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可爱的故乡
茅盾
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材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
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春秋时，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故名乌戍，何以名“乌”，说法不一，唐朝咸通年间改称乌镇。历代都在乌镇驻兵，明朝曾驻兵于此以防倭。乌镇在清朝末年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地当水陆要冲。清朝在乌镇设驻防同知，俗名“二府”，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大堂上一副对联是“屏藩两浙，控制三吴”，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镇上古迹之一有唐代银杏，至今尚好。我为故乡写的一首《西江月》中有两句：“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梁昭明太子曾在此读书。
一九一三年夏，我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为了报考北京大学预科，我离别了故乡。后来，生活、工作、斗争的需要，竟使我再没有回归故乡。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而一九四○年母亲的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带；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解放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总想回去看看，可又总是受到各种意外的干扰，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浙江出过许多人材。历史上的人物就不说了，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敬爱的周总理的祖籍在浙江，鲁迅先生是绍兴人，这是妇孺皆知的；与陈独秀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的陈望道和沈玄庐，都是浙江人；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蔡元培、沈钧儒，为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烈士鉴湖女侠（秋瑾），也都是浙江人；还有郁达夫，也是浙江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是乌镇人。但是，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武器是学校体操用的枪，都是真枪，能连发九颗子弹，而且他们确实储备了不少弹药。平时的体操课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当时嘉兴中学教三角、几何的教员计仰先还率领学生前往杭州助攻府台衙门。
我回忆这些往事，想念这些故人，是为了寄语故乡的亲人：浙江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踏着前辈的足迹，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前进再前进！
一九八○年三月十七日于北京
〔原载五月二十五日《浙江日报》〕
编后小语
《浙江日报》副刊出了一个好主意，最近开辟了《寄语故乡》的专栏，约请茅盾同志为它写了第一篇文章《可爱的故乡》。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茅盾同志四十年未曾踏过故乡的土地，但他对乌镇却一往深情，短短一篇散文倾泻了他乡思之殷，抒发的是爱国主义的感情。今特转载，愿与读者共赏，并祝散文园地不断开放出新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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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令人深思的“海大鱼”
黄志伟
《战国策》里有一篇《靖郭君将城薛》，内容是这样：靖郭君准备在所封薛地高筑城墙，许多人劝他不要这样作，他气得拒绝接见任何进谏者。齐国有一个人要见他，说只讲三字，多一字，愿受烹刑。靖郭君接见了。齐人道：“海大鱼。”反身就走。靖郭君要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并免他多说的死罪。齐人这才说道：“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于是靖郭君停止筑城。
“海大鱼”三字，简明而形象地概括说明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有些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眼睛看着鼻子底下，在贯彻调整八字方针时，只能上马，不愿下马；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本单位的阔绰舒适，不惜挪用国家建设资金盖楼堂馆所，购置高级设备。还有一些人，精力不放在国家建设上，梦寐以求的是家庭摆设的现代化，总想筑个安乐窝。上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靖郭君不顾国家利益，只想在薛地干筑城的蠢事有什么两样！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共同的崇高使命。每个单位和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国家这个最根本的利益，这就象齐人所说的大鱼需要大海之水一样。国家“亦君之水也”，你能“荡而失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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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至爱亲朋”
周恒 张兆明
晚上八点半钟，电影《至爱亲朋》刚散场，在电影院门旁，商业局黄局长和民政局王局长亲切地握了手。黄局长笑哈哈地说：“老王，我家下的一个侄儿刚订婚，想批点木料做家具，……”王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管。”接着放慢了口气说：“老黄，前天我外甥女要买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黄局长赶快回答说：“中。”
“哈哈……”
“哈哈……”
“我们也是至爱亲朋嘛！”
说着，他们再一次紧紧地握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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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紫云英
沈仁康
紫云英，又叫红花草。稠稠密密生长在田野里。过了冬，到了春天，又红又紫的花开得真盛，好象在田野里铺上了厚厚的花毡。
看到紫云英，我总会想起一段故事——
我曾经作为工作队员，进驻到石山区的一个生产队。这地方水冷、土薄、肥少，产量不高；亩产达到五百斤，就竖大拇指了。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我领着青年社员钻石洞扫蝙蝠粪，刮路旁的草皮沤肥……这能解决多少问题？这年深秋，晚稻初黄，上面要我们大种绿肥，解决肥源。种的就是紫云英。
我对紫云英是很熟悉的。抗日战争中，我家“跑反”，到了大山沟里，日子过得很艰难。那时我还小，便常常挎着竹篮子，和一群孩子去采紫云英，回家煮着吃。我对紫云英有很深的感情啊……
听说紫云英种子，从外地运到了公社，我和社员小陈，赶快把它担了回来。可是，这地方从没种过紫云英这种绿肥，队长思想不通。他瓮声瓮气地说：“又是新玩艺。这些年，新玩艺来过不少，时兴一阵就不行了，都是有始无终。”
我说：“别的我不了解，这紫云英你放心，我包了。”
“你包了？再过两个月，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队长，你岁数不大，保守劲倒不小。”
“唉，一斤种子要花多少钱！我心痛。”
“明年增产了，你笑都来不及。”
“……”他呐呐地还想讲什么，可我不想再听他唠叨了。我想，反正他不积极我积极。我抓住小陈等几个年轻社员，连夜备种。等到我们把种子分装在许多箩筐里，浸入村前鱼塘的时候，鱼塘边上那株大榕树上的鸟雀，已经聒噪得很热闹了。
播种紫云英的那天上午，我要去公社开会。我特意在每筐上压一张纸条：“种子××斤，应播××亩。”叮嘱了小陈等几个种紫云英的积极分子，又找了队长，布置完毕，才上路去了。
晚上，开完会回来，我刚进村口，一个人影向我扑来，是小陈。他气急地说：“啊呀，队长把紫云英种子往稻田里一倒就算数，根本没有撒开。”
我一听，头里“嗡”一声，象挨了一闷棍。我拉着小陈，打着手电，朝田里奔去。
来到田头，我用手电一照：靠近田基的地方，铺了厚厚一层种子；远处却一粒种子也没有。我心疼得都流出眼泪了。且不说别的，光选种我们就熬了通宵的呀！我跳下稻田，想把种子捧起一些来；但是，那里还捧得起来呢！
晚稻收割后，按规格播的紫云英，长得真好，青青绿绿一片，齐刷刷地往高里长。队长他们播的，因为太密，间了几次苗都不行，挤在一堆叠罗汉。
看到这种情景，队长开始躲我了。有一回，我从村东头西行，他从村西头东行，在村道上撞上了。他眨着眼睛，犹疑了一下，忽然转身走进牛棚，避开了。我心里还有气，也没有叫住他好好谈一谈。
秋收没有完毕，我们撤离了村子，不久回到了原机关。不过，一想起紫云英，我心里总有一块疙瘩。
第二年秋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的信。纸质很粗很黄的信封，揉得皱巴巴的，上面也没有落款，谁来的呢？
拆开来一看，才知道是队长来的。信中错别字不少，却写得很诚恳：
“……今年早稻中耕时候，踏进有紫云英做基肥的稻田里，脚印窝直往上冒气泡、翻黑泥。多肥啊！看到这情景，我在心里直骂自己。今年早稻，有紫云英底肥的，亩产七百多斤哪！我们尝到甜头了……”
我面前又浮现出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我仿佛看到他脸上堆着歉意的笑，眨着眼睛等我的回答。唉，这个人哪！
我久久放不下那封信。我好象又回到了那石山耸峙、水冷土薄的地方：稻浪在絮絮地歌唱着，歌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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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小札
北京轮胎厂 姜文岩
风都怪你长着一双多事的手，撕破了人家的外衣。
梦碎了，荷叶上的珍珠。破了，莲子们的茅屋。哦哦，只有梗儿立着……
星都是兄弟，都象亲人，这些闪光的沙砾，各自放射着光明。
落日多少祝福都没把你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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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师卖西瓜的联想
韩少华
那是五、六年前了吧，北京郊区某县的一个镇子上出过这么件事：西瓜旺季到了，卖瓜的人手却不够。当地财贸口某负责人，一个电话就调了若干教师来卖西瓜。理由是：反正也是些“挖墙脚的”，不如让他们创造点价值，弥补弥补……
当然，如果从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出发，从抢救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财产免受损失的目的出发，卖一卖西瓜，也是可以的；如果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也不错。问题在于那位负责人的脑袋瓜，好象叫当老师的去卖西瓜，是他恩赐给的
“赎罪”良机似的。这里，且不说对教师的估计如何，单就对待财贸和教育、对待西瓜和娃娃的态度上，就暴露了一种偏颇而狭隘的想法，似乎西瓜坏了是损失，而娃娃失于教养却不算一回事。至于把教育事业诬为“挖墙脚”，更是
“四人帮”的无知而又专横的谬论。
近一、两年来，打个电话就任意调教师去干这干那的事，倒没再听说有什么人敢作了；可是，眼睛只盯着“西瓜”，却无暇甚至不屑顾一顾娃娃的思想，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克服。不是么，教育部门一要求尽可能多给拨点经费，有的理财管物的同志不就说“学校是消耗部门”吗！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有谁会说，为大楼打地基是“消耗”，因而给从事这项工序的单位加个
“消耗部门”的头衔？今天，搞四化，科技是关键，而搞科技，教育是基础，这个道理早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识了。那么，那种挪用教育专款、擅扣办学经费的现象，那种“只顾西瓜，不顾娃娃”的做法，为什么还屡有所见呢？实在值得深思。
其实，即使当年那些高喊“教育革命”的骗子，也并非对任何娃娃都一律不顾。姚文元不就在他大喊“抓智育”是“复辟回潮”的时候，为他自己的娃娃请了家庭教师吗！至于今天，在我们队伍里如果有谁把培养千百万娃娃的事情置于不顾，却为自己的子女考学留洋而千方百计去开小道，走后门，那可就是个要不要党性原则、敢不敢来一番“自讼”，直至必须承担法纪责任的问题了。
“办好娃娃的事情，不仅影响现在，还关系着未来。”这是赵紫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的“六一”茶话会上讲的。在场的不少教师，听到这里，都不禁动容。这该是他们从如此朴素而亲切的远见卓识中，看到了党的决心而有感于中了。是的，人们从来确信，只要党把娃娃们的事情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只要有了一代代的好娃娃，那么，任什么金瓜、银瓜、翡翠瓜，就都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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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海的早晨（摄影） 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