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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点体会
江枫
“学会领导文艺”，这是一个大题目，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我这里只能根据自己粗浅的体会，谈谈个人的看法。我作为一个专区的党的宣传部的负责人，参与领导文艺工作二十几年来，吃尽了不懂艺术规律、当“老外”的苦头。过去，由于不熟知文艺的特征和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常常采取领导工业生产的方式去领导文艺。如下达创作任务，死板地规定题材比例，简单化地要求写中心，演中心，还有什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等等，总之是干涉太多。每当搞会演，搞美展，人家总要请你去“审查”，看完了还得请你作“指示”。“指示”什么呢？自己胸无笔墨，只好说：“好，不错，再加加工”一类的官场话；或者心血来潮，乱说一通，弄得作者很为难。可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办不到的。
实践证明，处在文艺领导岗位上，并不等于就会领导文艺。要学会领导文艺，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需要回答的课题。
我感到，“学会领导文艺”，首先要掌握文艺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谁违背这个规律，谁就会遭到规律的惩罚。领导经济工作，要懂得经济规律；领导文艺工作，也要懂得文艺规律。这是为许多正反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也是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深切体会到的。各类文学艺术有什么特点？一件作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作家、艺术家的劳动方式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基本规律如果一点不懂，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指导艺术生产，就难免要犯“横加干涉”、“发号施令”的衙门作风的错误，从而阻碍甚至破坏文艺事业的发展。领导者要真正成为文艺创作的“育花人”，成为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就必须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努力变外行为内行，真正掌握艺术的规律。
为了学会领导文艺，我决心学习一门艺术知识，通过这条途径掌握艺术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我从书法和国画入手，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专家学习，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拜他们为师。有时是登门求教，有时把他们请到家里来，拿自己的习作请他们指导。在画家们的指导下，我的书法和国画都有所提高，去年还有两幅被推选参加了全省的书画展览。我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书法和绘画的专门家，但却从一门入手，摸索到了一点艺术生产的基本规律。对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艺术创作和艺术家世界观的关系，文艺的批判和继承的关系，等等，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工作，而且通过向专门家学习，有利于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党内外广大的知识分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当然，要把自己所担负的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做好，光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还是不够的。如果思想路线不端正，作风不民主，你虽然是内行，还是不能把文艺工作领导好的。所以关键还在于正确执行党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我觉得领导者要把文艺工作做好，一是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出了一点小漏子就惊慌失措，或者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另一条是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爱护人才。要知道，一个能够掌握专门知识，具有一定成就的专门家的成长，除了他本身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以外，党和人民也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来培养的。真是人才难得啊！这些年来，通过和专家们交流学艺，我深知他们的苦辣酸甜，深为前十多年他们的艺术青春被浪费，才华被埋没，而感到痛惜。知人方能善任。我们应该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他们交流思想，讨论艺术问题。当然，也要加强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努力作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熨平他们心灵上的伤痕，使他们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心情舒畅。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指出：“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思想认识的突破，也就没有文学艺术的突破。这里关键是领导者要善于引导。小平同志所说的继续解放思想，我体会主要是引导文艺工作者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艺术教条主义、艺术八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文艺工作者真正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并且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研究、分析现实生活，从而按着文艺的客观规律去发展文艺。
时代在前进，文艺在发展。我们在文艺岗位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能甘居外行，也不能满足于自己仅仅在业务上变为“内行”。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精通业务知识，还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和领导作风，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实践，象周恩来同志所谆谆教导和实践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要学会领导文艺，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刻苦实践，勇于攀登，力求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来建设我们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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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寓教于乐 义在笑中
——略谈谢添在影片《甜蜜的事业》中的导演手法
孟尧
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中最佳导演奖的获得者谢添，他导演的《甜蜜的事业》是部喜剧片。喜剧的题材、样式各有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定要让人发笑，不发笑不足以成为喜剧；但是又不能单纯地为发笑而发笑，要笑得自然，笑得真实，笑得有意义，即所谓寓教于乐，义在笑中。笑是手段，目的还在于教。看影片《甜蜜的事业》后，对谢添的导演工作颇有此感。以下仅就这部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艺术处理，谈谈谢添的寓教于乐的喜剧导演手法。
唐二婶是全剧的中心人物，她一出场就引起了观众发笑。她得意地缝制着婴儿的老虎帽（在乡间，这种老虎帽是给男孩戴的），她缝完最后一针，径直向摇篮走去。在观众的想象中，摇篮内一定是躺卧着一个天真可爱的婴儿。但镜头摇向摇篮，出人意外，摇篮内整齐地摆放着小衣、小裤、小鞋、小袜，原来摇篮里躺卧着的是个假想的婴儿。二婶一边哼着“小小子儿，小帽子儿”的曲调，一边俯身给假想的婴儿戴上小帽，观众这才恍然领悟，不禁破哑吐笑。一笑唐二婶盼生儿子的急切心理，二笑唐二婶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真是笑中见义，义由笑出。
来弟奉二婶之命去找二叔回家修摇篮，二叔不敢抗命，列队而归——他身上背着盼弟，身后跟着捞弟、来弟、梦弟，梦弟还拉着个小鸭子，爸爸领头，群女紧跟，高的高，矮的矮，父女几人齐步走，好不滑稽！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表现手法，可窥出导演谢添匠心独运。观众在不断捧腹大笑之余，似乎都多少有点可怜却又责怪唐二叔和唐二婶：“你们干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呀！？多遭罪呀！千万可别再生了。……”笑中有教，教人又自教，含义深邃。
工会干部老莫又是另一典型。他已有了两个儿子，可是仍嫌“品种”不全，一心非要再生个女儿不可。手捧玩具囡囡回到家，一见两个儿子的脑袋剃得光光亮，不禁气上心头，责怪妻子阿芳不该把儿子剃成“和尚瓢儿”，又责令两个儿子去做功课。老莫凝视着两个秃瓢儿子，脑子里产生了得意的幻想：两个秃小子一下变成了两个美丽的小妞儿，两个小妞儿朝着老莫微笑；老莫正心花怒放，“咣当”一声巨响，惊醒了老莫，他的幻想又回到了现实——坐在他眼前的仍旧是两个秃小子。这一喜剧性的处理，逗引得观众大笑不止。它既无解说，又无独白，却非常形象地把老莫盼生女儿的急切心情表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也温和地批评了老莫要求子女双全的思想。
老莫的妻子阿芳接受了宣传教育，决心去医院动手术。老莫得知后，心急如火。他嗖地跑出了门，串过小巷，越过窄道，冲得鸡飞鸭叫，踏得泥水四溅，一口气跑到了医院。如何恰当地去表现老莫心急如火的心理呢？导演谢添采用了降格的拍摄方法，使老莫跑起来较正常人要快二三倍，再加上生动乐曲的衬托，老莫快跑的动作，如同“卡通”片上的滑稽人，使观众捧腹不止。在笑声欲落时，电影镜头又摇拍了老莫的两只脚：一只脏鞋子，一只光丫子，观众禁不住又是一阵大哗。上述巧妙的喜剧手法和观众的哄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批评，更是对老莫这类人言行不一（宣传归宣传，实际归实际）的思想的一种善意的嘲笑！
田大妈是全剧的正面人物之一，她思想先进，又是计划生育委员。但是当她听说自家唯一的儿子五宝要“嫁”到唐家安家落户时，她也迟疑了，想不通了。影片把三个田大妈的形象拍在同一个画面里，中间是个较大的田大妈，画面两侧是两个较小的田大妈，两个小田大妈用你问我答，我说你解的方法，反复地辩说事理，使中间的田大妈逐渐有动于衷，提高了认识，同意儿子去招弟家安家落户。这一喜剧手法颇为逗人、喜人。在笑声中有褒有贬，即借用田大妈个人的先进思想批评了她自己头脑中的旧习俗，同时又以喜人的笑声赞扬了田大妈能够从大局出发，克服私念的美好品德。以往许多影片，凡表现思想斗争的戏，往往是双眉紧蹙，两眼凝思，人物的神情沉重，甚至很痛苦。此片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斗争时，处理得却是那么轻快、逗趣、喜人。真是意境出众，蹊径独辟。
节奏对于喜剧片来说，似乎比正剧更为紧要。这部影片的喜剧效果之所以始终不断，甚至使人笑得喜泪涕零，许多地方要归功于谢添对节奏的准确掌握。整个影片对话比较多，个别场景的戏有拖沓之感，这是美中不足。摄影黄心一经过多次试验，成功地试用了保定厂的彩色底片，为影片增彩不少。
谢添同志在喜剧片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祝愿他给人民带来更多的欢笑，为人民拍出更多更好的寓教于乐的喜剧影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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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有感于作家当县长
李玉铭
吉林省作家丁仁堂同志前不久又回到阔别多年的吉林省大安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他和那里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土改”重新接上了关系，大有重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老兵新传”的劲头。
在闲谈中，有的同志和丁仁堂同志开玩笑说：“你不是正在写小说吗？怎么下去当县长了！”丁仁堂同志听到类似的笑谈，总是认真地回答：“不下去写不出来！”
“不下去写不出来！”这是丁仁堂同志这样的“土生土长”的作家的经验之谈，恐怕也多少说出了唯物论反映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作家深入生活，又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我们党为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所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健在时，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鼓励大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以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也可以安家落户。刘少奇同志提出，年老体弱的还可以坐汽车下去。在党的亲切关怀下，许多有条件的党员作家带头到基层兼职或任职，赵树理、周立波、梁斌、柳青、李准、王汶石等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家，曾先后在基层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如果说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还只是“身入”的话，那么，下去兼职或任职，就有可能防止作客思想，做到既“身入”，又“心入”。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农民朋友的知己，周立波不会那样熟知元茂屯贫雇农的命运，李准也不可能知道李双双和喜旺两口子因爱生嗔的家庭趣闻，王汶石也写不出他新结识的伙伴那样壮美的情怀。他们笔下的那些千姿百态的农村生活、各种各样的光彩照人的农村新人形象，不正是作家们“身入”和“心入”生活的艺术结晶吗！
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许多前辈作家，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写作之外所下的功夫，比起写作本身来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柳青同志，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但在陕西省长安县兼职，而且在那个县的皇甫公社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他和他的农民朋友的感情是那样深厚，以至于支部书记找他征求发展新党员的意见；妇联主任要他裁决家庭纠纷；生产队长向他讨教买马的经验；“老农会”请他为儿子介绍对象……柳青同志深入生活的那些零碎的、但却令人难忘的场景，向我们揭示了《创业史》获得巨大成功的全部“秘密”！
现实生活是不断发展的，一切冲突都是千变万化的，永远不会停止。所谓“现实”，只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种在对立面的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当前的农村生活，决不同于六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村新人，既不同于《三里湾》中的王玉梅、范灵芝，也不同于《朝阳沟》里的拴宝和银环。他们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远比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青年要复杂、深刻得多。应当承认，我们许多作家对今天农村的新生活、新人物是陌生的。因此，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老作家都面临一个深入生活、重新学习的问题。在这方面，高晓声同志的经验很值得我们重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他一九五七年以来，始终在农村生活，虽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却使他熟悉了七十年代的江南农村生活。有了这种偏得，《李顺大造屋》等优秀短篇小说的问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前，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较少，反映农村生活的故事影片则更少。据说，全国六家大电影制片厂，在今年的原选题计划中，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少得可怜。我们这样一个以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国，没有或很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这种异常现象的出现，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熟悉今天的农村生活，是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文学不仅是时代的纪录，文学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思索人生，提出或回答时代的课题。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在召唤着我们，文艺家应当走在四化大军的前头，深入四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找到最好的艺术表现，创造出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来。我们的文艺事业，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又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既有广博的文艺知识，又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文艺家。只有造就一大批这样的文艺家，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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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凌云健笔意纵横
——《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
廖沫沙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一
我把夏衍同志的著作和译作的目录，仔细地、反复地翻看了几遍，不能不使我惊服夏衍同志在写作上的勤劳和高产、丰产；同时也使我联想到前面所引述的恩格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那段话。这两者在我的脑子中翻腾出一个想法：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而这个革命的起点，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这样一个时代是最需要巨人的，也确实在各个方面、各种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巨人。
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厚达三十多页稿纸的夏衍同志著作和译作目录（据本书编者说，他所提供的这份目录，并没有包括夏衍同志的全部著作），显示出，无论是从他写作的数量庞大来说，或者从他写作形式的多样性和思想内容的广泛丰富方面来说，都足以为我在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那段话作注释，作例证。
二
在这里，我想简略地谈谈我对于夏衍同志的认识过程。
我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从湖南逃亡到上海的。那时的革命形势，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接连失败，从第一次大革命转向第二次大革命。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但紧接这个失败，革命的飓风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勃兴：一条是广大农村展开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一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革命运动蓬勃而起。
我到上海时不过二十来岁，是个土气未除的青年，又到了这样十里洋场，简直是眼花缭乱。但是当我稍一镇定，就发现北伐战争时期的大革命不但余风未息，而且酝酿着更大的风暴。我最初亲目所见的，是我的老师田汉同志向左倾，他所领导的南国剧社、他所编辑的《南国月刊》等等，一天天在倾向左翼运动；同时在上海的其他革命戏剧团体、革命文学刊物、社会科学刊物和马列著作的翻译本，也都如雨后春笋似的蜂涌而起。我至今还记得，我那时经常出入的是南国剧社、戏剧协社、艺术剧社等等演出的剧场，阅读的也就是这类革命文学刊物和社会科学著作、马列书的翻译本。我就是那时候初闻沈端先——这位戏剧导演兼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家之名的。
但是在二十年代，我对夏衍同志还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见到他本人时大约是一九三二年；而那时他化名为黄子布。我只是在田汉师的住处遇见他若干次；同时见到的还有阳翰笙和杜国庠（当时化名林伯修）这两位闻名已久的前辈，他们都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
那时的夏衍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位革命的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和翻译家，我既没有看过他创作的话剧和电影剧本，也没有看到他所写的文艺理论和其它散文作品。总之，我当时还没有把他视为作家。
三十年代的中期，我离开了上海，只从报纸上看到过话剧《赛金花》在上海演出的消息，作者的笔名是夏衍。我直到一九三八年在湖南办报纸，才从田汉师的口中知道，夏衍就是沈端先、黄子布。至此我才发觉，夏衍同志不但是一般的戏剧电影工作者，而且是创作家；在此以前，他就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电影剧本，不过我没有拜读的机会罢了。这就使我大吃一惊：我真是孤陋寡闻到极点。
到四十年代之初，我参加桂林《救亡日报》社的工作，报纸的总编辑就是夏衍同志。在报社的编辑工作中，我亲眼目睹和亲手发出的社论、短评以至一些新闻报道，都是夏衍同志的手笔。这又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夏衍同志不但是文艺作家和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报刊编者、记者和政论文章的撰稿人。以后我到香港《华商报》工作，又发现他除开为《华商报》写时事评论和副刊文章以外，又写了长篇连载小说《春寒》。这也出乎我的意外：夏衍同志的写作能力简直是无限的，他什么文章都能写，真可谓多才多艺。
三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这一次使我大为吃惊的，是为了给夏衍同志即将出版的《杂文随笔集》作序言，翻看本书编者所提供的目录和有关材料，倾听了编者谈他收集夏衍同志所写的杂文、随笔的情况。当我看完这个目录，随意翻看一下编者送来夏衍著的五本曾经出版过的杂文、随笔集子和其他报纸杂志刊物所载的材料，看到这些材料之丰富多彩，不由我不倾服：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
第一是夏衍同志写作的勤劳和写作数量的惊人巨大。据本书的编者说，单是他现在已经收集到手的杂文和随笔，约计是一百五十多万字（本书仅选编约三分之一），还有许多知道题目或大体内容，却查不到刊载的报纸刊物和发表的年月，无法找到原文，这一类文章估计有五、六百万字。这还只是夏衍同志所写的杂文、随笔、政论文章和小品文。至于他所写的戏剧、电影剧本、报告文学（如《包身工》）、小说、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等等，更是无法计算它们的字数；约略推算，恐怕要达到几千万字之多。据本书编者说，他听夏衍同志谈过，从一九三六年参加救亡运动到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的前夕，整整十二年之间，几乎是手不停笔，每天至少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单凭写作上的这种勤劳和数量的如此巨大，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坛上能找到的有几人？在世界文坛上又能找到多少？
第二是夏衍同志在写作方面的广泛。我这里所说的“广泛”两字的含义，不仅包括着写作形式的多种多样，而且包含着内容的丰富多彩。在写作的形式上，除开诗词韵文以外，可以说其它的写作形式，他全都“涉猎”到了，而且每一种写作形式，他都有达到上乘的精品。例如，除开他自己直接创作的话剧和电影剧本都各有独到的成功之处以外，他把鲁迅的小说《祝福》和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分别改编为电影剧本，依我看来，这两部影片都达到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等高度，成为把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典范。至于他所写的散文、杂文和随笔小品中的佳作，已有不少收集在这本书中，我就不用在这里举例了。
谈到夏衍同志写作内容的丰富多彩，除去他写的话剧、电影剧本等作品以外，只就他的杂文和随笔来说，也可谓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正是无所不有，无所不谈，丰富多彩，文情并茂。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夏衍同志所写的自然科学小品，使人们一读之后，便觉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我国文坛上的巨人如鲁迅、郭沫若和其他不少人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往往反映出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象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
第三是夏衍同志的杂文随笔（当然也包括他的其它文学作品），无论所写的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人物、社会生活和自然科学知识，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紧扣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个特点，凡是经历过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而又是在敌人统治区生活和斗争的人，读到这些杂文随笔，都会有突出的感觉，就象被这些文字重新引回到那些战斗的年代去了一样；至于五十年代以后，即夏衍同志在解放以后所写的杂文随笔，也同样保持了这种特色。这就是说，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活中，自始至终没有脱离过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脱离过社会生活的实际。他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夏衍选集》的《代序》中，曾经为自己的写作树立过一个前进的目标：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这条路，是漫漫而修长的，让我们上下求索，继续前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明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这虽然是夏衍同志在一九五九年才为自己提出来的前进目标，但是我认为，他在几十年来的写作实践中，却早已在实际上奔向这个目标了。
四
古人有言：“六经皆史”。所谓“六经”，自然已经把《诗经》这种文学作品认为一“经”包括在内。但是，我看了从二十年代前后兴起的杂文随笔这类文字——从鲁迅直到夏衍同志的杂文，我忽然发生了一个奇想：“六经皆史”的“六经”，现在应该改为“七经”，即“杂文经”或“杂文随笔经”，这一“经”也应当包括在“史”的范畴内。因为这类文字也正是在思想上反映了历史面貌的一个方面，是真真实实的历史资料，写文学史的固然不能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写文化史或思想史以至写历代通史的，也同样不可以缺少这方面的史料。
当然，杂文随笔这类文章，既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就自然少不了有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语）。我们既不应当站在过去来否定现在和未来，只颂古而非今；也不应当只站在现在来否定过去的一切，抹煞或者切断历史发展进程的延续性。这样做，就是否定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
但是从六十年代的下半叶起，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忽然卷起那么一股歪风邪气，把三十年代以来的一切革命文学艺术作品，也包括杂文和随笔，表面上除鲁迅的作品以外，一概横扫而尽，称之为“黑线文艺”；把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包括夏衍同志在内，称之为“黑线人物”，加以摧残迫害。
现在，历史终究按照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从第一个否定转向否定之否定来了：本来是红色而被涂抹成黑色的，现在又从被涂成黑色的一方转回到一片通红的一方来了。这在辩证法中叫“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真象前人所说：天理昭彰，分毫不爽。
这就使我联想到诗翁杜甫在评价文学发展规律时所作的《戏为六绝句》的第二首：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五
夏衍同志今年已年届八十了。他虽然经历了十年以上急风暴雨的摧折，身残而体弱，但是当我上医院去同他见面倾谈的时候，我发现他那精神抖擞、侃侃而谈的神态，依然不减于往昔。这就使我长期以来的心情爽然如释重负。我一面听他谈话，一面心里在默祷：但愿这位文坛老将，正象前引恩格斯所称赞的“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都足以当之无愧的夏衍同志，能健康长寿；同时我也背诵着前引杜诗的起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我盼望他完全恢复健康，重新象十几年前一样，挥动着他那凌云的健笔，在我国的文坛上继续纵横驰骋。
一九八○年一月
（《夏衍杂文随笔集》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