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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切干部在亲属问题上都要坚持党的立场
——读周恩来同志致淮安县人委的三封信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恩来同志致淮安县人委的三封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作为共产党员和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应当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亲属。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婶母病重，江苏省淮安县人委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复信表示感谢，并寄去二百元作为治疗和料理后事的费用。后来周恩来同志的婶母去世，恰巧周恩来同志公出，邓颖超同志写信给淮安县人委，再次表示：“前寄用费，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淮安县人委考虑到超支不多，就没有告知。可是周恩来同志不放过此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要办公室写信给淮安县人委：“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善后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于是淮安县人委把实际开支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补寄了安葬费尾欠垫款二十五元，并说明，弟媳陶华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后来，淮安县人委准备修理周恩来同志旧居。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亲笔写信给淮安县人委，坚决制止。
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周恩来同志对自己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建国后，周恩来同志对干部多次讲过“过五关”问题，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他自己是始终以党的立场来对待亲属的。他给淮安县人委的三封信，就是其中的一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昼夜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但他并不忽视这些所谓生活琐事，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职务很高，权力很大，对党和人民贡献很多。人民对他非常尊敬。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把自己放在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作为和群众平等的一员，对下级组织是这样尊重，对群众是这样谦虚，在亲属问题上是这样严格，公私界限是这样分明。周恩来同志不愧是全党的模范。
如何对待亲属问题，这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面临的一个新的考验。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抱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现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决不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这就是党的立场，每个党员干部应有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和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在亲属问题上公私分明，遵守制度，不谋特权，正是坚持了这种工人阶级的立场。
但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并没有过好“亲属关”。有的人“官”做大了，手中有了权，当亲属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不合理要求时，他们不但不教育制止，反而放弃原则，破坏制度，用不正当的手段解决亲属的升学、转学、留学、入党、提干、就业、升级、出国、留城、回城等问题。当亲属犯了错误或触犯刑律时，他们想方设法加以隐瞒、袒护，甚至以势压人，使纪律不能执行，国法不能实施。总之，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特权，丧失了党的立场。他们在“亲属关”上打了败仗。
这些同志的这种行为，危害极大：一，从内部腐蚀干部队伍，损害了党和国家政权的肌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二，使得广大群众侧目而视，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三，也害了亲属，使亲属有所依恃而不求上进，甚至骄横跋扈，腐化堕落，走上毁灭的道路。
应当说，文化大革命前，在亲属问题上丧失立场的干部不能说没有，但比现在少得多。后来，十年动乱，剥削阶级思想大泛滥，一些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公然违反政策和制度，把亲属关系放在革命利益之上，搞“裙带风”。特别是林彪讲的“有权就有一切”，把这种行为“理论”化了。于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为非作歹的东西，居然在有些干部中通行无阻，有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以来，这方面虽有了颇大的进步，然而十年的熏染，不但使有些新党员新干部对这种事习以为常，即便有些老党员老干部，过去长期对自己要求较严的，现在在这方面也不大合格了。
鉴于这种情况，《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这对于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善党的领导，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要使一切干部在亲属问题上坚持党的立场，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我们的国家封建制度虽然早就推翻了，但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是很深很广，很多干部在处理亲属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要肃清剥削阶级、特别是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荣辱观。应该看到，在亲属问题上搞特殊化，是一个革命者政治上蜕变的表现。有些领导干部大权在握，轻轻动一下嘴或笔，就把亲属照顾或袒护了。甚至不动笔不动嘴，也会有人主动迎合。殊不知正是这些“小事”，表明了他们的世界观，刻画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人民群众正是从这些“小事”着眼，来观察和评价我们的干部，来描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形象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革命干部要对亲属冷酷无情，而是说亲属关系必须服从革命利益，对亲属的爱，要爱之得体，符合原则。
在亲属问题上，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向党的很多克己奉公的领导同志学习。要通过教育和学习，形成一种强大的持久的舆论监督力量，使得那种违反党的立场照顾亲属的现象，不但无人顺从迎合，而且有人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揭发，阻拦制止。
要使一切干部在亲属问题上坚持党的立场，还要严肃法纪。要切实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凡是违法乱纪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绳之以党纪国法，而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在这个问题上，要使我们的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身上，都能显示出权威性。各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敢于坚持原则，同一切徇私舞弊的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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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百一十四种纺织品获名牌产品证书
新华社武汉六月二十一日电 今天下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质量品种会议上，有二百一十四种纺织工业产品获得纺织工业部颁发的名牌产品证书。
这些名牌产品，是今年三月以来分别在全国化纤、棉纱线、棉布、印染布、色织布、针织品、巾被、手帕、线毯、毛、麻、丝、军工纺织品和纺织器材等纺织行业的产品评比会上评选出来的。其中有不少是久负盛名的老产品，大量是近几年创造的新产品。这次评上的名牌产品，普遍比去年的同类名牌产品质量高，品种花色更为丰富多采。
参加今年评比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纺织行业的优良产品共有三千二百一十二种。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纺织品获得了名牌。其中，上海纺织品获得名牌最多，有五十六种，其次是江苏，有二十八种，北京和天津分别有二十四种和十九种获名牌，继续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山东、湖北、辽宁、陕西、四川等地所获名牌数，也比去年大幅度增加。甘肃、广西、安徽、江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第一次获得了名牌。这反映近两年纺织工业部门通过创名牌活动，促进了各地产品质量提高和花色品种发展，出现了一个你追我赶、群芳争艳的动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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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库马尔
邓小平指出：改善和发展中印两国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在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国防新闻社》主办的《勇士》杂志主编克里相·库马尔时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我们都需要发展各自的国家。我们之间没有理由不发展两国的关系。
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最近多次谈话，表示要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改善和发展中印两国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会见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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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会见墨西哥客人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今天晚上会见以墨西哥报纸头版消息俱乐部主席、官方报《国民报》编辑部主任拉斐尔·卡斯蒂列哈为团长的墨西哥报纸头版消息俱乐部代表团。
会见时，赵紫阳回答了墨西哥朋友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
代表团在京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会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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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普奥拉总理离京去苏州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 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和夫人一行由章文晋副外长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省苏州市进行参观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郭力文等，到机场欢送。
西萨摩亚贵宾今天在苏州参观了长青人民公社、苏州日用瓷厂、苏州市刺绣研究所，游览了留园和虎丘。晚上，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和夫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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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关于处理亲属问题
致淮安县人委的三封信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淮安县人民委员会淮安县人民委员会：
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此信请转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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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致淮安县人民委员会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
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我婶母家现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
现寄去为安葬我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垫款二十五元，请查收。
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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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致王汝祥同志并转淮安县委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周恩来
一九五八，六，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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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立热处理工艺协作中心
进行专业化改组后，能源消耗、生产成本都大幅度下降，还有利于淘汰落后工艺，采用新技术，经济效果显著
新华社编者按：目前，各地机械工业的热处理点多、分散、重复、浪费大，特别是工艺技术落后，能源消耗大，急待改进。南京市的经验证明，只要下决心进行专业化改组，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技术经济效果。这种做法也是节约能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据新华社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强报道：南京市建立跨行业的热处理工艺协作中心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协作中心以显著的经济效果，吸引了一批过去自开“小灶”搞热处理加工的厂矿企业，使专业化协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目前全市已有机械、化工、仪表、一轻、二轻、重工业、交通等七个行业的八十二个厂、矿，同热处理工艺协作中心建立了固定的协作关系，占原来拥有热处理设备的厂、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初步改变了一些企业热处理技术水平低、经济效果差的落后状况。
近一年来，热处理工艺协作中心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
按专业化进行大批量连续热处理加工，使能源消耗、生产成本都大幅度下降。过去，每吨热处理件平均耗电量在一千六百度以上，现在下降到九百度。加工每吨热处理件的平均成本，也比过去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参加固定协作网的企业，都由双方根据生产需要，均衡安排加工计划，签订合同，确定交货期和加工质量标准。合同由市经委监督执行。结果，绝大部分加工件的质量都有所提高，超过了原来分散加工的水平。
建立专业化的热处理协作中心，还有利于淘汰落后工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明显的经济利益和先进的技术指标，成为强有力的纽带，把热处理工艺协作中心和协作单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些原来依赖外单位进行热处理加工的企业，再也不用到处奔波求人了；一些过去自有热处理加工设备的企业，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改进其他方面的生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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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兴办知青农工商联合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些工厂和机关，从去年开始相继兴办了七个知识青年农工商联合企业，为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开辟了新的门路。
由桦林橡胶厂、牡丹江纺织厂、水泥厂、造纸厂、牡丹江市交通局、第二轻工业局和牡丹江行政公署办公室等单位创办的这七个知青联合企业，现有十四个农场，十八个工厂，生产粮食和水泥、轮胎、拖车、棉织品、纸板、肥皂、白酒等产品，还兴办了豆腐坊、饭店、浴池、理发店、托儿所、缝纫组、废品收购组等二十二个商业、服务网点。这七个企业现有职工四千三百五十二人，其中知识青年二千四百九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七个联合企业除个别单位属于全民所有制以外，都是集体所有制。各联合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内部的农工商各单位分别核算，共负盈亏。在分配上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继续坚持评工记分，每月预支，年终决算；从事工商服务业的知识青年，实行基本工资加分红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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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改造穷队两年变样
王友忠被评为模范队长
在山东省即墨县西北大洼，有两个穷得出奇的生产队——刘庄公社赵戈庄大队第五、六生产队。一九七六年，这两个队的劳动工日价值分别是八分和四分八厘，全年共欠国家贷款一万六千元，吃统销粮三万斤。穷家难当，两个队没有人愿意当队长的。一九七七年，四队共产党员王友忠，毛遂自荐，带着妻子和孩子，到五队落户，挑起了队长的担子。短短一年，五队就初步爬出了穷窝。在这种情况下，六队的社员眼热了，要求与五队合并。经过群众讨论，并报上级批准后，王友忠又当了这两个队八十三户的带头人。又经过两年的奋斗，这两个穷队居然成了全社的尖子队。
王友忠刚到五队，认为整顿队风，树立正气，是当务之急。他把队委会成员找齐，商定了扶正抑邪的章程。章程公布不久，王友忠的表妹夫，有肥不按规定投给队里，趁夜晚偷往自留地运了八车好粪，埋在地下备用。有人把这件事反映给王友忠，当天晚上，党小组会就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友忠的亲戚，有的党员说：“这是初犯，算了吧。”王友忠却不这样想，他说：“章程要灵，队风要正，一个尺码量到底，不能偏一个，向一个。”个别不规矩的社员在暗地里伸舌头：“人家对亲戚都铁面无私，咱再不走正路，准会歪着脚脖子！”
王友忠见队里肥料不足，就发动社员大挖土杂肥。村南有个长年积水的大湾，败叶脏土随雨水冲进湾里，日积月累，湾泥沤得乌黑。王友忠发现这是积肥的宝地，就带领社员来到湾畔。时值残冬，尺把深的水面上结着一层薄冰，寒光闪闪。王友忠脱下鞋，挽起裤脚，劈开冰凌，跳进水里。对岸上的社员说：“有病的回家歇着，比我年纪大的在岸上出泥，剩下的跟我一样！”说完，就挥锨干起来。王友忠身先士卒，带领社员大干了三天，挖了一千多车湾泥。
王友忠当队长三年来，早晨起得比谁都早，晚上比谁睡得都晚。他出力比社员多，领报酬却比社员少。去年秋天，队里沤了七万多斤红麻。为了不影响“三秋”生产，队委会决定把洗麻时间挤在中午，规定洗一斤麻提成七分钱。全队男女老少动手，只用了三个中午，就把红麻洗完了。结算报酬，平均每户社员提成四十多元，有的领到九十多元，唯有王友忠分文不取。社员们都说：“三个中午，咱队长洗样品，查质量，跟我们同劳动，一分钱报酬不得，不合理！”王友忠却说：“当时讲得清楚，谁洗麻谁得钱；我当队长，干杂活应该，洗麻钱我不能要。”
在王友忠的带领下，全队同心协力搞生产，步步登高攀富“山”。一九七七年，还清了原五队的七千三百元贷款，分给社员现金四千多元；一九七八年，还清了原六队的九千一百元贷款，社员分现金一万多元；一九七九年，全队贡献给国家粮麻二十二万斤，除购置拖拉机、抽水机、洗麻机、扬场机外，社员分到现金二万九千九百五十元，人均分配由三年前的四十元猛增到一百八十元。
一九七九年底，王友忠被评为模范队长。社员们都说：“有这样的好队长当家，咱们的日子有奔头了！”
（原载六月十九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