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
吴振坤 谭华辙
无论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长远规划的制订，都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特别要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在当前，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探讨在经济建设中如何运用基本经济规律等等，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包括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两个方面。要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从理论上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和问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为一个科学范畴明确地表述出来。这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伟大的贡献。
斯大林在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两种提法：一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斯大林那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就是满足人及其需要。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雅罗申柯的批评中看得十分清楚。我们通常讲的社会需要，从大的方面来说，除包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外，还包括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巩固国防的需要，等等。这些项目都很重要，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种种说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对这些说法有必要讨论清楚。
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革命。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这种说法把革命当成了社会生产的目的。的确，过去我们曾经用过“生产为革命”的口号来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正是为了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吗？所以，革命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才是目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批评“种田为革命”、“做工为革命”这类口号，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从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生产目的应该怎样提法。有些口号在实际生活中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说，并不严格。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划清界限，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生产目的是领导机关和计划部门的事，企业只管“为完成计划而生产”。这个话乍听起来也有些道理，其实并不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下达的计划，企业要努力完成。如果计划本身出了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过失不在企业。这说明我们经济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说明我们的经济计划要尽可能地做到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少犯错误。但这不等于说企业和生产者可以不管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不但要管，而且要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观。没有这个目的观，即使国家计划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企业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每一个经济单位，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都要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观的指导下，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积极发展生产，给人民提供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努力把我们的经济办成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经济。
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建国三十年来，在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问题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关心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就快；不关心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就慢，甚至会停滞倒退。这是应当引起我们十分重视的历史经验。
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问题上，陈云同志讲过一段很值得认真领会的话。他说：我国人口有九亿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必须使他们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过得好。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我们国家建设和经济生活。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国家就不得安定。解放初期，也说有吃有穿，但接着说紧吃紧穿，现在还说有吃有穿，可是一定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一点。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陈云同志这段话，是对三十年来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总结。它强调的中心是：在安排好人民生活这个基础上来安排国家建设，而且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可以说，这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
陈云同志这段话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是一致的。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区别在于：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经济建设，是讲经济计划的安排顺序问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讲生产和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安排经济计划时，当然要遵循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生产的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和条件；第二，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要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幅度之下，不能超过这个幅度；第三，发展生产是手段，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目的。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生产的发展去讲改善人民的生活。那样的话，生活的改善就没有基础，也是办不到的。但是，贯彻这个方针，并不要求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先安排好生产建设，然后才能考虑人民的生活问题。在一定时期里，比方说，一年获得的国民收入，我们怎样分配、使用？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先安排生产建设，然后安排人民生活。这样人民生活往往排不上队，被挤掉，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另一种办法就是陈云同志强调的先安排人民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安排经济建设。计划安排顺序这样颠倒一下，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人民的消费上，要“分光吃尽”，而是要从人民消费出发，在安排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安排经济建设，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样，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会兼顾好。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因为积累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消费则主要用于人民生活。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这一现实出发，统筹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统筹兼顾，就是要兼顾两头，不能只顾一头；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积累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积累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一以上，其中一九七八年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说明积累过高，消费过低，而且在积累基金的分配上，绝大部分用于生产性积累，非生产性积累很少。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用于重工业过多，用于农业和轻工业过少。在重工业内部，用于冶金工业的投资又最多。由于多年来积累过高，分配方向上又不适当，加上经济效果很差，结果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最终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
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指导原则。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一般说来是对的，因为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条我们还要坚持。但是，不能把“服从”和“兼顾”对立起来，似乎一讲“服从”就可以不要“兼顾”了。多年来，我们的毛病在于只要“服从”，不要“兼顾”，把长远利益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没有兼顾好人民的当前利益。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积累率。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适宜。
坚持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满足人民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如果离开这个目的来搞生产，这样的生产，如斯大林所说，“是会衰退和灭亡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又是满足人民需要的前提和条件。离开生产的发展来讲满足人民需要，就只能是画饼充饥，纯属空想。所以，目的和“手段”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把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很好地统一起来。如果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是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目的和“手段”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矛盾运动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贯串始终的，要使人民的需要不断地得到满足，使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
怎样搞好“手段”？在现阶段，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要实现四化，就必须努力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特点的、最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能够保证经济活动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
我国是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吃饭穿衣是个极大的问题。从这个情况出发，应当建立起以农业为基础、充分发挥轻工业作用、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轻型生产结构。
我国幅员广大，地跨寒、温、热三带，各地自然条件差距很大，各有各的特点，经济建设应该扬长避短，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互通有无。各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有重点地发展最符合本地特点的、具有最佳经济效果的产业部门和企业。从全国来说，为了积极进入国际市场，也要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资源丰富的优势，多发展那些容纳劳动力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少发展那些需要大量资金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工业。
由于我国劳动力多，资金少，在技术上不可能行行都用最先进技术装备起来，必须着重发展在我国条件下能够取得最佳效果的适用技术，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让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操作同时存在。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在这个方面，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活。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我们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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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要的是用当其才
梁长峨
最近，报刊上关于马谡失街亭的议论颇多。对此，我觉得还有些话要说。记得京剧《空城计》中有这样一句唱词：“错用了小马谡无用之人。”推敲起来，这话值得商榷。如果马谡真的是无用之人，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是不会那样重视他的。刘备临死时，告诉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如果马谡真的是毫无才干，诸葛亮也不会不接受刘备的这一告诫。
马谡长期在诸葛亮帐下参预军机。据史书记载，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马谡给诸葛亮出过一些好主意。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获胜，就是按马谡的计策办的。由此可见，马谡绝非无用之人，而是有用之才。街亭之所以失守，并不在于诸葛亮“错用了无用之人”，而在于他“错用了有用之才”。因为尽管马谡当参谋能提出一些好主意，但亲自统兵打仗并且担任先锋，与魏国名将张郃对阵，就非失败不可。马谡违背诸葛亮之命，在山顶扎营，就说明他缺少实战经验。后来，诸葛亮斩了马谡所以挥泪不已，恐怕也是由于“错用了小马谡有用之人”而深感不安。
全才，总是极少甚至是没有的；有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才能，同时有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缺陷的人，总是多数。我们常说：领导者的责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这里的“用干部”，是指善于发现干部的特点和长处，并针对这种长处安排工作。如果不看干部的特点，随便乱加使用，这样的领导谁都可以当。刘邦曾经召集大臣议事，讨论的题目是自己所以能成大业的原因。大臣们讲了一通恭维话之后，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他有自知之明，而且说明了他善于“用当其才”。我想，如果刘邦“用非其才”，把张良、韩信、萧何的工作调个个儿，譬如，派张良去统兵打仗，让韩信管后勤供应，叫萧何给他当参谋长，恐怕要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就不那么容易了。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英雄无用武之地。陈景润在中学教数学，教不好，作研究工作却能摘取数学皇冠；歌唱家朱逢博是建筑系的毕业生；相声演员马季是新华书店营业员；世界上多产的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是生物化学教师。阿西莫夫在年轻时就意识到：“我决不会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我可能成为第一流的作家。”事实果然如此。如果一定让陈景润当中学数学教师，让马季当营业员，朱逢博搞建筑，当然他们也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成绩，但是，社会上却缺少了一个天才的数学科学家，一个著名的歌唱家，一个群众热烈欢迎的相声演员。
《庄子·骈拇》里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水鸭子的腿虽短，你给它绑上一节，它怎么走路？白鹤的腿虽长，你给它锯掉一节，它怎么生活？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强制李逵绣花、黛玉挂帅的事却比比皆是。别的且不说，就外语方面的人才，据调查，我国有数以万计的外语人才没有得到使用或用非所学。一些精通数门外语的专家甚至在当保管工、包装工，因此，他们一般只能发挥保管工或包装工之才，至于外语之才，则毫无用武之地。
用当其才，人尽其才，则百事兴。这是治国强国的大事。这是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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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因地制宜利用土地资源
吴传钧
土地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对农业来说，它是最重要的资源。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农业生产规模和水平的集中反映。
我国领域辽阔，具有从寒、温带到热带的不同气候条件，包有高山、高原、丘陵、平原复杂的地貌，这种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对综合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山地丘陵占了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据估算，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石山、高寒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地等面积加在一起，又占了六分之一多。耕地却只占全国土地的十分之一。平均每人只有耕地一亩半，相当于全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十分注意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和集约使用。
土地资源利用是否合理，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土地利用不充分或不合理的现象相当普遍。内陆水面总面积四亿亩，已利用养殖鱼类和水生植物的只不过八分之一。由于无计划的围湖垦耕，还占了不少可养殖水面，以致近年淡水鱼捕获量显著下降。天然草地虽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但绝大部分缺乏人工经营，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少数主要牧区的草场管理也很粗放。从整个大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来看，由于缺乏保护、人工改良和灌溉设施，草场普遍退化，鼠害也很普遍，接近沙漠边缘的草地沙化很严重，产草量普遍下降。如要根本解决畜牧业的问题，必须在牧区建设小范围的人工饲草和饲料基地，发展为牧业服务的种植业，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养畜的局面。林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二，而且经营管理差，只抓采伐，不注意抚育和更新，采伐方式也不够合理。因此既要保护好天然森林，又要大规模地营造人工林。作为农业用地主体的耕地，其中还有大量的低产地，如华北和西北的盐碱地、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南方的红黄壤丘陵地和山区的冷阴田等，都需要有计划地加以改造。
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山区的开发问题。占全国三分之二面积的山地丘陵，是生产上落后的地区，生产水平低，又缺乏统一经营管理。或者资源利用不当造成浪费，或则由于交通不便，丰富宝藏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全国二千一百多个县，百分之五十六分布在山区，这里还集中了百分之九十的林地、百分之四十的耕地、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粮食也产在山区。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如不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是搞不上去的。
土地是由多种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受地带性与非地带性规律的影响而形成地域性的特点，而农业生产又属于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相交错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利用土地资源和发展农业生产都必须强调因地制宜的客观原因。
但对于因地制宜中“地”的概念，目前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同志把“地”等同于土地，单纯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因地制宜就变成了因土制宜。也有的同志把“地”理解为自然，只考虑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关系，其结果仍然得不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合理布局的正确结论。应当比较宏观地把一切具有地域差异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包括在“地”的概念之中，如劳动力的保证程度、民族生产习惯的差异等等。这些条件无不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摸清农业生产的家底。这就需要开展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调查研究与制图。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土地，哪些可以利用，哪些在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难以利用，各种土地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这些都要搞清楚。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进一步加以合理利用，并确当地部署各方面的建设规划。
土地利用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土地资源本身的类别、数量、质量等方面外，还要包括开发利用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当前的利用构成、利用程度、利用水平和存在的问题。既要认识土地的自然方面，也要认识其经济方面；既要弄清土地的空间分布规律，还要弄清它的时间变化规律。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否合理，其后果反应规模亦将愈来愈大。美国在二、三十年代采用农业机械大规模开垦中西部干旱区的草场，破坏了原来生态环境的平衡，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发生了大规模的“黑风暴”，刮走了三亿吨表土，使该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打击。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垦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四点五亿亩，数年后土壤水分丧失，每逢春季“黑风暴”频起，不得不弃耕。不讲究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就要受大自然的惩罚。因此，进一步考虑土地的开发利用，要慎之又慎，不能狭隘地从技术角度，单纯就地论地，还应联系到有关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提出的需要和生态环境在开发利用后的重新平衡问题。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对土地进行合理的组织利用。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仅要求农、林、牧、工交、城建的结构适当，发挥优势，在用地上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比例，而且要使它们的布局和当地生态环境保持协调。在山区，还应同治理和建设山、水、田、林、路的规划相结合。从而使土地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各生产部门互相促进，整个生态环境不断地向良性发展，争取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
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结果要落实到地图上，作为各地区各项有关生产布局规划工作的具体依据。大比例尺的土地利用实况图，不仅表明各类土地的分布趋势，而且还可量算面积，有助于摸清农业生产的家底。
为编制好土地利用图，必须强调进行实地典型调查的重要性。在各地区实况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遥感摄制的天然彩色图象与卫星图象，以及一般航摄黑白照片，进行校核，进一步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与自动制图。从长远看，在此工作基础上还应建立全国性的土地资源资料中心库，把我国土地利用的研究和农业规划工作等，提高到有大量数据可供分析的可靠基础之上。
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主要的，还得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我国土地在所有权方面，有的是国家所有，有的是集体所有（其中还有少量是归个人使用的自留地）；在管理系统方面有公社、地方国营和国营之分，还有农、林、牧、工交、城建不同生产部门之分。目前在土地使用上由于缺乏全面统一规划，再加上地界不清、地权不明，各系统、各部门乃至各单位之间的用地矛盾层出不穷，需要及时恰当处理。再从长期规划和经营看，必须在中央和各省建立有权威性的专门管理机构，专司其职，并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管理使用法，要求各方共同遵守执行，以期切实做到合理用地、地尽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