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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座谈师范教育会上提出三点要求
办好师范教育造就一支宏大的教师队伍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师范教育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师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教育事业中的“工作母机”，是造就培养人才的人才基地。轻视师范教育是不对的。他号召大家努力办好师范教育，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加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他们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高教（教育）厅（局）长，也有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省（市）教育学院的负责人。
方毅、胡乔木以及周扬出席了座谈会。
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实现，主要靠两条，一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二是要有大批建设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发现和培养人才，就要办好教育，特别是办好师范教育。我们需要有一支宏大的师资队伍。他为此向广大教师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比较渊博的知识；二、要认真研究掌握教育科学，懂得教育规律；三、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能为人师表。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鲁迅先生曾任教多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大家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
方毅、胡乔木在座谈会上也讲了话。他们强调指出，要重视师范教育，要经常宣传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对教育科学的研究。他们说，师范院校在我国并不是可办可不办的问题，而是一定要努力办好。做一个好教师很不容易，并不是每个人不经过特殊培养就可以成为教师。今后，我们的教师都应当经过师范院校的严格训练。
周扬在座谈会上说，我国的师范教育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过去，不少师范学校曾经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后，我们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把师范教育办得更好。
教育部蒋南翔、张承先、刘仰峤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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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同志到基层不拘一格选人才
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两次到许昌听取群众意见，推荐有才能的干部担负领导工作，建议罢免不称职的负责干部
本报讯 新闻研究生戴松成报道：河南省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王树成，去冬今春两次到许昌，看了二十多家工厂，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推荐有才能的干部担负领导工作，罢免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这在许昌引起了震动，打破了在干部使用上死气沉沉的局面。
去年十月，王树成来到许昌地区的漯河市，看了八家工厂，看到和听到许多怪现象：五家工厂停工停产达三个月之久无人过问；过去一向盈利的卷烟厂变成了赔钱单位；织袜厂厂长不知道本厂生产的袜子成本、零售价是多少；对技术革新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受到诬陷打击，省里派人调查二十多天，市委竟置之不理；不少企业管理混乱，厂容面貌很差。王树成听市委汇报时发现，市委第一书记对本市工业情况和工业管理基本知识太不懂行。这位市委书记虽然是个老资格，为人也老实，也未犯什么大的错误，但革命意志有点衰退，工作不负责任。在漯河工作近三年，很少下厂看过。解放后他曾先后在五个地方任一把手，一处也未搞好，群众说他一不懂行，二不干事，全凭资格吃饭。
王树成回到省委后，立即向省委汇报。省委当即决定免去这位市委书记的职务，由一名懂工业的书记主持漯河市委工作。
今年三月，王树成第二次到许昌，看了十四家工厂，接触了很多基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微型电机厂，他和技术干部张绍鼎交谈。张绍鼎是一九六四年北京矿业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他所设计生产的电机产品，受到国家有关科研单位的重视。在柠檬酸厂，他详细地询问了工人技术员尚文科，了解了该厂的生产工艺、技术指标和产品发展前途。王树成在谈话中发现，这两位同志技术水平好，又有经济头脑，熟悉业务，通晓同类产品的国内外技术情报，了解市场行情，对调整过程中的工厂建设和产品发展方向有独到见解。而且年轻力壮，有组织能力，在工人中有威信。回到市里，王树成向市委负责同志说：象这样的技术人才，把我们书记、厂长的工作都做了，应赶快把这样的人提上来。他说，领导同志不下去发现不了这样人才，即使下去了，如果还象过去那样，突不破老框框，只听主管部门的意见，不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仍然是发现不了的。他建议市委的同志经常到基层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许昌市委第二天就做了研究，将张绍鼎和尚文科分别提拔为本厂副厂长。接着市委领导亲自下去调查，又提拔了十二名科技人员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晋升二十八名技术人员为工程师，并对全市五百多名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套级准备工作。许昌市工业战线如今已呈现出一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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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资金供应的“供给制”改为经济核算制
上海试行向国家交纳资金占用费
新华社上海六月二十七日电 上海开始在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中试行交纳固定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的办法，把资金供应的“供给制”，改为经济核算制，以改变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状况。
我国现行的财务体制规定，企业占用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是无偿的。因此，资金占用多或少，使用效果好或坏，都是一个样，企业不承担经济责任。这样，就往往助长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争资金、争项目，而忽视资金使用效果，造成物资设备积压，资金周转缓慢，投资效果差，浪费损失严重。
按照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上海制订出交纳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费的试行办法。这个办法，已由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联合发出通知，从今年一月份起试行。为取得经验，交纳固定资金占用费办法目前先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中试行；交纳流动资金占用费办法在工交企业和其他有关的企业中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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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三年安置近两千万人就业
本报讯 记者王钟人最近从国家劳动总局获悉：近三年来，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情况下，国家安置了各类人员一千九百三十多万，其中去年一年就安置了九百万人。
大批待业青年和社会劳动力就业以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还促进了安定团结。群众编成了“四个子”的顺口溜：“安排了孩子，解放了老子，增加了票子，减少了乱子”。
安置工作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主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发展生产以及广开就业门路，发动群众大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正确方针。许多地区依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数占安置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上下。
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是去年以来安置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为巩固和发展劳动服务公司，最近，经中央批准，国家拨了一笔经费来资助城市劳动服务公司。这笔经费六月五日发出，正由财政部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名下达给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和劳动部门。这对推动各地进一步发展和办好劳动服务公司，广开就业门路，组织和安置待业青年将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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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论“破格”
本报五月二十一日发表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和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孟庆集同志事迹的报道以后，许多读者来信赞扬孟庆集确有真才实学，认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得到提拔、重用。孟庆集同志原来是个讲师。西安交大很多同志认为，根据他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贡献，提升为教授完全够条件。但是，结果只被提为副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他是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而西安交大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还有百分之五十是讲师，把孟庆集提为副教授，已经是“破格”了。还有人认为，西安交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大学毕业生，有不少人现在还是副教授，如果只提孟庆集为教授，不容易摆平。
类似孟庆集同志提升中遇到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党中央一再提倡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有不少的“格”，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不少地区和单位要提拔一些年轻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很不容易。因此，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应该破除哪些“格”，坚持哪些“格”。
选拔、使用人才，提升学衔和技术职称，必须坚持正确的标准。这主要是看本人贡献的大小、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高低，至于资历，只能作适当参考。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加上多年来形成的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有不少同志不能坚持正确的标准，而搞了另外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资历”，即“论资排辈”。这些同志特别热衷于在资历上搞平衡，选拔、提升人才，主要看资历深浅。要提拔一些年轻的优秀人才，生怕影响同等资历或者资历更深的人的情绪。孟庆集同志被提为副教授，有人已经认为是“破格”了，不就是明显的例子吗？这些错误的格、错误的标准，不知压抑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精华，难道我们到今天还要死死抱住它不放吗？难道还不应该及时破除掉吗？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讲资历。资历，或者说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验的积累。但是，资历同贡献、同业务能力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即使资历很老，如果不学习，不提高，只凭过了时的经验来处理新问题，是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的，是不合格的。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科学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一百多年来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据有人统计：十八世纪的科学技术更新周期为八十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缩短到三十年，近五十年来又缩短到十五年，而最新的科学技术有的只要五年到十年就要更新了。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资历的增长仍然伴随着知识量的积累，但是，人的知识水平和资历、年龄已经没有必然的正比例的关系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知识，更要具有运用知识的高度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一个人精力最充沛、最有创造能力、最有希望的时期，正是青年和中年这一段被人们称为“最佳年龄”的时期。近代科学史表明：一个国家科学的兴起，必须拥有一支杰出的科学家队伍，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五十岁。如果杰出科学家的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就可能孕育着科学的“病灶”。据一九七八年我国科技人员的统计调查，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平均年龄已达五十八岁。由此可见，破除论资排辈这种错误的“格”，是科学技术人才成长的迫切需要，也是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应该对于那些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人，趁他们精力最充沛、创造能力最强、最有希望的时期，多给他们鼓励和支持，及时授予同其水平和贡献相适应的职称，及时把他们选拔到相应的岗位上来。如果让论资排辈的错误作法把他们拖住，等到他们两鬓成霜，须眉皆白，才去提升、重用，就会妨碍了这一部分人的才能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对四化建设是很不利的。
应该怎样看和左邻右舍摆平的问题呢？一个人总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同周围的人、事发生联系，因此，考虑到左邻右舍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考虑左邻右舍的情况，决不能脱离客观实际。首先要从本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看本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次要从左邻右舍的实际情况出发。比如西安交大，如果确实还有一些象孟庆集那样的优秀人才，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再提几个教授、副教授呢？有多少符合标准的人就提多少；谁符合什么标准，就提升什么职称。不应该因为怕多而规定什么比例。符合提升标准的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达到晋升、提拔的标准。当然，也不能降格以求，降低标准，滥竽充数。
论资排辈是一种保守的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封建主义的思想毒素并没有完全清除。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又使它大大地膨胀起来。以至到了建国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一些落后现象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比如，在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大学里，一个有成就的科研人员到四十五岁还不是教授是很少见的。而在我们国家，尽管象孟庆集已经四十七岁、确有真才实学、被许多人认为在某个方面是第一流的人才，提为副教授，居然还有人认为是“破格”！由此可见，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不容易打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反对封建主义陈腐观念的任务，又是多么艰巨。
专讲论资排辈，也表现了一些同志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人才问题上搞平均主义，统一划线，规定哪一年以前毕业的提讲师，哪一年以前毕业的提副教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人才的成长也是这样。这个人、那个人成长的状况总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齐头并进。有些人进步快，有些人进步慢，有些人比较突出，有些人比较一般。同等资历的人，差别也很大。资历浅的学问和贡献，超过资历深的，大有人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正常现象，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承认不平衡，从这种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是我们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选拔、提升人才的问题上，也应该如此。对优秀的人才，应该提得快些；特别优秀的，应该越级提升；比较差的，应该不提升或者提升得慢些；少数实在不行的还应该被淘汰。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常常看不到这种差别，不承认不平衡。在提升、选拔人才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习惯势力，今天仍然相当普遍，相当严重。他们不作具体分析，统统“一刀切”，不仅切掉了拔尖的人才，压抑了人才的成长；还助长了一些人“吃大锅饭”、“熬年头，混资格”的思想。这不是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而是打击先进，鼓励落后。这样，就不能做到人才辈出，就会使“熬年头，混资格”的人越来越多。
破除论资排辈的“格”，是为了使人才快快成长，特别是使优秀的拔尖人才快快成长。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风气很不好：谁冒尖，谁就孤立，甚至还受到歧视、打击，弄得有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敢冒尖，害怕冒尖。有些关心人才成长的同志感慨地说，“千里马真不容易出来呀”！因此，我们一定要破除论资排辈思想，纠正“一刀切”的做法，在整个社会造成一种承认尖子，尊重尖子，鼓励和保护尖子的社会风气。谁有突出的才华和贡献，就应该允许谁冒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尖子出来了，就可以鼓励一大批人努力向尖子学习，为四化建设敢于冒尖，争相冒尖。这样的尖子越多，四化建设就越有希望。
要破除这些错误的“格”，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组织和人事部门的同志要解放思想，真正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搞清楚新时期选拔人才的正确标准，坚决摒弃那些妨害选拔人才的老框框。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优秀人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现在，有些组织、人事部门对党政干部比较熟悉，比较注意，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矿企业的专业人才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中、青年优秀人才的情况，就了解得很不够。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把蕴藏在九亿人民群众之中的一切有用之才尽快地发现出来，恰当地重用他们，使他们为四化建设贡献宝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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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请求给我发挥专长的机会和条件
我叫史丰收，是搞快速计算法研究的。目前我的《快速计算法》一书，已印行二千多万册，在国内外发行，中央电视台重播了“快速计算讲座”，在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引起较大反响，他们并前来索取资料。我还收到了国内外几千封鼓励我的信。
但是，我现在经常失眠头痛，健康状况不好，医院神经科医生劝我疗养，也给我开了证明。这倒不是我在数学研究上遇到了什么难题，而是在学习和工作问题上，到处碰壁。
现将我的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我原在安徽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注重快速计算的研究，因其它学科基础差一些，常受到某些人的嘲讽。我就把这情况反映到中国科学院，要求根据我的专长，另行安排学习或工作。半导体研究所王守觉教授主动表示愿收我为他的研究生。但却遭到科学院教育局一些人的阻挠。为此，方毅同志批示：“对这样一个贡献大的同志，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我觉得，如王守觉同志收他是可以的。他的书印了一千多万册，并多次在电视上播放，如不及时处理，是不妥当的。”以后，科学院教育局仍以“按章办事”的理由，不予落实。我要求见他们的领导，也见不上。个别接待同志还很不耐烦。
没办法，我只好回安徽科技大学。科学院教育局来文，让领导安排我在科大工作。但是，科大并无研究快速计算的任务，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单位与我的研究对口，工资也长期定不下来（最近领导通知我，工资定三十五元）。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我的专长是得不到用场的。我请求有关领导批准我到王守觉教授处当研究生，以使我得到学习机会，研究能够深入，有条件发挥我的长处，同时生活得到保障。 史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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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科委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举办的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结业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七日电 国家科委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今天上午在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结业典礼上，为一百零九名学员发了结业证书。
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是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开学的。学员们都是各省、市、自治区科委和科技干部管理机构的负责人。两个多月来，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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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冶金工业部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压缩长线增产短线取得新成绩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七日电 冶金工业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今年上半年在增产短线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
千方百计压缩长线产品，增产短线产品，是冶金工业贯彻调整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今年一至五月份，冶金工业部门压缩了重轨、大型钢材、中厚钢板等长线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产量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二十点六，少生产了四十三万六千吨。而为轻工市场、农业生产、民用建筑等所急需的小型钢材、线材、薄板、焊接管等短线产品，则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今年头五个月，短线产品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多生产一百七十九万吨。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较好地完成了与用户签订的订货合同。
今年上半年钢铁生产的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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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干家
维修专家施乃平
上海七一一研究所进口仪器维修专家施乃平，以娴熟的技术，使一百八十多台精密的进口仪器“起死回生”，为国家节省外汇一百五十多万元。
施乃平是上海船舶制造学校毕业的中专生，一九六二年从上海船舶研究所调到七一一所，分配他搞维修仪器工作。
施乃平为了摸清进口仪器的结构，把仪器“内脏”一件件拆开，剖析每个元件的原理。他经常为了寻找一台仪器的资料或某些元件的参数，跑遍有关图书馆、外文书店、仪器进出口公司和有关国产元件制造厂，他边实践边摸索，逐步入了门，熟练地掌握了丹麦、英国、西德、日本等七国十几家厂商多种仪器的原理、性能和它们的维修技术。
施乃平维修仪器的面逐渐扩大，许多国防单位和科研系统一些损坏的进口仪器，不断地送到他这儿修理。一次，国防系统某研究所一次重要试验急需的一台进口磁带记录器发生故障，派人来上海找丹麦专家，丹麦专家检查后说要带回国内修理。施乃平知道后毅然接受下来，他用了二天多时间排除了故障，保证了这次试验的进行。
一般的外商为了信誉，重视商品质量，但也有一些外商把一些不合格的仪器充当正品。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能查出，不但经济上蒙受损失，也影响国家的声誉。一次，施乃平发现两台价值万元以上的仪器元件质量有问题，他们向外商提出索赔。起初，外商拒不承认。施乃平摆了一系列充分的数据，同外商交涉，外商接受索赔要求，调换了不合格的仪器元件。几年来，验收站经办了一千二百多台（套）进口仪器的商检，提出索赔近七十万元，未发生过一起误检现象。
（原载《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