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忆父亲何叔衡烈士
何实山 何实嗣
父亲——何叔衡烈士，牺牲已经四十五年。每当我们看到那张珍藏多年的父亲的照片，回忆革命先辈走过的战斗路程，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父亲于一八七六年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九二一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创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组织委员。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到上海，为党创办聚成印刷公司，开展我党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三○年回国，是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创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和内务部代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牺牲于福建长汀，终年五十九岁。
一
一九一二年，父亲入湖南一师讲习班。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同志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们虽然相差十多岁，由于志同道合而成为最好的朋友。父亲对毛泽东同志极为钦佩，经常对人讲“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同志对父亲也非常尊敬。常说：“何胡子是头牛”，“是一堆感情”，还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当时的许多老同志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经常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一九一七年暑假，毛泽东同志约了一个同学以“游学”方式，徒步旅行，考察长沙附近五县农村。第一站就到我们家——宁乡杓子冲。毛泽东同志一看我家房屋那样简陋，对父亲说：“噢，你住在这个窝子里！”父亲欣喜万分，连忙告诉家里人：“来了贵客，来了贵客。”那时，我们姐妹还是孩子，也看出了毛泽东同志和父亲之间的真挚的友谊。他们有时转圩场，开调查会，有时在小卧室共议革命真理，有时一起向贫苦农民讲解农民为什么受苦，地主劣绅为什么享乐的道理，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火种。
那时，毛泽东同志和父亲、蔡和森等同志经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的必要，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就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的第二年，迎接了五四运动，会员由二十余人增加到六十六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学会改选，父亲被选为学会委员长，主持会务。这时，“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国内外密切联系，声气相通。一九二○年七月，留法会员蔡和森等在蒙达尼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蔡和森等多数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仿效俄国的方法；另一些会员则认为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不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蔡和森等同志将他们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同志，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同年十月，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到长沙演说，在长沙的会员中更激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映。一九二一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召集国内会员集会，郑重讨论上述重大问题。在三天的热烈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和父亲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不能外此。”父亲在讨论会上，热烈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且提出：“新民学会会员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意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军阀之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通过这次讨论，“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接着，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在上海召开了“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推选毛泽东和父亲作代表出席。
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崭新的一页。
二
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参加党的“一大”后回到长沙，建立了我党湘区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父亲任组织委员。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列主义学说，父亲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主张。开始父亲是“船山学社”的社员，后来担任社长。
自修大学启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教师只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自修大学内附设一个图书馆，收集当时国内多种进步书刊报纸。学校经常开座谈会，讨论马列主义各种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有时还公开举行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宣讲会，广泛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参加。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弟弟、妹妹以及他的许多战友如夏明翰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
父亲在主持自修大学的同时，还在这个学校附设的补习学校里宣讲马列主义，并发起筹办文化书社，介绍和销售《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党、团刊物和进步书刊。一九二○年，父亲还利用主持通俗教育馆工作的合法身份，和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等同志编辑出版了《湖南通俗报》。《通俗报》办得浅显生动、态度明朗。它揭露旧制度腐朽，传播新思想必胜。湖南反动地方势力赵恒惕害怕《通俗报》宣传真理，说父亲是“过激主义”，报纸办了一年，就被撤职。
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在湖南发动和领导了驱逐荼毒湖南人民的皖系军阀张敬尧，大大推动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运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父亲在湘区委员会，领导了重建湖南革命国民党的筹建工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一九三一年，父亲由上海去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父亲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苏区变为游击区，一九三五年二月，党决定让他和瞿秋白、邓子恢同志一起转移到白区去，并派了警卫员护送他们出封锁线。他们白天不便走，只能晚上行军，爬山涉水，道路崎岖。后来，鞋子没有了，药品也用光了。这对年近花甲，疾病缠身的父亲，行走更艰难。二月二十四日，这支小部队走到福建长汀县境，天将亮时，来到一个村庄休息，正在煮饭，突然发现已被敌人包围。同志们边打边撤，父亲就是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的。
父亲是个老秀才，曾经饱读诗书，具有丰富的旧学问。林伯渠同志曾说过：“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即和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这奇光，照耀着父亲认准革命的方向，百折不回地走到底。
三
父亲有四兄弟、两姐妹，全靠租地主的田耕种，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
父亲出生那天，恰逢端午节的午时，又排行第五，群众中有迷信思想的人说：生辰逢五（午），将来准有出息。祖父信以为真，便省吃俭用，送父亲读书。父亲的青少年时代，一边读旧学，一边过着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后来中了秀才，乡里都称他“穷秀才”。
“穷秀才”目睹清朝腐败不堪的政治，民不聊生的痛苦，使他很早就具有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思想。为了解救人民于深重的灾难，父亲走上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道路。
父亲最早在云山小学教书，他和同乡同事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等老一辈同志被人共称“宁乡四髯”。大家亲切地叫父亲“何胡子”。他们志同道合树立新学风，办学生会，提倡写应用文，学习社会学、自然科学，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旧派勾结地方豪劣，攻击他们“大逆不道”，并横加迫害。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都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于是“宁乡四髯”，更被称颂于湘中。
父亲还培养了夏尺冰同志（实山的爱人）。尺冰在我们家长大，他思想敏锐，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很早就入了党。接着，父亲又送他去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活动在湘东南一带，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们姐妹因工作到了上海，在聚成印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秘密为党印刷文件。不久，父亲回国也到了上海，他常常教育我们说：搞地下工作很艰苦，环境也十分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徒出卖。他还严肃地要我们有随时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耐心讲授应付敌探的本领。然而，不幸的事一下降临了：印刷厂遭破坏，我们姐妹被捕，实嗣的爱人杜延庆同志在另处也被捕；不久，尺冰由于叛徒出卖，在长沙被捕。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前后被捕，对父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同志们看到年过半百的父亲仍昼夜不停地为党工作‘都深感不安，四处奔波，设法营救我们。我们姐妹按早已准备的答词，经过审讯，敌人没捞到任何东西，不久由组织保释出狱。杜延庆同志刑满后，也获释放。但是夏尺冰同志却被惨杀在长沙的大马路上。父亲从报上得到消息后，把实山（现名石础）找去，强忍着眼泪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实山明白了所发生的事，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但她还是深沉地点了点头，发誓一定踏着烈士的血迹，彻底消灭反动派。
从那以后，国民党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又开始了，上海的环境空前险恶。党决定让父亲转移到苏区去。临行前父亲设法让我们同他见了一面，在吃饭时，他把一九二八年去苏联留学时根据宋诗改写的诗重读给我们：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接着父亲又说：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谁知这次聚会，竟成永诀。临行前实山给父亲赶织了一件毛衣，他也给了实山一只刻有“衡”字的金戒指，后来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在江西余江县梅坑同战友告别时，父亲以革命的深厚情谊，将这件毛衣送给林伯渠同志，供他长征途中御寒。林老感激地写下了下面的诗句：“……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毛衣被保留了下来，献给革命历史博物馆了。可是那只金戒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四
和许多家庭比较，我们团聚的日子是太少了。正因为这样，关于父亲的音容笑貌，关于父亲的种种回忆就格外珍贵，虽然事过数十年而不能忘却。
早年父亲在家时，就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感情热烈赤诚的人，直到今天，老年的亲友还记得他的许多感人的事例：家里来了逃荒要饭的人，他可以自己不吃，把碗里的饭倒给他；看到破衣烂衫，寒颤不已的穷苦人，他又脱下身上的夹衫给他；每当寒暑假回乡时，就将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招到一块，教他们认字，讲故事，讲革命道理，象一个诲人不倦的先生。以至于有的老同志称他为“老母鸡”，说他到一个地方就象母鸡爱护小鸡一样，哺育着青年和孩子们。
我们姐妹参加革命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见面时间也有限。但每次父亲的爱护和教诲都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感到安慰。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每月只有几元钱的生活费。父亲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给我们，他说：“我就是天天吃大饼也可以过得去，我苦一些没什么，你们还年轻。”每次拿到父亲的这点钱，再看看他消瘦的面孔，粗布长袍，心里总有说不出话语，忍不住地要流出眼泪。
一九三一年六月，我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实嗣搬到父亲住处。一天，父亲把她叫到身边，缓慢而低沉地说：“嗳！你们被捕后，我有好多个晚上睡不好觉，心情沉重，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的很多。人总是有感情的。虽然说干革命总会有牺牲，一旦灾祸落到头上，也还是不能完全克制自己的感情。因为我身边只有你们四个亲人。一个已经被杀害，你们三人又在狱中……。后来，我特意了解过，知道你们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我才向上级建议营救你们……”。时过五十年，父亲的话，父亲的形象，父亲的眼神，还是那么鲜明，那么令人难忘。
一九三三年，父亲在苏区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中，还谆谆教导我们要革命到底。并且担心地提到：“……实嗣为人可用一‘憨’字概括，憨厚原是好品格，可是做地下工作却令人担心，环境复杂，情况万变，如果不能锻炼得机敏灵活，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写这封信时，就已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并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仍关心着党的事业和下一代。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接触过父亲的同志说：“何胡子是一堆感情，不是一堆骨肉，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他的感情，是控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是的，父亲赤诚热烈，磊落光明，他是一团火，一团炽热的、革命的火，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父亲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附图片）
何叔衡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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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肖贤法
我国的现代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些宗教在我国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为部分群众所信仰。有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和佛教中的喇嘛教、小乘佛教，过去曾经为一些兄弟民族全民族所信奉，因此，宗教问题又常常与民族问题相联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制定的，是我们党、政府对待群众信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又在刑法一四七条作了规定，给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以法律上的保证。
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是：每个公民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今天信明天不信有自由，今天不信明天信也有自由；信这个教或者信那个教，都有自由；每个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公民，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信教人数多的宗教和信教人数少的宗教，地位也是平等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各教都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各全国性宗教组织都有学院、刊物；各教都有过宗教生活的场所，都可以印刷出版经籍；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界人士，都可以同国际上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界朋友进行友好往来。另外，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公民，都有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协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参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十年动乱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被篡改，党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被破坏，宗教工作机构被撤销，宗教工作干部和一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也受到摧残与打击，寺庙教堂被封闭、拆毁，宗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宗教经书被焚烧，人们的宗教信仰横遭禁止。有的人把林彪、“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误认为是我们党的政策，怀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现在必须加以澄清。
有些朋友不理解，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允许人们有信教的自由？其实道理很简单：
第一，唯物主义者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和决定政策的。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既然目前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我们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信教群众解决其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如活动场所、用品等。
第二，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用强制的办法和手段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肯定会适得其反。所以只要有人信教，党和政府就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让人们根据自己意愿选择自己的信仰。
第三，虽然人民群众在信仰上有差别，但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化这样一个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广大信教群众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这正是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全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而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则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和矛盾，以巩固和发展上述的政治基础。这样，有利于增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同时，也有利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团结各国人民和宗教信徒，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党中央十分重视宗教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了各级政府宗教工作的机构。各地宗教工作部门恢复工作以后，在落实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正确处理了宗教界的冤假错案，消除了对其家属子女的影响，在经济上帮助一些人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帮助信教群众逐步恢复了一些宗教活动场所，群众正当的宗教生活已逐渐趋向正常；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爱国组织也相继恢复了活动，有的地方性爱国组织和宗教团体也在逐渐恢复中；有的宗教团体已着手印刷宗教经典，恢复宗教刊物，重新开办宗教学校。落实政策的结果，信教群众是满意的，反映也是好的。今后我们宗教工作部门将要作更大的努力、更多的工作，使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更好地得到落实。
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几个方面的关系应当全面理解、妥善处理。
一、信仰宗教的人与国家、民族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哪个民族，不论信什么教，或信哪一种教派，都必须把国家的统一富强、民族的团结进步放在首位。个人的宗教生活、教派的利益，必须服从大局。四个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就谈不上人民生活的大改善，也谈不上国防的巩固，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家庭的富裕，个人的宗教生活也就很难得到保证。旧中国的历史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关系问题。我国不信教的人占绝大多数，处理好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明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在人们的认识上往往产生这样那样的偏差。不信教的歧视、排斥信教的，强制人不信教的事时有发生。反之，信教的歧视、排斥不信教的，强制人信教的事情也同样时有发生。这是不符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都要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互相照顾，以利于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
三、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国家对宗教活动进行管理的关系问题。这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落实政策就不需要管理，要管理就不能落实政策。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是把管理简单地或者错误地理解为可以用行政手段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有人在宗教活动问题上只要求自由，不喜欢管理，认为管理是干涉，不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种看法或要求是不对的。有的坏人则借口反对管理来搞非法或违法活动，这更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要对宗教活动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从管理的角度来保证宗教信仰得到更充分的自由。管理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来维护人们享受信教或不信教的权利。
四、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关系问题。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宗教信仰问题。因此，对这种人的处理，和宗教信仰无关。对这种人，如果不打击，就会破坏宗教政策的落实，给国家、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带来危害。只有坚决打击这种人，制止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才能更好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五、宗教职业者与宗教职业者之间以及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之间应当团结，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有些人把宗教信仰同爱国守法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信仰，甚至攻击爱国守法的神职人员，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认为，爱国守法，这是对每个公民的起码要求，不论是信什么教，都应把爱国和爱教统一起来。信教群众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破坏落实政策，影响团结。至于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之间，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有什么问题通过协商，妥善处理，不应互相对立、互闹矛盾，还要注意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制造事端。
总之，我们必须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宗教政策，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上面这些关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投入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