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永葆共产党员的革命青春
——记模范共产党员张挺
本报记者 金凤 本报通讯员 丁景张
终身的事业
张挺同志今年七十八岁了。这位一九三六年参加牺盟会，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直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把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
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一直坚持在临汾、沁源一带。敌人悬赏一万元要买他的脑袋，暗藏的内奸十天内害死了他两个儿子，他没有后退一步。解放战争打响了，他在炮火中，组织抢运几百万斤粮食、几十万斤食盐、几万匹布送往前线。
全国解放，他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足迹遍及全国。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党有召唤，打起背包就走，从不计较工作条件的艰苦和地位的高低。一九六五年，他主动申请退休，回到临汾家乡。
退休，对于他来说，决不意味着回家享清福，只不过是战斗岗位的转移。他认定共产党员终身要为国操劳，为民分忧，为党操心。他想着祖国的未来，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担任了临汾县的少先队特邀辅导员，自觉担负起培养青少年的重任。
人们看到，春寒料峭，他出入邮局、书店，给青少年订阅书报杂志。夏日炎炎，他骑着用了近四十年的旧自行车，给青少年去作辅导报告。秋风萧瑟，他带领青少年学雷锋，作好事。冬雪纷飞，他走乡串户，和农村青年促膝谈心……
坚持阵地 决不后退
正当他和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高歌猛进，一场拔地而起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十五岁的张挺突然被带上手铐游街示众。他被挂上黑牌，押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罪名”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望着这位掏尽赤心为孩子的受苦的老人，群众眼里滚动着泪水，天真的青少年大放悲声，愤慨的人群纷纷离开会场。
在监狱中，张挺不放松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一位蒙冤入狱的小青年悲叹“清不完的队，站不完的队”，意志消沉。张挺意味深长地激励他：“刀在磨砺中锋利，铁在百炼中成钢，年青人必须在斗争的风雨中成长！”这位青年出狱后应征入伍，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囚禁五十多天的张挺终于出狱回了家。老伴见到他，忍不住放声痛哭，劝他：“你给娃娃们花多少钱我不心疼，你给娃娃们跑多少路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如今的世道。撇开我这快入土的老婆子不说，你也该为咱儿女想想！”张挺慨然长叹：“你的心我明白，可要讲到为了儿女，这千千万万娃娃，不都是党的儿女，是你我的儿女吗？我不能撇下不管！”他对前途充满信心地对老伴说：“夜再黑，总有个明！风再大，总有个停！不管有多少风险，教育娃娃是千秋大计，咱决心干到底！”
不久，他和老伴搬出县城，回到故乡城隍公社南乔大队安家。他用自己的积蓄先后修建了七孔窑洞、二间平房。他一家住了三孔窑洞，其余的窑洞和平房全部拿出来办了青少年的阅览室、展览室和游艺室。
他把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一些报刊、笔记本、革命文物统统献了出来，又买了三千多册图书，订了些报刊、杂志，收集了许多金属、矿石、化纤标本，连同反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践活动和刘志丹、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等烈士事迹的图片以及延安、韶山等地的风光图画，构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少年文化园地。附近村庄和县城的孩子们，犹如一群群小蜜蜂飞扑到这里，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蜜汁，接受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
那时，文盲加流氓备受推崇，文化科学知识横遭践踏。面对这种黑风逆浪，张挺如中流砥柱，以自己经营的“少年之家”为舞台，勇敢地同毒害青少年的行为唱起了“对台戏”。
面对那种大肆宣传“白卷英雄”，他给孩子们讲毛泽东同志、徐特立同志勤奋学习的故事。面对那种宣扬“权力至上、过期作废”，他大讲董存瑞、刘胡兰舍身为公的革命品德。面对那种批判所谓师道尊严，他教育孩子们要尊敬老师，象邱少云叔叔那样遵守纪律。面对那种大骂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走资派”，他用亲身的经历，大讲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还带着青少年到幸福院去给烈军属扫地、洗脚、涮屎盆、洗衣服……
在那黑白颠倒、权欲横行，党的光辉形象和信念遭到严重破坏的日子里，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孩子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用自己的信念，向青少年灌输着美好、光明的理想和希望。
他教育孩子们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穿着四十多年前供给制时发的旧大衣，戴的栽绒帽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武工队长送他的战利品。他穿的粗布衣服、白布袜、黑布鞋，是他老伴给缝的。理发也由他老伴包办。他没有戴过手表。家里只有一个马蹄表，是他花四元钱从旧货摊上买来的，已经使用二十多年了。
他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戴上老花眼镜，为孩子们编写了二百六十三份、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学习辅导材料，创作诗歌二千五百多首。
他教育孩子要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在自己身上从不乱花一文钱，而为青少年的教育花了几千元。他给一百五十多所中小学订阅报纸杂志三百五十多份，赠阅各种图书三千五百多册。十多年来，他给学校、机关、厂矿作辅导报告一千八百多场，受教育的青少年有五十多万人次。从山西的临汾、侯马、浮山、襄汾、新绛、蒲县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哈尔滨、大庆，到处留下他辛勤奔波的足迹！
他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带动青年学雷锋。他乘火车时搀扶病人，帮列车员打扫卫生，到学校、医院、机关作报告时也去打扫厕所，住招待所时帮服务员擦桌子、抹地板，给生产队、林场、农场拾粪四万五千多斤。他总是把党的温暖送到青年的心里。在乔李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人不安心在农村劳动，他步行二十多里来到这里，鼓励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帮他们洗衣服，缝被褥，清理室内外，又花钱给他们订了书报杂志，买了一些急需的生活用品。
张挺同志用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灵。有多少青少年从他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走上为人民、为祖国服务的岗位。他们有的成了工矿企业的先进生产者，有的成了生产队的骨干，有的成了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在张挺窑洞中陈列着的二百多条红领巾和八十多个镜框，是孩子们热爱和尊崇他的见证！
挺身而起 为民分忧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破坏了农村经济，集体和社员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张挺同志挺身而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困难队和困难社员。
城隍公社寺子角大队人畜吃水都得下陡坡到深沟担水，他拿出五百元交公社支援大队引水上坡，解决了全村人畜吃水困难，还扩大了水浇地面积。南乔大队建立小水库资金有困难，他支援了四百元。南乔大队第二生产队想买拖拉机、打麦机械，他支援了二千多元。城隍公社医院缺少资金，连工资也发不出，他拿出一千二百元买了一台制药机送给医院。县里号召养猪，他拿出六百元支援困难队、困难户买猪娃……
这些年，他帮助几十户困难的社员治病、买粮、供娃娃上学、娶媳妇、修盖住房，花了二千多元。
临汾地区医院医生吕松龄得了中风症，张挺去看他，他已不能说话，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正缺羚羊、天麻等三味中药。张挺马上跑遍城乡医院和不少老同志家，终于找到这三味中药交给病人。感动得吕松龄含着泪花，向张挺表示感谢。
他自己从不给组织找什么麻烦。但是，为了替一位受迫害的老支书平反，他找了大队找公社，找了县委找公安局，又找法院、看守所，直到把冤案彻底平反，老支书恢复党籍，他才罢休。
“四人帮”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腐蚀了党的肌体。看到一些干部身上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他痛心，忧虑，气愤。他坚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坚决抵制某些不正之风。他的高风亮节，和某些人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人利用职权，大盖楼房小院，为自己和子女建立“安乐窝”。张挺腾出自己修建的窑洞和平房，用来培育祖国未来的一代。
有人挥霍国家财产，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张挺作报告，自己背干粮袋，就着白开水，啃几个馍馍。
有人借儿女结婚、老人办丧事，大收其礼。张挺拿出他的积蓄和工资一万多元，用来教育青少年，帮助困难队和困难社员。
有人千方百计给子女谋高位，留财富。张挺教育子女作普通的干部、工人、社员。他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子女。留给后代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巨大精神财富。他的子女们工作积极，克己奉公，勤俭节约。全家十三口，没有一个抽烟、喝酒的。
有人到处走后门，把儿女亲戚弄进城市，安排工作。张挺的二儿媳是农村户口，至今仍在生产队劳动。他的大女儿至今还是陕西汉中医院的临时工。他的内弟媳托他帮忙，要把农村户口转到城里。他婉辞拒绝，耐心打通这位亲戚的思想。
对于毕生把党的利益当作自己第一生命的张挺来说，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并且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
开拓者的道路是艰难而又光荣的。张挺和千千万万烈士以及正在奋战的战友一样，正在走着一条开拓者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坚持走下去。张挺正以他挺拔的风貌，散发出全部光和热，吸引着年青一代象他那样为伟大祖国、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战终身，自强不息！
第3版()
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要社会办大学 不要大学办社会
大学，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历来是由社会兴办的。所谓“大学办社会”却与此相反，即大学不仅办教育，还要经营许多社会服务事项，使学校成为一个小而全的社会。“大学办社会”是我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它妨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改革才行。
如果一个生人走进清华大学的校园，会感到如入国中之国。里面既有教学区，又有住宅区，还有第一生活区、第二生活区……。再仔细看，什么基建科、材料科、房管科、膳食科、施工组、水暖队、机械队、汽车队、机械厂、木工厂、食品加工厂、煤场、苗圃、校医院、招待所、附中、附小、幼儿园，不一而足，光食堂就有十五个，听说还有粮库、冷藏室等，几乎应有尽有。使人感到这方圆二百多公顷的清华园，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世界。
当外来人惊叹清华之大时，往往听到感慨地回答：“大有大的难处啊！”原来，无论学校领导、教职工，还是学生，都认为“大学办社会”是弊大利小。
（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教职工与学生的人数比例，文化革命前是一比二，现在是四比三。与教学非直接有关的后勤人员（不包括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的职工）已达一千五百人，相当于解放初期清华大学的总人数。
（二）后勤人多，反而难办。虽然后勤机构不断扩大，服务人员不断增多，但是教师买菜难、买粮难的问题却长期解决不了，后顾之忧仍很严重。尽管有十五个食堂，可是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却找不到任何别的饮食服务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学校办社会，使自己逐渐从社会中游离出来。社会认为既然学校不依赖它，有些应该办的也就不办了。比如，清华住宅区的三千多户居民仅有一所粮店，一到节假日或发工资时，排队买粮得要四、五个小时。学校指望区粮食部门解决这个问题，粮食部门则要学校自己盖房增设网点，这样拖了多年也没解决。再如，三万多人口的清华园里，只有两个蔬菜供应点，蔬菜紧张时，有的教师买不到菜就拣菜叶，或到附近圆明园去挖野菜。今年海淀区教育局甚至向清华大学发出通告，要他们务于一九八三年前增设中、小学，否则区里不再接纳其子女入学。
（三）分散力量，影响教学。教师由于生活负担过重，健康水平下降，教学得不到保证。行政事务也分散了领导精力。清华大学除专有一名主要领导干部管后勤工作外，其他领导同志仍要亲自抓基建、包医院、去食堂蹲点。教职工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学校当局无不过问。党委书记、校长刘达同志称自己“不仅是清华大学校长，而且是清华市市长”。
广大师生认为这样下去是办不好大学的，希望尽快丢掉这个社会包袱，让学校潜心致力于教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华大学曾与北京市和海淀区协商。如果将行政后勤移交给社会来管，还有许多具体困难；如果采取一种过渡的方式，即由相邻几个大学联合成立服务工作领导机构，把行政后勤由各自经营变成几家合办，也许当前可行。 魏亚南
第3版()
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复旦大学副校长盛华提出
解决大学自主权问题非常迫切
本报讯 复旦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盛华同志最近建议：关于大学自主权问题，有关领导部门应该当机立断，及早选择几所大学进行试点。
盛华同志是在前几天召开的“上海市教育规划座谈会”上提出这个建议的。他在谈到高等院校目前的管理体制问题时说，不管由哪一级来管，都必须解决扩大学校自主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不亚于工厂企业。现在学校既缺乏人权也缺乏财权，上面管得很死。而从基层到各级领导机关，又层层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请示问题，往往要等待很多时间，有的领导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这样，怎么能够办好高等学校呢？
工厂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效果很好，学校可以参照学习工业部门的办法，可以选定几所大学先行试点，相信会有很好的结果。
第3版()
专栏：
重大工程 科研先行
川西二滩水电站工程前期科研工作积极展开
本报讯 根据重大工程科研必须先行的原则，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科学院组织了院属十三个所、校的近百名高、中级科技人员，配合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积极参与川西二滩水电站工程的前期科研工作。
正在筹建的二滩水电站，位于川西地区，雅砻江下游，靠近渡口钢铁基地，是一项与美国合作的工程。据初步规划，电站水库容量将在六十亿立方米左右，大坝高二百四十五米，装机三百万千瓦以上，年发电量一百六十八亿度，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巨型电站。电站建成后，除给渡口钢铁基地和西昌地区供电外，还可以五十万伏的超高压并入四川电力系统。这项工程对促进我国攀枝花钒钛工业的发展、缓和西南地区的能源紧张以及提高我国西南峡谷地区水电建设技术都有重要意义。一九七三年以来，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院、工程兵某部等单位就电站的选址、勘测、初步设计等方面已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一工程地处我国西南大山区，山高谷深，地形、地质条件相当复杂，工程规模巨大，有许多工程前期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吸取过去一些水电工程不重视科研，造成严重浪费的沉痛教训，中央领导批示，这项工程要加强前期科研工作，并指示对工程的地质问题要十分谨慎。为加速我国西南地区水力资源的开发，中国科学院发挥多学科、多兵种的优势和长处，组织了地质所、遥感所、武汉岩土所、成都科技大学等十三个所、校的近百名高、中级科技人员和大批一般技术人员，主动配合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到现场开展对电站的坝址地区地应力研究、坝肩稳定分析、大坝抗震动力分析研究及动力试验，并对冰冻、雪崩、滑坡、泥石流对于大坝可能带来的危害等问题进行研究。
第3版()
专栏：
市委书记来我家
五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在《全社会都要尊师爱生》的社论中提出：“党和国家的各级负责同志，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关怀教师，到学校和教师家里探望教师，同教师交朋友；请教师们开开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扎扎实实地为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改善教师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办一些好事。”我深信党报社论的权威性。心想，平时教师们对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常有不少议论和建议，如果市委领导同志能够下来听一听，那该有多好啊！
五月七日，我按照社论指出的途径，给无锡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任贵发同志发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学校里来倾听一下教师们的意见和呼声。如果愿意，可以同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交个朋友，以便经常交换交换意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信末尾写道：“希望在半个月内得到您的回音。但愿不要令人失望。”
我的信是这天下午五点发出的。没有想到，仅仅隔了四十个小时，九日上午九点，任贵发同志便来了电话，说：“信刚看到，写得很好。”他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最后答复说：“这两天有事，过两天一定来看你。”
今天（十一日）是星期日，下午下起了雨，我便陪孩子睡觉。不久，我被敲门声弄醒。起来一看：呀！任贵发同志真的来了！
我们进行了长谈，从学校谈到社会，从学生谈到教师，虽是初见，但我毫不拘束。在探讨有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教育时，我由于是班主任，自然要谈到少数学生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不爱学习的问题。他说：“培养一个良好的校风很重要，而且我们应当以良好的校风反过来影响社会，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我们不能只抓升学率，要面向全体学生，为四化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也不能单纯抓智育，而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学校要特别注意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作用，要大唱革命歌曲，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娱体育活动，使学校的生活丰富多采，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他的谈话，对我教育很大。
任贵发同志还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我和教师们在住房、学习、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情况。不知不觉，我们从三点半谈到了六点钟。就这样，他实践了党报社论提出的要求，开始和一个普通教师交上了朋友。
我深切地体会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老干部恢复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教师正开始受到社会的尊敬！
无锡市十七中学地理教师 吴寿鑫
第3版()
专栏：
彭加木失踪前首次穿越罗布泊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五日电 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失踪前，已和他率领的考察队穿越罗布泊的湖盆。这是历史上科研人员第一次穿越湖盆。
有些中外学者过去也曾试图穿越罗布泊的湖盆，但都因道路艰难未能实现。彭加木带领的科学考察队最近从北到南，行程七十多公里，成功地穿越了湖盆。
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队员中包括化学、地理、地貌、水文地质、生物、土壤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最近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队采集到的矿物资源标本和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普查，将有助于揭开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的自然之谜，为开发利用这里的矿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在这以前，彭加木已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一九六四年，他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到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洼地的三条主要河流（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研究。根据气象和河流携带钾元素情况估算，罗布泊每年可以集聚数十万吨的钾，可能还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是块“宝地”。一九七九年，他又进入罗布泊地区踏勘，为今年五月份第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作了充分准备。
第3版()
专栏：
彭加木失踪九天仍然杳无音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五日电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考察失踪已经九天，各方面加紧搜寻，仍然未见踪迹。
连日来，驻疆空军部队派出的飞机频繁起落来往于库木库都克出事地点和考察队大本营之间，一边紧张搜寻，一边运送物资、人员，传递消息。空军还专门派出两架飞机，在大本营待命，随时执行救援任务。罗布泊地区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地面部队二十八人，冒着酷热，艰难地穿越了沙丘密布、流沙起伏的几百公里沙漠，于今天下午到达遇险地点。六月二十三日由直升飞机送到库木库都克附近驻军的一名干部和五名战士，正在和同彭加木一起遇险、仍坚持在原地的六名同志紧密配合，继续搜寻彭加木，但仍然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