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忆秋白〔革命回忆录〕
萧三
我认识瞿秋白同志是在一九二二年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正值严冬季节，欧洲平原一片茫茫白雪。我乘火车从巴黎经柏林，又改乘海轮到里加，再乘火车到莫斯科。当我来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值班室，窗口内坐着几个女同志。她们问我是谁？找什么人？我拿出护照。一位女同志看后，就打电话到里面，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中国人。我一看是刘仁静，我们以前在国内就认识了。他当时还未下班，于是他就带我到“柳克思”大旅馆——各国代表们的住处。
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屋子里人很多，其中有陈独秀、张太雷、伍廷康等，也有些不认识的。经介绍我认识了秋白同志。秋白同志聪颖，睿智，博学多才，谈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识分子。秋白同志待人非常和善，没有一点架子。他对我十分亲热，问长问短。
我说明了我来这儿的经过情形，又谈到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了“少年共产党”（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他们的工作、读书、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秋白等几个同志听后异口同声地说：“叫他们都到莫斯科‘东大’来好了。”（即斯大林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
第二年，大约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吧，以赵世炎同志为首的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如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以及留德的熊雄等陆续转道来到莫斯科“东大”。此时秋白同志已经回国了。
当时秋白等几位同志问我的打算，我正踌躇不决。他们就建议我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任弼时、罗亦农等同志在场，也极力怂恿。于是我决定留下来。
秋白同志关切地问我：“你恐怕还没有吃饭吧，走，我带你吃点饭去。”于是他领我到食堂，用自己的饭票给我买了饭。
饭后又是秋白同志亲自为我安排了临时住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底下的储藏室。这里的电灯彻夜通明，还有暖气。里面放了许多床架、草垫之类的东西。秋白对我说：“今晚你暂时在这里住一夜吧，明早我就来接你。”可能是因为太疲劳了，秋白走后，我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半夜冻醒，我便拿了草垫子盖在身上，呼呼直睡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秋白同志就匆匆跑来接我。领我到“柳克思”旅馆，招呼我吃了早饭。
见到陈独秀，他对我说：“我和秋白等几个同志商量过了，你暂时留在这儿，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期再说。”
后来“东大”的同学便把我接了去，又发给我学生制服，还有备外出用的毡靴、红军的大衣和帽子。
我们住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五十三号（现为高尔基大街）二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那儿有不少人，记得有肖劲光、许之桢、张伯简，还有彭述之，人们称他为“孔夫子”。罗亦农、任弼时住三楼的一间屋，王一飞同志也在楼上。
我刚入“东大”时，在法文班上课，后来转到中国班。秋白同志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此后不久，秋白同志奉调回国，担负党的领导工作，负责宣传部门。
大革命时期，秋白同志做了许多理论方面的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编辑、主编，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在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上海大学任教务长，主持社会学系。他亲自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秋白同志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听课的人往往屋里屋外、窗前门口比肩接踵，十分踊跃。一九二五年，秋白同志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深刻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他的种种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的著名小册子中，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封建家长作风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全党的拥戴。秋白同志还全文翻译了斯大林关于马列主义的演讲，改题为《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他还先后写了《共产国际当前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反对陈独秀与机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等文章。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党中央时，我同秋白同志经常见面。在会上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秋白同志发言后，每每自译成俄文（因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不劳王一飞同志代译（王一飞同志，浙江人，很早就牺牲了）。他的俄文水平是很高的，他还通法、英等文字。
一九二八年底，我到莫斯科，又一次见到了秋白同志。那时他参加党的“六大”，以后就留在莫斯科作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此期间，秋白同志研究问题很多且很深。比如：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及中国字拉丁化字母问题等等。
远在三十年代初，由“中国通”尤果夫、史萍青等人发起，在当时远东的伯力、海参崴的中国劳动者中间推广拉丁化北方话，就是利用秋白同志与郭质生制订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组织了委员会，由列宁格勒、莫斯科到远东的海参崴进行推广。这一工作深得当时在海参崴的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的赞助。在伯力还专门出版了《新文字报》，读者很多，在中国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学习几个月就能用新文字写信、写文章。这股文字改革之风后来一直传到陕甘宁边区，创设新文字研究会；以后全国解放，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等等。此风经久不衰，溯其源，秋白同志是有着极大的功劳的。
一九三一年，米夫、王明把持四中全会以后，秋白同志就以对立三路线搞调和主义的罪名被排斥在党的领导机关之外。在此期间，他专心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他不妥协地与“第三种人”斗，与“民族主义文学”斗，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一次次地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向无产阶级文艺发起的进攻。他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了“左联”的革命文艺运动，提倡大众文学。秋白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密切。鲁迅先生曾有一副对联赠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两人关系之密、相知之深。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鲁迅先生家里避难。
秋白同志还编选了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序言，是为分析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写的杂文常以鲁迅的名义发表，有时鲁迅先生写的杂文也用他的名义发表。
秋白同志还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原著。以后鲁迅先生曾为之出版过两本《海上述林》。他还曾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文写了《东洋人出兵》的长诗。
这一时期，鲁迅、秋白和我有过一些书信往来（只可惜我回国时一纸秋白的信也未带回）。他曾向我要过俄文版的诗集。到后来，我考入“红色教授学院”（专门培训马列主义理论骨干和宣传、研究人员的大学）。秋白同志曾将此事告鲁迅。鲁迅先生甚为赞赏说：“现在我们总算有人真正研究文学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回到延安。陕北的五月正是天高云淡、晴空万里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从毛主席的住处告别出来，主席正巧要到南门外的交际处会一个客人，他邀我同乘一段车。到了鲁艺（我就住这儿），车停了要修理。我们下车在月下散步。我谈起牺牲了的老友叔衡、和森、秋白，特别是后二人正值壮年有为之时，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对前二人没说什么。关于秋白同志，他说：“是啊！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言之不胜惋惜。
我又想起二十年代末，当彭述之不肯在《向导》上继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不正是秋白同志将全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在武汉出版，广为发行的么！而且秋白同志亲笔写序言，称“彭湃是广东农民之王，毛泽东是湖南农民之王”。时毛主席正抱病住武昌，亲眼见到了这本小册子。毛主席对此十分感激。
秋白同志一生崎岖坎坷，为革命、为民族忠心不二，奋斗不已，最后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秋白同志临终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伟大气节。可又有谁料知，在事隔三十年之后的十年动乱中，秋白同志于九泉下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秽口污水。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他的历史功绩将常留人世。
一九七九年秋，卧病室中，适秋白同志的女儿来看我，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些往事。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于是写了这篇小文章，作为对秋白同志的回忆。
一九八○年五月完稿
第5版()
专栏：
秋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革命回忆录〕
石联星
一九三三年冬，在红色首都瑞金，苏维埃土地上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老表、表嫂们正忙着储粮、选种、翻晒蕃薯干的时候，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有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还有几位留苏的同志。他们正在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人，高高的身材，戴副眼镜，着灰色中式棉袄，长得清癯，风度潇洒，态度安详，年约三十开外，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叫着他的俄文名字，一齐把他包围起来，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相会场面。我也跟着激动着。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秋白同志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教育委员。虽然王明路线使他感到压抑，但他还是埋头苦干。他与老教育家徐老和沙可夫同志合作得很好，为编辑教材他们整天忙碌着。他非常关心教育部下属艺术局的工作，此外，还参加《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工作。他虽有严重肺病，还是经常工作到深夜。
当时瑞金的中央各机关与学校都相距十几二十里地。为了工作与同志们联系，秋白同志学会骑马，有时还骑着马来看我们的演出呢！
他对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工作很重视，亲自参加剧校工作计划的制订。他提出剧校要设剧团，还要到前线去演出；要培训艺术干部和演员。不久剧校成立了“蓝衫剧团”，由校长伯钊同志兼任团长。后来伯钊同志率领剧团到红军中巡回演出三个多月，受到红军与群众的热烈欢迎，促进了红军中的文艺戏剧运动的迅速开展。剧团从前方回来时，个个精神抖擞，带回来许多新剧目。
要说培训艺术干部和培养演员，确实困难重重，道路坎坷。秋白同志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他以身作则到剧校来教课。钱壮飞、胡底同志在百忙中也经常来教课；还有沙可夫同志以及红校的赵品三同志，越南的洪水同志，朝鲜的小提琴家崔音波同志都来剧校教课。伯钊同志是什么都教，还把我以及红校的文化教员，台湾籍的刘月华、施英、施月娥、沈乙庚都调来作为剧校的专职教员。我是个高中没毕业的学生，不懂什么，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很愿意去教，可我怎样去教学生呢？自己如何去提高呢？我感到太难了，我恨自己过去学的东西太少了。再说学员的年龄从七、八岁十来岁到三、四十岁的都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还有一字不识的。我苦闷、烦恼。秋白同志到学校来，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头，找我谈心。他严肃地亲切地教导我：“对工农，要热心，耐心。”我很受感动。后来许多事我请教伯钊同志和其他同志，与台湾的几位同志共同商量研究着做，逐渐弄出点关于训练演员的初浅基本动作。又如办墙报，我们发动大家来关心利用这块园地。我们自己带头写稿、画画、写歌，还帮助不会画画、写字的同志们来投稿。墙报一天天活跃起来了。瞧！咱们学校的礼堂，也是排练场和饭厅，多么热闹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墙壁上都有墙报，装饰得鲜艳夺目。它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对同志们文化提高上与扫盲工作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秋白同志来剧校与大家都很亲切。他喜欢讲古今中外的故事给大家听。我们有个最小的演员丘兰只有九岁，是红军打下龙岩时在火中抢救出来的孤儿。开始到剧校时她沉默寡言，没有一丝笑意，她心中充满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还有个江西农村的孩子叫郭的海（十岁），很活泼。另有一部分从农村来的，如兴国山歌名歌手刘秀章。还有从红校洗衣队调来的几个女学员。秋白同志特别喜爱这些孩子们。只要他一来，大家都围上去，就是小丘兰也拉着他说说笑笑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情况很紧张。剧校搬到梅村，伯钊同志不久随中央长征了。我和王普青同志带了二十几位演员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可那里的同志说现在战士每人要打五双草鞋没时间看戏。我们真纳闷，发生什么事了？谁也答不出来。通讯员送来秋白同志电报要我们立即回瑞金，并派人来给我们带路。我们连夜赶路，整整走了三天，才到瑞金县的地界。天黑了，看到不远的山脚下，整整齐齐的人流在行进。那深沉有力的脚步声震撼着大地，那铁器的撞击声使人产生庄严肃穆的感觉，圆形的军锅紧紧贴在炊事员的背上。看到这一切，我真想奔过去问：“同志哥，红军哥，你们要开到那儿去？到那儿去打仗？我们要跟着你们去呀！”啊，不，这不行啊……不行，红军铁的纪律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出发，在行军，要打仗！我们这二十几颗心哪，跟着那铁器撞击声一块儿在激烈地跳动。他们行进的方向与我们完全相反。
带路的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带回梅村或某个机关、学校，而是把我们带到一块菜园地里一座孤零零的茅舍前。这就是秋白同志在瑞金最后居住的地点——瑞金下肖区三十里的地方。
这时已是漆黑的夜晚。大约是借助于星光，或是由于我们急切盼望见到秋白同志的心灵之光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他仍然穿着他到苏区时那套合身的棉袄，是那样安详地站在茅草屋檐下等着我们。我们这二十几个孩子上前把他紧紧地围住，抱着他，拉着他，望着他……。他平静地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毛主席走了。”我们听到这里忍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秋白同志继续说：“不要难受，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他们的。”他的话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逐渐收住了眼泪。这时山脚下那沉重有力而急切的脚步声和铁器撞击的铿锵声，依然不断地传来。秋白同志的秘书庄东晓同志将我们引到屋里去，炊事员同志忙去做饭给我们吃。
饭后，秋白同志再三安慰我们说：“我们还有部队呢！还有中央同志留下来了。你们留下来，到群众中去，能演出就演出，不能演出就做些口头宣传工作也好呵！”听他这一席话，我的心逐渐踏实下来，不那么茫然了，感到自己肩上有担子有任务要去很好地完成。
在这样紧张情况下，秋白同志把我们留下来，用意很明显，就是：文艺也是战斗的武器。他委任赵品三同志为宣传部下属艺术局局长（当时秋白同志是留下的中央局宣传部长），并把我们不到一百人组成三个剧团——“战号”、“红旗”、“火星”。
开始行军时，我们是跟秋白同志以及中央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公家给他一匹马，可是他能走时总愿和大家一起走，有时还和我们一道爬山呢！行军中他提议刘秀章唱个兴国山歌《哎呀唻》。这歌唱起来没个完，你接着唱，他又接着唱，台湾籍的沈乙庚同志吹起了口琴，我们集体唱起江西、福建民歌，唱苏联革命歌曲。哎，真鼓劲儿，上山也不觉累。
到了一个宿营地，大伙休息了。崔音波同志取下他的小提琴，拨动琴弦，拉上几下。可秋白同志还要审稿、写稿，为《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紧张辛苦地工作着。
剧团为了深入群众，不得不离开他。临行前他叮嘱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出，鼓舞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他要求我们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他说：“你们会写字的要帮助那些不会写字的同志写歌、写戏。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但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
我们带着秋白同志的叮嘱随军下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生活，劳动，打柴，挑水，晒白薯干，收藏粮食，进行口头宣传。群众去赶集，我们就编了新戏、新歌、新的舞剧，在赶集的庙台上演出。布景大都用砍下来的树枝与布条拼起来，分成内外景，还很美观呢。几个月中，我和王普青带领的“火星剧团”演出了《女英雄》（话剧）、《牺牲》（话剧）、《李保莲》（话剧）和活报剧、山歌、民歌，还有大鼓《王大嫂》等。我们新创作的东西都送去给秋白同志看过，他都亲自认真地修改。记得我写的那个大鼓词《王大嫂》，经秋白同志修改后还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过。
与群众在一起真有学不完的东西。很多群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如送丈夫、儿子去当红军，送粮送草支援前线，给红军做军鞋等等。妇女们日夜纳鞋底，一针一线，千针万线地纳呀，纳呀，还在鞋底上纳出各种花纹、图案，还有的将自己的名字也纳上去。她们的心哪，与红军是连得那样紧！苏区的妇女、儿童是很勇敢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妇女和一儿童团员拿着红缨枪押着三个坏蛋，这位妇女和儿童团员是那样无所畏惧……这些事实深深教育着我们。我想这就是秋白同志所指出的要我们到群众中去的用意吧！也就是作为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创作源泉吧！
元宵节前，秋白同志要这三个剧团回到中央局所在地会演。经过几天行军，我们到达雩都小密附近山村，在一个农舍里见到了秋白同志。他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将我们寄给他的民歌、山歌拿出来给我们看，上面有不少是他修改的笔迹。我们把会演的节目再加整理和排练，秋白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修改与提高的过程。在我们排练时他常来看，提意见。当时在这茂密的深林里真够热闹，又是唱，又是跳，又是排戏，又搭戏台。树林里到处是我们排练场地。表嫂和姑娘们抱着孩子、带着弟妹来看我们排练。她们站在旁边总是眯眯地笑着。我们搭了一个不太大、但有顶棚的舞台，晚会前，把总部办公的两盏煤气灯点燃，挂在戏台前两侧。嗨，别说多亮堂！真痛决呀！我们用红纸泡成水当胭脂，用墨炭当眉笔。那时已是数九寒天了，山风和小雨吹打着我们。说起来又怪，我们演员们心里有团火在燃烧着，兴奋的把什么样的冷都忘了。脱下外衣，露出那跳舞服：红背心、黑短裤，那白净净的还带几道蓝道道的海军服多整洁！多精神！海军舞，游击队舞，工、农、红军舞都跳开了，还有台湾同志跳的《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草裙舞也上台了。看戏的观众除山村的和十几里外赶来的老乡外，还有我们部队的战士与中央局的领导同志。秋白、陈毅、毛泽覃、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邓子恢、项英等同志都来了，他们站在群众中。还是老传统，把最好的地方留给群众。这次看戏没有坐位，都是站着看。雨越下越大，观众没有一个走的。有的穿上蓑衣，披上油布，戴上斗笠；个别也有支着雨伞的。
这次演的节目，除了《牺牲》、《女英雄》、《李保莲》、《非人生活》、《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不要脸》等剧外，还有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大鼓词《王大嫂》，以及崔音波的小提琴独奏，还有唱不完的山歌、民歌。
秋白和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与群众战士一直在雨中看完节目时，已接近拂晓了。
第二天，秋白同志亲自给我们发奖，并提了意见。他认为我们到群众中去学习、生活的这几个月是有成绩的，说我们创作这么多的东西，演出是感人的。我们发动剧团全体同志搞了几百首歌词，他很兴奋。他说把这些节目整理一下可以出专集，把那些山歌、民歌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出版。他认为我们写的东西是粗糙的，艺术性不是很强，内容比较简单，但却是健康的。他并将话剧《牺牲》、《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不要脸》等集在一起油印了三百份发到全区。在我印象里，秋白同志还写了序言，集子的名称叫《号炮集》。
演出的第三天晚上，战争情况紧急，秋白同志收拾行装，我和品三以及剧团同志去看望他。他住在农民一间茅屋里，正在桌上收拾他的书和文件。他对我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总之谈了对我们的许多希望。知道他马上要走了，我们向他告辞。我们的告别没有任何伤感之情，总认为秋白同志能平安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将来会见面的，真没想到这次是与他永别了。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品三同志时，我们很怀念秋白同志。品三同志还说起那次会演后他与秋白等同志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秋白同志表示同意，后因战争情况紧急，会未能开完，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秋白同志不但关心我们的业务，还非常关心我们的政治生命，引我们走上正路。
六月十八日是秋白同志的牺牲日，秋白同志牺牲已有四十五个年头了。他的牺牲是何等壮烈呵！刑前他高唱《国际歌》、《红军歌》……
秋白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勇于剖析自己，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秋白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一九八○年五月于北京
第5版()
专栏：
雄魄——新发现的瞿秋白的号
澄碧
最近笔者在整理关于瞿秋白同志早年的史料时，从一九一二年常州中学同学录（铅印本）上，发现了秋白同志的另一个号：雄魄。
丁景唐、文操合编的《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见《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一书）并未收录此号。但它的绪言中说，秋白同志“号熊伯”。“雄魄”是“熊伯”的谐音，当是从“熊伯”衍化而来。
一九一二年江苏常州中学一年级二班同学录上有关秋白同志的记载是这样的：瞿双（姓名），雄魄（号）、十五（年龄）、常州（籍贯）、本城西门（家庭地址）、西门星聚堂（通讯处）。瞿双是秋白同志小时候的名字，因他出生时发际呈双螺旋形，俗称“双顶”，故取名瞿双，小名阿双，后改霜或爽，再改为秋白。鲁迅出版《海上述林》，用“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即暗示全国人民都在怀念秋白同志。
秋白同志在少年时代取号“雄魄”，说明他很早就具有不凡的抱负。一九一○年，他进常州中学堂读书，这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常州中学校长屠元博，在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教师中也有一些同盟会员，不少人倾向革命，学校一度成为常州地区反清斗争的中心活动场所。校内实行军事体操，准备响应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秋白和张复（张太雷同志）等在校深受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操练，对革命满怀信心。
可是，辛亥革命以后，他目睹革命的成果被反动分子窃夺了，感到很失望。一天，在和友人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一九一二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竭力开历史倒车，更激起瞿秋白的无比痛恨。这年十月十日，常州城内各机关、学校、商店都挂红灯笼庆祝辛亥革命，而秋白却在庙沿河瞿氏宗祠门口，挂了一盏用黑墨写了“国丧”两个大字的白灯笼，表示对黑暗统治的悲愤和反抗。当时他的妹妹瞿轶群，认为家门口挂白灯笼不吉利，曾两次拿掉，秋白就责备她，自己坚决把白灯笼挂上，还说：“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这时秋白十三岁，在常州中学读一年级，也正是一九一二年常州中学同学录上写明号“雄魄”的时候。秋白同志这种憎恨旧社会、勇于反抗旧社会的英勇行动，是他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强烈的表现。
当一九二二年张太雷同志介绍他入党之前，他曾经叙述了自己的志愿：“‘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秋白同志一生“积极的奋斗”，最后高唱《国际歌》，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实践了少年“雄魄”的不凡抱负。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秋白同志备受诬陷；瓦釜雷鸣，益见烈士光辉。雄魄——秋白同志，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第5版()
专栏：
雨霁〔中国画〕 潘天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