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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
孙效良
竞争已经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研究它、驾驭它，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竞争
分析一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新产品发展慢，产品质量差，品种不对路，“官工”、“官商”作风严重，服务质量不高，不讲究经济效果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竞争的压力。从去年开始出现了竞争，时间虽然不长，已经显示出它的作用。
第一，企业事事靠外部力量推动的状况正在改变。
过去天天喊质量第一，又发指示，又搞检查，但由于产品是实行统配调拨，质量不好照样能够出厂，到了月末、年终，还是把产量放在第一位。有了竞争以后，质量好的产品大家抢着要，质量差的产品没有人订货，使企业真正感受到必须主动地提高产品质量。宁江机床厂承揽了重庆手表厂四种仪表机床的任务，用户明确提出，达到进口机床质量标准就要，否则就不要。其它用户也都对质量提出了要求。这种压力比上级指示、检查管用得多，促使它们狠抓产品质量。这个厂的主要产品，现在已有半数达到一等品。
过去新产品试制往往是“奉命行事”，积极性不高。实行市场调节后，不发展新产品就没有竞争能力，使企业真正感受到“必须以增加品种求发展”。四川机械局去年一次展销订货，就接受了一百零七种新产品，比过去几年生产的新产品还要多。随之而来的，科研工作加强了，科技人员的作用发挥了，这些单靠行政命令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过去一再强调加强技术服务，但不少企业实际上是口头上讲一讲，安排工作让一让，行动起来放一放，普遍重视不够。有了竞争之后，谁的服务好谁的销路就好，使企业真正感受到必须“以改进服务争取市场”，主动开展维修、安装、调试、帮助培训人员等服务工作。上海调节器厂对过去出厂的三百多台计算机的使用情况，逐个调查访问，就地检修了四十多台，运回厂内修理了四十多台，还有几台修不好给换了新的。他们还设立了流动修理服务车，上海附近的用户计算机出了毛病，随叫随到随修。
第二，企业之间、产需之间的协作正在加强。
上钢五厂有三座电炉需要改造，西安变压器电炉厂承揽了这项任务。双方共同商定：由西安厂负责成套设计，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造什么。西安厂能做的由西安厂生产；西安厂不能做的，利用上钢五厂的制造能力，双方共同生产；环境保护设备，西安厂设计有困难，就委托上海冶金设计院设计。象这样的事情，涉及一机、冶金两个系统，生产、科研两类单位，上海、陕西两个地区，不用领导机关组织，企业之间安排得妥妥当当。在没有市场调节和竞争之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以需定产”正在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过去是上面计划定什么产品，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工厂根本不去调查社会需要，也没有权力根据需要安排和调整计划。实行市场调节后，在竞争的压力下，促使许多企业主动调查市场，了解需要，社会需要什么干什么。农业科研需要一种照度计，长期得不到满足。去年银川电表厂计划任务锐减，促使他们调查社会需要，承揽了这项任务，现已试制成功，批量生产。去年这个厂生产的品种由九种增加到三十四种，都是根据社会需要安排的。
过去是上面压产值，企业抓产值，名为八项指标，实际是“老九”（产值）挂帅。从去年开始，在竞争的情况下，不对路的品种没人要，促使企业自动压缩长线、拉长短线。陕西鼓风机厂，过去因为高炉风机的产值高，虽是长线，但总想多安排生产；洗煤配套风机和纺织轴流风机，虽是短线，但因产值低，总是设法向外推任务。去年不少鼓风机厂任务不足，大家竞相承揽任务。为了争取市场，他们主动派人到煤矿了解对洗煤风机的需要，“把送出门去的财神请回来”。纺织轴流风机，去年生产九十多台，今年又安排了一百多台。
有位工厂的党委书记说得好：竞争是“压力机”，可以使人们打破因循守旧，奋发图强，竞相前进；竞争是一座学校，可以使人们认识经济规律，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很明显，竞争的出现，使我国长期沉闷的经济生活活跃起来了。事实证明，有没有竞争大不一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适度的竞争。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产生竞争的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怎样发生的呢？从机械工业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了竞争的出现：一是实行市场调节，利用市场机制；二是通过利润留成等方式，开始把企业经营结果与职工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任务不足。事情就是这样：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不足，并且完成任务多少与职工切身利益发生了联系，促使企业竞相承揽任务；实行市场调节则给了企业自行承揽任务的权力。正是这三重作用促使企业之间比质、比价、比品种、比服务，以争取产品销售市场。这就是竞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发生竞争的条件，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的商品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为什么也存在着发生竞争的条件呢？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各工厂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进行生产，又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交换自己的产品，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存在着商品市场。在实行市场调节之前，我们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于生活资料是商品也只是承认一半），因而也不承认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统统实行统配调拨，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生产资料的市场，因此，那时也就没有产生竞争的外因。实行市场调节后，由“两个不承认”变为“两个承认”，生产资料的市场出现了，竞争也就随之产生了。
其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虽然归全民所有，但使用权却在企业。各个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努力程度不同，使用这些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却可以产生大不相同的经营结果。经营管理得好，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得到较多的报酬；经营管理不好，对社会的贡献小，理应得到较少的报酬，这样就产生了各企业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过去，由于我们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制度，“大锅饭”大到了全国一口锅，“铁饭碗”“铁”到了干不干照拿报酬；在企业之间不管经营好坏，凡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都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拿工资、拿奖金，这就实际上取消了本来应当存在的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利润分成制度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创造利润多分成就多，创造利润少分成就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于是，便有了产生竞争的内因。
由此看来，竞争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过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之所以缺乏竞争，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否定市场机制，不承认企业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去年开始，实行了市场调节和利润留成，竞争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只要实行市场调节，承认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想不要竞争是不可能的。
两种竞争的本质区别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着产生竞争的客观条件，都有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是不是一样呢？不，它们之间有共同之点，更有本质的区别。其一，资本主义竞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竞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二，资本主义竞争是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竞争是受计划指导的有限竞争。
这种区别对经济活动实质性的影响是什么呢？
第一，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是根本利益冲突的竞争。竞争中的失败者常常遭遇破产。公有制基础上的竞争，是根本利益一致的竞争。竞争胜利的一方，经济得到了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长远看，对双方都有好处。无非是竞争胜利的一方得到的利益相对多一些，竞争失利的一方得到的利益相对少一些。
第二，资本主义的竞争，既然是根本利益冲突的竞争，你死我活的竞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接受带有全局性质的计划指导（局部利益的协调是可能的），因此，生产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竞争，既然是根本利益一致的竞争，这就决定了它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从全局利益出发的计划指导，从而有可能避免生产发展的无政府状态。这不仅是一种要求和愿望，而且有其现实的客观基础。
有的同志担心，竞争会破坏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良好的相互关系，会带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两种竞争的本质区别只不过在理论上存在，不会对经济活动的实践发生实质性影响。不信你看，企业之间的技术封锁不是已经发生了吗？盲目生产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应当承认，这些现象确实是有的，但不是不可解决的，关键在于及时研究竞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加强计划指导，制订指导市场活动的立法、政策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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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不要忽视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这一面
伍雄武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日丹诺夫给哲学史所下的一个著名的定义。多年来，我们都是沿用这一定义来研究哲学史的。它正确的地方是指出了哲学发展中的两军对战这一客观事实，但是却把它看成哲学史中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从而割裂了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就容易导致简单地否定唯心主义，不把它看成是人类哲学认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是认识上的弯路，也是一个环节。因此，应当说，哲学史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又是统一的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这两个方面是联系着的。
哲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哲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推动它发展的是阶级斗争，新的哲学学说是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作为自然与社会知识之概括与总结的哲学，它发展的动力，除阶级斗争之外还应当包括生产实践、科学技术及哲学知识的内部矛盾。恩格斯就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推动哲学认识（既包括唯物主义者霍布斯、费尔巴哈，也包括二元论者笛卡儿和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前进的主要动力是自然科学和工业，这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中是一目了然的事实。恩格斯在论述唯物主义从古代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时，正是把生产、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哲学认识的内部矛盾作为推动唯物主义从一种形态进展到高一级形态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对于一种哲学形态代替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原因，只从阶级斗争中去寻找。每一种新的唯心主义学说的产生，都被说成只有一个原因，即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新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建立则仅仅是为了对付这种新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比如，董仲舒神学唯心主义为何产生并代替先秦的唯心主义？原因只是“为了给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其后，魏晋玄学唯心主义代替董仲舒唯心主义的原因，同样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维护“落后的农奴剥削制度”和“政治军事上严重的封建割据、地方分权和一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垄断的政治统治制度”。当然，一定阶级的政治需要确是推动哲学发展、决定哲学学说更迭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但决不会是唯一原因。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只用阶级的需要来解释哲学体系的更迭，似乎哲学是一堆现成的武器，统治阶级今天拿把刀出去撕杀，刀断了，明天就换上一根矛去撕杀。哲学体系的更迭决不会是这样的。
（摘自《齐鲁学刊》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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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轻视商品流通的思想
高涤陈
流通与生产之间的对比关系，是很长时间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流通同生产、消费不相适应的严重状况，正迫使我们非努力解决不可了。
第一，流通规模同生产规模不相适应。多年来从事商业劳动的人员不但没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增长而相应地增加，相反，还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一九五七年全国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点四，一九七八年仅占百分之一。一九五七年商业部系统的零售、饮食、服务业职工总人数占城镇（县城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七，而现在只占百分之二点三四。一九五七年以来，社会商品零售额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五，而商业人员每年递增还不到百分之一，其中有些年份是绝对下降的。由于商业人员少，销货额迅速增大，加上其他原因，服务质量显著下降。
第二，零售商业网点严重不足，不仅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急于搞所有制的变革，忽略了零售商业的特点，把一部分集体所有制商业变成国营商业，取消了走街串巷的个体商业，加上片面地把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理解为一种商业形式的独家经营，从而使零售商业网点大大减少，在不少城镇的繁华街道上，只剩下几家经营大路货的、统一规格的“百货”商店，甚至造成有些城市中“十里长街无商店”的情况。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全国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零售网点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有的省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六点三。一九五七年县以上城镇人口每一万个居民有一百个网点，现在只有十个，尤其是饮食服务业更是网点奇缺。商业服务网点不足的情况在农村更为突出。八亿农民的农村市场，平均一个公社还摊不到一个饭馆，照像馆平均一个县才有一个，还有相当数量的村落购买日用品要走十几里路，甚至更远，严重地妨碍着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第三，商业部门仓库不足，仓储设备落后。三十年来，国家给商业系统的基建投资只占商业部门上缴利润的百分之三点四。全国社会商品流转额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三倍多，而对商业部门的基建投资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二，仓库面积只增加一点三倍。商业系统的基建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下降趋势：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占百分之一点五八，一九七八年仅占百分之零点四六。由于基建资金不足，不仅现代化的仓储设备（如恒温、冷藏等）建设很少，而且商业仓库面积同商品储存量相比还在相对下降。一九五七年每万元商品占有仓库面积十四平方米，到一九七八年降为七点七平方米。现在，商业系统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商品在露天存放，有些产地收购的肉、蛋、水产、水果、中药材等因无处存放，不仅影响收购，影响生产发展，而且每年造成上亿元的巨额损失。
第四，交通运输、通讯设备赶不上商品流通的需要。三十年来，有的省份基本没有增加或很少增加铁路干线；公路虽然增加较快，但干线少，路基差，全天候通车能力很低，加之筑路计划不周，还没能形成高速、中低速相配合的有效的全国性的公路网。内河水运发展甚慢，不仅航运的主要工具——船舶技术改造不够，离现代化相距甚远，而且内河航道有的久未疏通，码头失修，货运量增长很少。有的省水运虽然占居主要地位，但水运里程甚至比解放初期还有所下降。通讯设备落后，不仅远距离，而且近距离，甚至一个城市范围内的通讯也十分缓慢。这就使全国地区间的物资流通常常因为交通、通讯不便而受阻，货不能畅其流。
第五，生产企业轻视产品销售，很少为流通、为商品销售创造条件。目前，许多国家不仅已经发展起包装工业部门，而且生产企业自身为适应商品零售需要也都在大力改进商品包装。各种商品按照消费者购买数量和携带方便等需求特点，大力改革商品包装工艺过程，可以大大提高商业劳动效率，可以大量节省流通领域的人力和物力，是社会的一大节约。
造成流通与生产不相适应的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轻视流通过程，或者说轻商思想，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轻商思想的主要表现，是理论上和实际经济工作中忽视甚至否定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无论是在经济理论著述中，还是在安排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特别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方向上，经常忽视流通和生产的比例，忽视流通过程的各种客观需要，其结果不能不造成流通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当前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时，也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上（这些比例关系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必须调整好），而流通与生产、消费的比例关系如何？怎样进行调整？仍然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生产决定流通；另方面，流通对生产又有反作用。从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运动看，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又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在再生产过程周期既定的条件下，流通过程愈短，生产过程就愈长，从而社会生产效率就会越高。所以，如何以最短的流通时间和以最少的流通费用使产品完成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转移，对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流通过程对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内容在于企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经济联系是有计划进行的，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各种经济活动的有计划地协调，各种经济联系的有计划地组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正是流通才把一个个分散的生产单位联结在一起，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前所述，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那些问题，不也是我们轻视流通的作用的必然结果吗？
要遵循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在安排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时给流通领域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使其同生产的发展、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第一，要有计划地兴建和分布商业零售网点，使它们在城乡之间、平原与山区之间、内地和边疆之间布局合理。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网点的增加要快于其他商业网点。国家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要根据商品流通对商业网点的实际需要，在资金上给予保证，还应允许商业企业有一定的利润提成，专门用于零售网点建设。第二，增加流通领域中的人力。流通部门的劳动力（包括新就业的和原有的劳动力调配）在社会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应该不断地逐步相对增长。第三，增加商业仓库，迅速革新商业部门的技术设备。第四，发展多种商业形式，增加流通渠道。比如在农村，国营商业机构可以下伸，供销合作社可以进城和在全国范围内运销农副土特产品，社队可以兴办自己的（以推销社队企业加工品为主）集体所有制商业及饮食服务业，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除开展农村集市贸易外，允许个体商贩存在，等等。第五，加快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速度。应当改变一些地方在基建投资中把交通运输列入非生产性部门的作法，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障迅速改变“先行官”落后于商品流通需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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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词典》即将出版
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收词三千二百余条，近九十万字。这是供社会科学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政法干部参考的一部工具书。
这部词典注意工具书的基本要求——知识性，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既选收了法学各部门的名词术语，也选收了学派和法规方面的词目，力求适应广大读者对法学知识的需求。在撰写一些重要词条的释文时，力求做到全面介绍古今中外的法学知识，阐明来龙去脉，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这部词典有较为突出的中国特点。在收词方面注意选收中国特有的一些词目，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学人物、著作、中国历代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以及中国所特有的一些法学名词，如死缓、管制、劳动教养、岗位责任制、就地调解、民事调解等等。在撰写中外通用的法学名词时，也注意到联系中国实际，包括运用我国的资料，说明我国的做法等。
这部词典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上已有定论的，即介绍定论；存在争议的，即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言，不以一家之说强加于人。
这部词典在文字上力求通俗易懂，在解释词目时尽量少用法言法语。但是，考虑到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用语，因此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也注意了法言法语的规范化。
这部词典是法学界的集体创作。对我国法学界来说，编纂《法学词典》，是一件新的工作，因此，词典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就难以避免，尚待今后修订再版时逐步改正。
（曾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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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即将出版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组织写作并编辑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即将由齐鲁书社出版。
这部《评传》既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又不同于平常所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它是在分头研究了从孔子到戴震共四十六个古代哲学家的学术活动、思想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人物专题论著，同时又是在统一体例下编辑而成的、有系统的、兼有哲学史专著效果的大型类书。
《评传》既注意考察哲学家们学术的社会根源，又对每个哲学家的身世、生平、经历和学术活动，尽量做出科学考证和完整叙述，刻画不同哲学家的具体特点和独特风貌。
《评传》对每个哲学家，都附有画像和事迹（故事）图各一幅，这在已出的哲学史著作中，还是新创。 （平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