研究也是多余的了。
本来，进步或反动，革命或反革命，都是政治范畴，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说的。历史上哲学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固然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就哲学思想本身来说，则只有正确与错误、深刻与不深刻这样的区分。我们有时说唯心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那是借用政治上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些政治标准作为评价哲学思想的根据。
一种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是唯物主义，怎么设想它会起进步作用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即唯物主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至于进步或反动，则是取决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运用某一哲学思想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作用，与哲学思想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没有直接的一定的联系。看来我们是把成功与进步、失败与反动这些不同概念混淆了。
当然，我们说进步与反动不是由哲学思想本身决定的，并不否认哲学思想有它可供人们利用的内在因素。唯心主义所以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被人们运用起进步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精神的自觉。这对那些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来说，不失是一种思想武器。当他们进行改革社会的斗争时，能够凭借的物质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只能诉诸自己的主观力量，激发自己的主观奋斗精神。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唯心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曾为一些进步人物所欢迎，就是这个缘故。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唯心主义包含着较为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但不管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是辩证法因素，它们被人们运用来进行进步斗争，阐述进步思想，并不等于唯心主义自身因此也就具备了进步的性质。正如我们反对因为唯心主义某些命题或概念曾被人利用起了反动作用，就把这些思想本身也说成是反动的一样。所以，一种哲学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会起什么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它的运用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运用这个思想的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决定的，与思想本身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原是一种绚丽多彩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总爱用一把固定不变的尺子去量度它？这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去找原因了。长期以来成为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指导理论，就是唯物即进步、唯心即反动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我们往往不是从哲学思想本身去分析，而是根据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来判别，或者反过来以哲学思想来推断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有人还危言耸听地说，哲学史如果不这么写，就是脱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们的理由是相当堂皇的，那就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说哲学上的斗争（不只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包括某些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或多或少与当时的阶级斗争有联系，这是合乎事实的；说它“总是”，恐怕就未必。理由很简单，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它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实践，而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因此，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与阶级斗争有联系，但同时也是人们为了探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它的内容和原因，远非阶级斗争所能概括得了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成为哲学斗争的终极根源。哲学发展还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不是由哲学家个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愿望所能决定的。简单地把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当作两个阶级或两种政治派别斗争的观念图解，就抹煞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规律，哲学史也就混同于一般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了。
难道不应该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吗？这又是一种理由。我不理解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怎么会同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发生矛盾？实际上倒不如说，坚持前者正是为了坚持后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什么是哲学的党性原则？按照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它只是指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都逃脱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阵营，研究哲学史就应该揭示它们的基本派别。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根据哲学家解决思维和存在哪个是第一性来确定的。如果脱离哲学基本问题来谈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那就会把哲学的党性和政治上的党性混为一谈，甚至把哲学的党性说成就是阶级性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有的同志就主张，坚持哲学党性原则，就要坚持哲学上的不同派别反映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这样如何解释哲学史上许多现象呢？战国时期的思孟和庄子，同是唯心主义，但不是同党；宋明时期的程颐、程颢、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好象是同党，可是却彼此攻讦，直到数百年后还余波未平。这些事实都说明，把哲学上的党性混同于政治上的党派，不但无助于揭示哲学史的丰富内容和基本规律，而且还会为那些患有形而上学顽症的思想懒汉们提供一个最好的隐蔽所。
那么就不要揭示哲学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了吗？当然要的，只是这不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而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我们多年来以为坚持阶级分析就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分析一种哲学思想时，不能只满足于在理论上确定它的倾向、成就，同时还应该揭示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辩护，适应哪个阶级的政治需要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坚持哲学党性原则是不同的。把阶级分析和坚持党性原则混同起来，或者用阶级分析来代替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势必导致用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取代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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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评“物质和精神相互起决定作用”说
齐振海 刘继岳
《哲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辩证唯物论的一条重要原理》的文章。该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关系，谈到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实践、物质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理论、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简称为相互起决定作用）。作者还明确提出：只有承认“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相互起决定作用，才“不是简单地重复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样一些词句”，从而在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上“起了一新耳目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仅就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谈谈我们的意见。
作者在论证“物质和精神相互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时，所用的论据就是：物质和精神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矛盾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相互作用也就是互为前提和互为因果。所以作者认为，从辩证法关于相互作用的原理，必然得出物质和精神相互起决定作用的结论，否则就违反了辩证法。
我们认为这样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毫无疑问，我们对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
谁都清楚，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最高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什么是本原，也就是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决定谁、谁产生谁；第二，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列宁又称之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或“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外两种：唯物主义的回答和唯心主义的回答，但只有唯物主义的回答是正确的、科学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或产生精神，精神依赖物质。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回答，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相反，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决定或产生物质，物质依赖精神，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回答，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显然，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是绝对的。在这里，只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依赖物质，不能互相决定、互相依赖，不是互为前提和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不是相互
决定的关系。
如果用相互决定的关系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也决定物质；精神依赖物质，物质也依赖精神。这样，世界就有两个本原：一是物质，一是精神。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二元论。二元论并没有“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是把这两种观点混合起来而已。这里的“互相转化”，只不过一会儿从唯物主义转到唯心主义，一会儿又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这里根本没有辩证法，有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阿芬那留斯的所谓“原则同格论”，也是用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但由于阿芬那留斯认为“自我”是同格的中心项，“环境”是同格的对立项，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物质依赖精神，所以“原则同格论”不是二元论，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可见，用相互决定的关系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只能导致二元论或唯心主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所谓“绝大多数哲学家”，不仅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解，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例如黑格尔，既然他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因而在他看来，思维当然能够认识思维本身的产物即现实世界，而且通过认识现实世界来认识“绝对观念”。所以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则不同，他们是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精神的客观存在，意识、精神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因而世界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是对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问题的科学回答。
可见，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但这里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含义是：精神是物质的反映；精神可以依据一定的物质条件，在实践活动中，改变某些物质运动的形态，而不是创造物质本身。所以，在这里物质和精神也不是互相决定和互相产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大楼是工人盖起来的，机器是工人造出来的，粮食、棉花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如果没有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有的，世界也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人们常说：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或者如列宁说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这些话都是说精神对物质形态的变化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作用不是精神决定或产生物质，而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巨大的，但仍然属于反作用的范围。
列宁说：“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列宁的这段话，是我们理解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的钥匙，它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既有绝对的方面，也有相对的方面。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一个方面是第二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这两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简单说来就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既然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第二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解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时，不能同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的回答相违背，在说明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时，不能违背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换句话说，不能一方面承认物质（一般地）决定精神，另一方面又承认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物质。否则，在逻辑上就会自相矛盾，在理论上会导致否认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绝对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用相互起决定作用来说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不正确的。（摘自《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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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种作法好
前一个时期，北京街头有些青年，在他们戴的太阳镜镜片上贴有一块外国商标，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议论。围绕这个问题，《北京晚报》陆续刊登了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同时，也发表了持有不同看法的来信综述，和一位同志作的调查。这些文章既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更不象“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名曰“讨论”，实际上是一窝蜂式的围攻，而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读来颇有启发。
对待思想问题，对待人们生活上的问题，即使是不健康的，错误的，也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讨论的办法去解决，任何简单粗暴的办法，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办法，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还可能适得其反。青年人思想活泼，接受新事物快，但他们缺乏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差。他们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于他们中间出现的某些问题，更要热情地帮助，正确地引导。《北京晚报》关于“眼镜上的商标”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很好的帮助和引导。事实上，只要你态度诚恳，讲得有道理，大多数青年是能够也乐于接受正确的意见，改变自己的看法和做法的。据那篇调查的作者说：“以前大街小巷，太阳镜有商标者比比皆是”，晚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作者在繁华的闹市区，“大半天中，仅遇见三十七人”，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我们觉得，《北京晚报》的这种作法好。特转载其中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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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小小的调查
吴炜华
看了四月三十日晚报刊登的关于“眼镜上的商标”赞成者的综合来信，颇感兴趣。决心做一番小小的调查。于是五月一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到东单、王府井、西单、前门走了一圈。所遇戴太阳镜镜片上贴有商标者，凡三十七人。经询问，除二十一人拂袖而去，拒绝合作外，计十六人接受了调查（包括两位女青年），其中年龄最大者三十二岁，最小者十六岁。回答有：一、这样才够“份儿”；二、再“倒”出去值钱；三、看好些人都这样；四、证明是外国货。有意思的是，午饭时，在前门某饭馆同桌的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异常坦率地说，他的“麦克镜”淘换来时，已无商标，而为表明是外国货，居然又找一张椭圆形的洋商标贴上了。
对于镜片留商标是否有碍视力，回答有：一、有点别扭；二、管那个呢？三、不怎么碍事，只一边上有。只有一位十九岁的小伙子说不碍事，因为他的椭圆形商标贴在左下角，正位于颧骨上。我请求试戴，果然于视力无影响。经了解，他原来也甚觉不便，于是灵机一动，将商标小心地移至下边。这也算得一小发明。
结论是：一、“崇洋”思想是确实存在的。二、尽管小商标“不到一平方厘米”，但“贴在镜片的上方”，确实影响视力。三、报纸刊登文章，进行善意批评，实属必要。而且我也高兴地看到，这种批评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不是吗？以前大街小巷，太阳镜有商标者比比皆是，而这次，我在假日最繁华的闹市区，大半天中，仅遇见三十七人。可见，很多青年同志虽然没有偏激到将外国手表上的商标“砸掉”，也确实感到了崇洋的“盲目与浅薄”，应当奋起而纠正之！
我认为，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自愿替外国眼镜厂商作义务推销员，自然这是他的自由，嗜痂者尚有之，何况于此？不过，总还是应该告诉他，我们的一行一事，一举一动，切莫忘掉中华民族的堂堂正气。
（原载《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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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史研究工作很活跃
内蒙古自治区史学界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很活跃。粉碎“四人帮”以后，内蒙古史学界对大量的史书典籍和出土文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并纷纷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蒙古族简史》、《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和《匈奴史》等。最近，中国蒙古史学会还选编了一部《蒙古史论文集》，收集了国内有关蒙古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五十二篇，对蒙古族的历史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史学工作者正在积极为编写《蒙古族通史》（多卷本）做准备工作。蒙古族著名历史文献著作《黄金史纲》和《蒙古黄金史》也在翻译整理中。（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