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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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同志电贺多罗尼斯基同志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六月十三日打电报给斯特万·多罗尼斯基同志,衷心祝贺他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斯特万·多罗尼斯基同志:
在您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的时候,我谨向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您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祝南共联盟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团结友爱、捍卫国家独立和坚持不结盟原则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南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革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 华国锋
一九八○年六月十三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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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市经验
动员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建设青少年活动阵地作为一项事业来办
本报讯 中共中央六月三日发出指示,转发武汉市加强青少年教育、活跃业余文化生活的经验,要求各级党委重视青少年教育工作,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党中央指出:开展有益的、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对于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教育青少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建设活动阵地作为一项事业来办。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艰苦奋斗,挖掘潜力,因陋就简,着重在基层建立起分散的、小型的活动阵地。同时,国家要把建立青少年活动阵地列入城市建设规划,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原有的青少年活动阵地至今仍被占用的,应该由当地党委和政府,督促占用单位,尽可能退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武汉市委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把这项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打了一场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总体战”。他们认为,尽管目前地方财政比较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拿少量的钱办活动阵地,把青少年吸引住、教育好,是直接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好事。武汉市委把青少年的教育设施、活动阵地列入市区建设规划,尽量挤点钱为青少年办活动阵地;要求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为青少年创作一些文艺、科普、美术等作品;要求各有关部门、社会各方面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作些实实在在的好事。目前,全市已建各种青少年活动场所三千一百零八所,室内面积九万二千四百平方米,有图书一百九十二万册,电视机三千四百九十四台。活动阵地的数量、使用面积和设施器材,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区、街、居委会三级青少年活动阵地已经初步形成了“网”,工厂、农村的青年之家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支比较稳定的办青少年活动阵地的专职和兼职辅导员队伍基本形成。全市青少年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和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促进了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促进了青少年道德风尚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中国青年报供稿)
(本报四月二十三日第一版介绍了武汉市认真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经验,并发表了题为《象武汉市那样关怀青少年》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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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工作要把讲求经济效果放在首位
首都经济学界部分人士认为,计划不周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必须扫除急于求成等思想障碍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首都经济学界部分人士最近在一次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上提出,各项经济工作都要把讲求经济效果放在首要地位,大而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小而至于某项建设方案的选择,个别企业经营管理的改进,都必须以经济效果的有无、大小来权衡其可行性。
这次座谈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的,着重讨论了讲求经济效果与实现四化的关系,探讨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效果差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经济效果等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一些同志指出,过去把讲求经济效果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对迅速提高经济效果不但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而且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包含的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的完满结合,也只有通过好的经济效果才能表现出来。
与会者列举过去经济工作中经济效果差的事实,说明讲求经济效果同当前四化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一九七九年全国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和税金只有十六点五元,比一九六四年的二十四点三元低三分之一。“四五”期间平均建成一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需要的投资,比“一五”期间平均高百分之八十,煤则高一倍多。我国的能源消耗与日本差不多,但生产的工业产品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如果克服浪费,降低消耗,努力把经济效果提高到国内历史上的先进水平,并进一步赶上国外的先进水平,就一定能大大加快四化建设的速度。
怎样提高经济效果?座谈会的参加者分析了我国过去多年来经济效果差的原因,认为除了政治上要保持安定团结,经济上要调整结构、改革体制和制定必要的责任措施外,还必须扫除一些思想障碍,如不量力而行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自然经济思想,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思想等。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造成经济效果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同一个“急”字很有关系。由于急于求成,不恰当地把“高速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主观主义地制定高指标,提取高积累,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指导思想在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中曾经碰了壁,但后来又继续反复出现。因此,大家认为,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在探讨考核经济效果问题时,许多人提出,既要考核个别企业的微观的经济效果,更要考核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的经济效果。微观经济效果是宏观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点不能忽视,但是宏观经济决策是正确还是失误,影响远为重大。大家说,计划不周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以基本建设为例,如果施工浪费以百万元计,那么设计浪费将以千万元计,而计划失算造成的损失就要以亿元计。为了提高宏观经济效果,大家认为必须注意以下一些方面的经济决策:正确认识和处理速度、比例和经济效果的关系;规定合理的积累率;合理地投放积累资金;以及实行专业化协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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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总理同亚当斯总理会谈时说
中日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这里表示相信,中日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据悉,华国锋在同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会谈中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我们听到大平首相不幸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大平首相是一位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中日友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他说,“我们相信,今后不论由谁担任日本政府的首脑,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据悉,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促进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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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巴两国政府文化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华国锋总理和亚当斯总理今天晚上在这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文化协定。
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应鼓励和支持两国的有关机构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出版和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协定有效期为五年,但可以自动延长。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巴巴多斯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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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突破管理体制的限制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马鞍山三个钢铁企业合并经济效果好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国家经委获悉:安徽省马鞍山的三个钢铁企业,打破管理体制上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合并成一个企业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马鞍山钢铁公司是我国重要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归冶金工业部领导,产品由国家按计划统一分配。但因分给安徽省的生铁不能满足需要,安徽省便于一九六六年在马鞍山另建省属钢铁企业——慈湖铁厂,以解决本省的生铁供应。可是,国家和省分配的钢铁,又不能满足马鞍山市的需要,于是,马鞍山市又在一九七○年建起了一个市属钢铁厂。就这样,同一个马鞍山,三个钢铁企业并存,常常发生争用电、争用水的矛盾,各家生产都受到影响。特别是省、市所属的两个厂,因为没有自己的原料基地,缺乏运力,设备陈旧,再加上技术、管理落后,生产上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慈湖铁厂投产十二年总共只生产了三十四万二千吨生铁,却亏损了五千五百五十一万元,平均每产一吨铁赔钱一百六十多元。马鞍山市钢铁厂投产九年亏损六百八十五万元,等于把建这个厂的总投资都赔掉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过去人们早就提议把三个钢铁企业合并,由马钢统一组织生产,并负责供应安徽省和马鞍山市需要的生铁、钢材,但由于管理体制上的限制,迟迟行不通。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个钢铁企业的主管领导机关冶金部、安徽省、马鞍山市认为,要改变马鞍山钢铁生产不合理的状况,必须打破部门、地区的界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于是他们根据“利益兼顾,各得其所”的原则,先后将三个厂合并。
实践表明,三个钢铁企业合并生产,好处很多:
一是提高了马钢的生产能力。合并后的慈湖铁厂改为马钢第三炼铁厂,经过技术改造,这个厂已经成为专门生产锰铁的基地,从而使马钢原有的第一炼铁厂得以集中力量生产别的铁产品。合并后的马鞍山市钢铁厂改为马钢小型轧钢厂,专门生产短线产品小型钢材。这个厂经过技术改造,今年即可生产小型钢材四万五千吨,而合并前的最高年产量不过一万吨。
二是由马钢统筹安排三个企业的供产销,在技术、设备、人力上可以调剂余缺,进行交流,有效地发挥了企业潜力。如马钢从公司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技术人员加强原慈湖铁厂和原马鞍山市钢铁厂的领导和技术力量,又从原慈湖铁厂调出九百多人支援公司新建的第三炼钢厂、初轧厂等单位。
三是促进了增产增收。慈湖铁厂改为马钢第三炼铁厂后,今年四月份起各项主要生产指标全面完成计划,已经转亏为盈,摘掉了亏损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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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津杭穗开辟至香港航线
本报讯 中国民航将从上海、天津、杭州、广州四城市正式开辟定期航班去香港。
上海至香港直达定期航班定于六月二十一日正式飞行。这条航线全长一千三百五十四公里,中国民航使用三叉戟客机、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07客机飞行。中国民航每周往返飞行六次,国泰航空公司每周飞行两次。单程飞行时间需两小时。
天津——香港、杭州——香港、广州——香港的三条航线,将于七月份正常通航。 俞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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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党员干部进行打击报复
温州市委副书记叶瑞玉受严重警告处分
据新华社杭州六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吴克强报道: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委副书记叶瑞玉利用职权,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打击报复,最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九七八年十月间,温州市永强区永中镇公社党委委员张成福、公社信用社主任潘宝禄等,由于对市委副书记叶瑞玉、市委常委兼永强区委书记陈文聪、永中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姜方银等在使用干部等问题上有意见,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写了一封联名控告信,托永中镇瓶塞厂生产负责人王爱生趁出差之便投送铁瑛同志。十月七日下午,王爱生由永中镇来到温州市,准备第二天清早乘长途汽车去杭州。姜方银得悉此情,立即通过陈文聪报告了叶瑞玉。当天夜里,叶瑞玉、陈文聪、姜方银冲进王爱生住宿的旅馆房间,搜查、拆阅、扣留了控告信件,连夜用专车将王爱生押回永中镇,由治安小分队关押七天八夜,强令其交代问题。同时,叶瑞玉等人对所有联名写信的人进行“审查”,开大会、小会批斗,并挑动控告信中涉及到的某些干部围攻这些同志。
这一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委和温州地委非常重视,几次要求温州市委提出处理意见。但是,温州市委迟迟不予处理。中央纪委得知这一事件后,要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派人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经过调查,省纪委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叶瑞玉、陈文聪等同志制造的这起严重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事件,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虽经多次教育,叶瑞玉的检讨仍然很不深刻。省委向全省批转了省纪委的报告,决定给叶瑞玉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省委在通报中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这一事件为鉴戒,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和《准则》,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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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学点白圭经商法
《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时有个叫白圭的,认为经商必须掌握时机,运用智谋,就好象孙吳用兵,商鞅行法一样。白圭有一套经商的办法,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当今,在经济工作中不讲生财之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但用什么方法发展生产,怎样做好买卖?在这方面,比白圭高明者自然不在少数,不如白圭的恐怕也不很少。譬如,我们有些生产单位,对原料有无保证,产品需求量究竟多大,能否在国内外市场上打开销路等问题,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就一涌而上,盲目设厂,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对人们生产、生活中需求量很大的产品和配件,往往因为产值小或其他缘故,而无人经营。就是说,要上的,没有上,该停的,停不了。
当然,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有点道理,并不是说别人有的,我一概不能有,或是提倡每个生产单位都搞“冷门”,做“独家生意”。而是说,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要多一点科学性和预见性,减少一点主观性和盲目性。 焦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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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下不为例”与“决不姑息”
中共陕西省委在处理澄合矿务局招工中严重违法乱纪的问题时,坚决否定了那种“批评一下算了”,“下不为例”的意见,采取“决不姑息”的态度,对这个事件涉及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下不为例”。但是,在党风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败坏的今天,确有少数人钻“下不为例”这句话的空子。某些领导机关缺乏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往往也借“下不为例”作口实,对某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人、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此下去,“下不为例”就成了“下可为例”,第二个、第三个以至许许多多个违法乱纪的例子就会接踵而至。长此以往,《准则》如何贯彻执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从何谈起?
响鼓不用重捶,聪明人会从已有的错误中接受教训。但是,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对于那种情节恶劣,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的事件,决不能“下不为例”,而应当“决不姑息”,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党严肃党纪、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的坚强决心。
王缓平 张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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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成立科学技术翻译公司广泛联系翻译人才
将在职的、业余的及闲散的翻译人员组织起来,为科研、生产和外贸服务
据新华社沈阳六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新彦报道:怎样充分地发挥在职的、业余的以及散闲在社会上的翻译人员的潜力,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为科研、生产和外贸服务?辽宁省作了新的尝试。他们成立了科学技术翻译公司,与七百多名有外语翻译能力的人员建立联系,把从省内外二百五十多个单位接受来的外文科技资料翻译工作分配给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完成了二十二个文种的两千八百多万字的翻译量。
这家翻译公司只有少数固定职工和定时间、定任务、定工资的合同职工,七百多人中大部分是计件计字核算的委托任务职工。凡是能在业余时间承担一定翻译任务的在职人员以及散闲人员,经考察能胜任翻译工作的,公司发给代译证,根据其所长委托任务。这些人员中有专家、教授、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外语教师以及退职、退休、在家闲居的外语人才。
目前,这家公司已与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有关单位以及美国、日本的有关翻译公司取得联系,接受他们委托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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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今天在北京成立。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是我国电子工业试办的第一个企业性工业公司,它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又是对所属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和组织分工协作的管理单位。它对所属企业、科研单位的供、产、销、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对国家和协作单位承担经济责任,具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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