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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李成瑞
一九七九年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轻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基本建设停建缓建了一批计划外的项目，城乡广大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积累与消费之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正向合理的比例转化，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解决。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的状况，任务还很繁重，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当前国民经济失调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三短两长”。三短是：农业短，轻工业短，燃料动力、建材、交通运输短。两长是：基本建设战线长，加工工业战线长。要解决比例失调问题，需要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拉长短的；一方面压缩长的。当前的问题是：拉长短的，大家赞成；压缩长的，阻力较大。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长的如不压缩，短的就难以有效地拉长，调整的目标就难以顺利地实现。
从基本建设战线看，一九七九年的大中型项目停、缓了几百个，新上了几十个。但因为停、缓的是投资额较少的项目，新上的是投资额较大的项目，所以建设总规模大体和过去相等，仍然同国家的财力、物力不相适应。一九七九年基建投资（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比一九七八年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百分之四点四。显然，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再停、缓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以便保证那些最重要、最急需的项目及时建成投产，提高投资效果，并且进一步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目前燃料、动力和某些原材料不足，使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中央要求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要坚决地保证那些产品对路、消耗低、质量好、盈利多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这一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但落实这一原则却很困难。结果，把有限的宝贵的能源和原材料分散使用，使那些产品质量好、消耗少、成本低的企业往往是开开停停，不能开足马力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增产节约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经济效果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但是，直到现在，产品质量低于历史最好水平或产品的单位消耗高于历史最好水平的企业，还占相当的比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亏损户的比例降低很慢。一九七九年全国平均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只有十
六元五角，同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六六年）的二十四
元三角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一九七九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部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使消费基金上去了，但基本建设没有相应地压下来，积累额没有相应地降低。在国民收入有一定限度的情况下，如果消费增加，而积累不相应地减少，就不利于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而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内容。
因此，在尽力拉长短线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压缩长线，已成为调整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经验证明，这种压缩长线的措施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提高经济效果，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只要走好这一步棋，就全局皆活了。
第一，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提高投资效果。
对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建议同时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压建设项目，首先是压大中型项目；二是压当年投资；三是压基建总投资（各个项目从开始到建成的全部投资）。这三种办法缺一不可，而关键是第三种办法。如果只采取前两种办法，不同时采取第三种办法，就难以完全达到提高投资效果的目的。
把大中型项目压到一千项以内甚至更少一些，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单只压项目往往有“防空洞”可钻，例如把几个项目捆在一起，合并为一个项目，或者巧立名目，把基建项目改为挖潜、革新、改造的
“措施项目”，把并未建成的项目改为“扫尾工程”等等，结果，形式上减少了项目个数，实际上没有减那么多。而且，项目有大有小，在大中型项目中，一个大的可顶十几个、几十个比较小的，只抓项目个数，容易形成压小不压大，减“瘦子”上“胖子”，基本建设战线表面上缩短了，实际上并没有缩短。
压当年投资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在总投资规模没有压缩的情况下，只压缩当年投资，其结果是力量更加分散。原来五年完成的工程可能变为八年完成，原来八年完成的工程可能变为十年完成，战线更加拉长，效果更加降低。因此，必须同时压缩基建总投资，这是最有效的、关键性的办法。
当前我国在建的大中小型项目共有好几万个，把
它们全部建成还需要数以千亿元计的投资，这只有拖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全部建成。因此，应该适当压缩在建大中型项目的投资总额（包括已经完成的投资和尚待完成的投资，这里主要是指压缩尚待完成的那部分投资），以便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现在施工的建设项目尽早建成，投入生产。小型项目也应相应压缩。需要新上的基本建设项目，更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这样“动手术”会使人感到痛一些，但只有这样，才能使基本建设的规模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才能集中力量把最迫切需要的项目主要是燃料、动力、交通、建材等等方面的项目及时建成，比较有效地拉长短线，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散力量打消耗战的被动局面。应当看到，采用这种做法，投资少了一些，但由于建成时间缩短，配套比较齐全，每年实际形成的综合生产能力可能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基本建设中，十个“半拉子”不如一个建成的。基本建设战线真正缩短了，就可以大大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效果，并且可以改变现在基建挤生产，挤技术革新，挤环境保护措施，挤人民生活等状况，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认真调整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果。
在目前燃料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大力增产煤炭、石油、电力和其他能源。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时期内，能源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能源不足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完全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抉择：一种办法是让所有的企业都维持生产，大家都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另一种办法是把那些产品质量低劣、浪费惊人、亏损严重的企业坚决关、停、并、转一批，以便把燃料动力、原材料腾出来，保证那些产品质量好、消耗少、成本低的企业吃足喝饱，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哪种办法好呢？当然是后一种办法好。采取这种办法，尽管生产的厂子少了一些，但产量可以更高，质量可以更好，消耗可以更省，盈利可以更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关、停、并、转，就是一种淘汰。我们既然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能不承认一定的竞争；既然承认竞争，就不能不承认淘汰。没有一定的竞争和淘汰，就不能促进经济效果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允许竞争，保护竞争，该淘汰的就要经过适当方法和步骤去淘汰（包括对一些长期亏损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财政不补贴、银行不贷款之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除了解决思想问题以外，还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关掉的厂子，人员怎么处理？我的意见是，这些厂子可以改组为技工学校或中专学校。除本厂工人带工资学习外，每个学校还可以招收一部分待业青年，全国算起来可以招收一大批待业青年，这对于全面安置待业人员，使他们为将来就业作好准备，加强安定团结，也是很有利的。国家对这些学校，要加强领导，严格要求。学员毕业，统一考试，合格者发给证书，按学习成绩的好坏，分配适当的工作。同时，可以把现有工厂内没有受过中技、中专训练的青年工人分批调到这些学校里学习，把那些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调到工作岗位上来。这样，周而复始，不断轮训。有了这样一批技工学校和中专学校，加上原有的和其他新办的技工学校和中专学校，就可以逐步形成我国工人技术培训的基地网，不仅可以吸收大批待业青年，源源不断地为各部门各企业输送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新生力量，而且可以分批分期培训在职工人，从而大大提高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为实现四化提供有利条件。
× × ×
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为。如果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单凭主观愿望，就会欲速不达，想要快，反而慢。这是我们用了很长时间、付了很多学费才懂得的一条道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六十年代的调整时期，尽管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同国家力量大体相适应，加工工业同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大体相适应，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比较适当，因此，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现在，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很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当前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适当的步骤，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关系更趋合理；很有必要进一步落实党关于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发挥现有生产设备潜力上狠下功夫。这样，就一定可以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为以后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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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一文应予否定
商文
一九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商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以下简称《方向》）。这篇文章是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写出来的。文章否定了一九六六年以前商业工作的基本成绩，给过去的商业工作戴上“流通决定论”、“利润迷”、“靠资本家办店”、“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等帽子。《方向》一文的基调是极左的，主导思想是错误的。
一、关于“流通决定生产论”问题。
《方向》一文说：“刘少奇鼓吹‘流通决定生产’的谬论，是单纯从流通出发，以市场为中心，妄图用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和支配生产。他要商业部门去压生产部门，一手拿‘刀子’，一手拿‘鞭子’，多了‘砍’，少了‘赶’，用市场卡生产，压建设，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利润迷’。什么‘流通决定生产’，说穿了，就是为了利润”。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它抹杀了十七年中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商业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事实。解放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把稳定市场同坚持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经济建设并提。如果市场不稳，便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不能坚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建设。党中央是很重视市场作用的。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商业部门一直把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为生产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断地批判和防止单纯商业观点，怎么能说是
“单纯从流通出发，以市场为中心”呢？很明显，给十七年的商业工作作出“流通决定生产论”这个论断是违背事实的。
其次，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为了说明流通的必要性，先要弄明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马克思说：“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5—206页）那么，产品怎样才能达到消费领域呢？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只有经过商品流通才能达到消费。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反作用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必然要求商品流通相应地扩大。产品只有适合市场需要，才能销售出去，从而才能扩大再生产。这是客观规律。《方向》一文把商品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反作用形象地夸张为“刀子砍，鞭子赶”，而加以批判，这只能导致“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错误的重演。
第三，“利润迷”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十七年中，商业部门为国家提供的积累，是在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提高的前提下取得的。怎么能说是“利润迷”呢？实践证明，自从“四人帮”在全国批了“利润挂帅”以后，在国民经济中，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以及其他行业，造成了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要定额、不管质量、不问经济效果的风气，致使大批企业亏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搞扭亏增盈，就是以实际行动批判了这种说法。
第四，解放以前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国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又一直落后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商业服务业的网点建设，专业人材的培训，经营品种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加，都很不够。有些甚至比一九五七年还缩减了。商品流通的职能被人为地缩小了。正因为如此，才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引起群众的不满。事实上是流通不适应生产的需要，而不是“流通”决定了“生产”。
二、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方向》一文说：“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分水岭”，“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商业，也根本不会有超阶级的服务”，
“剥去‘全民服务论’的外衣，就露出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原形”。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为文艺工作提出的方针。原话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当时提出文艺应为四种人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这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方向》一文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移植到商业工作中，并且说商业工作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实际上我国的商业历来是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国人民服务的。说“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商业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是精神产品，文学家可以为工农兵创作文艺作品，在作品里歌颂工农兵，鞭打任何阶级敌人。但是商业工作就不同了。这里经营的是物质的商品，是吃、穿、用的东西。如果对一部分人（例如地主分子）不供应吃、穿、用的必需品，他们就活不了。在社会上如果法律不把某些人处以死刑，就得给饭吃、给衣穿。因此，在商业工作中提出“为工农兵服务”、“不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口号是不正确的。
第三，我国商业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商业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商业同资本主义商业的斗争，同地主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所有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在和以后仍然要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以及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但是，同剥削阶级的所有制和违法行为进行阶级斗争是一回事，对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购销活动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十四年之后的一九七○年，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就不能不引起思想混乱，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各方面的关系紧张。
第四，商品流通通行的是商品货币交换，商业职工在购销活动中无法辨别谁是工农兵，谁不是工农兵。人家拿来人民币，就得卖给他东西。实践证明，在商业工作中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以后，商品质量越来越差，品种花色越来越少，服务态度越来越坏，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这是把柜台内外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当作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
三、关于“靠资本家办店”的问题。
《方向》一文说：“贫下中农管理了农村商业，工农群众监督管理了城市商业。这是商业战线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靠资本家办店’的黄粱美梦”。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断定我们的商店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本家办起来的，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论断下，不仅打击了改造过来的私方人员，而且批斗了各级商业企业的领导同志，助长了“打倒一切”的恶浪。
其次，关于工农群众管理城市商业这一条，实际上没有行通过，今后也不能这么办。
四、关于“自由市场”问题。
《方向》一文对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所规定的集市贸易问题，不但只字未提，而且批判了所谓“自由市场”。它说：“刘少奇的所谓‘贸易自由’、‘自由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这在实际上是批判了集市贸易，使得许多地方的集市贸易关闭了，商品流通的渠道也不畅通。这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方向》一文抹杀了十七年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成绩，违背了党在商业工作中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一套错误的观点。它从头到尾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其基调是错误的，应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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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独生子或头生子的智能差吗？
宋子成
提倡一对夫妇生一对孩子，会不会因为老二比老大聪明，引起子女智力水平退化？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对出生次序、个性和智力商数的研究说明了什么？》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
结论指出：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虽然他们在同学或年龄相仿的孩子当中人缘可能不太好。
论文中的统计数字说明，头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在“名人录”中几乎占统治地位，有成就的行政或商业领导者之中同样也显示出了这一点。头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在宇宙航行员中占绝对优势，在首批执行太空任务的二十三名宇航员中有二十一个。
为此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两位科学家与纽约州的社会卫生部门，研究了对荷兰大约四十万名十九岁的男青年智力测验的成绩，又对申请全国优等生助学金的八十万名男女青年进行了调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为什么头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的智力优于后生子女呢？作者认为普遍可以接受的解释是：双亲在早生子女或头生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子女多。密执安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认为，子女多至少是暂时地降低了家庭的平均智力水平。假如双亲一方智力水平为一百，头生子女在出生时的智力水平差不多接近于零，家庭中平均的智力便成为六十七（指二百被三除的结果），这一智力水平可随着子女的成长而上升，但是，第二胎、第三胎等后生子女出生时，智力水平基数就会随之降低。
研究结果还表明，智力测验的成绩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的成绩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测验的成绩还发现，子女的智能与家庭规模的大小也有关。在相同的排行中，家庭中的子女越多，他们的成绩越差。例如，都是老三，在只有三名子女的家庭中出生者比有四名子女的家庭中出生的人成绩要好，后者又优于在五名子女的家庭中的出生者，如此类推。这说明，一对夫妇少生子女有助于子女智能的提高。
这次研究结果也指出，独生子女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如有两名子女家庭中的头生子女，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在遇到难题时不能求助于年龄相仿的弟、妹的缘故。看来，只要使独生子女尽早入托儿所过合群生活，会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这项研究成果还指出：“独生子女在同学或年龄相仿的孩子中，人缘可能不太好。”独生子女有可能成为家庭的宠儿。人的性格的形成在学龄前就打下了基础。性格健全与否是入学后学习好坏的因素之一。对独生子女过分溺爱，就会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这个事实说明，只要家长、教育工作者重视子女的后天教育，这种状况就会改变。
该研究所的塞格尔博士认为，子女在家庭中的排行对以后的成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并不完全决定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将会取得多大成就。不管子女出生次序的先后，父母的基本态度、重视和表现在家庭环境中对他们的影响仍是重要的。他较为强调父母后天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这显然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这篇论文是颇有见地的。在我国当前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多多介绍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在国内加强对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探讨，以便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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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口学会将成立
中断多年的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工作，近几年获得进展。各地纷纷建立起人口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接受委托，目前正着手筹建全国人口研究中心。
至少在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所）中设立了人口研究单位，或有专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七所院校设有人口研究机构，拥有专职或兼职的研究人员一百八十多名。各级党校中也有一批理论工作者正在从事人口研究。
全国人口学会筹备组最近于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许涤新在会上讲话。他认为，人口学会成立起来以后，至少应该经常做这样几件事：组织和交流人口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供有关资料；分别向城市和农村进行关于控制人口的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对于控制人口工作的反映，不仅要对政府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提出建议，而且要提出如何实现这一政策和规划的意见；研究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写出具有一定水平的论著，编写普及性的人口问题教材，等等。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