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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高等教育完全可以办活
辽宁省高教局 叶斌
《人民日报》开展“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令人振奋。四化建设急需人才。现行高等教育制度极不适应，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首先要把教育办活，把路子走宽。
以辽宁省为例，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着两个突出的矛盾。其一是高等院校的培养能力远不适应于各条战线对人才的需要。据调查，一九八五年之前，我省经济战线急需补充科技人员三十万零八千人，若加上管理人员，约四十万。而我省高等院校到一九八五年总共才能毕业八万人左右，即使全部分配给辽宁，也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其二是高等院校的招生能力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愿望。我省普通中学比例较大，中学毕业生升学率低于全国百分之四的水平，据一九七八年统计，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点二。一方面国家急需大批有学识的人才；另一方面广大青年得不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因此，广大青年和家长强烈要求教育部门想方设法，广开学路，把高等教育办活。
高等教育能不能办活？完全可以。
一、普通高等院校尽量挖掘潜力。我省普通大学共有三十六所，今秋在校学生总数将达到六万人，比一九六五年三万八千人增加了二万二千人。校舍普遍达到“饱和状态”。另一方面，多数高等学校的教师潜力却很大。据年初统计，全省大学教师与学生之比，不到一比四，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差三至五倍；按文化大革命前的平均标准，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余力。
我省现有走读生二千余人。从两年来的实践看，走读制是可以逐步发展起来的。但要明确以下几点：（一）凡具备走读条件的学生一律走读，要作为一种制度定下来；（二）课时安排充分照顾走读生的特点，要相对集中；（三）确保走读生课后有自习场所；（四）安排好走读生的交通和午饭；（五）给走读生一定的经济补贴。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办，不断改进、完善，就可以逐步建立起一种兼有住宿和走读两种形式的大学教育体制。如果再加上各方面的努力，到一九八五年全省在校生总数达到八万至十万是可能的。
二、大力发展职工高等教育。目前，我省职工高等教育共有四种形式：一是广播电视大学，今秋在学人数将达到二万二千人。二是厂办工人大学，现有一百四十所，在学人数五千人。三是普通大学举办的函授和夜大学，现有十所，在学人数二万一千人。四是工会和省市机关办的业余大学共十一所，在学人数六千人。四种形式共五万四千人，接近全省三十六所普通大学在校生总数。为了进一步加速职工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感到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把职工教育看成是“额外负担”，横拦竖阻，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二）是政策问题。厂办工人大学的经费来源和职工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待遇，至今都未解决。我们希望，厂办工人大学的经费来源应与电视大学相同；职工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凡经有主考权的学校考核，证明其合格者，应与普通大学毕业生待遇相同。（三）是领导问题。职工高等教育涉及面较广，应由省经委、计委、总工会、高教局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如果这些工作抓好了，到一九八五年，我省职工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可达到十万至十五万人。
三、鼓励自学，并制定相应法令加以保证。电视事业的发展为自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广大青年有着强烈的求学愿望。广大家长也支持子女自学。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广大青年和家长担心学了也得不到合理的使用和待遇。因此，希望国家为自学（包括职工高等教育）立法，明确政策，保证“三同”：即凡学业达到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水平者，同样承认学历，发给文凭；享受同等待遇；保证同样安排、使用。这个政策，也应适用于达到硕士、博士水平的自学人员。第二，用人部门担心自学学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这就需要教育部门研究和确立一整套办法，来指导、检查、考核自学学生，以确保质量。
我们初步想到的一些办法是：第一，公开教学要求。把高等院校各学科（保密学科除外）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要求向自学生公布，并标明各专业学科国家所需人才的缓急程度，供自学者根据国家需要和个人爱好、特长去选择自学科目。第二，建立学分制。明确各科学生毕业所需学完的课程门类及总学分（包括必修和选修学分）。如累积学分达到总学分要求，即承认毕业，发给文凭，安排工作。学习年头不限，便于各人根据自己情况安排学习进度。第三，严格考试制度。办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自学者准备取得某大学的学历，他就可以定期参加该大学有关学科的期中和结业考试，事前由本人向大学提出邀考申请以及约考科目，届时，与在校生同卷同考。第四，教育部门和有关大学可以设立一个精干的为自学学生服务的机构，研究、总结和管理这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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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副校长谈家桢的文章
搞四化必须不失时机解决教育问题
本报讯 《解放日报》六月九日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专栏里发表了复旦大学副校长谈家桢的文章《搞四化必须不失时机解决教育问题》。文章说：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在五十年代就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是教书的，科研可由科研单位去搞；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我认为，这种争论现在仍继续着。当时，科学院恐怕大学不输送给他们合格的人才，就自己办起了大学；教育部也在自己系统里办起了研究院或研究所，这样就无形中逐渐形成两个多少有点独立的教育科研系统。这种做法目前已产生了一些矛盾，例如科学院办大学缺少基础学科教师，大学办研究所缺少专家指导和物质条件的保证。实践证明，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不应分的，也是分不了的。高等学校不搞科研，教学质量岂能提高？科研单位没有教育单位输送人才，就会后继无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力军和后备军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地区性的协作，加强大学与科研单位的协作，彼此可以交流人员和互相兼课。
文章还对高等学校的结构以及学生的培养方法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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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汇报》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袁运开的文章
把我们的大学办出特色来
本报讯 《文汇报》六月十日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专栏里，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袁运开的文章《把我们的大学办出特色来》。文章指出：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高等学校，应该从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科学发展的客观趋势出发，立足本校原有基础，扬长避短，建立或者发展若干学科中心，形成自己的学校特色，才能更好地培养专门人才。
所谓特色，大体上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有办得特别出色的某些专业；有众所公认的比较优秀的师资队伍；有比较充实的图书和科学实验设备；历届毕业生的水平比较高，其中有的是比较杰出的人才；创立和发展了某些科学体系，并有科研成果；学风上具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
在我国，曾经为国家输送过大批人才的一些著名大学，在某些专业、某些学术领域里，都很有特色。拿清华大学来讲，数学、物理一直是这所学校领先的学科，院系调整以后，它成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但这个特色依然保持着。该校数、理基础课力量雄厚，工程力学的专业师资队伍强大，为发展边缘和新兴学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这里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才，今天已成为科技战线上有重要贡献的业务骨干。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曾经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人才的大学，往往是在某些学术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学府。从一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中，有百分之五十九是由德国培养出来的，其中大多数出自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很早就是德国数学、物理的传统中心，量子论的大量工作都是这个大学做的。
当然社会主义大学要办出特色，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计划的指导下进行。首先，要有利于四化建设对培养人才所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根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学校体制、学习年限、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开设、教材教法等实行多样化，可能比较符合于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比较，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各校重点发展什么学科？如何发展？也不应该千篇一律，搞一个模式，那样做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精神，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前几年，在全国范围内，不仅一些工科大学，就是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物理系，都纷纷办了电子学和半导体专业，一些本来有特色的学科被砍掉，结果也就谈不到各自的特色了。
其次，大学办出特色，从一个学校的内部关系来讲，也有利于以点带面，推动全盘。以理工科大学为例，如果它数学突出，只要师资力量调配得当，数学基础课质量首先得到了保证，就能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业务上打下坚实的基础。数学基础好，就能有力地促进各理论学科水平的提高。大家知道，如果理论物理各分支没有强大的数学为后盾，它的发展往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样，有一支强大的数学队伍，也有利于某些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形成、建立与发展，象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数学、地质数学、经济数学等等都是如此，主干向旁支延伸，科学中心也就更有生命力。
大学办出特色，也有利于合理使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人才本来就很缺乏，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更是青黄不接，但国家目前还拿不出更多的教育经费。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把原有基础较好或者发展前途大、客观需要十分迫切的专业首先着重发展起来，相对集中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可能更快地解决一些问题。
大学办出特色，还有利于师资的培养和提高。一些学校有几个具有特色的专业，在国内乃至国际教育、学术领域站住了脚跟，逐步成为这些方面大家公认的学术中心，这不论对于培养研究生或提高在职教师的水平，都是有利的。特别在当前情况下，从教学、科研骨干中培养学术带头人，已成为提高师资水平、办好高等学校的一项关键性的重要课题。一个教研室有了把握业务方向的人，就有了主心骨，今后师资队伍的成长，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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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天津的大学分校今年继续招生
实践证明分校学生学习成绩与本校同届学生基本相同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八日电 北京市积极发挥现有高等院校的师资优势和潜力，努力办好走读制的大学分校。目前，全市共有大学分校三十六所，在校学生达一万七千多人。今年将继续招生。
为了保证大学分校教学质量，北京各高等院校派出一批有教学经验的干部来分校组织教学工作，派出大量较高水平的教师到分校兼课。各分校也开始从外单位调进或从社会上招聘一些教师。分校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与本校基本一致，实验课大部分到本校去上。北京市还为许多大学分校配备了闭路电视设备。教师讲课，可录像播放，也可以直播。这样，一位教师讲课，分别在几个班里的学生都可以同时收看，这就充分发挥了高水平教师的作用。在依靠本校教师讲课的同时，各分校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教师给学生进行辅导。此外，学校在作息时间、教学安排上，也尽量为走读生创造有利条件，以保证学习质量。
北京市高教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大学分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大体上接近一般高等院校的水平。去年八月，十五所理工科分校举行了一次高等数学统考，按一般高等院校同年级水平命题，五千一百四十五名学生参加考试，及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其中八十分以上的学生占百分之五十。今年二月，各分校举行七八级学生学年基础课考试，按一般大学的要求出考题。十八所工科分校和八所文科分校及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八十分以上的分别占百分之五十九和百分之八十。
由于大学分校新办，缺乏经验，办学条件较差，在适应走读特点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现在，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努力把这些走读制的大学分校办得更好。
据新华社天津六月十八日电 天津市从一九七八年底创办大学分校以来，人们关注这样的办学形式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不久前，市高教委员会对全市十所分校六千二百多名学生进行的数、理、化统一考试表明，他们的总平均成绩与大学本校同届学生基本相等。天津市有关部门认为，坚持办好大学分校，可以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今年这些大学分校将再招收八百多名学生。
天津大学分校是以电化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一年多的实践说明，采用电化教学，邀请教授和讲师讲授基础课及部分专业基础课，便于集中师资力量的优势，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新建的大学分校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先后选派了副教授、讲师一百六十人，担任一些分校兼职教师，面授部分专业基础课。天津大学建筑分校十三个班的制图课，就分别由天津大学两名副教授、六名讲师和一名助教兼任，这样的师资力量，也是一般院校所不具备的。这些教师所兼的课，大都与在本校讲课内容相同，既不会影响本校教学质量，又保证了分校的教学要求。
有些大学分校办出了自己的特点。南开大学分校物理专业，就侧重于应用物理；企业管理专业培养学生既掌握企业管理知识，又懂工程技术。天津大学的冶金、纺织、机电、建筑分校，在教学中加强了实验环节和实习，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有关专业工业技术的需要。
天津市各分校认为，分校从办学方向到专业设置，都应从本地需要出发。市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天津市长远规划，重新调整分校专业，并要求各校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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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气象站的观测场，工作人员正在观测气象。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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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高考志愿的故事
一九八○年高等学校招考在即，考生们都在考虑填报志愿。这里介绍的是老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家里孩子们填报志愿的事。
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有一位名叫曾筝的应届毕业生。她是曾三同志的孙女。父亲、母亲是科研单位的干部。曾筝在学校中曾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学习也勤奋刻苦。这次，她报考的第一志愿是远离首都的四川医学院。
前几天，记者走访了曾三同志一家。
曾三同志今年七十四岁，湖南益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工农红军。今年他的孙子、孙女，外孙女、侄孙女中有五个人要考大学。孩子和父母们各有各的想法。
“为了教育孩子们正确对待高考，填报志愿要从国家需要出发，我在今年春节期间，把他们全部找来谈了一次话。”曾三同志说，他向孩子们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大学的人那么多，不可能每个人都考上，如果考不上，就要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的安排。第二，考学校要凭自己的努力，不能依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职位。我们反对“走后门”，要从自己做起。第三，青年人应该志在四方，多受锻炼。要提倡报考外地大学和国家急需培养人才的院校和专业。
这次谈话以后，五个报考大学的孩子中，有两个报了外地大学，一个报了师范院校。曾三同志风趣地对记者说：“我的孙女曾筝的这个名字，是风筝的‘筝’，寓有飞的意思。我一向主张孩子们都应该飞出家庭，自己在实践中锻炼。”曾筝的父母说，填报志愿，要从国家需要出发，这对孩子也是教育。我们支持曾筝报考四川医学院。
新华社记者 杨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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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上大学的王晓星当了大学教师
新华社长沙电 据《湖南日报》报道：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没有考上的青年王晓星，如今当上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师。
王晓星今年三十岁。高中毕业时，
“四人帮”还在台上。他在农村插队劳动期间坚持自学。一九七○年，被招到湖南机床厂当电工，每天完成工作任务之后，他总要自学两个来小时，还坚持参加厂办工人业余大学学习。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王晓星初次应试未被录取。他不灰心，学习更勤奋了，自学时间增加到三、四小时，节假日的绝大部分时间也用来看书。
王晓星集中攻读数学和外语，《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等书学习过多遍。他坚持边学边用，用所学知识来分析一些电路原理，搞电路设计，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并担任了厂里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员。后来，他在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中看到有个弗洛班纽斯问题还未解决，决定自己做一做，而且做出来了。华罗庚教授得知后立即向湖南省数学界作了推荐，国防科技大学孙本旺教授欣然支持。从一九七九年起，王晓星被允许旁听孙教授对研究生的讲课。同年十一月，他通过考核，被调到国防科技大学任数学教师。
《湖南日报》为此发表署名文章说，能上大学，当然是好事、喜事，因为可以获得深造的机会和优越的学习条件。若没有考上大学，看来也用不着灰心丧气，伤感苦恼。古人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业精于勤”。只要有志，只要勤奋，不论上过大学还是没有上过大学，都能在事业上有所创造，有所成就。文章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今天虽然还不可能为每个青年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却为每个青年提供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权利。上大学可以成材，不上大学同样可以成材。四化建设需要的大批人才，固然需要在大学里培养，但更多的还要在实际工作中造就。文章指出，王晓星当上大学教师的事迹，对于正处在统考前夕的紧张状态中的广大考生，不失是一个好消息，有助于坚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