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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汤志钧
十九世纪末叶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它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如何评价戊戌变法，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九五八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肯定了这次运动挽救民族危亡和促使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它的阶级局限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在评价上也有偏轻偏重，但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可是，自从戚本禹写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说什么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只是“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对戊戌变法完全否定。后来，“宣传改良主义”、“吹捧剥削阶级”、“崇洋卖国”等等帽子随时乱戴，戊戌变法的研究几成禁区。直到“四人帮”被粉碎，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戊戌变法运动的再研究才被史学界重新提了出来。
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研究戊戌变法的历史，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戊戌变法运动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有进步意义。第二，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
正由于这样，戊戌变法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它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取得“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权，并且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这时候，我国的民族工业正开始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百般压制，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其发展初期，就遭到严重的摧残。于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是什么态度呢？能不能说变法是“崇洋卖国”、“引狼入室”呢？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他鉴于祖国的领土沦丧而“忧愤悲切”。甲午战后，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而发动“公车上书”。德国强占胶州事起，康有为又赶赴北京，迫切陈言“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敲起亡国危险的警钟。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为了“要救国”，而提出变法维新的。他们不是“引狼入室”，而是想“拒外夷”，“挽世变”，想把封建的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他们倡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要学习资产阶级的学说理论，这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进步意义，怎么能说是“崇洋卖国”呢？
那么，能否说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也不能的。历史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甲午战后挽救危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不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才开始产生，都还没有强大到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承担这个政治任务，怎么能说是“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显然，这种“评论”违反历史事实。
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想挤进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等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手段。为了打通参预政权的道路，就必须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有人以为维新派利用“孔子改制”，就是宣传了封建文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有为等力主“更新百度”，反对“率由旧章”，在当时“守旧亲贵”和“惑于旧俗”的群僚阻挠下，主张“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为“托古改制”，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这“使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时期，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的抨击异常猛烈。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的。
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不过，有人把“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我认为这并不恰当。因为后者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前者却只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却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
维新派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不能和不敢摧毁封建制度。他们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的，只是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依靠的也只是一个并无实际权柄的光绪皇帝，从而只能用发指示、下命令的办法来变法维新，只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所理想的新政，也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
维新派不止对封建主义是妥协的，对帝国主义也是妥协的。他们不能认识中国的衰弱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归结到中国自己不争气，“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只要中国发愤图强，有了成效，那时就会“海内回首，外国耸听”，中国就不会受外人轻视，可以通过“谈判”来改订条约了。维新派幻想不经过严重斗争，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解决帝国主义压迫、束缚中国的问题。只要“内政振兴”，就可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由于这样，维新派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就只能选择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力量兴起，表明单纯的农民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反帝反封建的广大力量仍蕴藏在农民之中。维新派不但和农民的斗争各不相谋，而且与之对立，康有为即以“陈涉辍耕于陇上”，“揭竿斩木，已可忧患”为虑，把自己的运动看作具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义。他们敌视农民，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经不起反动势力的一击，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表现。
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求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如上所述，戊戌变法运动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传播了资产阶级学说，抨击了封建文化，尽管顽固派拚命扼杀，而风气既开，不可阻挡，所谓“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变法失败后，人们深深知道“维新终未可从容晏然以得之，则仍不得不望诸民党之崛起。”（《苏报·驳革命驳义》）“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苏报·康有为》）过去受康、梁思想影响的人，有不少投身到革命行列中去。所以，这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这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有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仅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估价，决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改良主义；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适当的历史评价，决不宽容他们此后的反动堕落。
过去，有人说：“使戊戌政变不致推翻，行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胡适《留学日记》）从“惋惜”这一运动的失败，企图证明改良主义在中国可以实行，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断。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作种种可能的假设，只会陷入唯心论的泥潭。戊戌变法的事实，恰恰证明，在中国即使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也是行不通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反封建的事业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而且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
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简单的否定，固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只看到它改良的一面而忽视其启蒙作用，或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也都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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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重在身体力行
张黎洲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学习、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多党员干部边学习、边对照、边行动，雷厉风行地采取了改进工作和作风的措施，群众看了都很高兴。但也有少数同志对上表态，对下动员，激昂慷慨，娓娓动听，可就是迟迟不见有多少具体的行动。群众对此不免有些议论，说他们是：“唱功不错，做功不行”。其实，这种评论还是比较客气的。认真说来，唱功不错的演员，即使做功不行，也还有听众；而那种只会唱高调、没有实际行动的领导，根本说不上会什么“唱功”，倒象俗话说的“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最近青年中流行着一个很有针对性、很富鼓动性的口号，叫作“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这个口号，好就好在强调在四化建设中，不唱高调，不尚空谈，而重视做功，重在行动。它既反映了革命者的一种严以律己、言行一致的精神，又体现了我们党历来重视实践、讲求实效的好传统。在贯彻《准则》中，我们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和传统。《准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循的行动规范。在林彪、“四人帮”长期败坏党风，使党规党法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经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制订出十二条准则，这是于党的建设和党员的党性锻炼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它的价值和威力究竟如何，它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那还须靠实践去证明。要注重身体力行，要付诸实施，这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这里的关键，又是要看各级领导干部是怎样去做，去实践的。因为领导者，领头、引导也。要求党员做到的，领导者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要求党员不去做的，领导者自己首先注意克服；要求全党与之斗争的歪风邪气，领导者站在前头带着大家态度鲜明地进行斗争。当然，这也不仅是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的问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党的教育时间更长，经受的锻炼更多，觉悟、水平、修养通常都比一般党员更高，理应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从领导干部在实施《准则》中的作用和责任来说，前面提的那个口号，还可再加上一句：“从领导做起”。
《准则》公布之后，广大党员、群众受到巨大的鼓舞，也抱着莫大的期望。“光说不练”的状况，虽属少数领导同志中的问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党员、群众的信心。现在就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看法：“《准则》好是好，就怕难做到。”对这种看法，要进行教育。应当让大家懂得：对于《准则》的贯彻执行，中央有很大的决心，有具体的措施，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态度是积极的，加以《准则》公布以后，可以得到党外群众的有力监督，我们没有理由缺乏信心。不过，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办法，还在于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是说到做到而是只说不做，不是边学边改，而是边学边犯，群众眼看这种“言而无行，行而无果”，“说得好听，做得难瞧”的现象，怎么能不影响信心呢？最近就听说有这样的事：《准则》公布后，有个单位的领导依然故我，大搞特殊。党员和群众提出了批评，领导干部却大言不惭地进行这样的“教育”：“《准则》的贯彻不能急，总要创造条件，经过一个过程嘛！”我们是唯物论者，干什么事都是讲条件的，我们也承认党风上的拨乱反正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这是对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还要等创造什么“条件”，经过什么“过程”呢？要讲条件，恐怕最主要的应当是主观的、内在的条件，即要有起码的自觉性，要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精神。否则，从外部再给你创造多少条件，还是不可能自然而然转化成你的行动。要说执行《准则》之难，确也有点难啊！林彪、“四人帮”制造十年动乱，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以致许多是非界限被颠倒了，一些起码的“荣”、“辱”观念也淡漠了，有的人往往还用冠冕堂皇的挺不错的“言”来掩盖自己很蹩脚的“行”。这种状况不改变，贯彻《准则》怎么能不难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说过的一句话。当谈起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困难时，他痛切地说：我们国家倒霉就倒在空谈家多，而实干家又太少。的确，前些年，在那种只说不做、光批不干的荒谬宣传影响下，到处盛行着一股好尚空谈、坐而论道的坏风气，对人们思想的腐蚀作用和对党的事业的破坏作用实在太大了。当然，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是没有责任的，被毒害、驱使去当过职业“空谈家”的，多数人也是出于无知或无奈。追究责任是没有必要的，但有条教训倒是要认真总结汲取，这就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总是要害己误国的，“光说不练”总是要为人鄙薄的。要当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四化实干家，唯有下决心下狠劲去练就一身“言必行、行必果”的过硬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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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
孙连成
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村的长途贩运，实行限制和取消的政策。
“四清”运动中，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更把小商小贩、农村的长途贩运，叫做“投机倒把”，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严加取缔，堵塞了流通渠道，妨碍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现在我们要把城乡流通渠道搞活，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所谓“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就是讲实行剥削。那么，长途贩运是不是搞剥削呢？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一般说来，长途贩运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是把当地生产的零星产品收买起来，运到较远的城镇或地方出卖，通过卖价和买价的差额，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的结果，是他们劳动的报酬，不能叫做剥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叫做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是靠自己的劳动谋取收入的活动，不能说是投机倒把。
允许农村长途贩运，是由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现状以及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交通不便，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很落后。由这种生产力水平决定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还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人民公社社员还经营有少量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在牧区有少量的自留畜。从农业产品看，除了粮食、棉花等大宗产品外，还有很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有多种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
现在农村的商业渠道，除了农民在当地集市贸易互通有无外，只有供销社一家，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据浙江省十八个山区县的调查，在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八个生产大队中，农村商业网点只有六千五百九十七个，有百分之四十六点二的生产大队没有商业网点，百分之三十七的生产大队平均要跑五里山路才能交售农副产品、购买日用必需品。不但商业网点少，而且商业人员也严重不足。山区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的棉布百货、副食品等门市部，大多是“一个门市部一个人”，公社以下的代购代销店也多数是“一人一店”。余姚县四明山区华山公社采购店，只有一个收购员，还要管三个毛竹临时收购点，每个点往返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收购工作只好处于收收停停的状态。龙泉县住龙供销部只有一个收购员，收购品种八十多种，每年收购金额十万多元。由于供销社商业网点人员不足，许多社会需要的土副产品没有收购上来，许多山货只好烂在山上，发生“产区无人要，销区买不到”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单是住龙公社，社员由此而减少的收入达四万多元。这些情况都说明，很有必要疏通和发展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允许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把自己的或收购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运到城镇销售，同时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多的优势，允许一部分多余劳动力游乡串镇，把千千万万种零星分散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
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要加强市场管理，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发挥它在流通中应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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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四月二十六日，中国文联、剧协、音协等团体在北京召开了田汉同志著作编辑出版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编委会，编辑出版《田汉文集》。
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由夏衍任主任，周扬、阳翰笙等二十五人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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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简介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一部重要史料。全书辑录了该馆所藏清代档案五千余件，比较系统集中地反映了清代中俄两国之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清代中俄关系重要的基本史料。所辑档案起自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迄于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按时间先后编排，分作五编，陆续出版。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第一编；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第二编；咸丰朝为第三编；同治朝为第四编；光绪、宣统两朝为第五编。本书第三编（咸丰朝）已经出版，约九十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册。（杨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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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当代国际人物辞典》即将出版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了解国际时事、研究国际关系的需要，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出版《当代国际人物辞典》。这部辞典中介绍了世界各国四千多个人物，以政治、社会方面的人物为主，兼顾其他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世的知名人士。全书有一百五十万字左右。
（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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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介绍
我国古代曾经有许多使者、僧侣、商人等到外国进行活动，我国古籍中保存了很多他们的游记、回忆录和有关介绍外国情况的著述。中华书局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史籍编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已经出版的有《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唐大和上东征传》四种，今年准备出版的有《东西洋考》、《西游录》、《异域志》等几种。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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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日本影印北宋版《通典》
日本汲古书院决定从一九八○年四月起分期影印出版北宋版《通典》。影印的底本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部藏孤本，与通行的版本相较，有许多文字上的差异，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有很高的价值。影印本共分八册，另有单行附录一册，包括有关各版本的研究。全书约五千页，隔月出版一册。
（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