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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秋白》前言
陆定一
瞿秋白同志，一九三五年在福建汀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烈士。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五年。
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党和人民为他举行了葬礼。我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报告中，称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做的结论。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经过了二十五年，回头再看这个结论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诬蔑秋白同志是“叛徒”，甚至把他的墓也毁了。反革命集团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结论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了。本来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但因为我同瞿秋白同志相处甚久，既然林彪、“四人帮”诬蔑了他，我就还有些话要说一说。
我最初看见秋白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在党的中央做宣传工作，我在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我对党内有斗争这件事，什么都不懂。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意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彭述之。这实际是反对陈独秀，因为彭述之不过是陈独秀的代言人。
同年七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在武汉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瞿秋白同志主持了党的“八七会议”。这个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很重要。当时摆在党的面前，是两条道路。一条路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断送中国革命。陈独秀以及后来主要由共产党叛徒组成的托洛斯基陈独秀派，就是这样主张的。另一条路就是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这就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也要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裂，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南昌“八一起义”，武汉“八七会议”，代表党的这条道路。“八七会议”的功绩，是党在危难的时候，采取了正确的道路。
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在执行正确路线的时候，取得许多胜利，但是过了头，不讲条件，到处组织武装起义，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四个月就纠正了。党的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在理论上作了总结。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到一九三○年中，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我是青年团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一九二八年年底到达莫斯科。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常相往来。这个代表团里，还有后来成为烈士的邓中夏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也有张国焘、余飞等后来成为叛徒的人。这个时期里，王明集团开始在莫斯科形成。这个集团自称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米夫的这种做法，是苏联共产党里自居为“老子党”的人，干涉别国党的内政，夺取该国党的领导权的极其恶劣的大国主义作风的表现。这种手段，在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之后，现在还在用，而且发展到动辄用军事手段和阴谋杀人的地步，最明显的例子，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的武装干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它的古巴走狗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武装干涉，经过它的越南走狗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就是如此。米夫组织了王明集团，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这同林彪、“四人帮”的主张，说“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极其相象）。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来看，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后来，我国党内发生立三路线。一九三○年，代表团全体回国。瞿秋白同志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认为它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正确的。
接着，米夫派王明集团回国夺取党的领导权，米夫亲自到我国来干涉我们党的内政。王明等人并非中央委员，米夫却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资格指定他们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果四中全会选出了以向忠发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王明集团的几个首要人物是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不过是个傀儡。所以王明路线对全党的统治是从四中全会算起的。米夫和王明集团认为，立三路线是右了而不是左了，这是荒谬的。从此，瞿秋白同志在党内被打倒，我在团内被打倒。我们二人的罪名，都是“调和路线”。四年王明路线的统治，使我们党所建立的苏区与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才把党和革命从覆灭的灾难之中挽救过来。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们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二十八个半”里的大多数同志，也或先或后在各种程度上改正了错误。只有王明和极少数人仍旧坚持错误。
自从一九三○年中回国以后，我就再没有同秋白同志见面。后来他和我虽然都在中央苏区，都在瑞金，也没有见面，而且有意避开见面，因为那是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王明的肃反路线是极其疯狂的。王明集团对我继续迫害，开除过我的团籍（后来不得已纠正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我随军队走了。秋白同志被捕牺牲。从此永别。
想不到的是，秋白同志在党内，生前受王明的打击，死后还要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但迫害老干部好干部，还迫害先烈。除了秋白同志以外，他们还诬蔑王若飞同志，甚至诬蔑彭湃同志，杀害他的亲属。林彪、“四人帮”罪恶滔天。
现在，在打倒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冤案都翻过来了。这本书的出版，矛头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以是一部好书。
一九八○年五月三日夜于医院（附图片）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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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同志们！
今天是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选择这个日子来安葬他的遗体，并对他表示我们的深深的悼念和崇敬。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是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年曾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维埃俄罗斯，他是最早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莫斯科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任弼时同志等在一起，为维护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驳斥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反苏反共的谬论，也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他同其他同志一起，在八月七日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正确方针。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年，他回到国内，同年九月，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曾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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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
中国青年报记者 凌英美
一些时候来，青年中常常流传这样的话：“不靠数理化，就靠好爸爸。”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目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实际。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青年应该向谁学习，向谁看齐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长吴波同志。
严于律己 不搞特殊
在财政部采访的几天时间里，从司机、秘书、行政管理人员到司局长、副部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我介绍了吴波同志的事迹，都异口同声地赞扬：
“吴老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吴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搞特殊。”
“吴老是我们的好部长啊！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吴波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就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主任，建国后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部长，四十年来一直做财政工作，是一位刻苦学习、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他的职务几经提升，当了部长，仍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现在门窗的油漆斑斑剥落，墙壁已经十七年没有粉刷。唐山地震以后，墙壁两处出现裂缝，机关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他执意不肯，还诙谐地说：“我研究过了，即使墙壁倒塌，也是往外倒，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我是财政部长，管钱的，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许多人居住条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应当先给别人修。”
吴老当了部长，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备新的沙发、大办公桌、电扇等家具。他知道后，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我家里的东西一切照旧，什么也不要给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行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旧，提出要修理，换个沙发套，也被拒绝了。现在，吴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自己买布缝制的。
三年困难时期，吴老也不要特殊照顾，把发给他的“供应卡”锁在柜子里。秘书发现后，心疼地对吴老说：“你夜以继日地工作，年纪又大，应该注意一些营养，否则你身体吃不消。”可是，我们的吴老却毫不在意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不脱离群众。”一九五九年夏天，吴老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公社一个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社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依靠父母”
吴老搞财政工作几十年，到处都有老战友，老下级，可是他从未想到要利用职权和战友关系，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身边，或调到大城市，安排如意的工作岗位。吴老常说：“权力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孩子从学校毕业，就是国家的人，要服从祖国分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人尤其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在吴老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外地工作，而且都是在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支援大西北建设。吴老高兴地对他说：“我支持你的行动，青年人志在四方，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你一定要记住，既决定去，就不能中途当逃兵，要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这样，大儿子离开了北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工作一直到现在。二儿子原在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一九六六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援了三线建设，并且把爱人、小孩和岳母一起迁去。吴老对此积极支持。至今，他一家仍生活、工作在陕西省铜川的一个山沟沟里。四儿子从部队转业，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
不搞门当户对 和群众心连心
吴老一家和劳动人民心心相连。在吴老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特殊感、优越感。几个儿子找对象，也不考虑自己的门第。说起儿子们的婚事时，吴老打趣地说：“我们没有搞门当户对，对象都是他们自己找的，几个儿媳妇都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干部的子女。”
大儿媳在甘肃省舟曲县饭店当服务员，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县和自治州的先进工作者。四儿媳早年因病在农场退职，现在家属队当临时工。二儿媳的母亲是保姆，在去陕西以前，吴老多次叫亲家母来玩，但有一段时间她怕部长家里看不起她，不好意思来。吴老和他的爱人知道这情况后，对二儿媳说：“你告诉妈妈，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我们是亲戚，要老人来吧。”以后老人们才有了来往。
吴老职务虽高，却始终关心群众，把劳动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吴老家的保姆，全家都称呼她孙奶奶。有时，孙奶奶的亲戚来看望她，吴老总是留他们一起吃饭。每到夏天，孙奶奶住的房子西晒。窗上除了挂苇帘外，吴老和邸力同志亲自在孙奶奶窗前种上扁豆和牵牛花，以遮阳光。吴老对机关职工的困难很关心。六十年代初给吴老开过车的老李同志，现在年纪大、行动不便，老伴又有病。吴老夫妇和儿子有时去探望并送钱给他。
吴老是非常谦虚的。一次，在他家里，当我表示要向吴老学习时，他说：“我是搞财政工作的，对自己检点一些是应该的。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自己，我还做得很不够呢！”
（原载六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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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在会见中国—南亚学者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时说：
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南亚学者讨论会闭幕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今晚在会见出席中国—南亚学者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时说，中国和南亚六国都面临着如何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中国正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赵紫阳说，就中国而言，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离开改善人民生活去片面追求建设的速度，这个路子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有的时期急于求成，结果效果并不好。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稳定的、持续的经济增长。
今晚的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进行的。会见时，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对南亚六国学者来我国参加学术讨论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南亚六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都受过侵略和奴役，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穷国。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中国人民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的心同世界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他说，在座的都是学者，在探索我们各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方面，担负着很重要的任务。人们期望着你们。我们愿意今后和各国学者交流研究成果。各国学者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形式很好。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可以促进学术的繁荣，可以加深互相的了解，增进友谊。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中国—南亚学者讨论会历时七天，今天在这里闭幕。
斯里兰卡“道路社”社长钱德拉·索伊萨在致闭幕词时指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中国、南亚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他希望这种友谊和合作将一代一代地得到加强。
与会七国学者的代表都在闭幕式上发言。他们热烈赞扬了会议的成就。会上宣读和印发的论文共有十八篇。会议期间，南亚六国的学者参观了北京大学和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附图片）
赵紫阳副总理会见参加中国和南亚学者讨论会的中外学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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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兰夫会见美国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界宗教者和平大会秘书长、美国基督教友好人士荷马·杰克和他的夫人、子女，宾主就世界宗教界人士团结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作了友好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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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会见伊拉克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伊拉克新任驻中国大使巴德里·卡里姆·卡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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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兰夫会见泰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在这里会见了由素察·科苏吉滴旺率领的泰国国际宗教联合会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访华团是在访问了广州和四川峨嵋山后，于六月十三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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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会见日本井上清教授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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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以彼得·贝恩为团长的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一行六十八人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这是澳大利亚芭蕾舞团首次访问中国。他们将在北京和上海为中国观众演出芭蕾舞剧《堂吉诃德》。访问演出的时间预定为十二天。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分别为这个芭蕾舞团访华写了贺词。
弗雷泽在贺词中说，澳大利亚政府对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在中国作首次演出感到非常高兴。他指出，澳中两国之间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计划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
李先念在贺词中说，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对中国的访问不仅使中国观众得以欣赏它的精湛演出，而且也为两国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加强友好联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