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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
李洪林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我这里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三中全会的方针。如果说思想解放过了头，那就是说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不但早已贯彻到底，而且走得太远，现在该回头了。
这种批评是全局性的，不单是针对哪条战线，不过思想战线首当其冲，所以我对思想界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当前思想界有没有混乱现象？当然有。不过已经好多了。建国以来，思想最混乱的时期就是林彪、“四人帮”横行那十年。许多重要的是非颠倒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叫作“修正主义”，而极左思潮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最大的思想混乱么？但是，对于这种是非颠倒，谁也不许说；说了就是反革命。所以那时的思想混乱，又表现为鸦雀无声。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打破了极左思潮的精神枷锁，使大家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加以澄清，这才从根本上扭转了那种最严重的思想混乱。在这场解放思想的战斗中，真理标准的讨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践标准的检验下，现代迷信破产了。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也就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正本清源，是思想战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换句话说，解放思想，恰恰是克服“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的手段，是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大家思想的手段，怎么能引起思想混乱呢？
由于解放思想，由于党中央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群众信任我们党，大家都敢讲出心里的话，并且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在一定范围内对一些问题开展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或者积极地向领导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我国思想界，确实出现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主流应当说是好得很，决不是什么混乱。
当然，支流总是有的。有人难免说错话，这也不必大惊小怪，改了就是。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免不了犯错误，一般的同志说错了话就不得了吗？
现在剥削阶级思想还存在着，并且必然要侵蚀我们的肌体。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这个方面，小生产者的思想也在束缚着人们的眼界。所谓思想解放，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战胜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过，对形势的估计要准确，方法要恰当，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简单粗暴。我们应当记住历史的教训。过去正是从思想战线开始，越斗越扩大化，结果斗得天下大乱。当前思想界某种程度的混乱，正是在新旧交替之际，旧的还没有完全克服的结果。从这些方面看，思想解放还差得多，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头”的问题。至于有人胡思乱想，并且自以为是在“解放思想”，那是他们不了解思想解放的含义，或是利用思想解放的旗号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情。三中全会的方针不能为这类胡思乱想负责。因为任何旗号都有可能被人利用，正如有些名牌产品的牌子被冒牌货所利用一样。被利用的旗号是不能对这种现象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不断被人利用，难道也能说马克思主义宣传得过了头吗？
在四化的道路上，不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去认识和解决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正确的方针只有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干扰是有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有干扰就要排除，有什么干扰就排除什么干扰，决不犹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要影响我们实现四化的总目标，也不能动摇我们贯彻三中全会方针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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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新认识国情和认识世界 调查研究工作也要社会化
童大林
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确立起来了。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造我们的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工作也来一个社会化，以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情和认识世界。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早已取得了胜利，现在又担负起领导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和血腥镇压，我们党认识了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在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一开始党内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当时的国情，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中国城乡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解放了全中国。
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上，也要求全党重新认识国情和重新认识世界，逐步地探索出一条取得胜利的道路。
建设中国需要了解的国情，比进行中国革命所需要了解的东西，广泛得多，复杂得多，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科学、政治的不断进步，国情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我们时时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搞四个现代化，要向地球开仗。那么在我们的国土上，无论是地下、地上、天空的自然资源，到底哪些东西多，哪些东西少，哪些宝贵，哪些不利，等等，总需要大致搞清楚吧！比如说，我们的矿产资源，据统计，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的就有九种，占第二位的有五种。这该说是资源大国吧，但可惜不少储量还没有完全探明，分布也不平衡，它也有一个大特点，就是共生矿较多，宜于综合利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冶金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如何呢？
又如水利，我们对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流，了解得怎样呢？有人认为，长江中下游应该成为航运、造林、养鱼及观光旅游的主要水道，而不应搞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工程。黄河的祸害如能制服，中国一部饥荒、灾难、贫穷的农业史即可结束。珠江应作多目标的经济利用，这些看法对不对呢？
搞四个现代化，更必须根据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制定我们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拿劳动力来说，现在我们重工业、轻工业的劳动力在工业劳动力中分别约为百分之六十与百分之四十。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在整个劳动力结构中只占百分之十（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八，苏联为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劳动力结构到底合理不合理？是否需要调整？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必须认真研究。
我们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要从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下，急起直追那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不但要重新认识国情，而且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等等，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应该承认，长期以来，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对当代世界各方面情况的认识是相当贫乏的，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在指导工作中曾经发生不少失误。
要搞现代化，重新认识国情和重新认识世界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调查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既要了解国内，又要了解世界，因此仅仅满足于那些手工业方式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不够了，仅仅依靠个别专家的建议也是不够了，仅仅依靠个别负责工作人员的经验更是不行了，而必须使我们的调查研究也来一个“社会化”。就是说，让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部门以至各种基层单位都注意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整顿、健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这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机构，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和情报资料机构，成为“集体顾问（智囊）”，并互相配合沟通成“调查研究网”。在这方面，国外有不少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同我们整个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相适应，调查研究工作也必须社会化。只有在强有力的社会化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领导机关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重大决策，并且逐步地走出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现代化的道路。
（首都理论界座谈会发言摘要，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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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不能再“折腾”了
曾彦修
近两年来，党中央坚持实践标准，逐步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当然，这里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不过，这两年我喜欢反复说的是唯物主义，目的是为了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等鲜明地对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就难免要变成主观主义，变成唯意志论，发展到后来，就是林彪的“精神原子弹”。（廖盖隆插话：有人说精神有时可以决定物质，这是不对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决定精神，是无条件的，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怎么会花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呢？我们形成现在这样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怎么会耗费大量血汗特别是流血的代价呢？打倒“四人帮”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曾有过某些估计不大适当的地方，但在较短时间内就纠正了，这就雄辩地证明，只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即使我们的工作出了毛病，有了错误，也不会造成长期的、惨痛的、甚至越来越厉害的后果。
只有长期地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这两年来，从党中央到老百姓，都无数次地强调或呼吁，我们国家再经不起反复的大“折腾”了。我认为，用“折腾”二字来形容我们这些年反复的、扩大化的、人为的、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很恰当的。举个例子来说，把一碗水用两个碗激烈地反复折过来、折过去，不要一分钟，就可以把这碗水折腾得接近精光了。党中央这个不要再大折腾的决定，本来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在内，但是两年来习惯上的了解，多指的阶级斗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也要狠狠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行动路线。我们中国太穷了，不能动辄就几个亿、几十个亿地丢在荒山沟里，灌到地底下，浮在沙滩上，而不能起应该起的作用，弄得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老百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经济立法，要更多地从大处着眼，不要只管几个小厂长、小党委书记，主要的要管住大分散主义、大无政府主义、大主观主义，成效才会显著。应当看到，在经济上，我们同样经受不起大“折腾”了，要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更多地听听专家和群众的意见，要坚决认真地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长官意志”。
同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也不能再搞大“折腾”了，因为这会引起知识分子的恐惧，会大大干扰四化的进程。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切实接受多年来惨痛的教训，要仔细分析，区别对待，谨慎从事，千万鲁莽急躁不得了。
总之，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贯彻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这三个方面去。这三个方面都要象孔夫子说的那样，“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套用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的一段话，就是：老一套的失败了的做法必须废止，自我赞美的错误调子必须少唱，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必须休息，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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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谈谈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
彭湘福 郑仲兵
废止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是干部制度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积极而切实的步骤。
有的同志也许会问，我们国家有过干部终身任职的制度吗？现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含义是什么？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政策？
在我国，干部终身任职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着的。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干部队伍的状况，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人一经进入干部队伍的行列，就只能终身为“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干部才会被解除职务：一种是逝世了，一种是犯了错误（或者被认为是犯了错误）。在一般情况下，干部降职免职这种正常的事情，却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干部职务终身制是确实存在的。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就是说，在干部任职的时候，他们的职务可升可降；当他们丧失工作能力或者应当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职务可以解除。这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项根本改革，各级领导干部都包括在内。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关键在于废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因为干部担任的职务愈高，他们所负的责任就愈重。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在现阶段来说，关系到能否顺利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废止干部终身制，就能够保证处于这个岗位上的干部，始终是称职的，胜任的。
干部职务终身制在我国的出现和存在，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终身制”是封建主义残余在我们干部制度中的一种反映。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所谓“真龙天子”，一朝即位称帝，除非是农民起义把他推翻，或者是宫廷倾轧把他取代，否则，不到“驾崩”是不会退位的
（“禅让”之事只是一种古代传说）。各级官员是皇帝的臣属，只能由朝廷任命委派，平民百姓根本无权过问。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涤荡和清除。我们的干部同封建朝代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有些干部却自觉不自觉地用旧观念、旧眼光来看待干部职务以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我们是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的。尽管我们努力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政权，推行人民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的权利，但是一部分干
部和群众还不习惯于民主生活，还不善于正确行使自
己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还不可能对各级干部进行有效的推荐、选举、监督和罢免，这就使得干部职务终身制有了存在的条件。
就干部队伍来说，建国以前，我们的许多干部是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特别是身经百战的老干部，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革命终身，就应当是任职终身，特别是对领袖人物，更是“理所当然”了。同时，不少老干部在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由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正年富力强，可以担负比较长时间的领导职务。因而，又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干部就是应当而且可以终身任职。其实，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终身，而不是终身任职。
终身制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使得人们越来越痛感到它的弊病。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一方面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一方面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的“终身制”。他们这样做，目的就是要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的世袭王朝。林彪、“四人帮”的美梦虽然破产了，他们散布的封建主义毒素则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有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干部队伍也是这样。党和国家的干部就有个能上能下、有进有退的问题。我们的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做些工作，多干些时间，但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任何人都有一个年老体衰问题，即使是伟大人物、杰出人物也不例外。到了晚年，人的精力受到生理条件的影响，接触实际，接触群众，都会受到许多限制，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革命和建设，就会发生一些困难。因此，只有大批青年干部在政治思想上日益成熟，工作才干日益增强，不断补充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才能使我们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持续发展下去。终身制违背新陈代谢这个自然规律，不利于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
终身制事实上给了某些干部一个“铁饭碗”。干好干坏，能干不能干，都能终身为“官”，并且只会上不会下。这就容易使一些干部丧失事业心和进取心，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往往给个别投机钻营分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这些人一旦混入干部队伍，窃据了某种职务以后，不到其面目彻底暴露，是不会被拉下台的。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么多年，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废止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会不会否定、削弱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呢？不会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袖人物的作用，是错误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他们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实施正确的领导，尽量减少错误，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带领人民群众胜利前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袖人物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经常处于全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并不表现在是否终身担任领袖职务，而是表现在他们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实际贡献上。人民群众是从这一点也仅仅是从这一点来评价和肯定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不是意味着排斥老干部，不让他们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呢？当然不是。对于老干部在过去工作中所作的贡献，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仍要发挥他们的重大作用，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废止终身制，只是要求广大干部，包括老干部在内，在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好地进行工作。当他们年老体弱、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或者由第一线退居第二线，作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解除工作职务，让位给更适合的人。这有利于他们从繁忙紧张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考虑一些重大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加强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指导。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会不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废止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更有利于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的路线不是什么个人的路线，正确的路线应当是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的结果，而不应该是某个个人意志的反映。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就必须废止干部终身制。
党的五中全会作出了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决定。我们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执行这个决定。当然，终身制的废止，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然而，我们相信，随着这个决定的贯彻实行，必将给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
（摘自辽宁《理论与实践》一九八○年第五期，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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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重印出版
《中外历史年表》是一九五八年由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的一部大型历史工具书，最近已由中华书局重印。
历史年表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必要的工具书，解放以后，我国出版了不少历史年表一类的著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半还是按历史朝代排列的简单年表。这部《中外历史年表》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公元前四千五百年），下迄一九一八年，基本上概括了几千年来世界主要国家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一本中外历史的大事记。同时，由于本书将中国和外国历史事件按年代顺序编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中外历史的对比看出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和它们彼此间的交错关系，可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到历史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脉络。
本书所收录的内容包括有：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重要法令的颁布，③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④重要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⑤国际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⑥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江深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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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清史简编》（上编）出版
我国第一部《清史简编》（上编），最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清史简编》分上下两编。上编从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建立，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前夕，约三十四万字。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封建王朝，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清史简编》（上编）的出版，对历史教师、高等院校学生、史学爱好者研究清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刘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