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事务局的同事们
——访日札记之一
邓友梅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象一本珍贵的宋版书，有一两页被虫吃鼠咬、水浸烟熏、残破污损了。虽然令人痛心，好在究竟是一两页。即在这一两页中，透过蚀痕水迹，也不难发现美句华章。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是总结教训，把续集写好。
今年去日本，见闻不少。久久萦回于心者，莫过于朋友们的赤诚相待。访问活动中许多美好篇章，暂且不谈，只就事务局的几个同事身上取材，怕也非一篇短文所能写尽。事务局，就是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的工作班子。所以称“同事”不称“朋友”，因为我兼任代表团秘书，日日夜夜和他们共事，早已模糊了主客内外的界线，变作共同工作的伙伴了。
从北京刚到成田机场，就发现个小纰漏：巴金同志的衣箱不见了。和机场日本朋友商量；与中国民航工作同志联系；打电话往北京询问；弄明白那箱子擅离职守，自己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时，已过去了四五十分钟。这时外边在下雨，一见到许多朋友远道自东京来迎接，一直在外边等候，我们都很不安，等候的人里就有西园寺公一先生。先生腿脚欠佳，一直拄着手杖在那里站着。巴金、冰心、林林等同志赶过去表示歉意，他却抢先问：“怎么样，行李能找到吗？不会影响使用吗？”我们说：“对不起，叫您久等了。”他说：“我等你们来又不是自今天才开始。”
这以后我就总见他深夜还在和事务局的朋友商量我们的活动日程和生活安排。事务局的工作很繁忙，大至首相接见，小至替我们发一封信、送一盒防晕车的药，无不仔细安排。西公拄着手杖、拖着病腿，忙忙碌碌而乐在其中，有空还参加“小字辈”的说笑。我们几个较年轻的人，在一起混熟了，无话不谈。有一天大家开玩笑，为了一件现代化设施的事，你说我是北京土包子，我说你是东京土包子，有人指着一晃（即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儿子西园寺一晃）说：“他是国际土包子！”西公在旁听见，哈哈大笑说：“我也是土包子，老土包子！”
我们临回国前，西公从东京赶到长崎为我们送行，一直送到机场，飞机起飞了还不肯离开窗口。登机前我跟他告别说：“您大概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人最熟的老朋友了。只要电视上一见到您，连小孩子也喊西园寺先生！”他幽默地说：“那是他们认得我这副眼镜吧？”我说：“您为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有几个人不知道呢，希望您保重身体，希望在北京再见到您！”他说：“北京我要去，内蒙古我还没去过，也要去。可是我太老了，我计划再活两年就去找周总理呢！我总在想念他。”我说：“总理在天上也会祝您健康长寿的。”
说到事务局，我不能忘记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冈家荣先生。
清水先生高雅大度，秋冈先生老成持重，事务局的担子大部压在他们二人身上。代表团的人早已入睡了，他们还一分钟一分钟，一件事一件事在安排下一天或下一站的活动日程，常常工作到早晨一两点钟，我就没见过他们什么时候有疲倦和松懈的状态。特别是清水先生，你在什么时候见到他，领带总那么紧，腰板总那么直，从哪里也找不出年满花甲的迹象。我工作经验少，总有些事情要和先生商量，其中包括一些不那么顺畅好办的事情。每逢这时刻，清水先生总是替我着想，一连提出几个方案叫我选择，秋冈先生则协助出谋划策，而最后又总是他们把困难揽下来使我的担子轻一点。那种体贴入微、通达权变的情形，使我觉得这不是在外国与外国朋友共事，倒象和两位老大哥相处，在他们的体谅与关切下学习作事作人。我有在外事岗位上工作的朋友，听说过他们有时碰到的状况，所以对日本朋友那种重友情、顾全面的作风就格外体会得深刻。在对我个人的关心上，就更难使我忘怀了。清水先生到北京商量事情时，就曾向公木同志打听过：“听说邓友梅先生少年时代在日本劳动过，是这样吗？”到日本后，事务局要大家提一下谁想见什么人？谁有什么个人要求？我怕增加麻烦，没有吭声。可是临去广岛前，清水先生和秋冈先生在吃饭时就关切地问：“你不想到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去看看吗？我们安排一下好不好？”秋冈先生还自告奋勇说：“我陪你一起去！”
秋冈先生是有名的记者和为日中友好多年奋斗的社会活动家。今年是他退休的年头，他把陪同中国作家代表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最后一个任务。我们四月十七日回国，他十八日就办理退休。他是前辈，竟亲自照料我去单独访问，为我作翻译，使得我这次重访故地，顺利满足，永远难忘。但一想起他这么大年纪，还陪我奔波劳累，对我细心照顾，心中总是不安。
事务局里还有两位女士，在从成田到东京的路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五十多岁、穿一件中国蜡染的对襟小褂，安详和善，不时地向大家点头微笑，看上去是个标准的华北农村老大姐。另一位典型的日本衣饰和发式，却是一口地地道道北京话：“瞧您身子骨多硬朗，坐飞机没头晕什么的吧？”
年青的姓高桥，这是夫姓。在东京工作的中国同志和北京的老熟人全亲切地喊她“小八木！”“小八木！”“唉！”答应得别提多脆崩。她父亲八木宽曾和我们并肩作战，解放后又在广播事业局任专家多年。她是在中国长大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我说：“你得算我们北京姑娘。”她说：“不，我是中日友好的化身。”可就是这位“化身”，也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前途担过心，留过泪。“四人帮”疯狂时把个张铁生派到日本去“现身说法”，宣传“知识无用论”。小八木被派来作翻译。那些人的狂妄粗野，她只能咽在肚子里，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再气恼也不愿说出去，可她的心无时不被撕裂着。日本儿童用天真纯洁的小手诚心诚意作了些手工作业，请他们带给中国的孩子们，这位白卷英雄伪善地答应着收下来，一进旅馆当着小八木面就撕成碎片，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小八木受着双重折磨：作为日本青年，她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作为“中国姑娘”，她觉着丢人现眼。她气得浑身发抖又不便于发作，只好躲到无人处一人痛哭。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一传来，她真是欣喜若狂，那种第二次得解放的心情是不亚于我们住在中国的人们。她来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象是回了老家，一天到晚笑嘻嘻地忙个不停。当然，她的工作也并非挑不出毛病来，比如，尽管中国话那么地道，在公开场合一称呼“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总是有些别扭，没有喊叔叔阿姨来得自然！
穿印花布的大姐是著名的女作家丰田正子，已故作家江马修先生的夫人。她从小当工人，靠自学闯上文学道路的。有一天她陪我们去日光城，在五十多层的楼顶上，她满怀深情地告诉我这座高层建筑物所矗立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巢鸭监狱。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小林多喜二，都在这里被拘禁过，甚至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时间。谈到这些时，她眼里含着泪光。她问及我少年时在日本做工的情形。我说起那时的苦难生活，在座的几个青年朋友，都很惊诧，他们大多没赶上，可能也很少听说。只有丰田女士沉默地点着头，不断地说：“是这样，那种生活我也经历过，不会忘记的。”
巴金同志要在《朝日新闻》社礼堂演讲，小八木把稿子译出后，认为自己修养差，怕不能把演讲的深厚感情传达出来，要找个有修养的人替她念，丰田女士自告奋勇把朗诵译稿的任务要了下来。她怕对高桥的笔迹不熟悉，影响朗诵，亲手把已经誊清的稿子又抄了一遍，然后一边读一边流泪，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演讲时，她读的那么感情充沛，动人肺腑，不仅在场的人听了流泪，演讲过后，日本各地来信来电话，要求电台把丰田女士的朗诵再播一遍。
事务局的朋友，每个人都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在我心内加上了一把薪柴，使得友谊之火越烧越旺。不是我被勉强列入“小字辈”就要为小字辈说话，我确实觉得因为有了几位年轻人，这火才烧得更加有声有色些。
一晃先生，我不说他。因为从一见面我们就没拿他当新交，他也没自居为外人。有不少事我都找他当参谋作顾问。他不仅替我出主意，有时还干脆夺权：“你信得过我吗？那就交给我去办，好吧？”调皮鬼Ｙ叫他“国际土包子”，我就与他并肩反击，给她起个日本名叫“哲腾土包子！”
我想谈一谈立野和菱沼透。
也还是到东京的那一天，坐在汽车上，为了空气不致太拘束，我冒然用三十多年没说过、本来也说不好的日语交谈起来。对面窗口一位穿红连衣裙的女青年就笑着用中文说：“你会说日语呀！”我听了连忙笑着回答：“你会说中国话呀！”赶快把自己那洋泾浜日语收了起来，这就是立野女士。后来熟了，才知道她不仅学过中文，而且是中国研究所的成员，在上中学时就到中国访问过。她的一家都是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她对中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向关心和景仰。我没弄清她在事务局分工管什么，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为我们作翻译是不用说了。出门作向导，在家管杂务，参加茶道当教师，另外她心里仿佛还有一本账，谁爱晕车，哪个怕冷，什么人失眠……于是上飞机前一盒抗晕机药片放在你手里，游览途中把一袋取暖药让你揣在胸前。刚要熄灯，电鸣器响了，一只白晰的手从门缝送进几袋安眠粉来。有一次我吃了她的安眠药，第二天道谢说：“效果太好了。”临离东京时她就给我送了整整一条十二包来，我开玩笑说：“你简直有魔法，这种东西一次能买这么多么？”她悄悄说，这是从一个亲戚那儿要来的，那亲戚开药房。我的女儿命令我给她买一本书，在东京我无暇去逛书店，转托一个日本朋友。那朋友说这是二十年前出版的，怕不好买。可能说这话时立野在场，第二天她就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一本送来了。我不忍她割爱，就说：“我相信旧书店里是能找到的，我找不到再要你这本不行吗？”她爽快地说：“旧书比新书贵得多呢！”我还要推托，她掀开了封面，原来扉页上早写好我女儿的名字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她问我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文艺情况。从她提问得那么具体而细微，我看出她对当前中国现状很关心，也很了解。我坦率地说，我们中国有些青年人对一些事情的关心恐怕还赶不上她。她颇为感慨地说：“我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是走过弯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作为学生代表团成员去访问中国，一下子就被红卫兵运动吸引住了，我跟他们串连，走了许多城市，认为看到了革命的唯一正确途径，反修防修，横扫牛鬼蛇神，革命是暴动……回来后，我向许多人宣传，跟许多人辩论，恨不能立刻‘世界一片红’。那时不论谁说文化大革命有差错，我都一律嗤之以鼻，认为是反动阶级的反动言论。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又去中国，一看墙上也没有毛主席语录了，也碰不上成帮成伙‘除四旧’的队伍了，我真有点伤心，几乎有点茫然，这是不是不革命了呢？回国后我被种种狐疑折磨得很苦。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放过任何一件来自中国的消息。经过一年多的比较、思考，才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四人帮’那一套害了中国。承认这些对我是个苦事，这等于让我思想上对许多人认输，等于对自己的一次否定……”
立野的外貌和风度，是典型日本女性式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她说曾信服“四人帮”那套极左的野蛮的行为，我有些惊异，不得不佩服“四人帮”那套蛊惑人心的妖术。对“四人帮”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同志，很可以从这位国际朋友身上得到点启示。而且我觉得，作为中国的革命者，我们对于被“四人帮”毒害过的外国朋友是有一份道义的责任的。
立野终究还是温良恭俭让的。在东京我们分别时，她和李小林两人隔着机场的玻璃门对哭起来。我们到京都时，她又赶到京都和我们相聚，分手时她又和李小林对哭。我平时不欣赏爱哭的人，可是这一次却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点发涩，才相信还是古人的话合理，“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朋友离别虽说不上伤心，可实在是个值得掉泪的场合。
尽管如此，我们和菱沼分手时谁也没哭。
菱沼是接替小八木来作翻译的。他也是中国研究所的成员，在南开大学教过四年日本文，正赶上唐山地震。在北京躲过好一阵地震，老实厚道，有些书呆子气，一高兴就说两句天津话：“嘛呀！”老实人有时也调皮一下，一调皮就更暴露出老实本性。“小字辈”里有个小丫，热情能干，什么艰苦活都抢着干，就是嘴不饶人。菱沼却有时候试图“造反”，偏捅马蜂窝，瞅冷子向她攻击一句。可等小丫一反击，他又除去憨笑再也没有还手之力，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一天要办一件事，菱沼叫我去办，我说我怕办不好。菱沼说：“你去叫小丫干，就说非她干不行。”我说：“最好你去说，我有点怕她！”菱沼听了，眼镜后边的两只眼和鼻子下边那张忠厚的嘴顿时张成三个圆圈，半天才压低声说：“跟你说实话，我也怕她！找你来就是想说服你去找她，免得我去碰钉子！”他这点小“阴谋”，全破产了！
可这个老实人在学术问题上却是坚定有力的。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有研究，有他独到的看法。有些看法我和他一致。谈起浮世绘和樋口一叶的作品，我们俩也有共同语言，于是我们就成了知己。有一天夜里，在秋冈先生屋内开完工作碰头会，已经十二点了，我们和乙先生谈起文学问题来。乙先生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短篇小说很活跃，可是至今没见以揭露“四人帮”罪恶为题材的好的长篇小说。他觉得很遗憾，并且问我：“你为什么不写长篇？是不是短篇收效快，写起来省力些？”我说：“我不会写长篇，而且我认为长篇写作的面既广且深，必须和现实生活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它。”乙先生反驳说：“不对，托尔斯泰的长篇都写的是他当时的生活。”我说：“托尔斯泰时期，俄国的生活变化迟缓，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期。中国近年来，每过几年就有次大的转折，现在的历史进程比托尔斯泰时期快多了，不拉开点距离能把握准确吗？”
菱沼在一边拍着手：“对了，对了，我就是这个看法！”然后他就站在我一边与乙先生争论起来。我们由这个问题争论起，然后转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而又谈到怎样在文学中塑造领袖人物。乙先生是个厚道人，对中国感情很深，文学理论水平很高，争论中笑嘻嘻的从不激动，可是要他接受我们俩某些看法可比移山还难。我和菱沼说得满头出汗，直到听见秋冈先生发出鼾声，意识到已是清晨了，这才不得已收场。走出门去菱沼还说：“不行，我以后要写文章和他争论！”我说写文章要先写咱们这种百家争鸣的空气，学问就是在这样争论中发展的。
四月十七日，从长崎上飞机回国那天，菱沼从早上起来就沉默不语，那种惜别的心情完全形之于色了。我想说几句告别的话，实在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所以去机场的汽车上，和我们到东京那天相反，竟然一片寂静，也许是空气太沉重了吧，丰田正子女士拿起麦克风说：“我想一个故事来告别。这故事是坐在后边的那位长崎的朋友讲的。他小的时候，随着祖父到田里去耕作，他祖父指着田里的一块小石碑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坟墓，和咱家是朋友，死后我把他葬在这里的。以后我死了，也要葬在这里，你们给我上坟时，不要忘了在中国爷爷坟前烧上一炷香。现在这位先生也快到他祖父说这话的年龄了，至今每年祭祖时，都把那位中国前辈的灵位一齐供在台上当作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血肉相连的，我们大家有责任把这根深蒂固的友情继承下来，发扬开去，传给后代的人们，以至永久。”
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互相望着，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话了。友谊不只是颂扬的讲话，热情的干杯。更重要的是赤诚相见，以心比心，互相学习，互相体谅。事务局的朋友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应当怎样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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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版画〕 赵修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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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薪之后〔短篇小说〕
蒋文中
“妈妈添工资啦！”我嚷着，象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鲤鱼窜到奶奶跟前。奶奶一听，眼睛顿时眯成了一条缝，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不停地用她那深陷进去的瘪嘴亲着我的圆脸。
妈妈进来了。我看得出，她那瘦瘦的脸一下变得红扑扑的了。读一年级的弟弟使劲吊着妈妈的胳膊，十岁的妹妹贴紧着拉着妈妈的衣袖。我们都围着妈妈坐下，全家人的心甜死了。
我第一个闹开了：“妈妈，给我买支钢笔，你前次答应过。”说完，急切地期待着妈妈。她会同意的，小学都快毕业了，我用的老是妈妈三年前给的那支很不好写的旧钢笔。妹妹也赶忙爬在凳子上，搂着妈妈的脖子说着悄悄话；弟弟生怕人小被大家忘掉，干脆往桌上一站，憋红脸叫着：“我要新书包，还要削铅笔的小刀。”我一把将弟弟抱下来，冲着妈妈又说：“还有奶奶呢？你不是早就说要给奶奶买一个热水袋吗？”妈妈点着头。奶奶忙把我拉在她面前，亲昵地用她那苍皱的手抚着我的头。我心里美极了，看奶奶乐的，说不定又会在妈妈面前夸奖我呢：晴儿真乖，懂事！
妈妈等我们三姊弟稍微静了下来，才对我说：“晴儿，把算盘拿来。”我知道妈妈的意思。每月一领了薪，妈妈总要来一番计划安排。她报账，我帮她拨算盘珠子。我已是家里的“老会计”了。
我把算盘端正地摆在桌上，妈妈双手托着腮思虑了片刻，说：“晴儿，来算一算——全家人的米六十四斤，面粉六十四斤，米是一角三分八一斤，面粉一斤一角六，该多少钱？”这是老账新算，我毫不费劲地算了出来：“米钱八元八角三分，面粉十元二角四分，一共十八元零四分。”
“蜂窝煤一百五十个，二分五厘一个。”
随着一阵算盘响，我脱口而出：“三元七角五分。”
“国家配的猪肉十斤，菜油一斤六两，又该多少钱？”
我连算盘珠都没动一个，顺口报了出来：“八元二角二。”我早都背熟了。
不等妈妈开口，我边说边拨着算盘珠：“酱油醋盐这些作料预计一元，小菜预计四元，奶奶每月的药费预计两元……”
妈妈接着问：“加一加，共该多少钱？”
又是一阵劈劈叭叭的算盘珠响：“一共三十七元零一分。”
妈妈把算盘移到她面前，在算盘的另一头拨了一个数，说：“妈妈每月的工资加粮差共四十三元五角，除去生活的必需开支，有时还要置穿，还要……”
我唯恐妈妈忘了，抬高嗓门说：“你又添了五元哪！”见她不作声，我又说：“给奶奶买个热水袋三元多，给我买支笔一元多，给弟弟做个新书包……”做个书包该多少钱我一时报不出数，妹妹一听可急了，尖声吵着：“还有我的文具盒呐！”我心算了一下，糟糕，妈妈添的五元钱都超出了。一家人都心切切地望着妈妈。我不时偷偷瞅奶奶几眼，七十多岁的老人难得现出眼前的快活，她的眼角边淌着几滴泪。我知道她这不是哭。她患有眼病，常常掉泪。看着奶奶，我多疼她啊。她待我们三姊弟象心肝儿一样。她的身体本来很硬朗，文化大革命中爸爸重新给扣上右派帽子被人活活打死，奶奶为此哭伤了眼睛，气得一身病。我想着，突然央求妈妈说：“你添了五元钱，从下个月起，每月给奶奶买三十个鸡蛋，我们三姊弟一个都不吃。”我特意拉着弟妹的手，说：“不吃，不吃啊！”妹妹甩甩翘起的两根小辫子点头同意，弟弟皱皱小眉毛还补上一句说：“妈妈也不吃。”奶奶妈妈都笑了。“乖孙儿，奶奶跟你打伙吃。”我见奶奶甜甜地亲着弟弟的脸蛋。
一家人都等着妈妈表态。
妈妈叫我挨她坐下，深切地理了理我额前的头发，好象我是大人似的，要跟我商量什么事一样。她说：“晴儿，妈是添了工资，妈也有个要求，你看该咋办？”妈妈从衣包里摸出一张纸，摆在我面前。我一看，上面写的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书名，什么《四川教育》、《语文学习》、《我们爱科学》、《儿童时代》……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疑惑地盯着妈妈。
“我想订这些书，”妈妈说：“做梦都在想。”
“啊？真好！哪个给钱？”
“我私人。” 妈妈认真地说。
我的鼻子忽然酸辣辣的：“这么多书要好多钱啊，该学校订嘛……”我的嘴翘得老高老高的。
“国家暂时有困难，学校也没有这笔开支。晴儿，你是知道的，我们这是山村，又是大队小学，每月顶多只能订一份《四川日报》……”
我发气了，把桌前的算盘用劲地往前一掀：“奶奶的热水袋不买啦，妹妹的文具盒不买啦，还有弟弟的书包，昨天扯了那么大一个洞，我的钢笔呢，还有奶奶的鸡蛋……”
经我这一嚷，弟妹才明白过来。妹妹急得不住地跳脚，弟弟先是干闹，没几下，忽地往地下一倒，扯起喉咙大哭起来。奶奶呢，眼睛里刚才射出的那线光不见了，双唇紧闭着，使她的嘴巴显得更瘪了。
妈妈慢慢垂下了头，轻轻叹了口气。半晌，她来到奶奶身旁坐下，说：“妈，你老人家跟着我们受苦了，自从晴儿她爸死后，这日子……”妈妈伤心了……一提起爸爸，我就只想哭，我眨巴着眼睛，使劲忍着。妈妈接下说：“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都变了。党中央很关心咱们教师，要不，我咋会添薪呢。听说，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还要进一步调整改革。妈，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奶奶默默地听着。妈妈把双手放在奶奶膝前，继续说：“你老人家很需要个热水袋，今后钱抽得过来，一定给你买。”妈妈站起身来，从墙上挂的包里拿出一个瓶子，送到奶奶跟前：“这是个高温瓶，我昨天专门到公社卫生所给你找的，晚上睡觉时把开水灌在里面，放在脚边，跟热水袋一样暖和。”奶奶接过瓶子，翻来覆去地看着。妈妈又说：“赶明天再去买一只半大的母鸡喂着，捡下的蛋就给你吃。妈，前几年没添工资，我们一家人好好孬孬还是扯过来了，虽说没啥吃的给你，我的心却处处装着你老人家。妈，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见奶奶抓着妈妈的手，向着妈看了好久，她的瘪嘴微张微合，好象有好多话要说。但她没说一个字，只滚下一串泪花花。我想，奶奶一定很气；我呢，更是气得很，死死咬着嘴唇，都咬痛了，咬麻了，我也跟着奶奶掉下了眼泪。
妈妈掏出手帕替我擦着，然后把我搂在她怀里，小声说：“晴儿，妈是个老师，要把学生教好，妈不多学习行吗？我们这个学校，离区三四十里，离县城一百多里，交通不方便，找点学习资料实在不容易。我订的那些书，有些是我看的，有些是给你们学生订的。你是三好生，听妈的话，啊？”听妈这一说，我不吱声了，是呀，连妈妈——也是老师的话都不听，还算什么好学生呢。妈妈温和地捧起我的头，从包里摸出两角钱，说：“笔不好写，换个笔尖就行，明天星期天我托人帮忙买个笔尖。”她又从地上抱起已经哭闹得精疲力尽的弟弟，一边拍打着他身上的灰尘，一边说：“快睡去吧，明天谁起个大早，就给谁换上个最新最好看的书包。”她又侧身拉过妹妹，把嘴贴在妹妹耳朵旁——渐渐，妹妹的眼睛弯得象豆荚了。
奶奶动了动身，用手抹了抹眼角：
“淑平，妈懂你的心，妈也不是那种人，你有事就办，妈从来没有难为过你。天冷，娃娃们该上床了。”
当我一觉醒来，见床前的油灯还亮着，揉眼一看，妈妈还在改作业。我喊着妈妈。妈妈给我盖好被子，轻声说：“妈晚点睡，等会儿还要给弟弟缝个新书包。”没多久，作业改完了，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截崭新的黄布，裁剪好，缝了起来。我好奇地问：“才扯的布？”妈妈摇摇头：“还是和你爸爸结婚时剩下的。”我长长地“哦”了一声，居然不想睡了。我支撑起，用双手托住脸腮，认认真真地看着妈妈飞针走线。妈妈老多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妈妈，她才四十来岁，可头上已现出了不少白发。她的眼睛红红的，眼角拖着很多纹路。我很喜欢看，那眼是柔柔的、亮亮的。她平常很少笑，可从不骂我们，连一句重话也不说我们……她经常是这样，这么晚了，还不睡。妈多辛苦啊！想着想着，我后悔死了，刚才为什么还要和妈妈赌气呢。
妈妈终于发觉我老是盯着她，停下手中的活说：“晴儿，睡吧，又在想啥？”
我执拗地翻翻身子，睁着一双遐想的眼睛。
多静的夜啊。忽然，瓦房上好象响着滴嗒声，我细心听着：“妈，下雨了。”妈抬头听了听：“嗯，是在下雨。”
雨点的滴嗒声更清晰了。我望着忽闪忽闪的油灯，灯芯上结起了三朵很好看的灯花，灯光下，妈妈的一双眼睛也一闪一闪的……这一切多美呵，我出神地想着。猛然，我探起身子对妈妈说：“下回添工资，一定要先给我买支钢笔。”
妈妈静静地笑了。点着头。
我还不放心，伸出一根指头比划着：“买浅灰色的，笔尖上还要有那个镀金的……”
妈妈放下手中的针线，拉我睡下，喜滋滋地轻抚着我的发红的脸蛋：“妈保证，下回一定。”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农村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